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唐烈士之冤，言我新党与伪政府拳匪为仇，断无害西人之理，观大通布告，可见住于汉口租界，欲借以庇身，其无毁洋人房屋之心，可不辨而明。但张之洞欲诬之以动西人，而后可拿耳。唐之起事，欲照日本义士挟其藩侯犯阙覆幕之法，已屡说张之洞救上讨贼，不动，故欲以兵胁之，大通布告文已言明不杀官吏矣。张之洞为那拉党，暗助兵助饷与端王，济拳匪以杀西人，而外结西人之欢。然张如此，人心甚愤之，故其营官、营兵、学生皆怒而从我，又有许多提、镇、道、府皆从我，此可见人心，此是帝党，非匪也。各国以为张之洞能安长江，其实皆唐某弹压之力，若唐死，长江必乱，非张之洞之力也。[105]
10月，康有为再度追问康同薇:
与港督夫人力言否？可言吾帝党不过为救上，决无与西人为难之事。况皆托庇宇下，岂有奇愚如此。唐某之事，闻其昔劝刘、张不从，而欲用日本义士胁长门、萨摩藩之法，欲胁张之洞勤王耳。张乃后党，诬之已甚，乃以哥会附会，以唐借租界庇身，乃反诬以烧租界，请万不可信。贵国既欲救上，而听后党之张之洞，则欲行东而往西也云云。想汝必善言之，为此念甚。[106]
保皇会与兴中会均以广东为行动重心，港澳为双方的重要依托，两派的宗旨手段，有同有异，早就有过接洽磋商合作事宜的尝试。虽然康有为反对，维新派又一度因清帝重用而极力避免与革命党牵扯，使得双方的关系趋于紧张，在港澳的革命党甚至斥责康门师徒为变节分子，但政变改变了维新派的地位和命运，使之被迫诉诸武力，两派宗旨手段的差距缩小，再度出现合作的契机。由于保皇会内部对于合作之事分歧甚大，整个庚子勤王运动中，长江流域的自立军起事，各派联合行动，以合为主，珠江流域的密谋，则保皇会与革命党各行其是，不仅分立，而且暗中较劲，竞争中时有摩擦。
保皇会中对各派合作大举较为积极的梁启超，也不无与革命党争胜之心，他呼吁康有为和港澳总局加紧经营内地之事，除形势危迫外，与孙党的竞争也是考虑因素。他不愿派檀香山的保皇会员回港澳办事，是因为“彼党在港颇众，檀山旧人归去从彼者，如刘祥、如邓从圣，此间人皆称之”[107]，反而不利于己。
康有为在新加坡闹出宫崎等人谋刺案，与孙中山翻脸，担心香港的孙党对其乱攻，函示康同薇“可与港督书，或面见督夫人，告以孙往坡谋害，赖坡督保护得免，今坡督特亲同我入新埠，在其督署住，供应饮食，一切招呼，吾感激至极。惟孙党多在港，不无串同其党人多方攻击，日散谣言，将来必至造生事端，甚至谓我攻英国，或且谓我遍攻各国者，望总督及各官切勿听之，看其如何回话，我再与信港督”。他听说与兴中会关系密切的区凤墀、王煜初等“日谓我攻教，日造谣攻我于英官前，英官不信，则谓我四上书不利于我国（第一书原文中有焚圆明园，第二书有饮马欧洲印度等语）。英督命译之，彼等不知如何捏造”，要康同薇“见英督夫人并言彼等或假托信函，或书疏，皆是妄译捏造，万望勿信等语”。[108]
区、王均为省港地区基督教教士，早年与孙中山隶属同一教会，在同一教堂进行宗教活动[109]，区氏还做过孙中山的中文教师，为其改号逸仙，据说孙中山创办农学会的宣言即出自区的手笔。因为他在德国柏林大学担任过汉文教师，所以1895年兴中会广州起义失败避居香港不久，即出任港英政府华民政务司署华文总书记。其婿尹文楷原与孙中山同操医业于广州冼基东西药局，后因党祸牵涉，乃迁寓香港。[110]康有为还告诉康同薇：“若见尹文阶之妻（是区女），言我向来待耶教甚好。戊戌五月二十日且有保教之上谕，嘱其见文兄代达交好之意，免彼生支离（若骆乞夫人在，见之尤要，以区为骆幕，最可畏也）。”[111]
不过，种种迹象显示，尽管康有为坚决反对与革命党合作，有两种因素使得港澳一带的革保两派依然保持一定程度的联系，其一，自立会的长江大举仍然是各派合作，兴中会广东分会负责人王质甫不仅列名富有山堂的副龙头，而且亲自赶赴武汉，参与起义。其二，两派在港澳的成员彼此有着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对于合作并不拒绝。王质甫与维新党的合作，即不限于长江。据唐才中供称：“至广东的事，是徐忠勉、杨金联络哥老会，内有王质甫，广东人，是帮办。”[112]
自立军失败后，到达上海的梁启超准备转赴两广。前引梁启超致康有为函中提到的邓从圣，即邓荫南，原名松盛，1894年在檀香山加入兴中会后，鬻其私产，返国从事反清活动，时来往于省港之间。乙未起事失败，匿居澳门，1898年夏，与尤列、宋居仁等赴广西参与游勇李立亭起事，抵藤县而李已败，遂折回港。庚子兴中会计划在惠州、广州起事，邓荫南负责广州一路，他联络了军队及盗匪马王海、区新等作响应。[113]梁启超说：“此人倾家数万以助行者，至今不名一钱而心终不悔，日日死心为彼办事，阖埠皆推其才，勿谓他人无人也。”[114]而李立亭、区新等人，正是保皇会勤王正军的主力军将。保皇会负责广东行动的梁炳光也坚持以惠州为发难之地。
其时李鸿章电示清驻英公使罗丰禄：“粤省乱党尤多，均在香港余育之花园，澳门《知新报》馆，密谋拜会。最著者有何连旺、何懋龄、徐勤、刘桢麟、麦孟华、陈宗俨、容闳，往来港澳，勾结盗匪，订期起事。”让罗丰禄密商英政府，电饬新加坡、香港总督，严密查拿拘禁。[115]余育之花园，即跑马地愉园，主人余育之为日昌（一作日新）银号东主，1895年由杨衢云介绍加入兴中会，慨助军饷万数千元。[116]如果余育之花园为保皇会在港据点，则革保双方的关系非同一般。徐勤掌局，很可能和梁启超谋略一致，与港澳兴中会保持关系。正因为如此，惠州起义前后，兴中会员才会不断前往《知新报》馆，寻求财政援助，并为遭到拒绝而感到气愤。而史坚如被捕后才会冒认康门弟子，牵扯康党四十余人。
