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皇帝对于谋反事件大都是本着“小事化大”的精神进行严肃处理，由此搞出个冤假错案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刘文静就是个很好的例子，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李渊宁可背上“言而无信”的骂名，也不肯废掉李建成呢？

关于这一点，史书上同样没有明确的记载。因此，我们只能继续发挥逻辑推理的力量，去探寻埋藏在李渊心中那个不为人知的原因。

《唐律疏议》上明确记载，计划谋反而没有实行等同于实行，如果是在谋反计划中而事情败露的，也等同于谋反，即使仅仅是嘴上说说的，也要判为流放，对于付诸行动的，十六岁以上的要处以绞刑，凡是参与者一律斩首示众。

可以说，在那个时代，什么事情都好商量，只有造反这件事是毫无商量余地的。在我看来，李渊之所以改变态度，可能是因为三个原因。

第一，太子谋反的证据不足。

杨文幹造反能证明太子也造反吗？表面看起来似乎可以这么认为，事实上则不然。

虽然杨文幹是太子的人，但毕竟是两个不同的人，如果按照杨文幹造反，太子必定造反的逻辑，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当初刘文静因为造反被杀，刘文静是李世民的人，那么李渊同时也应该处死李世民呢？

显然，这是没有道理的。事实上李渊很可能考虑到了这一点。而促使李渊考虑到这一点的原因，就是李建成敢于到仁智宫主动表白自己的行为。在李渊看来，如果李建成真的谋反，是绝对不敢到仁智宫表白自己的。

第二，前车之鉴。

既然谋反的证据不足，那显然废掉太子是没有道理的。事实上我猜想李渊当时也一定很伤神，毕竟已经给了李世民承诺，如果皇帝说话不算数，那会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情，但是这一切都没能阻止李渊说话不算数，这究竟是为什么？

因为当时的李渊想到了一个人曾经做过的事情。这个人就是隋文帝杨坚。

大家都知道，隋文帝杨坚开创隋王朝留下千古美名，但是这位皇帝一生却做了一件最大的错事，这件事也最终要了他的命，并且导致了隋朝的灭亡———废杨勇，立杨广。

隋文帝被杨广忽悠的事实，距离李渊实在很近，近得甚至让他有一种切肤之痛。李渊就曾经感慨如果杨勇继承皇位，那隋朝也许就会是另一番景象。

正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李渊在当时一定会以隋文帝为教训，小心翼翼地处理废立太子的事情。

现在李世民设计的圈套不正是当年杨广陷害杨勇的翻版吗？本人斗胆地推测，李渊未必没有想到这一点，只是没有切实的证据来揭穿李世民而已！

当然，史料上记载李建成之所以没有被废掉有一个关键的原因，那就是齐王李元吉的力保和后宫嫔妃的枕头风起了作用，不过在我看来如果太子谋反证据确凿，谁说好话也是没有用的，说不定说好话的人还会被打成太子一党而被严肃处理，所以李元吉和后宫的嫔妃不会轻易地冒这个险，但是这个记载却引出了我要说的第三个原因。

第三，发觉太子是被冤枉的。

李元吉和后宫的嫔妃不是白痴，如果太子谋反属实，他们是绝对不会挺身营救太子的，他们这么做的基础只能是太子谋反不成立或者说证据不足，这就与我上边所说的第一个原因相吻合了，换句话说李元吉和后宫嫔妃的出马是建立在李渊对太子谋反事件并不确定的基础之上的。

而这个不确定就是因为李渊发觉太子谋反很可能是被人冤枉的。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李元吉和后宫嫔妃的出马才会起作用。

那么李渊是从什么地方发觉到李建成是被冤枉的呢？

这一点，史书上也没有记载，我们无从得知，但是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从李世民的表现上发觉的。

在李渊看来，李世民的行为有些反常。按照常理来讲，李元吉可以力保李建成，李世民虽然和李建成有矛盾，但当时还没有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即使不出面说好话，也不应该落井下石，毕竟都是一奶同胞，但是李世民的表现很有些要将李建成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味道，对于李渊承诺的立太子，李世民丝毫没有表现出谦让的态度，这在李渊是十分不爽的。

也许李世民的表现让李渊察觉到了李建成很可能是被冤枉的，但是他无法判断出这一切李世民是幕后策划者。但是，李渊还是变相地警告了李世民，具体做法就是把秦王府的杜淹流放到边州。

杜淹是杜如晦的叔叔，本来是王世充的手下，后来投降了唐朝，这个人的特点是善搞阴谋诡计，本来李世民对这个人没有什么好感，但是为了不让李建成得到这个善搞阴谋诡计的人，所以李世民勉强收留了他。

