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关于田野橘次的身份，东亚同文会的文献无明确记载，断为广东支部成员的依据是：一、田野为最早加入东亚同文会的会员之一。1899年4月《东亚时论》第9号《会报》登记的3月31日在籍会员中的田野桔二，即为其人。1898年11月《东亚时论》第1号《会报》所列会员名单，田野桔二的住址为“在清国澳门《知申[新]报》内”。二、戊戌政变后，万木草堂解散，田野先避往香港，然后赴澳门任新闻记者（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卷列传《田野桔治君》，第872页），参与了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的多项事业，如任广东同文学堂教习等。其活动也往往与高桥谦、原口闻一等共同进行。

[12]　《会报》，《东亚时论》第13号，1899年4月。年龄限制疑有误。

[13]　其中山下稻三郎入会最早，为1898年12月（《东亚时论》第2号，1898年12月），1899年1月曾被该会派往汉口（《会报》，《东亚时论》第6号，1899年1月）。松冈好一为1899年4月入会（《会报》，《东亚时论》第10号，1899年4月），其余四人为1899年8月入会（《会报》，《东亚时论》第18号，1899年8月）。

[14]　《近卫笃麿日记》附属文书，东亚文化研究所编集：《东亚同文会史》第3编《活动编》，第269页。

[15]　《会报》，《东亚时论》第10号，1899年4月。

[16]　《会报》，《东亚时论》第14号，1899年5月。

[17]　《会报》，《东亚时论》第15号，1899年6月。

[18]　《春季大会》，《东亚同文会第六回报告》，1900年5月。

[19]　东亚文化研究所编集：《东亚同文会史》第3编《活动编》，第638—644页。

[20]　《会报》，《东亚时论》第13号，1899年5月。

[21]　《会报》，《东亚时论》第18号，1899年8月。

[22]　《会报》，《东亚时论》第16号、18号，1899年7月、8月。

[23]　《会报》，《东亚时论》第18号，1899年8月。廖平子《庚子壬寅及庚戌间之革命拾遗》称会址在广州城西关宝庆新街（丘权政、杜春和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续编，第58页）。1899年7月18日《知新报》第93册刊登的《东亚同文会章程》写明：“广东分会设在省城西关观音桥观贤坊，请认东亚同文会门牌。”该章程系高桥谦亲自寄到《知新报》，并嘱刊登，名称会址与《东亚时论》所载相符。另廖文指宫崎寅藏、平山周亦为广东支部成员，不确。

[24]　《春季大会》，《东亚同文会第六回报告》，1900年5月。被选送汕头者应为山下稻三郎，后由熊泽纯之助接替（参见《东亚同文会报告》第12、32、39号《汕头通信》）。

[25]　《会报》，《东亚时论》第18号，1899年8月。

[26]　其中熊泽纯应为熊泽纯之助，其省略名字大概是为使中国人感觉亲近。

[27]　《广东东亚同文书院章程》，《知新报》第102册，1899年10月15日。

[28]　栗田尚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日中を架けんとした男たち》。

[29]　《会报》，《东亚同文会第六回报告》，1900年5月。

[30]　《广东东亚同文书院章程》，《知新报》第102册，1899年10月15日；《广州创设时敏学堂公启章程》，《知新报》第53册，1898年5月20日。

[31]　《羊城春色》，《申报》1900年2月10日。

[32]　《春季大会》，《东亚同文会第六回报告》，1900年5月。

[33]　《临时大会》，《东亚同文会第十回报告》，1900年8月。一说是为了集中财力建设南京东亚同文书院，所以撤销个别支部（东亚同文会编：《续对支回顾录》下卷，第195页）。

[34]　《春期大会记事》，《东亚同文会第二十回报告》，1901年7月。

[35]　《东亚同文会史》第3编《活动编》，第644页。1902年东亚同文会经常岁出项下有支付广东派遣员的420圆。

[36]　《春期大会记事》，《东亚同文会第二十回报告》，1901年7月。

[37]　栗田尚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日中を架けんとした男たち》，第81—85页；东亚文化研究所编集：《东亚同文会史》，第30—33页。

