赵归真和仇士良之间的较劲，也说明了当时在李瀍废佛的过程中，佛教势力并不只是被动挨打，他们在以仇士良为代表信奉佛教的高层人士支持下，也展开了一些反击。只是在面对朝廷强大的压力下，他们的这种微弱的反击力量，实在是无法自救。

由丹药配方事件引发的僧、道辩论，李瀍在其中看出了佛教势力根基颇深，即使在自己如此大力度的打击下，佛教依然誓不低头。于是，他继续加大废佛力度，会昌五年（845年）七月，李瀍下诏祠部再次检括全国寺院及僧尼之数，据调查统计，经过四年多的废佛运动之后，全国依然还有寺院四千六百所，私自建成的寺院将近四万所，僧尼共计二十六万零五百人。

统计报告呈献到李瀍面前后，他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经历四年多的废佛运动，他实在没有想到佛教势力居然还是如此强大。于是，在七月他下诏合并全国寺院，京城长安、东都洛阳两街只保留两所寺庙，保留的两座寺庙内每寺留僧30人，长安城左街保留慈恩寺和荐福寺，右街保留西明寺和庄严寺。天下节度使和观察使治所，以及同、华、商、汝等上州，各留寺院一所，并分为三等，上等寺留僧20人，中等寺留僧10人，下等寺留僧5人，未来如遇有祭拜之日，所有官员都去道观行香，除了留守僧人之外，其余僧人包括景教、摩尼教徒全部强制还俗。

一个月后，李瀍觉得留守的寺僧依然过多，又下诏削减其人数，东都洛阳只留下僧人20名，全国诸道州在允许保留20人的基础上再削减10人，尼姑只限保留7人，而且僧尼不再归祠部管辖，改由鸿胪寺接管。

对于那些非保留的寺院，李瀍规定限期由辖区所在官府拆毁，朝廷派御史到各地监督执行情况，所有拆毁寺院中的佛像、钟、盘等物，上缴盐铁用于铸钱，铁像交由辖区官府用于铸造农具，衣冠士庶之家所有的金、银、铁制成的佛像，限期在诏令下达的一个月之内缴纳官府，如有抗拒不交者，由盐铁使依据禁铜法治罪。

经过会昌五年（845年）七月的这次整顿寺院和僧尼运动，使历经五年的废佛运动完全达到高潮，也标志着佛教势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八月，李瀍向全天下颁诏，除了陈述佛教势力对国家的危害弊病之外，还宣布了五年来废佛的一系列成果。在诏书中，李瀍指责佛教势力浪费国家财富，伤风败俗，希望通过以“自此清静训人，慕无为之理”达到他同归皇化的治理天下目标。而事实上，直到会昌六年（846年）李瀍去世为止，他的理想也未能实现。

在他历经五年的废佛运动之后，全国各地关于佛教的胜迹景象堪称一片凄凉，僧尼们的命运更是坎坷多艰。

狼狈景象

会昌废佛不仅是唐朝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更是佛教发展史上的一件让人痛心疾首的事情，被称为“会昌法难”，与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时的废佛运动并称佛教的“三武之祸”。尤其在唐朝后期的政治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也是李瀍的六年帝王生涯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

这一事件在本质上是国家与寺院地主之间矛盾的总爆发，与李瀍崇道以及李德裕和“抑佛联盟”的蛊惑有着密切联系。就在废佛运动结束之后不到两年，宣宗李忱即位后又下诏恢复佛教。在会昌废佛运动中，佛教势力尤其是寺院经济势力几乎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进而使其元气大伤。当时朝廷不仅从废佛运动中直接获取一笔为数可观的经济收入，在客观上对于改善劳动生产以及推动当时社会生产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这是我们在评价李瀍会昌废佛事件时所不应忽视的问题。

李瀍作为皇帝，是以国家政权的名义以及动用全国力量展开废佛运动的，所以僧尼们没有力量保护自己的地位和利益，纵然有所不满，也是无济于事。在李瀍下诏废佛前夕，长安城中的僧人灵宴和辩章等共推法师玄畅为代表，上表进谏反对废佛，其结果可想而知，当时的朝廷大臣中也没有人站出来对废佛事件表示异议。

李瀍废佛诏令一出，全国大部分道州闻风而动，他派御史分赴各道监督废佛执行情况，对此，杜牧曾经描述说：“御史乘驿未出关，天下寺至于屋基耕而刓之。”杜牧的说法虽不无夸张，但至少说明朝廷上下对此保持着较高的行政效率。当时长安城中诸寺，因其地处天子脚下，自然先罹其难，而各道地方寺院亦不能幸免，只不过稍晚于长安而已。

