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1896年12月6日《龙泽厚来函》，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第850—851页。

[6]　廖中翼：《康有为第二次来桂讲学概况》，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桂林文史资料》第2辑。

[7]　上海市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549页。《圣学会后序》，《时务报》1897年7月10日、20日第32、33册连载，署名“西林岑云阶大理春煊撰，桂林广仁善堂来稿”。1897年5月31日《知新报》第20册刊载《两粤广仁善堂圣学会后序》，则署名“唐景崧”。岑春蓂致汪康年函称：“近阅贵报，文编中有敝省《圣学会后序》，署名为家兄云阶所作。弟见所言雄阔，与平日文字不类，昨专电询问，知系康长素工部手笔，属之家兄。”《康南海自编年谱》称：“与唐薇卿、岑云阶议开圣学会，史淳之拨善后局万金，游子岱布政捐千金，蔡仲歧按察希[邠]激昂高义主持之，乃为草章程序文行之”（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四，第136页）。则后序与署名蔡希邠的序，均应出自康有为之手而托名他人。

[8]　胡思敬：《国闻备乘》，第15页。

[9]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第84—85页。

[10]　《致李福基董谦泰等书》，方志钦主编：《康梁与保皇会》，第38页。是函当写于1902年8月2日。

[11]　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总4171页。岑春煊《乐斋漫笔》称：“戊戌四月，陛辞赴粤。”（《近代稗海》第1辑，第85页）

[12]　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总4276页。

[13]　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第85—86页。

[14]　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总4220页。

[15]　同上书，总4416页。据1899年1月28日《申报》报道：王存善任省河补抽厘局总办有年，岑春煊抵任后，访闻比较各数有不实之处，爰即撤委，饬将各数呈出核算。其补抽厘局一差，委候补知府刘清泰接办，所兼善后局提调一差，改委候补知府李受彬接办。岑调任后，谭锺麟分别撤去刘、李，另委他人。

[16]　胡思敬：《国闻备乘》，第15页。

[17]　参见杜春和、耿来金、张秀清编：《荣禄存札》，第320—326页。

[18]　《甘肃藩司岑纠劾粤督片》，《知新报》第111册，1900年1月11日。中谓：“两广督臣谭锺麟久任疆寄，素有能名。近因老病渐增，诸事日形废弛，加之目疾甚重，公牍皆不能亲阅，需人口诵，内则信任幕友潘灿，外则信任知府王存善，由是潘灿、王存善恃督臣之信任，欺督臣之昏颓，藉势招摇，纳贿揽权，无所不至，以致广东吏治营伍用人理财无在非弊。潘灿倚王存善为爪牙，王存善倚潘灿为唇齿，而谭锺麟方深倚二人为心腹。……是不严治谭锺麟废弛之罪，不足以谢朝廷，不严治潘灿、王存善之罪，不足以儆宵小。升任广东臬司魁元，目击潘灿、王存善朋比为奸，不能匡救谭锺麟，反从而附和王存善。即如臣原查王存善侵蚀各款，一切案据，皆经会同魁元核对……何以复查，只顾为王存善洗刷，置全案证据于不问。”

[19]　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总4400、4416、4446—4448、4484—4485页。

[20]　1899年9月19日梁铁君致康有为函称：“近容、庆两党相倾，西后拟废立，事甚急，京师震动。刚毅来粤拟筹款五百万，近议厘金改作坐厘，归七十二行商代抽，四处罗掘，鸦片烟熟膏抽厘，亦已承办矣。”（孔祥吉：《晚清佚闻丛考——以戊戌维新为中心》，第8页）据1899年10月1日《申报》社说《论刚中堂在粤东筹款事》：“刚子良中堂奉命至江南查办事件，首于筹饷为急务，盐厘盈余及各员报效，每年骤增进项二三百万金，现又奉命往粤东，议筹五百万金以充饷项，先向现任地方官，次及殷富绅士劝捐，并清查盐厘两项积弊，暨各局办理事宜，一则剔除弊端，一则广劝报效。”刚毅自称“上不病国，下不厉民”，但广东厘务每年进款原来不过二百万有奇，后加至二百四十余万。经谭锺麟整顿，又有增加。刚毅来粤，拟每年再加数十万，达三百万之钜。有某富商纠集巨股，包办厘捐，每年报效三百五十万两。刚毅则欲将行厘坐厘台炮补抽厘局四项归本行商人自抽自缴，每年可得约三百七十万两。各官报效三万至二千金不等。“说者谓中堂取之盐厘，取之各员，诚无病民之心，惟各员骤多此一宗出款，势必仍取自民间，民仍不免怨咨交作，奈何？”