庚子勤王是为了应对中国内外危机交迫的形势，几乎所有的趋新人士均投身其中，港澳总局还牵涉与其他维新党人的关系。1900年1月，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通电反对清廷立储，激起国内外中国人的保皇爱国热潮，事后遭到清廷通缉，由郑观应托何廷光以及招商澳局叶侣珊等人照拂，避居澳门。李鸿章督粤期间，派刘学询到澳门，欲拘禁并引渡经氏回省处置。何廷光、刘桢麟等闻讯，极力反对经氏回省，主张在澳门听西官裁夺。[117]保皇会为此展开保护救援行动。梁启超阅报得知此事，于3月28日致函《知新报》同人:
望诸兄致敬尽礼，以待此老，方是惺惺惜惺惺，好汉惜好汉之意。当久而敬之，不可移时遂生厌倦也。[118]
澳门保皇会同人确能照此办理，聘请律师为其力辩。[119]何廷光还以三千金托邱菽园代购钻石，赠送葡署，使经元善解脱幽羁之困。[120]当年11月，经元善在回答原口闻一的访谈时满怀感激地说:
仆羁此将一载，幸承何君以全力相庇，纳之谊高若云霄。其余大都何君之侣，亦皆郑重相待。在诸君子，为保皇会友，原非有私于仆，而仆之身受者，固不能不感也。[121]
或许作为回报，经元善在上李鸿章书中公开呼吁“速解党禁”，释放被捕的保皇会员及其亲属，以及因戊戌变法获谴的内外臣工，并“罗致保皇会中各埠之彦”，以行新政。[122]
尽管如此，梁启超的担心还是事出有因。康有为虽有利用经元善之意，却并无坦诚相待之心。他在勤王方略中规定，若中英尚未公开失和，发布檄文时“则用莲珊名，或各路自出名可也”[123]。实际上对经元善极为不满，在指责徐勤将内事告穗的同时，又说：“内中穗尚有办经事，数目有问经填或自填之之语（吾前以经迂言大谬，有书孝实谓，此人如此其谬背，我等白费数千金之语）。”[124]所说“迂言大谬”，似指经元善并不以保皇会攻击慈禧为然。
康有为曾致函经元善，辨以“不知母子之义，即助以篡弑之端，既为奖奸翼篡之人，即难免乱臣贼子之号。以公之至诚至忠，而岂肯为乱臣贼子乎？而以公误以那拉为母，皇上为子，那拉亦自居之，奸党亦引伸之，于是皇上遂废矣，皇上几弑矣。试问持此议者，助成翼篡，谁能免乱臣贼子乎？……以公至诚，深辨此议，明伪临朝之非母，而篡废，则君之发其至忠至诚，弥天塞地，以复不共戴天之雠，讨篡贼而救圣主，必在于此矣”[125]。从中可以折射双方的分歧。
<h2>
第四节 商务公司</h2>
汉口自立军和惠州革命党起义引致官府的高压，令本来已经在组织财政等方面陷入窘境的保皇会只好将筹划两年、耗费大量人财物力的勤王运动草草收场。此事传开，各地大力捐助的华侨议论纷纷，怨言尤多。1900年11月26日，康有为致函听到风声的邱菽园，告以“今大局虽未全失，然饷源实匮，仆夙夜忧之，故致令停办粤局，以节糜费。……粤局但资通信之人耳，则勉今必行，惟留镜如足矣。镜实美德，宽博有谋，沈密可托，无过之者。或以湘南之综核、孝实之谨慎助之”[126]。后来港澳总局的确暗中恢复活动，但形势险恶，日益困窘。1901年2月《知新报》出版第34期后，港澳总局还坚持了一段时间，1901年4月7日康有为函告谭良：“惟今总局困甚，美中各埠绝无款到，不知何故，可告力催之；且令各款汇来澳为合，勿汇横滨，徒令事权不一，且生支离，多电费。”[127]到7月，港澳总局的活动不得不暂行停止。
关于此事，康有为对美洲保皇会员有一番解释，1901年7月5日他函告谭良:
自秋冬来，每我辈欲为一事，地方官未有不知；知则即行戒严，即行捉获，险至万分。……明知大集众埠必得巨款，但办事两年，人情已知，稍有所失，即行退沮。自汉败之后，罗、唐被捉，捐款寥寥，然则即使各埠咸集，所得亦无多耳。……澳局因各省委员常驻窥探，连捉吾党，屡泄事机，故我阳命暂停，并《知新报》亦行停罢。此实不得已苦极之事。自外视停罢之后，乃再行密开。凡此办事进退机宜，皆不能告人，汝密知之以解众疑可也。故凡有言澳事者，皆自特造，以为停局之计，实则避委员也。以此区区小局，尚不能立，况如汝直视若立国乎？故有人凡言澳事者，皆勿信，但言因被委员被[所]泄，密掩可也。
港澳总局暂停后，指挥中枢移至康有为所在的庇能，如康本人所说:
外埠之捐款有限，而内地之被杀无穷，故近来各事皆在庇能我亲主持，澳局停与不停无关也；且可告各埠，言内地办事之难，死人之多，失事机之甚，令各埠释然。此后汇款、通信，可直汇来庇能交我亲收可也。[128]
同日康有为函告域多利保皇会同志:
惟澳局暂停，因各省督抚密派委员常川驻扎，密查我事，故拟欲合先离之法，先将总会暂裁，及《知新报》、储才学堂一律停止，使其无从稽查，亦无由知我消息。……今一切密事，改由庇中，若有书，可直付来。庇湾埠所发往各埠之捐部，求即催收，汇来庇能督署交我□收，因办事诸人皆由庇分发也。[129]
不过，保皇会并未从此停止港澳总局的运作，1901年夏，康有为积忧成疾，调理无效，年底离开南洋转居环境适宜的印度，途经香港时当与港澳总局同人见面。[130]这次迁徙使得由康有为本人负责总会各事的安排不得不再度改变，最简单易行的办法就是恢复港澳总局的职能。而这时清廷准备复行新政，两广总督陶模表现出趋新意向，任用新人，开办了一系列革新事业，对于保皇会也有所示好，释放了前此因加入保皇会而被捉拿的华侨唐琼昌、罗伯棠等人的眷属，反对继续抓人。[131]由于活动空间扩大，很可能康有为病重时港澳总局已经恢复运作。
