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此行目的本是与康有为磋商，“为我们在共同路线上的联合行动作出安排”[93]。而这一方针先此已与梁启超、唐才常、汪康年等达成默契，邱菽园则对奉行联合大举的长江革新党予以积极支持。1900年8月，孙中山、梁启超分别归国，准备实践前诺，参与长江联合大举。事败，邱菽园排斥抵拒联合大举、借勤王以兴民政的康有为，而信任梁启超，也可视为对长江方面宗旨方针的赞同。1902年，他退出了以鼓动维新而名满海内外的《天南新报》社务，象征着脱离旧轨。以后在革命党与保皇派的论战中，他还自告奋勇，和黄乃裳一道为开演讲会批判保皇派的革命党人张继担任翻译。[94]直到1910年，才因文学关系与爱好相同的康有为复交。

世纪之交，华侨的祖国意识初醒，其中保皇会勤王运动的宣传动员作用巨大。新加坡华侨在当时地位的凸显，除西学新学的影响外，得益于两方面的优势，其一，所受中国固有文化熏染较深，文化认同倾向强；其二，与国内各方的交往联系频繁，政治上同频共振。传统士人的天下意识与近代民族民主思想相融合，使得新加坡华侨的爱国情怀与康、梁等人的政治宣传相互激荡，而不仅仅是被动接受。这种士绅的政治文化优势向社会变迁过程中趋新事业伸展的情况及其作用，值得关注和深入探讨。

<b>注释:</b>

[1]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14—115页。此函应写于1900年6月24日。

[2]　《康有为与保皇会》附录，第546、552页。

[3]　《本馆告白》，《天南新报》1898年6月3日；《本馆声明》，《天南新报》1898年6月3日。

[4]　詹冠群：《黄乃裳传》，第2、3章。

[5]　《代售〈知新报〉告白》，《天南新报》1898年6月3日。。

[6]　星洲寓公邱菽园甫撰：《二录三害质言》，《天南新报》1898年8月12日。

[7]　黄乃裳：《绂丞七十自叙》，第6页。

[8]　《二录三害质言》，《天南新报》1898年8月12日。

[9]　《故人尺书·邱逢甲来函》，《天南新报》1898年7月20日。

[10]　《天南新报》1898年7月20日。

[11]　《天南新报》1898年8月2日。。

[12]　《燕京雁札》，《天南新报》1898年7月22日。

[13]　古梅钝根生：《查禁报馆访拿主笔论》，《天南新报》1898年11月2日。

[14]　《告白》，《天南新报》1898年12月9日。

[15]　《清议报》第14册，1899年5月10日；星洲寓公来稿：《上粤督陶方帅书》，《清议报》第80册，1901年5月28日。

[16]　梅湖半农者：《商学》，《日新报》1899年12月1—4日。转引自叶钟铃：《黄乃裳与南洋华人》，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年。

[17]　林文庆、邱菽园同订：《好学会第九期演说广告》，《天南新报》1899年12月5日。

[18]　《好学会第九第十两期题名录》，《天南新报》1900年1月10日。

[19]　《论中国不久必有变乱》，《天南新报》1898年12月15日。

[20]　引自《清议报》第21册，1899年7月18日。

[21]　檀山旅客：《读〈星洲上书记〉书后》，《清议报》第50册，1900年7月7日；星洲寓公来稿：《上粤督陶方帅书》，《清议报》第80册，1901年5月28日。。