废佛运动历时五年，官方史料记载都是拆了多少座寺庙，强制多少僧尼还俗，以及收缴了多少寺院资产等，但对被强制还俗僧尼们的去向和经历，却几乎没有记载。对于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从日本僧人圆仁的经历中了解一些。

圆仁在会昌五年（845年）三月时被强制还俗，这个从日本漂洋过海一心到中国求学的僧人，实在没有想到会在中国遇到废佛这种事儿。圆仁当时不得不离开长安而辗转各地，他一路上的亲身经历以及所见所闻，足以证明当时被强制还俗的僧尼经历堪称狼狈至极。

在李瀍下诏合并寺院之前的会昌五年（845年）六月，圆仁来到泗州，亲眼见到当地普光王寺的庄园、钱物、奴婢尽数被当地官府点检没收的情形。强制还俗的僧人们被士兵一通棍棒打出寺院，一些年岁较大的僧人因为走得较慢，被士兵打断筋骨者不在少数。僧人们散去后士兵立即封锁寺院，普光王寺当时是当地很著名的寺院，规模十分庞大，而在寺院被封后逐渐衰败，以至于最终被拆毁。

圆仁眼见一座规模庞大的寺院就此衰败，不由得悲从心头起，但是理智告诉他这里不是久留之地，于是他加快步伐向着还算比较安全的扬州而去。可是到了扬州，他忽然发现这里的状况比泗州好不到哪里去。

圆仁是在六月底到的扬州，在他到达的十天前，朝廷拆寺废佛的诏令已经传到当地，当他刚走进城中便发现僧人们都以巾裹头站在大街上，等待官府点名，然后遣返回原籍。各寺院的钱物、庄园、钟磬，甚至是佛像也在等待官府的查验收缴，而且圆仁在扬州的时候，已经听说皇帝李瀍继续下了尽毁寺院铜像，全部由盐铁使主持收缴的诏令。

在圆仁看来，扬州和泗州一样，自己已经不能在这里找到归宿。于是，他又一次踏上行程，向着地处稍偏的登州而去。登州就是今天山东的蓬莱一带，圆仁之所以选择去那里，是因为登州地处海边，距离京城长安遥远，就算是皇帝向那里下了废佛的诏令，恐怕因为山高皇帝远，执行起来也会打折扣。

可事实证明，圆仁的地理计算是不错的，但登州执行皇帝的诏令一点也不比京城长安含糊。早在前往登州的路上，圆仁就已经听说皇帝李瀍颁布了新诏令，天下各地方除了收缴佛像之外，对于镀金的佛像一律刮削镀金，点检收缴，所以在路上圆仁就将一直带在身边的佛像偷偷埋了起来，后来到了登州他才明白自己的做法十分正确。

据史料记载，登州虽然背靠大海，距离京城长安遥远，但当地在执行皇帝废佛的诏令时，可谓是“条疏僧尼，毁拆寺舍，禁经毁像，收检寺物，与京城无异”。圆登走到登州管辖的文登县时，又听说皇帝李瀍下诏将收纳各地还俗僧尼的缁服尽数销毁，以切实防止被私家隐匿。而且圆登打听到文登县内的寺院已经全部拆除，于是在找不到可以住宿的地方以及担心自己被扒光衣服的情况下，圆仁只得逃离登州。

圆仁一路逃亡的经历，证明了当时李瀍废佛的力度十分严厉，以至于僧尼们昨日还是座上客，今日已成为丧家之犬。事实上对于当时各地方官府执行朝廷废佛的诏令，许多碑刻文献中也有记载。例如《百岩寺重建法堂记》中记载：

明敕既废，莫不遵行，官吏颁选，敢不从命。

当时许多寺院中的经幢在被毁后埋入地下，后来陆续重见天日，为后人了解会昌废佛也提供了可贵的证据。如清代王昶撰写的《金石萃编》中就有记载：

会昌中有诏大除佛寺，凡融毁雕刻堂阁关于佛祠者，焚灭销破，一无遗余。分道御史复视之，州县俱畏，至于碑幢铭缕赞述之类，亦皆毁而瘗藏之。

清代的叶昌炽在他的著作《语石》第四卷中也记载道：

余所藏唐幢，往往有大中（唐宣宗年号）重建题字，五代宋初尚有发地得之而再立者，皆因会昌之劫也。

从现在很多出土的碑刻文献中，还可看到许多著名的寺院被拆毁的来龙去脉的具体记载，如四川资中的北岩寺、浙江天台山的国清寺等。

不过，就在李瀍下令大肆废佛之时，在全国迅速执行皇帝诏令的时候，一贯与朝廷分庭抗礼的河北藩镇所管辖的州县，废佛诏令执行得大打折扣，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未得到贯彻。前边我们说过的日本僧人圆仁在离开登州后，被迫前往幽州寻求庇护，在他所作的《入唐求法巡行礼记》中记述道：