冯自由称：自立军失败后，秦力山等人追咎是役挫败由于康、梁中饱华侨捐款所致，群向康、梁算账，
康、梁归过于穗田。秦等先后至澳门查阅收支账册，结果乃知穗田仅为一挂名之总会财政部长，事实上与总会财务丝毫不能过问，特康、梁之一种工具而已。此案大白后，穗田始觉察康党棍骗之内幕，豁然大悟，渐与若辈疏远。又是年上海电报局长经元善因领衔绅商千余人致电清廷抗争清帝废立事，被通缉逃至澳门，葡督徇清廷请，囚之于大炮台。康徒乃求救于穗田，穗田以无力对，后由香港兴中会员谢缵泰代求香港总督卜力转向葡督说项，经元善始获出狱。穗田自是与保皇会脱离关系，而澳门亦渐不见有康徒足迹。[132]
此说多不确，尤其是何廷光与保皇会以及保皇会与澳门的关系，与事实完全不符。何在保皇会中虽无实权，至少名分相当重要，康有为不欲其掌握机密内事，却注意维护其声誉，并慎重处理与何的关系[133]；而何廷光参与总局事务，在庚子以后持续了很长时间，几乎与港澳总局的命运相始终。
庚子勤王运动中，港澳总局与横滨总所之间因拨款用人等事积怨甚深，背后更有宗旨歧异的作用，这些矛盾因康有为接管总局事务而暂时得到压抑。随着康有为移居印度，港澳总局重新恢复办事中枢的地位，并且掌握财权。1902年6月康有为指示罗璪云:
如既捐讫，则望付香港上环海旁和昌隆邝寿文收，不必付横滨，盖付横滨亦须转汇港澳，以办事支款皆在港澳，不在横滨，远于内地也，徒多费汇水。且汇滨者，楚中将日之索款，稍一不遂，无所不至，卓甚苦之，去年之汇滨者，尽付之无何，冯君紫珊至避之还港。此等隐情幸勿宣告，但转告南洋各埠，后此有款，直汇来仆或汇交港可也。[134]
邝寿民的和昌隆，当是保皇会香港会所所在地。如此一来，与横滨总所的矛盾势必再度凸显。
保皇会放弃大举勤王计划后，海外捐款基本停止，各地的华侨支持者士气遭受重创，保皇会的生存面临严重危机。为此，该会尽遣精英分赴各埠再度进行动员，全力开新埠，筹新款，港澳只留何廷光、王觉任、邝寿民等人坐镇。保皇会没有经济事业，离开华侨和外国人士的资助无以为生，而为了鼓动华侨捐款，就不得不鼓吹起兵和自立。1901年，保皇会还想利用广西会党游勇之乱，发动勤王，梁启超致李福基、董谦泰函称：“南海先生专力经营广西之事，但现时东三省之机会又较胜于广西，南海未知其详。因通信不便，已专派人往槟榔说明矣。”[135]6月，梁启超“续得孝入桂之电，再行加捐，仅得二百镑矣。”[136]
随后，康有为和港澳总局对于西事的态度，与梁启超一派及各地华侨出现明显分歧。1902年4月后，徐勤函告康有为:
广西之事智若与扎池直往龙州、南宁等处，联络其头目，事成或不成，然智若破家为之，拼死为之，诚可敬也。来各埠函切勿言西事之无用，若智若等知之，则大失其心矣。且言西事，各埠皆欣喜，散岛会友每人捐一月工银，即□言西事得来，若禁言西事，而日诩复辟，令人冷齿而灰心也。[137]
梁启超函告美洲华侨:
广西民党现据南宁州，现香港我会派有数人在彼主持，然军火甚乏，现时尚难望大成。[138]
美洲保皇会组织更加群情激昂，鼓吹:
今广西民党已挺身先出，我海外同志仍无举动。内地既已拼命，而外地尚未输财，揆诸情理，岂得谓平？且吾人不特有手足相援之义，更须大集群力，购战舰，募义勇以占据海面，接济粮饷、器械，使内外相通，水陆并应，先联东南数省，布告改革章程，大修内治、外交之要务，力任兴利除弊之公益。
呼吁各埠同志每人捐一月工金，成大款，举大事。[139]而1902年6月11日康有为函告李福基等人，广西之乱，
不过土匪扰劫乡村。适苏元春扣饷不发，游勇遁入之，其地当镇安泗城万山间无人之域。自去年十二月、正月至今四个月，而不能破一县城，其无力可想，其无志可知，亦无所谓民党，但劫贼聚众踞于村乡者耳。在深山中，一时难灭，而近者有报以扬之，报中扬之愈甚者，人心思乱，展转附会，遂若大事，真可笑也（西省去年旧人甚多，故仆最得确信，君力、云樵、君勉皆不知）。吾党已派数人往，尽知其故，望告知各埠勿误信传言。[140]
1902年9月23日，主持港澳总局的何廷光、王觉任致函李福基、董谦泰等，告以“本月初十日，张、罗两君由南宁回”，称官兵始终未与游勇开仗，所报伤人缴械，均为假冒，唯6月间马盛治率千人往马鞍山围剿，中伏毙命，并杀官兵百数十人。“惟惜该党各立头目，各行各事，未能联成团体，以与军兵相抗，恐无济事耳。”[141]
康有为改变对西事的态度，与保皇会内部普遍的言革倾向颇有关系。面对“各埠之稍聪明者无一人不言革命”，只言保皇则不能运动的局面，梁启超等江岛结盟者乃至徐勤，为了扩张会事，都不得不“言革”。这使得康有为极为忧虑。为此，他与梁启超等人反复辩驳，并发表公开信，坚决反对言革，甚至欲将鼓吹革命自立的欧榘甲驱逐出会。
不过，梁启超等江岛结盟者言革，确有宗旨之见，徐勤则主要是鉴于“饷源已绝”，不能继续“严为去取”，以免“同归于尽”，“今若不言自立，不言西省之事，则实无从下手运动”。[142]所以后来他一再声明当时亦言革命，“与长者辩难甚多，然不过欲扩充会事，以为长者之助耳。卓如亦不过如是”[143]。