[21]　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总4279页。

[22]　裴景福以名进士为宰粤东，屡任剧邑，为番禺知县时，与广州知府约期一月，破积盗劫案凡五十。裴化装混入匪中，探其实然后破其穴，一网打尽（陈一：《新语林》，第30页）。裴氏颇得谭锺麟信任，而与岑春煊积不相能。岑督粤时，欲坐其死罪，因查无实据，最后遣戍新疆。

[23]　孔祥吉：《晚清史探微》，第223页。

[24]　汤志钧：《乘桴新获》，第60页。

[25]　同上。

[26]　《废立要闻汇志》，《知新报》第113册，1900年3月1日。

[27]　《论各省亟宜勤王讨贼以造中国》，《知新报》第122册，1900年7月11日。

[28]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45页。

[29]　同上书，第98—100页。

[30]　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第82页。

[31]　郭廷以编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2册，第1085—1093页；李文海等编著：《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第191—368页。

[32]　老吏：《奴才小史·鹿传霖》，《清代野史》第1卷，第555页。关于此事，记载多有不同。罗惇曧《拳变余闻》称：“江苏巡抚鹿传霖，以兵六千勤王，闻京师陷，绕道河南至于太原。”《庚子拳变始末记》谓：“当围攻使馆之初，鹿为江苏巡抚，带三千人北上勤王。尚未至京，闻洋兵已破城，乃解散军队，至其家乡住数日，即往太原。”（前引书，第222、181页）清廷召鹿传霖来京，时在6月26日。

[33]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二日《陕甘总督魏光焘折》，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运动档案史料》上册，第261—262页。

[34]　《致竹居书》，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第275—276页。简朝亮曾指责翁同龢“不能蓄壮士，以兴大举”。

[35]　《勤王宜直捣京师说》，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44页。

[36]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6集《康有为之海外报告书》，第30页。是函署期为六月廿日，即7月16日，而冯自由说明为六月六日（7月2日）发。。

[37]　井上雅二：《上海通信·三 上海维新党中重なる人士の李鸿章伯に呈したる意见书》，《东亚同文会第十回报告》，1900年9月1日。

[38]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六日《大学士李鸿章等折》，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15—417页。

[39]　《东南变局忧言二》（录《中外日报》），《知新报》第125册，1900年8月25日。

[40]　《庚子拳变与粤督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145页。

[41]　胡思敬：《国闻备乘》，第15页。吴永《庚子西狩丛谈》记：“陛见时，太后问：‘带兵若干？’如数以对。太后觉事近儿戏，意殊不怿，问：‘兵在何处？’曰：‘尚在途中。’因有诏令其办理察哈尔防堵事宜，着折回张家口，迎候来兵。”所以赵舒翘指岑春煊为“不急之人”，其随扈乃擅行违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三，第409页）。

[42]　1900年10月17日《与同薇同璧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87页。

[43]　《梁鸿轩致谭张孝书》，方志钦主编：《康梁与保皇会》，第333页。

[44]　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第13—14页。参见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瞿鸿禨与岑春煊》，第217—218页。

[45]　《致李福基董谦泰等书》，方志钦主编：《康梁与保皇会》，第38页。

[46]　1903年11月8日《徐勤致康有为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33—234页。

[47]　《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38页。

[48]　孔祥吉：《晚清史探微》，第223页。

[49]　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三日《甘肃布政使岑春煊折》，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644—648页。

[50]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841页。

[51]　《粤兴学务》，《申报》1903年12月18日；《广东毕业生新进士之历史》，《申报》1906年11月2日。

[52]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64页。各种笔记但称岑春煊于幕府中倚重张鸣岐、岑盛之，就新政而言，则不尽然。