三四年已来，天下州县准敕条疏僧尼，还俗已尽，又天下毁拆佛堂若兰寺舍已尽，又天下焚烧经像、僧服罄尽……唯黄河已北镇、幽、魏、路节度使，素来敬重佛法，不毁拆佛寺，不条疏僧尼，佛法之事，一切不动之……

非但如此，黄河以北藩镇们所控制的割据地区，还成为废佛以来中原僧人逃避还俗，免受打击的避难所。除了圆仁之外，据记载，约有十多万僧尼北越黄河前往幽州寻求庇护，仅河东境内的五台山就有将近万名僧人在知道皇帝李瀍下达废佛的诏令后而逃亡幽州。

当时，宰相李德裕针对这件事就讥讽过卢龙镇的驻京奏事官，认为幽州收留一群僧人，如果让他们担任行军打仗的将领，那肯定不如幽州具有多年丰富实战经验的将领；如果让他们充当冲锋陷阵的士兵，也肯定不如幽州本就能征善战的士兵，真不明白卢龙镇收留这些僧人意图是什么，难道就是为了白白地养着他们吗？

李德裕的话明显带有蛊惑性。于是，在他的鼓动下，幽州节度使张仲武在收留大批僧人后，认为继续收留将会形成负担，遂下令再有僧尼进入幽州地界寻求庇护，就地处决不必奏报。但即使是这样，还是有大批僧人在幽州得到庇护，从而使得很多佛教典籍保留了下来。

当时除了卢龙镇，河东地区也是在废佛中得以侥幸保留佛经较多的地区。据《佛祖统纪》一书记载：后来宣宗皇帝李忱在位时期，潭州岳麓寺曾因当地在李瀍废佛中，佛经几乎全部被毁，因此派僧人奔赴太原求大藏经五千零四十八卷。

李瀍发起的会昌废佛，因限期紧急，全国拆毁寺院、招提、兰若共四万余所，强制还俗僧尼26万人，奴婢35万人，特别是被勒令还俗的僧尼向来身无谋生之技，一下子让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是不可能的，因此曾经在短时间造成了社会秩序动荡的社会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圆仁的《入唐求法巡行礼记》中同样有记载，而且宰相李德裕也举例说僧尼被强制还俗之后，江西地区劫杀事件频发，搞得商旅人心惶惶，很少去那里做生意。

为了解决还俗僧人的生计问题，进而安定社会秩序，李德裕上奏皇帝李瀍，建议改变原来寺院周济穷人的悲田院为养病坊，由官府拨出土地，接济贫穷的僧人。李瀍虽然同意了李德裕的建议，但实行了一段时间后，因僧尼还俗而脱离寺院的奴婢，在人数上要超过还俗的僧尼，尽管朝廷对他们的生计已有安排，如将没收寺院土地中个的中下田分配给寺院奴婢丁壮者为两税户，每亩十丁，但是仍然存在接济困难的问题。为此，以李德裕为核心的中书门下先后两次上奏李瀍，试图寻求解决办法，李瀍也先后批复，但实际效果并不显著。

会昌废佛历时五年，贯穿了李瀍皇帝生涯的绝大部分时间。历经这次废佛运动，佛教势力被打击殆尽。从国家角度来看，强制收回寺院土地，确实缓解了帝国的财政危机，但对于那些曾经被人供奉敬仰的僧尼们，如今要靠政府接济去度过每一天，其下场堪称凄凉。

会昌废佛除了李瀍崇道和诸多人的蛊惑之外，李瀍心中所想的应该还是缓解国家的财政困难问题。他在不遗余力地打击佛教的同时，对道教的态度则是另一番景象，除了宠信道士之外，对道士所炼制的不死仙丹信奉得五体投地。然而他一定想不到，在他成功废佛的同时，自己的性命居然会断送在道士们炼制的不死仙丹上。

宣宗之立

李瀍在不遗余力废佛的同时，与道士赵归真、邓元起以及刘玄靖终日讲道论法，并服用道士们给他炼制的所谓长生不死的丹药。这种丹药是含有许多毒素的有毒之物，虽然在炼制的过程中会经过排毒处理，但长期服用对人体是非常有害的，最终会导致慢性中毒而死亡。太宗李世民、宪宗李纯、穆宗李恒等皇帝的死直接或间接都与服食这种丹药有关。