为了坚持保皇立场，摆脱不言革则不能筹款的尴尬，解决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使保皇会在勤王后时代获得自我生存的能力，该会领导层筹划兴办商务公司（又称商会）。1902年6月3日，康有为致函罗璪云，提出:
至近者扑满之说尤为无□，吾中国之大，当合蒙古、回疆□大。吾今近西藏人及哲孟雄、廓尔喀人，皆甚爱甚亲我而疾视白人，盖以同国之故也。俄之所以能大，能容各种人故也。我坐有大国，何必自分割之。
满人亦有力言民主者，皇上则舍身救民，苟然皇上已遭变，而又数年之后，全国民智大行，内地人有雄心，饷械大积，万不能言此，妄为举动，徒去人才及费大饷耳。仆一切皆经阅历之言，固未敢妄动，尤不肯言革……今惟有成就商会公司，厚积饷源一事。若饷源大集，则进退裕如，无所不可。[144]
这一设想与粤港一带局势的变化有关。其时清廷欲调岑春煊为广东巡抚，令康有为感到有机可乘，1902年8月2日他函告李福基、董谦泰：岑春煊来为广东巡抚，“天乃与吾党一大机会。即商务事，亦藉其力为之，极佳。吾欲趁其在粤，亟成商会以办大事”[145]。
康有为定策的本意，是想挽救内外离心，风雨飘摇的保皇会，因为该会“昔者踊跃捐输好义已甚，实有筋疲力竭之势，不得不小迟以养之”[146]。保皇会饷源枯竭，又无新的政治号召为鼓动，如果不能转而寻得经济动力，将短期的政治热情变为长期的经济利益，组织乃至康门师徒的生存将难以为继。
商会的缘起，可以追溯到1899年。其时鉴于海外华侨的分散无力状态，梁启超发表了《商会议》一文，其组织商会的立意，在于“采泰西地方自治之政体，以行于海外各埠也”。为此要条理民生应办之事，联络分散各地之人，扩充合群力量。如能联为商会，合全会之力争应争之权利，御外来之侮辱，必能成功。若朝廷自强，可以助国家之外政，不幸而被分割，亦可保身家之安全。其利益包括各埠人人自得、公司均沾以及协助内地保全宗国三大类，而办事条理有广兴教学、革除恶俗、恤救患难、利便交通四方面，并不限于商务。[147]
稍后，梁启超发表《论商业会议所之益》，对象虽是旅日华侨，却在广泛教导人们以往商务竞争在一国之内，如今须合一国之力与别国相争，“大局昌，则人人受其利，大局损，则人人受其害”，“大局既坏，无一能自立者”。
今我商民处于群雄之间，势无中立之理，不进则退，不立则仆，于此而不亟思自联，亟思自保，他日噬脐，其能及乎。是用会集同人，效彼良法，创设商业会议所，以联声气，以一众心，以保利权，以抵外力。一埠虽小，实力行之，各埠应之，他日全国总会议所之设立，必当不远。以中国人之聪明才力，加以团结合为大群，又岂惟商务而已，二万万之地，四万万之民，皆将赖之。[148]
其时梁启超、张寿波、黄为之等人曾计划成立银行，并已制定章程，希望得到柏原文太郎等日本人士的襄助。[149]所以后来梁启超言及商务公司的人事安排时说：“此事既我辈发起之，则我辈固不可不负其责任。”[150]而康有为组织保救大清皇帝公司，所开救世二方，“上方曰保皇会，则保已能医救我国民之圣主复位，则四万万人立救矣；下方曰保工商会，则我海外五百万同胞合力自行保护，则亦可补救我四万万人焉”[151]。与梁启超的想法大同小异。
关于商务公司的筹划过程，1903年2月25日朱锦礼对康有为有如下陈述:
弟在加属时，曾与福基、惠伯及同志等酌办商会，曾即函告：请酌就章程，不日弟经滨返港澳，将议定章程带港刊印成本，即付各埠，定于去年集足股份，并公举干员返港，是年开办，此乃弟在加属时与福、惠及各埠同志等之始意也。即着弟归港经滨，与卓、慧及同志等商议章程，携归港澳，与同人再订刊印云云。而弟至滨时，曾面卓、慧等请议挥就章程，携回港印，无负同志之望。而卓曰，今事忙未暇，嘱弟先程抵港，不日定议就付港云云。斯时弟信以为然，极慰。舟帆直抵上海，亦曾面紫珊兄等商之，亦以商会为慰，再托归滨与卓如议就章程，付来港印云云。惟弟归港后，数月未见有章程付回，再函卓、慧、紫三君请即议就付来，至数月未见卓有一字回示，惟接慧、紫来信云，必俟九月书局后方能举行云云。接君勉兄来信，亦如是说。弟闻伊等之言，心内稍寒，见事应办不办，恐日久生变，无可挽回，信息驳诘，枝节多生。无奈即将鄙意略写就章程呈与孺博兄改良，再付先生参订，付回港印（内加数款，弟恐外埠有疑，乃从众而行）。至十月遍寄各埠，以为同人同心协力。[152]
是函写于港澳与滨沪的矛盾爆发之后，又旨在向康有为阐述己方的立场，不免粉饰自己，诿过于人，但从中可见商会发起的原委以及筹议的大致进程。
由此推断，保皇会动议筹办商会，应在1901年底。1902年康有为致函李福基道：“况此会倡自去年，各埠来书莫不踊跃，待之望之不为不久矣。”[153]先是，港澳总局派朱锦礼在加拿大与李福基、叶恩等人商议，要求与横滨方面协商定议，但后者数月不予回复，并欲推至9月以后。不得已，朱锦礼等将草章交麦孟华修改，然后再寄康有为参订，交回香港印刷，于1902年10月遍寄各埠。
康有为将修改过的章程寄还香港约在9月20日，三天后，何廷光、王觉任函告李福基、董谦泰等人：“更[生]先生付来商务章程，现已发刻，大约十日外便可付上，今日救皇保国，全恃此商会为根本，望各同志赞成之为幸。”[154]此举大概因为李福基等也是倡始之人。10月20日康有为致函李福基，问以：“前寄商会章程，想收。此为今日之大机要，想各埠能鼓舞之也。”[155]
11月10日，康有为又再度函告李福基:
