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品味，章氏仍然相信梁启超确是借保皇之名行革命之实，只是侨商不能领悟其中奥妙，从此变异。壬寅、癸卯间，梁继续鼓吹“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甚至不顾康有为严责，要与之“以爱国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120]，实践其抵檀之初对孙中山的承诺。可惜他终究未能摆脱乃师的框缚，旅美后更鼓吹君宪，与革命党成冰炭水火。孙中山坐实其“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欺骗性，认为：“康尚有坦白处，梁甚狡诈。”[121]其实，当年梁启超纵无排满革命真心，却不乏反清变政实意。

孙中山所指望的合作基础，不是康有为的保皇宗旨和封闭组织路线，而是梁启超主张的联合大举及民主变政计划，其实施的主力是唐才常的长江自立军。长江计划原不限于汉口，按照唐才常的设想，以汉口、上海为中心，形成中、下游两大基地，汉口主要由林圭负责，与孙中山的关系较多，下游由唐才常、狄平负责，与康有为及保皇会的关系更深[122]汉口以两湖会党为基础，上海则以江淮徐怀礼、江宁湘军各部为依托，唐才常还一度有以徐怀礼的虎军为正军之意。后因徐怀礼临阵变节，只得依赖汉口。

林圭与唐才常政见相歧，而共同主张联合大举，又有赖于唐才常的经济支持，因而坚持合作共事。林圭和孙中山从宗旨到组织有许多共鸣与联系，而孙中山与自立军、保皇会的关系有所区别，兴中会同意长江流域的联合阵营使用权宜口号，至于兴中会独立发动的惠州起义，则仍然公开打出排满旗号。这无疑反映出孙中山宗旨的一贯与方略的灵活。

孙中山不断地努力将反清活动推向全国，为此尽可能广泛地结交各地各派的领袖人物。庚子他力求发动一场全国性的大起义，在动荡的形势中乘乱实现反清变政的政治目标。由于自身实力不足，他最大限度地运用灵活策略，不仅同意梁启超的联合宗旨，积极支持自立军的中原大举，而且争取与保皇会、中国国会合作，与李鸿章、刘学询等合谋两广独立，上书港督卜力寻求援助，向法国、日本示惠。这是务实的政治家为达到战略目标而采取的明智之举，其适时变换符合多数人的意愿和形势的需求，有利于促成联合大举行动。如果不是康有为从中作梗，求同存异、互相呼应的中国革新派未必没有乘乱取胜的机会。至于此后局势如何发展，还有待于各派势力的进一步角逐。如果孙中山不顾人们的共识，一味坚持排满，反倒有狭隘种族复仇之嫌，妨碍联合大举的全局。

后人所用革命与改良的对立概念，不能恰当地表现或涵盖当时的政治分野。夏曾佑分为革命与革政二派，孙宝瑄则分为革命、变法、保皇、逐满四党。国会人士反对排满，有异于革命党，除此之外，他们便只是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变革更为有利之间徘徊迟疑。从世界历史的进程看，如果对革命的理解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层面，而是扩大到社会层面的话，那么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关键在于，执政者的所作所为让他们如何抉择。戊戌政变后尤其是庚子义和团时期清王朝的倒行逆施，把一大批开明士绅逼到与朝廷刀枪相向的绝境。用革命与改良的概念去看围绕正气会和自立军的宗旨矛盾与争论，无法全面观照革新人士具有广泛共识的反清变政意向与活动，不仅将大批革政人士划归保皇或改良，甚至疑及孙中山的反清立场。只有改变先入为主的观念，重新检讨史料和史实，才能如实揭示历史进程的复杂与多样。

<b>注释:</b>

[1]　《林圭致孙中山代表容星桥书》，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322页。

[2]　谢缵泰著，江煦棠、马颂明译：《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专辑》，第305页。

[3]　《林圭致孙中山代表容星桥书》，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323页。

[4]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58页。

[5]　《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容闳与康梁》，《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据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狄葆贤遁走日本时确曾改姓高（第421页）。