很长时间以来，李瀍因为服食丹药而面容憔悴、肤泽枯槁，到了后来则经常由于药力发作而变得性情乖张和喜怒无常。但李瀍十分听信赵归真的解释，所以对朝野秘而不宣。文武百官不明真相，只是奇怪皇帝陛下近来很少外出游幸，大臣们上朝奏事，也是匆忙奏罢就急速离去，不敢在朝堂久留。

当时深受李瀍宠爱的王才人劝李瀍珍惜身体，少服丹药，但李瀍对“长生不死”之说深信不疑，沉湎其中而不能自拔。道士赵归真则极力诡辩，说服食丹药消瘦是正常的，表明是在脱胎换骨的过程中，越瘦越服，越服越瘦，直至最后得道成仙。

在赵归真的鬼话哄骗下，这几年李瀍一直没中断服食丹药。会昌六年（846年），李瀍终于病入膏肓，而且愈益沉重不能上朝理政，甚至在延英殿与宰相讨论国事也不能坚持，就连例行的正旦日接受百官朝贺，也不得不取消。

所有人其实都明白，李瀍病情严重是因为服食丹药，所以都将矛头指向以赵归真为首的道士。但赵归真却认为李瀍病体沉重是因为他的名字在“五德始终”说中处在不利的位置而造成的。在道士们看来，大唐因“土德”而王，但李瀍名字中的“瀍”字，在五行中从“水”，而“土”恰恰克“水”，所以对李瀍极为不利，道士们建议改名为“炎”。因为“土”能生“火”，以取君名胜王气之义。

朝臣们对道士们的荒诞之说嗤之以鼻，但李瀍却深信不疑，于是朝臣们随声附和道士之说，一起上奏李瀍请求改名为“炎”。可是李瀍改名叫李炎后，病情依然未见好转，反而在会昌六年（846年）三月以后，病情进一步加重，一连十多天口不能言。宰相李德裕请求入宫探望皇帝，遭到了神策军左军中尉宦官马元贽的拒绝。由于宫门紧闭，朝臣们见不到皇帝，所以一时间人们无法知道皇帝李炎究竟是个什么状况，所以流言纷起，人心畏惧。

事实上，此时朝廷中以李德裕为首的朝臣与李炎的联系已经被切断，这也意味着他们失去了在皇位交替之际左右朝政的能力。而在会昌年间一直受到压制的宦官势力，则利用他们身居宫中和掌握神策军的有利条件，捷足先登，先发制人，使唐朝历史上又多了一幕宦官拥立皇帝的闹剧。

李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完全丧失了安排身后事的能力，已经成为任人摆布和利用的木偶。当时在李炎身后立嗣问题上能够左右局势的，除了神策军中尉宦官马元贽之外，还有一直受到李炎宠爱的才人王氏。

可是通过后来王氏的行为来看，这个女子并没有政治野心。

王氏最初是一名民间歌姬，后来进宫做了宫女，因为在李炎即位之时力挺，李炎成功即位后感念其功，所以晋封其才人，并曾打算册立她为皇后。可是宰相李德裕认为，王才人出身极其平常，入宫前只是一个下贱的歌姬，而且无子嗣。如果立为皇后，恐怕会被天下人所讥笑，为此上疏反对，所以李炎只得作罢。

会昌六年（846年）初李炎病重，王才人感觉李炎驾崩之后，宫中恐怕再无自己立足之地，甚至自己的前程会凶多吉少，所以有意为李炎殉死，她不离左右地侍奉。或许李炎觉得自己已经不能再保护这个心爱的女人，或许是出于自私的心理，他不希望失去王才人对自己的绝对忠诚，三月二日，李炎利用王才人御榻之侧侍疾的机会，试探着问她：

“朕驾崩后，你该怎么办呢？”

因为早有殉死之心，所以面对皇帝李炎的问话，王才人并不惊讶，当即她痛快地回答道：

“愿从陛下于九泉！”

听完王才人的回答后，李炎的脸上现出了复杂的表情，在嘴角露出微笑的同时，眼睛也开始湿润起来。在经过很长时间的沉默后，他随手将一根丝巾交给了这个自己心爱的女人，然后他摆摆手示意王才人退下，转过头时早已经是泪流满面。

王才人回到寝殿，浓妆盛服一如平日，她将自己所蓄的财物尽数分散给宫人，然后在寝殿内自缢身亡。曾经有文献记载，李炎在弥留之际，王才人在他的身边为他唱歌，一曲《何满子》音调悲怆凄凉，让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流涕。