前上商会章程并由香港告印发已数千部于各埠矣。此事为兄提倡最注意之事。实则商会为今中国自振利权第一事，为同志发财第一事，为吾保中国皇上救身家第一事。凡事认定第一义，则可决定竭力以图之；其有未合，则委屈以赴之。……今章程已布，事必决行。各埠鼓舞者固多，尚虑同志中各就所识之论，或为异议，或谓可小辨[办]，不能大辨[办]，或谓宜候某君来劝之乃举行。此皆有见之论。惟《易》曰：需者，事之贼也。惟断惟速乃成，迟疑则误。方今中国祸变之急，岂能从容待之乎？凡事见可即行，三思则惑。若自生疑虑，徒阻成功。商会之可为与否，章程已明，即有人劝，不过尔尔……仗望诸君审定商会为第一要事，如白圭趋时之说，捷如庆忌，勇如孟贲，不失机会，乃可与谋。认定宗旨，全神注定，神不外散，日日大声疾呼，人人鼓舞激劝，则商会必大成；若人人有待，人人生虑，人人观望，则必无成。故商会之成不成，大不大，全在诸君之互相激劝而已。[156]
寄呈章程的同时，港澳总局的何廷光、王觉任、邝寿民通告各埠，保皇会成立以来，
已成大团体，他日中国之兴，实已起点于此。今日基础已定，不可不谋所以扩充之。夫中国地大物博，甲于全球，商力之锐，东西人推手羡服，特以不相联合，势分力弱，彼族以整乘我之散，以合压我之分，故商利渐为他族所攘夺，而不能与之竞争，此固海外同志之所同声痛惜者也。同人痛心发愤，窃欲联合海外，集一大公司，以敌彼族之商务，以挽中国之利权。谨已草拟章程，刻日开办。仁兄爱国热心，久为同志所钦服。同人不揣冒昧，推弟为开办董事，伏望联集同志，竭力推广，仰仗大力，同成盛举。
指示将章程遍布各埠，鼓舞同人，踊跃附股。[157]
团聚海外华侨，成立商务公司，本来就是华侨的愿望，此举立即得到热烈响应。11月29日，加拿大域多利、温哥华的董谦泰、李福基、叶恩、徐为经、刘义任等联名致函各埠保皇会:
今吾会译书局已设矣，报馆已开矣，斯二者实足以开发民智。此外应办之事尚多，惟当务之急者，莫如商会也。方今海禁大开，商战愈烈，我内地之银行、铁路、矿产，外埠之轮运、汇驳、商务诸种利权悉为外人所攘夺。以吾会之大、人才之众、商务之盛，惟以坐失渔利，徒饱外人，清夜思之，实有憾焉。然欲竞争于商场，分润于外人者，我同志非出全力，集大股，创一大商务公司，不足与争衡也。敝处同人昨将鄙见告诸会长并港澳以及诸公，均□允许，现由会长作就，□□草定章程，由港印就，寄到各□。……此亦不过草定章程耳，如有未尽善之处，还期改正；并部中所载倡办人员，港澳诸公不过照已开会之埠，尚容续详。望贵埠诸公于同志中公举殷实才望之士出为办理，以勷厥成。港澳、内地已于十月初一日开招股矣。[158]
函中特意指出章程不过草定，绝非虚礼，而是对其中若干条款已持异议。11月15日李福基将港澳总局的来函转抄分寄各埠时，又将商会章程的几项条款摘抄附上，主要有：
“第十条，开集股本，以十四个月为期，自本年十月初一日开集，至下年十二月三十日止截。”如每股每月交银一元，可至来年十二月为止，但若中途停交，则以前所交股银全部充公。
第十二条，每月交银时先由代理以收条为据，待股银交清，再由总理另给盖印股票，作为每年派息凭据。
第十八条，收集股银，在港交总公司；内地即日存银行，每月汇交总局，外埠每周存银行，到时汇总局。
“第二十条，本公司俟各埠议举干事员返港会议，购凭实某街某楼屋为总公司后，即信电外埠彙汇开办。”[159]
谭良看过章程，对其中第6款在香港开设《商报》馆不以为然。1902年12月14日董谦泰、李福基等复函谭良，告以港澳总会来书，声明此乃草定章程，如有不合，随时变通办法。李福基等人以为，除第六款外，第十八款“各处每月将股款汇总局”亦不妥，因为“今始倡办，来年尾乃开办，况又未定实先办何项生意，司事人又未定，若先缴股银，恐未能取信于各同志也。以弟等鄙见，各埠自推值理数人，每月所收之股款，各埠就地贮银行，俟至股本大集时，然后汇返。如此者，各同志必然乐意做也”。[160]
稍后，李福基等人将有关反应汇总，再通告各地保皇会同志，进一步征求意见：“此草定章程乃港沪同志所拟，现散属三埠会议细玩索其章程，内有数条未得尽善。”如第六条“设立日报馆于香港，以查察外国商情”，宜删除，以免耗费。“缘本会各处有报馆，可藉以查察外国商情，不必自行开设。”第九条所定内地之人认股时每股先交股银二元，海外不必先交，如愿交者更佳。第十条应设法杜绝中途辄止之弊。第十七条原定股东可将股份卖出，应予禁止。第十八条“所收之股银应即日附交银行存贮，每月彙汇返总局”，而商会要一年才能收齐股本，未宜先设总局，以悭靡费。可先就地收存银行，开办商务时，再将股银汇返。第五十八条除原定公司图章归总理、协理专司管用外，凡按揭、担保等事，须效西人以总理、协理亲笔签名，另加印戳，以防假造；并要近来开会之埠另议倡办人员。[161]
或许风闻华侨对章程议论颇多，12月29日，康有为致函李福基等，呼吁:
商会望各努力。此为救国之根本，亦同志发财之大机会。中国全国一大金山，切勿尽舍送于外人也。[162]
在充分征求华侨意见的基础上，叶恩、李福基等人对章程作了修改，并于1903年1月函告港澳总局的邝寿民。2月14日，何廷光、王觉任复函，赞成加拿大保皇会从长改良章程，“以祈取信于各埠，是诚虑周藻密，钦佩之至”。希望将改本付回，俾知适从。因为总局已将原刻章程发出招股，“若改则一律照改，庶不致彼此错杂，启人议论也”。[163]4月28日，温哥华的董谦泰再度致函各埠保皇会：“商务章程比前时略为更改，刻已印就，谨即呈上，仰祈纳鉴。计现订之章程更善，而所创办之生意尤为把握。”[164]