[22]　《天南新报》1899年7月14日。

[23]　《论救中国当以救皇上为本》，《天南新报》1899年7月31日。原文载《清议报》第20册，1899年7月8日，《天南新报》从7月28日开始转载。

[24]　热血冷肠人：《治中国当用猛力说》，《天南新报》1899年7月18日。

[25]　热血人稿：《海外华商宜再举行电请圣安并请皇太后归政说》，《天南新报》1899年12月28日。

[26]　古梅钝根生：《答伪临朝辨》，《天南新报》1900年2月16日。

[27]　《居易初集·序》，虞和平编：《经元善集》，第394页。

[28]　《恭祝大清光绪皇帝万寿士民爱戴募皇帝买保险公司启》，转引自《清议报》第45册，1900年5月19日。

[29]　转引自《清议报》第45册，1900年5月19日。

[30]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2、206页。

[31]　 孔祥吉：《晚清佚闻丛考》，第8页。

[32]　引自汤志钧：《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

[33]　 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第872—873页。

[34]　1905年12月26日康有为致谭良书，方志钦主编：《康梁与保皇会》，第64页。伊东，即陈继俨（字仪侃）。1903年2月16日罗普函告康有为：“伊东在檀香山不出理事，且以攻击保记为事，人多不直之，而檀埠人心以此冷极。任闻此报，亦大怨怒之，拟归时再到该处一行。”（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19页）。其时陈继俨在檀香山《新中国报》任副主笔。

[35]　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第872—873页。

[36]　《菽园投书邀往星坡答谢》，陈永正编注：《康有为诗文选》，第194页。1900年1月2日，香港的何东收到邱菽园的汇款2000元，转交康有为。参见赵令扬：《辛亥革命期间海外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的看法》，中华书局编辑部编：《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上，第384—385页。1

[37]　康有为一行赴新加坡者共六人，除康有为在诗中屡次提及的梁铁君、汤叡、康同富外，另外两人当为董津和李棠。1900年6月27日康有为致叶湘南书称：“此间每发一电，及发诸书，铁、觉、津、棠四人为之，绝无它客，犹费半日夜力。”1900年3月23日《与同薇同璧书》谓：“此间寄还港澳十八书，而澳中云不收，则我寄还香港家中之书（除津带者不计）三封收乎？……董津可急催其还（因出游，译电皆无人）。李棠何日娶妇，娶毕可饬其早来。……前嘱汝将三叔书札寄数封整齐者来，以便叫觉顿模仿，可交津、棠妥寄。”6月8日《与同薇书》：“二月廿八棠既不来，薇应有书告我，三月四日可收我一电还，棠可同来，省尽无限事矣。而乃使棠来问，不用信问，安有此理耶？”1901年4月5日《与同薇书》：“李棠归，行李全失，又闻李棠有不欲还之意（闻其告寿文等皆言不还），不可不以恩抚之，可在拨支江叔项下拨廿元与棠（江叔家用已在此支矣），以沾补之，并时常催令还庇。祖母信来谓我疑棠，我何有疑之，用之十年，亲同患难，安有疑之之理。汝母可叫棠来，力解之，并嘱其早来便是。”（均见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36、165—166、171、191页）则二人应为康家近人。

[38]　邱新民：《邱菽园生平》。邱菽园本人一直否认加入过保皇会。张克宏考证新加坡未成立保皇会分会（《亡命天南的岁月——康有为在新马》第6章）。但康有为在6月中外开战后认为“星坡可明开会”，则前此或有密会（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11页）。

[39]　英国外交部第17种文件1718卷，第310—312页，斯威特南致沙士勃雷的报告，1900年3月29日。引自黄宇和：《三位流亡的理想主义者：容闳、康有为及孙中山，1894—1911》，《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2期。

[40]　1900年6月2日《致徐勤等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99页。版，即版筑，潮汕一带会党头目。

[41]　《清议报》第41册，1900年4月10日。

[42]　丘晨波主编：《丘逢甲文集》，第156页。

[43]　《饮新加坡觞咏楼次菽园韵》，广东丘逢甲研究会编：《丘逢甲集》，第462页。

[44]　邱菽园《自题星洲上书稿后》诗曰：“尊亲大义日提倡，草野侨民共奉扬，遂使星洲通上国，岛臣长愿戴君王。”《清议报》第66册，1900年12月12日。

[45]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2、206页。

[46]　《商学》，《日新报》1899年12月1—4日；《广南洋华人宜大私以自保说》，《日新报》1899年11月7—14日。

[47]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9页。

[48]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2页。

[49]　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330页。

[50]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15页。

[51]　同上书，第216页。

[52]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93页。

[53]　同上书，第98—99页。

[54]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0页。

[55]　同上书，第114—115页。

[56]　同上书，第111页。

[57]　同上书，第114—115页。

[58]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24页。

[59]　同上书，第136—137页。

[60]　丘晨波、黄志萍、李尚行等编：《丘逢甲文集》，第269页。

[61]　《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13页。前引梁启超函所提到的与陈翼亭在南关大开门面的紫云，即陈紫瀛。