无论如何，王才人作为李炎最为宠爱的女人，本来是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至少可以左右皇位继承格局的，但她却选择为了心爱的男人殉情而死这条不归路。虽然我们并不赞成她的这种做法，但王才人的确是个让人尊敬的烈女子。

当时除了王才人之外，理论上可以左右皇位继承格局的，就是李炎的五个儿子。但这几个儿子当时年龄都很小，而且李炎直到临去世前也没有册立太子，显而易见王才人和李炎的几个儿子都无法与左神策军中尉马元贽相抗衡。因此马元贽在操纵皇位继承时可以说达到了有恃无恐、为所欲为的地步。

在李炎诸子年幼的情况下，马元贽以李炎诸子幼冲，立嗣须选贤德者为名，果断放弃在李炎诸子中寻找皇位继承人，并以垂死之际的李炎的名义颁诏，立光王李怡为皇太叔，并监理国政。

李怡是宪宗李纯第十三子，长庆元年（821年）三月被封为光王。他的生母郑氏本是镇海节度使李锜的小妾，元和二年（807年）宪宗李纯平定李锜叛乱后，郑氏被送入皇宫，充任郭贵妃的侍从，因其貌美被李纯宠幸生下李怡。

李怡幼年与一般孩子不同，不仅沉默少语而且视瞻特异，当时人们都以为他是先天性智力障碍。在其十多岁时，曾经得过一场大病，据说在他病愈之后的一天，身体忽然通体发光，而且思维变得异常敏捷，接人待物应对如流，就像完全换了个人。尤其令人惊讶的是，他经常拱揖，做出皇帝面对群臣的姿态，这不禁让所有人对其刮目相看。

据说李怡经常梦见自己乘着飞龙升天，他将自己梦到的情境告诉母亲郑氏，郑氏因此叮嘱他不要将这件事告诉任何人，以免招致祸患。而且郑氏还叮嘱李怡，深宫之内绝非风平浪静之地，无论与谁相处，切莫轻易多言。

李怡自此之后牢记母亲郑氏的叮嘱，遵循外晦而内朗的处世准则，在与宗室成员的交往中，轻易不发一言。

后来无论是李昂还是李炎在位，都经常到宗室诸王的居住地十六王宅，与诸王宴饮聚会，他们都认为李怡这位皇叔的模样和做派十分有特点，千方百计地引诱他说话。诸王看着李怡的样子，也都将他当成开心的笑料，戏称他为“光叔”。这其中尤以李炎自认为长得高大威猛，善于谈吐，对皇叔李怡的轻视程度甚至达到了不太礼貌的程度。

那个时候李炎一定想不到，在他百年之后，正是这个自己一向轻视的“光叔”，会是皇位的继承者。

在李炎弥留之际，马元贽之所以会选择李怡作为皇位的继承人，或许正是因为看中不善言谈的李怡似乎是个忠厚老实之人，换句话说，李怡是个好驾驭的人。如果拥立其继承皇位成功，那么马元贽不仅会成为佐命功臣，而且肯定能大权独揽。

事实证明，马元贽十分不了解李怡，后来他确实成为了佐命功臣而受到李怡的绝对宠信。但大权独揽似乎距离他很遥远，《宫心计》中那个威风八面、拥立几朝皇帝的马元贽，并不是其真正的历史形象。

会昌六年（846年）三月二十三日，在皇帝李炎颁诏改名后的第十二天，因为他长期服用丹药中毒终于一命归西，时年三十三岁，同年八月埋葬端陵，庙号武宗。

《旧唐书•武宗本纪》最后的“史臣曰”部分，对武宗李炎在位六年的表现做了盖棺定论，其中肯定者如威制回鹘、会昌废佛等；否定者当是过度崇信道教，迷信长生不死的神仙方术，基本上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

三月二十六日，皇太叔李怡遵循所谓李炎立下的遗诏，在大行皇帝灵柩前即位，同时改名为李忱。

在武宗李炎病重期间，李怡接受诏命监国，他的行为让朝野上下刮目相看。不仅其言行举止合乎礼法，而且在他即位之初，接见群臣，批阅奏章，日理万机，决断政务，显得井然有序，充分表现了他面对纷繁复杂的朝政的卓越气度和雍容风范。

值得一提的是，李忱是继宪宗李纯之后，大唐帝国后期又一位较有作为的皇帝。因为他虚心纳谏，勤于政事，人们似乎看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影子，所以亲切地称李忱为“小太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