现存由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辑的《康有为与保皇会》所收录的《中国商务公司缘起附章程》，条款与先期讨论稿不同，当属修订稿。该章程共有宗旨、命名、业务、集股、议员及股东会议、职员、银款、会计等8章65条，其缘起称：中国地大物博，商机无限，而国人以内地谋生之难，纷纷觅食外洋，商战于中国者，欧美、日本人也。国人非不知抢占商务利权的重要性，“实以未能合群，未合商会，无公司之大力以与西人争大利故也”。“今者新世界商战之力，实为兵战之祖……当此万国商战之时，以小商与大商战，小商必败。”所以，“今日而欲在中国入于商战之局，少分外人攘余之利，以秉新世界新凿出之富源，非合大商会不能济也。此断非零星小公司所能立于万国商战之局也”。保皇会虽能合大群，但“昔之疲竭于捐输，吾正欲因今者凿新利源以偿之”。凡商务有取诸己国，取诸人国，人己之国交道为利等，以前者论，有短线铁路、矿务、轮船、买地、开垦、土产等，后一项包括瓷器、织绣、银器、珐琅器、螺钿器、牙雕、草帽、毛毯、皮革、竹器、水晶、大理石、漆器、葡萄酒、水果、樟脑、纸品、白蜡、木器、石油等。而商务之父母为银行，有银行则百万股本可当数百万用。如能在中国内地和海外各埠遍设支店，“小之为我会同志生财之本，大之为经营中国富强之源”。
该章程规定：本公司总局设在香港，分局设于省城、上海、横滨、旧金山等处，其余各省各地随时分设，将兴办银行、商贸，以及各种工业。对于华侨意见较多的在港设立报馆，则仍然坚持，因总局设于香港，地位极为重要，立报馆便于“采择外国商务之书报，查探外国商务之近情，译集外国商人之论议，以增我国商人之智识”，并将本公司货物出入布告同人。拟集资120万元，分8万股，每股中国七十二鹰银15元，以15个月为期，每股每月收银1元，1902年10月开收，次年12月截止，各股银按期缴香港总局；股东总会每年在香港举行一至二次定期会议；总局设总理、协理、司事、司账、司记、买卖、监理、监事，并由各局议举干事员。[165]
章程以外，叶恩、李福基等人对港澳总局的某些做法也提出质疑，如公司尚未成立，听说香港已为此以每月200元租一铺面，以及准备以商会名义作金山庄生意等。何廷光、王觉任解释道:
港中所租二百元之铺，系为君勉倡办之报馆客栈所租，非商务公司所租也。此铺因君勉有信云：年底即归开办，嘱弟等留意觅铺，又派罗璪云归，商办此事。故弟等酌议租之，定议将铺面及三四楼归君勉开办报栈，二楼归商务公司作为写字楼，每月派回租银，专理各埠来往书信及招股各事。前云租铺二百元，不过笼统言之，未尝分开，该铺公益着其大半，公益即君勉原议客栈之名，商会总局着其细半，致为兄等惊讶耳。弟等虽不才，然安有商会初议集股，遽租二百元铺之理乎？来示云商会之力，不是作金山庄生意，诚然，诚然。但弟等酌议办金山庄者，实因君勉所倡办之报栈起见。因港官近日颁有客栈新例，每间须担保银贰千元，又限定开若干间，每间限住若干客，极苛极严，万不能挂正招牌，故酌议改为金山庄。金山庄可以落船接客，招呼同志，与客栈名异而实同，又可以接办各埠货物汇项，以弥补盘缴，或年中获有微利，亦未可料。是以再三思维，莫若如此办法，胜开客栈数倍，故一面飞函商知君勉，一面租铺，候款到齐开办。其开办之款，即是君勉开办客栈之款，未尝拨商会小股为之。
并且声明:
公益与商会分开费用，公益照金山庄例，务祈收窄盘缴为主，商会亦照原议章程从廉开办。局中连礼兄共用三人，专理来往书信及招股巡察等事。现尚未敢开议人工，其余各人皆出力报效，不支一钱，只求大局事成，绝不顾私也。[166]
叶恩等人的疑虑，背后牵涉到保皇会内部的利益分歧。徐勤到各地运动，以在香港开客栈、办报为名招集股份，其间突然让华侨先将款项改归沪上，与袁世凯合办日报，继而又欲将款挪借上海广智书局暂用。港澳总局闻讯，均飞函阻止，嘱其将款拨还，先办公益，俟其归后乃商办报事。实际上，围绕此事，港澳与滨沪展开了一场权力之争。
<h2>
第五节 港澳与滨沪</h2>
商务公司的成立，使得濒临绝境的保皇会看到生存发展的一线曙光，这本是该会的一大转机，不料反而引发港澳与滨沪双方的严重冲突，相互攻讦，本来相对超脱的康有为与徐勤又各自偏袒一方，矛盾更加错综复杂，几乎使保皇会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
商务公司一事，港澳总局成为主动和主导，按照章程规定，各项权力将重新向港澳总局集中，这引起横滨总所同人的极大不满。横滨一方的罗普抱怨道:
从前总会在港澳，各埠款皆汇去，未尝有一文汇此间，而支款则往往反向此间，一切事亦归此间办，此实为可怪之事。
据各埠所报，壬寅年捐款共约四五千，而港澳无应用之项，其款不知是否汇往康有为处。港澳的邝寿民汇康的款项，皆入《新民丛报》数，实则仍为横滨款，而非会款，港澳方面似未声明。横滨保皇会虽有总所之名，承担许多责任，却无其权。每年为公事开销者总要四五千金过外，旧金山的《文兴报》、檀香山的《新中国报》，皆依赖横滨支持。还时时有意外之事，如各筹五百金救援因洪全福案被捕的龚超以及提供张学璟作运动费等。康有为移居印度后，变故不少，花销极大，向港澳总局催款，总局告以港澳间已无从设法，转而向横滨求援。康处每月最少需四五百金，一年六千，合横滨用款，每年共需万金。梁启超专靠《新民丛报》敷衍，出死力维持，为作文字，数夜不寝，1902年博万金，皆为党事用去。“以一人之力而供一党之用，太不合理。”[167]