在李渊看来，如果李世民故意设局陷害李建成，杜淹很有可能是最能出坏主意的一个人。还是那句话，一旦给人造成不好的印象，无论你多么努力也是白费。

虽然没有找到太子谋反的证据，但是杨文幹毕竟还是起兵造反了，作为杨文幹领导的李建成即使没有直接责任，至少也要负领导责任。为了警告李建成，李渊也像处理秦王府一样，将李建成手下的谋士王珪、韦挺流放边州。

各打五十大板，你们谁也不许再闹了。事实证明，李渊失算了。

他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不仅没有平息事端，反而引来了李建成和李世民两方的不满。李建成认为皇帝应该追查下去，揪出诬陷自己的真凶，将其绳之以法。李世民认为皇帝应该说话算数，自己应该取代李建成。

于是，双方进一步展开内斗。

两大政治势力的对峙

杨文幹造反事件，让李世民几乎接近了太子的地位，但是随着李渊态度的转变，李世民的太子之梦就此终结，李世民当然是不会放弃的。通过这次事件，反而增添了李世民的信心，因为他看到了太子之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谁是太子，其结果还是皇帝说了算。

于是，李世民继续整装出发，耐心地寻找下一个机会。

同时，经历了杨文幹造反事件，也让李建成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至此李建成已经彻底看清了眼前的政治局势，那就是只要李世民在朝廷一天，自己的太子地位就会始终面临着威胁。

作为未来皇帝的继承人，除了皇帝之外，李建成是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挑战自己的权威的，不然的话，自己以后当了皇帝，会面临很大的麻烦。而现在李世民是太子地位最有力的竞争者，李建成下定决心，要搞垮以李世民为首的秦王集团。

大家也许可能会提出疑问，在我们这个宣扬忠孝仁义观念的国家里，李建成和李世民身为亲兄弟，难道真的忍心互相争斗吗，在他们的心中难道真的没有一丝亲情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暂时跳出中国文化的范畴，将目光投向遥远的古希腊。

在很久很久以前，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就已经精辟地概括出人类社会的三种政治形式，即共和政治、贵族政治和君主政治，而这三种政治形式后来各自产生了变异，即民主政治、寡头政治和僭主政治。我们暂且不说民主政治，因为它到了近代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实现，在古代基本上只有君主政治和僭主政治两种政治形式（古罗马的共和制除外）。

君主政治，就是皇帝遵循一定的礼法指派继承人，例如在中国遵循的是“立嫡立长”原则。而僭主政治则不同，它往往是有才能、有实力的人，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所控制的相关资源、舆论去建立个人独裁的统治，相对于君主政治而言，它属于非法范畴。

好了，现在我们再将目光拉回来，如果我们套用君主政治和僭主政治的概念来看李建成和李世民斗争的话，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李建成是君主政治传统的代表，而李世民则代表僭主政治的苗头！

在那个实行“家天下”统治的帝国时代，最大的一个弊病就是稀缺资源的分配不公。这个所谓的稀缺资源一个是官位，另一个就是皇位继承权。

为了爬上更高的官位，有的人拍马屁，有的人弄虚作假，甚至有的人栽赃陷害；为了争夺皇位继承权，皇室中有能力的子弟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使出浑身的本领也要拼死相争。

而导致这样的现象出现，原因只有一个：官位、皇位继承权这两种稀缺资源并不是由公众选举产生的，在那个年代是没有什么海选一说的，只能由皇帝的一言堂来做主。

问题是皇帝也是人，只要是人就会有局限性，有时候皇帝的决定存在着很大的主观性，换句话说这些稀缺资源的所有人———皇帝有时是无法按照常理出牌的。于是那些想染指这些稀缺资源的人开始孤注一掷，开始铤而走险，开始放手一搏。

这的确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一大特点，用老百姓的话来讲就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所以，明白了一点，你就不会再对李建成和李世民的斗争感到惊讶了。他们的行为并不是道德的沦丧，而是单纯的政治行为。

归纳起来，可以用一句话来说明：李建成和李世民的斗争，是僭主政治对君主政治的挑战。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以李建成为首的君主政治集团当然不会束手就擒，事实上他们凭借其合法地位，获得了很多人的支持，就此结成了同盟关系，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势力。

那么李建成的同盟者都有谁呢？

首席粉丝

李建成的同盟者归纳起来可以分成三部分。

首席同盟者：李元吉的齐王集团。

在传统的史书记载中，李元吉是一个标准的无赖加二百五，是一个始终徘徊在低级趣味中的人。之所以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是他曾经酒醉杀死自己的乳母，刘武周南侵时，他没有坚守太原而逃回长安，而且喜欢玩危险的游戏，喜欢打猎等等。