[53]　周善培遗稿：《谈梁任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134页。

[54]　有关丁未政潮及其间岑春煊与梁启超、麦孟华的关系，参见郭卫东：《论丁未政潮》，《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

[55]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83页。

[56]　上海市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606页。

[57]　周善培遗稿：《旧雨鸿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98页。

[58]　上海市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6—16页。尹克昌认为岑春煊督粤三年，为庸劣宾僚所误，兵财内政一无可观，似与实情有所出入。继岑后出任粤督的张人骏，麦孟华“料其抵粤后必无十分振作，且彼与西林颇有意气，恐其尽反西林所为也”（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16页）。则保皇会对岑春煊在粤的政绩似有好评。

[59]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1056—1057、1059、1096、1103页。

[60]　《麦孟华致梁启超一》《刘士骥致梁启超二》，台北“中央图书馆”特藏组编，张子文主编：《梁启超知交手札》，第379、549页。

[61]　有关保皇党人结交清朝权贵事，章开沅《康梁与肃亲王关系试探》（《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第317—340页）、陈长年《辛亥革命中康梁一派的政治活动》（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湖南省历史学会编：《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第531—554页）均有论述，唯集中于1907年底以后。

[62]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62页。

[63]　同上书，第365页。

[64]　同上书，第362、404页。

[65]　《致竹居书》，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第275—276页。是函当写于1898—1899年。戊戌政变，康、梁等人已知袁世凯卖主求荣，但直到1908年，不仅未将其视为政敌，反而一直有所倚重，其间双方当另有联系和交易。1908年后，康、梁历数袁世凯的罪状，可是关于戊戌之事，却并非卖主，而是无端造出谋围颐和园一语，离间两宫（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78页）。梁启超还坚决反对透露戊戌“围园”之谋（详参杨天石：《康有为“戊戌密谋”补证》，《文汇报》1986年4月8日），以免有损光绪及本派形象，结果与袁世凯的真实矛盾纠葛反而不得彰显。

[66]　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与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67、372—373页。

[67]　《徐勤致康有为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383页。。

[68]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16页。

[69]　王幕陶来函七，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114页。

[70]　1901年5月20日《北京新闻汇报》《岑中丞与端中丞意见情形》记：“岑中丞为人精核，人皆谓其谦德不足。其与端中丞之隙，先是端中丞在藩司任时呈递履历手本，而岑中丞不璧还。自是端嫌其抗，辄有龃龉。又一切琐事岑中丞皆云问藩司。端谓人曰：‘岑大人竟以我为走狗。’于是嫌隙愈深。”其实二人皆荣禄门生。

[71]　1906年7月16日《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1100页。此事为熊希龄所示北京密电内容，即7月28日何天柱致梁启超函中所谓：“西林则为张所揭参。”（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83页）恽毓鼎《澄斋日记》记8月10日其参劾岑春煊的奏折递上，“傍晚探听知折留，上未发枢臣阅；但谕令发密电召湖广总督张之洞迅速来京，面询要事”。两天后岑即被开缺（引自郭卫东《论丁未政潮》，《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

[72]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50—451页。所述为政闻社解散事，但揆诸史实，应在丁未政潮前。

[73]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376—377页。1906年岑春煊因粤汉铁路事与广东绅商大起冲突，并逮捕为首数人，梁鼎芬等人对此极为不满。

[74]　1908年3月9日康南海《与任弟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44页。

[75]　参见章开沅：《康梁与肃亲王关系试探》，《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第317—340页。

[76]　光绪三十四年康南海《与任博二子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49页。

[77]　参见陈长年：《辛亥革命中康梁一派的政治活动》，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湖南省历史学会编：《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第531—554页。

[78]　康有为的三子康同篯与岑春煊之女结婚，1934年离异。

[79]　胡思敬：《国闻备乘》，第48页。

[80]　刘声木：《苌楚斋三笔·岑春煊参劾之多》上，第594页。

[81]　陈春生：《陈少白先生与香港〈中国日报〉及〈中国日报〉与中国革命之关系》，丘权政、杜春和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第46页。裴氏曾主持审判史坚如。

[82]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