开办商务公司，整体上是为了解决保皇会的财政困难，这与横滨方面本无矛盾。由于前车之鉴，以及双方由来已久的恩恩怨怨，横滨方面立即作出强烈反应。其异议主要集中于下列各事：
其一，人事安排。商会原定由李福基任总理，李坚辞不就，康有为准备让何廷光出任。对这一安排，横滨方面多人表示坚决反对。1903年2月16日罗普致函康有为，告以:
此事弟子甚不为然。李果不肯任，或有别人，苟真无适当之人，则宁不办耳。商会当以实能谋利，有补大局为事，实非如保记办法，又非可以虚张声势，高兴一时，万一失败，则全党再无立足地。而且后来引以为口实，吾党犯天下大不韪矣。故办此会，必要确有把握，得其人而任之，方可下手。穗田之忠义，夫谁不知，固吾党之重要人物。然人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穗田之性质才调，皆不合于商人之资格，人人所共知，不能为讳，而以之任总理，人心必不悦服。而且为穗田计，强自己以不能，则事必败，事败则受众怨，反失从前之名誉，亦非所以保全穗田之地位之道。若谓总理实无事办，此大不然。商店一切指挥皆在总理，总理非拥虚名者。故全局亏盈，皆由于总理之才调如何，非若他种团体之总理，不过挂衔者也。至谓穗田虽非商才，而其名誉可以镇压得来，此又今昔异势，未必能然。今海外大率已知穗田底蕴，且因讼事更为新着，则人人虽信穗田义侠，而亦知其困乏。由奢入俭，人情所难，既忽困乏而或为事势所迫，则不得不设法以暂行敷衍，而财权在握，安保其必不借用。借用寻常事耳，而世事无常，或不免生出意外，则其心术即无他，而迫于无法转动，必致波累公司。至是则人不问其有心无心，而公司之实受其害一也。为商会既不可，为穗田计又不可，故弟子敢极力反对此议，仍以别选他人，务得其当，然后可办。不然宁俟异日。此等事必不可强为，有损无益耳。此事关系全党之前途，不可不熟审而后为之，夫子想以为然。
不仅如此，他还提出衡量用人的标准：“此次商会之事，非性质与之近，且有多少阅历见识，不能干预。弟子敢断言镜如非商务中人，故此次以不与其事为妙。介叔亦然。”罗与王、陈二人并无交涉恩怨，“乞夫子为两人计，勿再使之干商会事，更犯众谤耳”。[168]
其时梁启超与康有为的关系因言革、用款、办事等分歧变得相当紧张，不便直接进言，而通过罗普和徐勤之口转达。他告诉徐勤:
若长者谓举穗为商会总理，则弟等始终反对之；盖反对之由，不因穗之家变，而实因穗之非商才也。穗以如许大家资，而能为一黄叶秋尽蚀之，致有今日，此同人所同叹息者。穗之至诚热心，固可敬，然其为一阔公子，绝不知商务中甘苦，此则无能为讳者也，岂可以如此重任委之？在长者之意，亦非见不及此，但以以穗名坐镇（向来会事皆如此），而他人协办云耳。然弟之意，谓长者若能自归港中，指挥调度一切，则以穗出名可也；任以一寻常人出名，皆可也。而长者既不能，且远在数万里外，则穗出名后，协助之者谁耶？必镜如也，寿民也。二人果有商才否耶？镜、寿所依赖者，则汝磐也，璪云也。璪不足道，汝磐则极有才也，然以全局委汝磐，兄能放心否耶？虽非以全局委之，然港中无一可与汝磐敌手。磐在场则玩弄诸人于股掌上耳，局事安得不败坏？此弟等所以极力反对也。汝磐，即创办横滨大同学校的侨商邝汝磐。
对于徐勤提出以冯紫珊、黄为之为商务公司正副总理，梁启超也认为不可。因为“两人皆出滨中，即使外埠无间言，而港中吃醋将益甚，风波又必大起”。开始他欲在外埠举一总理，而以冯紫珊、黄为之二者之一为副理。后因黄决意不任副理，只愿暗中相助，梁启超拟推罗普为总理，
孝高之学、之才、之毅力、之诚心、之地位，实吾党中独一无二者也。虽少阅历，然得数人助之，则大可矣。他人阅历或胜孝高，至其统筹大局，措置裕如，则无能及彼者也。而彼以不言革命之故，长者亦太[大]信之、赏之，必足以消港中之忌。故弟熟思，舍孝高外无他人。彼就大学堂之聘，所得虽多，然比较轻重，似不如主持商会之为妙也。
至于外埠人才，梁启超初时颇寄厚望，后实地考察，加拿大、檀香山、美国大陆各埠均无人可以胜任，澳洲虽有数人，未必能归。所以梁启超认为“舍孝高无别人矣”[169]，分别致函康有为和罗普，表达意见，并希望与康有为、徐勤等合力保举，授意各埠，玉成其事。罗普看来接受了梁启超的提议，他告诉康有为：“弟子自问不长于文字，最宜于商务，性之所好，又少有家传，极欲专意习商。……办商会而吾党无一人才，一切不便。弟子不才，颇有意学为，正为此故。”[170]很明显，横滨方面不仅不能容忍港澳总局独占商会，而且务求将该局要人排除于商会事务之外。
面对港澳与横滨的分歧争议，康有为另有一套打算。2月26日，他致函叶恩、徐为经等，对于各埠踊跃商会事感到可喜，以为应当“专合大力成一银行，则无事不可为矣。其生产莫如磁器”。至于总理之席，李福基既然累为辞让，也不勉强，“已与港中同志先推举冯紫珊兄，盖紫珊忠义有素，又有商才。前书已告福基兄，谓款集之后乃议公举，甚是。然亦可略举其人，以待众望。鄙意更有奉告者，商会实□□举总理，□□多人口，收集思广益之计，皆谓美洲可公推□□[福基]，□□[横滨]公推一二人，港、澳、省城可公推一二人，合集众才，必收公益。……商会年尾乃大办，福兄暇，仍可来，不必因辞乱也。如谦泰兄之老成是众心所属，而滨横[横滨]则无□□□之殷实而热心而有商才，与紫珊兄允为总理之妙选者也”。