如此看来，李建成身为太子实在不应该和这样的人整天混在一起，要知道太子的行为时刻受到众人的监督，整天和一个无赖混在一起，实在降低自己的身份。但事实正好相反，李元吉不仅成为了李建成的同盟者，而且两个人还会经常在一起，这实在是违背常理的。

那我们不禁要问，这两个人是怎么走到一起的？

很多人认为是李元吉为了自身利益想找个靠山，而李建成是未来的皇帝，无疑是最好的靠山，正所谓大树底下好乘凉，为自己寻求一把政治保护伞，好让自己在未来的政治道路上一帆风顺。

还有一种说法说是李元吉其实也在觊觎皇位，只是和两个哥哥比起来实力太过弱小，所以无奈之下暂时联合具有合法地位的大哥李建成来对付二哥李世民，待事成之后再除掉大哥李建成，自己当皇帝。

不可否认，上边这两种说法都很有道理，毕竟联合谁不联合谁，不是拍脑门决定的，而是依据自己的政治利益决定的。在我看来，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我们不妨将问题反过来看，李元吉即使想联合李建成，难道就能联合成功吗？

通过李建成和李元吉的联合成功，完全可以反映一个问题，那就是李元吉虽然很无赖，但未必没有优点。李元吉至少有一个优点———听话。而听话的人往往所反映出的性格是随和。

也就是说，在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交往中，李元吉很可能表现得比较乖巧，比较善解人意，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两个人长久的联合。

试想一下，如果李元吉是个刺儿头，李建成指东他往西，李建成往北他往南，我想用不了多长时间李建成就会崩溃的。

实际上，李建成和李元吉的联合时间很长，时间大概是从武德六年一直到武德九年的玄武门之变，三年多的时间，李元吉即使是伪装的话，也不会伪装那么长时间。

那么在两个人的联合中，就只有李元吉单方面的表现吗？答案是否定的。我倒是觉得，在两个人的联合中，李建成是更加主动的一方。

除了李元吉听话之外，李建成是很需要李元吉这样的盟友的，只因为一个原因———李元吉的身份。

在三个皇子中，目前的情况下只有李元吉具有一种客观的资本，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李建成和李世民的斗争需要皇帝进行仲裁时，李元吉身为皇帝的亲儿子，可以以旁观者的身份发言，就是李建成在皇帝面前无法说出的话，可以由李元吉说出来，这个优势的确是朝中的其他大臣所不具备的！

如果李建成不利用好李元吉这个资源，那么很有可能就会被李世民加以利用，双方无论是谁利用，另一方都会陷入一对二的被动境地，好在李元吉也不是白痴，面对拥有合法皇位继承权的大哥李建成的拉拢，心甘情愿地效犬马之劳。

所以，李元吉能够成为李建成的同盟者，绝不是他一相情愿就可以的。二者的联合是在李建成主动拉拢下，双方一拍即合。

后宫的粉丝

李建成同盟者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后宫势力。

李渊到了晚年后，身边有一大群宠妃，其中最宠爱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尹德妃，另一个是张婕妤。身为李渊最宠爱的人，这两个人在后宫中的地位，其他人无法相比，可以说她们是后宫势力的代表人物，之所以站在李建成这边是因为她们和李世民有矛盾。

先说尹德妃。

她和李世民的矛盾缘于她的父亲。

尹德妃的父亲名叫尹阿鼠（估计长得像老鼠），仗着自己的女儿受皇帝的宠爱，在长安城里横行不法、为所欲为。有一次杜如晦从他家门口路过忘记了下马，尹阿鼠就充分发扬无赖精神，召集了一帮打手，将杜如晦猛揍了一通，而且还指着杜如晦的鼻子高声问道：“你是什么人？到了我的门前居然敢不下马？”事后这位仁兄冷静下来开始后悔了，毕竟打人是不对的，而且杜如晦又是李世民的人，万一李世民知道后，在李渊面前告上一状，自己吃不了兜着走不要紧，连累了女儿可是不值得。

所以，尹阿鼠决定让自己的女儿在李渊面前来个恶人先告状。

想来这位尹德妃配合得也实在不错，在李渊面前是声泪俱下，强烈控诉李世民欺辱老年人（尹阿鼠）的无耻行为，而李渊居然在没有调查的情况下，将李世民召进宫来臭骂了一顿，搞得李世民心里很是委屈。由此看来，女人的眼泪有时的确是一件很好的忽悠工具。