[62]　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128页。

[63]　谭精意供稿，阮芳纪、黄春生、吴洁整理：《有关保皇会十件手稿》，《近代史资料》总80号，第78页。

[64]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40—241、258页。

[65]　谭精意供稿，阮芳纪、黄春生、吴洁整理：《有关保皇会十件手稿》，《近代史资料》总80号，第7页。

[66]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32页。

[67]　同上书，第137页。

[68]　同上书，第114页。

[69]　同上。

[70]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40页。

[71]　同上书，第258、221页。

[72]　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20页。

[73]　星洲寓公来稿：《上粤督陶方帅书》，《清议报》第80册，1901年5月28日。

[74]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13—214、224页。

[75]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1、110页。

[76]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87页。

[77]　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331—333页。

[78]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61页。

[79]　《清议报》第80册，1901年5月28日。

[80]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63页。

[81]　星洲寓公：《题闽海逋客星洲上书记后》，《清议报》第66册，1900年12月12日。

[82]　《知新报》第133册，1901年1月20日。

[83]　《开智录》第2期，1901年1月5日。

[84]　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113页。

[85]　闽中邱菽园稿：《论康有为》，《同文沪报》1901年8月13日，引自《北京新闻汇报》1901年8月23日。

[86]　邱新民《邱菽园生平》所引清光绪廿七年辛丑八月四日上谕。

[87]　康有为函告其女同薇：“日人之事，系发难于林君，此事于日本邦交极有碍，故我欲忍之，而林骤告督，遂为大案。然无如何，又不敢言其非，恐得罪林及英官也。其人为宫崎，诚是戊戌九月与我返日本者。但伊不合与孙同行，且为孙办事。日本有两电五信言其谋害也。”（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77页）1900年7月6日康有为函告柏原文太郎，他接到宫崎寅藏的来信后，次日即向英国殖民当局申请返回新加坡与宫崎会晤。不料日本某僧密告林文庆，见到数封来电，文中均有康有为、邱菽园名字。其时旁室某客闻讯，亦称刺杀康有为可得赏金数十万。林文庆告知邱菽园，邱又得到电报，指孙文欲图大举，为筹款来新加坡，恐生异变，宜加慎防。林闻之大惊，即走报新加坡总督，请求密查。总督大怒，决意查办。此外，林文庆还告诉其友《天南新报》翻译陈德逊，陈转告日本人，宫崎得知，致函康有为，疑后者故意避而不见。是日康有为恰好回到新加坡，闻讯大惊，告诉林文庆，宫崎为日本志士豪杰，与其旧交，请转告总督，中止查办，否则无面目再见日本故交。再三请求之下，林文庆始息怒允诺。康又转托当地警官请求中止查办。但总督拒绝所请（东亚同文会编：《续对支回顾录》下卷，第653—654页）。

[88]　冯自由记：“林为星洲著名医学博士，极得当地英吏信用，宫崎得以无事出境，即赖其斡旋之力。”（冯自由：《华侨开国革命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专刊·华侨与辛亥革命》，第57页）；“时医师林文庆在马来群岛负盛名，甚得当地政界信仰，总理于彼为旧交。……英官判宫崎离境，即林文庆为之说项也。”（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176页）

[89]　《大美国史略》，福州美华书局1899年活版。

[90]　詹冠群：《关于黄乃裳研究中的几个史实问题》，《黄乃裳传》附录一。

[91]　1907年10月15日《复张永福等函》，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48页。

[92]　邱菽园：《恭颂大医士吴杰模先生》，《天南新报》1898年6月7日。

[93]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5页。

[94]　詹冠群：《黄乃裳传》，第1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