由美洲华侨任总理，滨沪与港澳各出一二人，当是为了集合众力，避免争议。而冯紫珊暂代总理，只限于筹股期间，康有为心目中真正理想的人选还在港澳，
如港澳中办事多年、忠义热心第一者，莫如何穗田、邝寿文二人；而仆所知信，敢于经营此商会者，为故人梁铁君一人。……仆以此益服其才同人无比。与居数年，听其论商务稍得，真可倾佩，而又操多□介事，既殷实，久于商场，年将五十，见识盖大，阅历最深。各埠人才固多，而□仆所深知深信，人才商才，最服此公。其为保皇会事累年始终□□。但此公好办实事而不好虚名，故向来与各埠未尝通书，仆故未敢遽举。然若港中商务大集之时，寿文等与诸总理办事之时，仆欲举梁铁君为总理，以决诸商务。此君实有总理之天才，虚以过之者也。有此人生□，仆可信港中商务必能裕如也。[171]
其二，办事程序。1903年2月25日港澳总局的朱锦礼致函康有为，指责横滨方面的梁启超、黄为之等在商会一事上枝节横生，皆出于办事私见，并条述其碍商会者六事：1.言译局派息后方能举行。2.年余不复章程意见。3.屡展译局之股。4.倡集20万元创纸局。5.诬同人无信与商开办事宜。6.挪借栈报款项，以致公益不能开办。[172]归纳起来，无非商会筹办是否与其他方面协商一致和商会与沪上保皇会事业孰先孰后两件相互关联之事。前者港澳与滨沪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后者则利害攸关，截然对立。
2月16日，罗普函告康有为:
港中人未与各埠一商，遽行开办，令人闻而大惊，稍知做生意者，皆大不以为然。今外埠来信，皆有违言，想亦有函到尊处。港中人如此办法，只令人心解体，贻有识者笑，各人究不知执何主意，而一误至此。此间一见彼有信来，言已开办，即寄一函去，有所忠告。而各人覆云，我等自有主意，一切开办经费，由港中同人自凑集，请不必过问云云。观此一信，是显然以局外人相拒，令人不胜痛叹！……将来港局果能照此办去，而能妥当，各人甘受妄言之罪，而极不愿港中人将悔今日之不听此言也。今闻在港集得小股若干，而房租月二百，常川住食者已十余人，恐非四五百金不能支持一月。而商会实未有一点头绪，即令将来果成，犹豫之间，非半年后万不能开办。然则从前所支开办经费已甚巨矣。[173]
对此港澳总局绝不认账，反唇相讥，指责横滨方面迟迟不复意见，是有意为难。其故意的目的在于拖延商会，以免影响滨沪的各项事业，尤其是广智书局的展股计划。
广智书局由梁启超等人筹办于1901年[174]，其宗旨是翻译出版东西文的各类西学著作，而且“系按部完全出版者，非如《译书汇编》之支离破碎也”[175]。同时也考虑到必须奠定经济基础，才能大规模从事开民智的宣传活动，“译书之局，任公虽乘势利导，殆亦有万不得已之苦衷。……既济吾党之穹[穷]途，益开中原之新治”[176]。开始捐款并不顺利。[177]保皇会利用股份制形式，向海外华侨集股，必须保证有所收益，才能长期坚持。为此，该局还编印科场用书如《经策通纂》之类，以谋其利。据说每种可售数万部，只需本钱2万左右，一年之内，可获利10万以上。有鉴于此，梁启超等人欲将股份厚集至10万。[178]广智书局设于上海，编辑翻译之事多在横滨进行，由梁启超主持，梁赴美时，交罗普、麦孟华等人代管。而上海方面的印刷经营等业务，则由梁荫南负责，后来加派黄为之，冯紫珊一度也参与其事。
广智书局开办后，适逢内地风气大开，士人无不讲求新学，“沪上所有新书印书，不拘精粗美恶，莫不相当购取，以先睹为快”[179]。1902年，广智书局开始印书，约出十余种，每种先印三四千本，不到三个月，销售一空，而各处函购者络绎不绝，大有应接不暇之势，于是陆续补印，次第出书，还是印不及售。梁启超对华侨鼓动时，更加夸大其词：“书局生意之盛，不可言喻，每出一书，皆当日销罄。”[180]由于销售良好，据说当年年底即可获利万余金，除老本息外，每股可赢三四元。
不过，广智书局的发展也存在困难乃至潜在危机。该局集股，两年间各埠附股总共6万余元，除开局购器印书外，所存无几。由此出现三方面障碍，其一，地方狭窄，局促异常，租金昂贵，而又无力购地自建铺房。
其二，纸料不足，导致停印。上海有中式制纸局数家，所出制品不能用于新式印刷；而外国之纸，随到随罄。上海报馆、书店林立，印务日盛，各家争先购置，竟至绝市。广智书局用纸大都购自日本，有时订购数月而无货交来，贻误事机。
其三，沪上人士见该局获利，竞相集股开局，与之争利。当年新开书局十数家，其中数家股本在5万以上，还有两家高达十余万者即将开办。在此情况下，凡执字、铸字、印刷、钉书各工人工价骤涨数倍，动辄因局内环境和物料供应等事停工挟制，令书局受累甚重。1902年6月初，黄为之赴上海查访，并与梁荫南及其他办事人商谈，提出解决办法，一是购地设局，二是创设纸局。[181]仅后一项即需15万元，连同前者，至少需款20万元以上。[182]
梁启超接到梁荫南关于上述意见的来信，表示同意。8月14日他致函叶恩、李福基等，认为：“若文字一边，又为我党所最不可缺。即如广智书局，现在生意之旺，出人意外，而负声名太重，自不得不加多。”最要紧莫如自建房屋及添办纸局两事。“今我局所以特优者，恃弟之声名也。但弟事务太繁，实不能专任局事，则亦必须更有真实大本钱远过于他局之上者，乃可以垄断一切也。”[183]“我局仍须更增股本，乃能独占利权耳。”[184]如此一来，书局展股一事提上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