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李世民和尹德妃产生了矛盾。

再说张婕妤。

她和李世民的矛盾比尹德妃更加深刻。在张婕妤的心中，李世民就像屋里的苍蝇一样，她时刻准备用苍蝇拍将它拍死。归根到底，两个人的矛盾是因为土地问题。

武德初年，李世民还是陕东道大行台的时候，曾将辖区内的一块土地赏赐给作战有功的淮安王李神通，正巧张婕妤的父亲也看中了这块土地，于是就向李渊申请要这块土地，李渊在不知道这块土地已经归属李神通的情况下，就下诏赐给了张婕妤的父亲。

这就引来了李神通的强烈不满，他认为李世民赐给自己土地在先，无论如何也不肯交出来，因此惹恼了张婕妤，于是有一天利用侍寝的机会，张婕妤向李渊告了李世民的黑状，说李渊赏赐自己父亲的土地，被秦王夺去给了李神通，结果第二天李世民就遭到了李渊的训斥。

相比较而言，李建成后宫的同盟者虽然不能像李元吉的齐王集团那样，在关键时刻能够并肩作战，但是我们绝不能小看这股同盟者的力量，她们的作用就是挑拨是非，恶意中伤李世民，在李渊的脑海中形成一种对李世民不好的印象，从而抬高李建成的地位。

她们之所以这样做，除了和李世民有矛盾之外，其实还隐藏着一种政治投机心理。

要知道，这两个人现在地位如此之高，全是因为李渊的宠爱，但是李渊死后呢？作为李渊的宠爱者，她们是强势的，但是一旦李渊死后，作为女人，她们又是弱势的。而李建成无疑会成为下一任皇帝，所以两个人从现在开始就必须和李建成搞好关系，好为自己将来在后宫谋得一席之地。

相对于李元吉来讲，我倒是更倾向于在和李建成的联合中，她们是主动者。

地方粉丝

李建成同盟者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地方势力。

这也是常常被很多人忽视的一股力量，因为后来随着玄武门事变的发生，李建成突然被杀死，所以其地方势力同盟者没有展现出自己突出的作用，所以这股力量常常不被人们所重视，但是我们绝不能忽视这些地方势力的存在。在当时来讲，正是这些地方势力的支持，给了李建成以充分的自信。

地方势力之所以对李建成如此重要，是因为后来李世民有过一个大胆的设想。这个设想就是主动撤出长安，以洛阳为根据地，进而对抗李建成。如果李世民的这个设想真的实现，那李建成和李世民的斗争很有可能将会升级，也就是说由内部宫廷斗争转变成公开的战争。

如果真的演变成战争，那李建成这些地方势力的支持者，一定会抄起家伙和李世民拼命。只是后来李世民放弃了退守洛阳的想法，也使这些地方势力没有了表现的机会。

关于李世民为什么会有退守洛阳的想法，我们在后边会详细讲述。

在李建成地方势力的同盟者中，有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庐江王李瑗，另一个是幽州李艺。

李瑗是李渊的堂弟，时任幽州大都督，但在当时，李瑗所管辖的区域是山东地区，而实际镇守幽州的则是李艺。

这两个人都是在李建成征讨刘黑闼时，和李建成结交上的，之所以说他们是代表人物，除了他们是李建成忠实的粉丝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两个人所镇守的地盘实在太过重要———都在洛阳的东部。

如果李世民后来真的退守洛阳对抗李建成，那等于将自己的后脑勺完全晾给了这两个人，他们完全可以根据形势决定什么时候拍李世民的黑砖，这对于李世民来讲无疑是很被动的。

除此之外，这些地方势力还控制着一种舆论，因为任何一个皇帝需要治理的是天下，而不仅仅是宫廷内部，而要想治理好天下，得到天下人的拥护是至关重要的前提，现在这些地方势力可以为李建成大造舆论，为李建成在皇帝那里赚足了印象分，因为任何一个皇帝都不希望自己的继承者遭到天下人的唾弃和鄙视，都希望他在当上皇帝后，得到所有人的拥护。

所以说，地方势力的舆论绝对不可忽视。

试想，大伙都不买你的账，皇帝也是没法用你的。

即使后来这些地方势力没有表现的机会，但在玄武门事变之后，他们还是给李世民制造了一些压力，有的人图谋造反，有的人搞非暴力不合作，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李世民着实费了一番脑筋。

所以，在这三大同盟者中，地方势力虽然不如齐王集团、后宫势力作用那么突出，但是凭借手中有数万人马，在当时还是让李建成腰杆硬了很多，因为在他看来，自己与李世民的斗争，最多也就是导致战争的爆发，而凭借这些地方势力的支持，自己将会稳操胜券。

三股势力的加盟，让李建成似乎变得无坚不摧，其实力完全超越了李世民，但是通过杨文幹造反事件，李建成知道李世民绝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就可以击败的。

于是，在杨文幹造反事件过后，李建成在逐渐稳固自身的同时，开始对李世民进行有效的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