[38]　《对支回顾录》下卷列传《田野桔治君》，第872页。一说田野受聘于万木草堂为徐勤介绍（宫崎滔天著，佚名初译，林启彦改译、注释：《三十三年之梦》，第141页注6）。

[39]　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60—76页。后来在澳门开办东文学堂。

[40]　《对支回顾录》下卷列传《松冈好一君》，第968—971页。该传称松冈与田野均为记者，但从《知新报》刊载的文章看，松冈主要是担任翻译。

[41]　《东亚同文会主意》，《知新报》第93册，1899年7月18日。

[42]　《记东亚同文会》，《知新报》第94册，1899年7月28日。

[43]　罗维东：《同文书院缘起》，《知新报》第102册，1899年10月15日。

[44]　《广东东亚同文书院章程》，《知新报》第102册，1899年10月15日。

[45]　《清议报》第10册，1899年4月1日。

[46]　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103页。

[47]　郑子健：《观本法师事略》，见岑学吕编著：《虚云法师年谱》，第109页。是文指张玉涛为香山县南屏乡张性田之长子。

[48]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7页。

[49]　《试办不缠足会简明章程》，《时务报》第25册，1897年5月2日。

[50]　《香山沙尾乡张氏戒鸦片烟会约章》，《知新报》第59册，1898年7月19日。张氏为香山名族，凡千数百人。此举为乡族创设戒鸦片烟会之始。《汪康年师友书札》四山本宪来函七所谓：“张先生家鸦片具之事，奉承来命，鄙著将再刊，再刊必除削。”（第3297页）疑指有关之事。

[51]　《时务报》第17、18册，1897年1月13日、2月22日。

[52]　1900年2月9日致柏原文太郎函，东亚同文会编：《续对支回顾录》下卷，第656页。

[53]　梁启超：《康烈士广仁传》，《哀烈录》，《篁溪杂志》第1种。引自陈汉才编著：《康门弟子述略》，第146页。

[54]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第20页。

[55]　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104—105页。廖德山后来任岭南医学教员，由钟荣光、萧与之介绍，加入同盟会（《中国同盟会粤支部会员题名录》，《中国同盟会粤支部杂志》第7期，1912年9月11日。引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第342页）。1919年10月，廖为杨襄甫逝世及培坤女校补助事曾致函孙中山，孙中山复函感谢其“尽力党事，奔走不懈”（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52页）。

[56]　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104—105页。

[57]　《澳门茶谭社规条》，《知新报》第96册，1899年8月16日。

[58]　依次载《知新报》第79、97、107册，1899年3月2日、8月26日、12月3日。

[59]　《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103—104页。

[60]　《老屋说》，《知新报》第107册，1899年12月3日。

[61]　 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65—66页。

[62]　同上书，第103—105页。

[63]　山本宪曾来华游上海等地，与汪康年等号称知遇，赞成中日同盟（《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1056、1064页）。其时张玉涛在沪，参与汪康年等人的维新活动。

[64]　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第114—115页。

[65]　梁启超：《康烈士广仁传》，《哀烈录》，《篁溪杂志》第1种。引自陈汉才：《康门弟子述略》，第146页。

[66]　《与宫崎寅藏等笔谈》，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80页。

[67]　谢缵泰著，江煦棠、马颂明译，陈谦校：《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第309页。

[68]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90—91页。

[69]　廖平子：《庚子壬寅及庚戌间之革命拾遗》，丘权政、杜春和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续编，第58页。

[70]　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62页。

[71]　黄大汉：《兴中会各同志革命工作史略》，丘权政、杜春和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第69页。

[72]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43—44页。

[73]　《与斯韦顿汉等的谈话》，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5页。

[74]　廖平子：《庚子壬寅及庚戌间之革命拾遗》，丘权政、杜春和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续编，第58页。一说《嬉笑报》讥讽粤督李鸿章，李饬南海县查究，朱通儒、杨肖欧逃走，报馆结束[梁群球主编：《广州报业（1827—1990）》，第20页]。

[75]　冯自由：《陈少白时代之中国日报》，《革命逸史》初集，第66—67页。

[76]　《井上雅二日记》，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62页。

[77]　《东亚同文会第八回报告》，1900年6月25日。或称《嬉笑报》创设于1898年[梁群球主编：《广州报业（1827—1990）》，第20页]，疑误。

[78]　钟卓安：《朱淇》，张磊主编：《孙中山辞典》，第289页。

[79]　《陈少白致犬养毅书》，汤志钧：《乘桴新获》，第403页。是函称：“港中有一新闻社，名曰《通报》，今已不能支持，甚欲退手，弟已与之有成约，允接受之。如果先生以为然，可即遣宫崎兄来，及预备接济之法。若宫兄之来过迟，则恐此社倒闭，错过机会，再遇为难矣。”按《通报》于1898年发刊，1899年2月与《岭海报》合作出《省港通报》。不久因创办人意见不合，再由朱淇兄朱秩生出资办《通报》[参见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第94页；梁群球主编：《广州报业（1827—1990）》，第19页]。或谓《通报》由朱淇门人张学璟主办，疑误。

[80]　冯自由：《史坚如传略》，《革命逸史》第5集，第25页。

[81]　引自杨天石：《毕永年生平事迹钩沉》，《寻求历史的谜底》，第76页。

[82]　参见《东亚时论》第22、24、25、26号《会报》，1899年10—12月。

[83]　日本外务省档案：明治33年6月29日长崎县知事致青木外相，乙秘第336号。

[84]　《与宫崎寅藏等笔谈》，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77页。

[85]　 日本外务省档案：1900年7月19日长崎县报高秘第251号。

[86]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第50页；第4集，第79页；第5集，第16页。

[87]　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第310页。

[88]　1900年8月20日东京警视厅致外务省《关于东亚同文会员之行动》，近藤秀树：《宫崎滔天年谱稿》，宫崎龙介、小野川秀美编：《宫崎滔天全集》第5卷，译文见《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辑。

[89]　近藤秀树：《宫崎滔天年谱稿》，宫崎龙介、小野川秀美编：《宫崎滔天全集》第5卷，第675页。

[90]　1900年6月11日神奈川县知事浅田德则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机密受第1296号，译文见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89页。

[91]　日本外务省档案：1900年6月19日乙秘第316号、7月20日乙秘第383号，引自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第96页。

[92]　日本外务省档案：1900年6月19日乙秘第316号东京警视厅致外务省《清国流亡者孙逸仙等之行动》。

[93]　《井手三郎日记》，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81—383页。

[94]　《井上雅二日记》，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69页。

[95]　日本外务省档案：1900年6月19日乙秘第316号东京警视厅致外务省《清国流亡者孙逸仙等之行动》。

[96]　参见《东亚同文会报告》第12、13、32、34、39回的广东、香港、澳门、汕头通信。1900年11月7日，原口闻一还在澳门访问过经元善（虞和平编：《经元善集》，第340—352页）。

[97]　《东亚同文会史》第3编《活动编》，第641页。

[98]　《井上雅二日记》，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62页。

[99]　田野认为：“徐勤者，康有为弟子中首屈一指之运动家也。……其生性激烈勇猛，实为新党第一煽动家。”“夫徐勤决非如康有为、梁启超之比，彼真豪侠也。其一决心，虽死不避，如此等人，即不为吾用而为吾敌，亦甚爽快也。”（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105、113页）

[100]　 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20—21页。

[101]　原口闻一：《三合会の性质及其现状》，《东亚同文会第十三回报告》，1900年12月。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7章有译文，但略有删节。

[102]　《东亚同文会第十三回报告》，190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