[6]　松冈好一：《康孙两党之近情》，《东亚同文会第13回报告》，1900年12月。

[7]　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11页。

[8]　1898年6月25日《汪康年致宗方小太郎函》，汤志钧：《乘桴新获》，第203页。

[9]　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卷，第383页。

[10]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64页。

[11]　1900年6月18日《周善培来书》，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196—1197页。

[12]　1900年6月22日《夏曾佑来书》，《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363—1364页。

[13]　详见沈渭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第45页。

[14]　《日本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致外务次官都筑馨六关于救助前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之件》，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237—1238页。

[15]　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卷，第416页。

[16]　文廷式：《东游日记》，汪叔子编：《文廷式集》下册，第1116—1174页。

[17]　罗刚：《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第1册，第509页。文廷式与孙中山会面时间，为3月5日。见中村义：《白岩龙平日记》，第362页。

[18]　《井上雅二日记》明治33年8月18日，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67页。

[19]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8页。

[20]　谢缵泰著，江煦棠、马颂明译：《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专辑》，第308页。

[21]　明治33年9月4日长崎县报高秘第329号。

[22]　明治33年9月4日长崎县报高秘第329号，9月22日福冈县报高秘第971号。

[23]　明治33年9月7日长崎县报高秘第336号，9月18日长崎县报高秘第361号，9月14日神奈川县报秘甲第385号。

[24]　1900年11月20日《康有为致邱菽园书》，引自汤志钧：《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

[25]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02页。是函写于1900年10月中上旬。

[26]　章太炎：《口授少年事迹》《民国光复》《致陶亚魂柳亚庐书》，引自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39—40页。

[27]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951页。

[28]　《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956页。

[29]　《井上雅二日记》，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55页。

[30]　1900年8月8日《来书》，《中国旬报》第19册，1900年8月9日。。

[31]　《中国旬报》第19期，1900年8月9日。

[32]　井上雅二：《当用日记》附件《中国自立会的布置》，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79页。关于如何处置康有为，孙中山、梁启超、唐才常之间似有某种默契。梁启超曾劝告康有为退隐林泉，闭门著书。这与汪康年一派的想法不谋而合，各派均不希望康有为归国。这也是自立会与保皇会的明显不同。

[33]　1900年2月6日章炳麟来书，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951页。其时章与康、梁均有通信，此为概述来信大意。

[34]　《致办事人书（二）》，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16—119页。

[35]　《徐勤致康有为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02页。

[36]　《康有为与保皇会》，第548—553页。是为保皇会电报密码中的办事暗码第434、435条。

[37]　《香港兴中会章程》，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页。

[38]　《原敬关系文书》第2卷书翰篇，第392页。

[39]　谢缵泰著，江煦棠、马颂明译：《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专辑》，第308页。

[40]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831页。梁姓者，疑为梁敦彦，广东顺德人，字崧生，1872年首批留美幼童，1878年入耶鲁大学，1881年回国。辜鸿铭记：“忆昔年张文襄督鄂时，督署电报房有留学生梁姓者，领袖电报房诸生，专司译电报事，向例朔望行礼，署中文案委员与电报学士分班行礼，梁学生固与电报房诸生同立一处，立案委员无一与交语者。一日文襄出堂受礼，见梁学生与电报房诸生同立，则亲携出班外，置诸文案委员班曰：‘汝在此班内行礼。’大众愕然，此后文案委员见梁学生则格外殷勤，迥非昔日白眼相待可比。昔日之梁学生，即今日之外务部梁崧生尚书也。”（《张文襄公幕府纪闻·爱才》，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上，第471页）

[41]　《时务报》第14、15、17、19、21、28册分别转载《伦敦东方报》、日本《国家学会志》、《温故报》的有关报道评论，如《某报馆访事与麦参赞问答节略》《英国律师论孙文被禁事》《中国私会》《论传言英将控告孙文一案》《论孙逸仙》《论中国内腐之弊病》等。

[42]　章炳麟：《口授少年事迹》《民国光复》，引自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39—40页。章氏称其闻言应道：“果主张革命，则不必论其人才之优劣也。”其实梁启超并无贬意，他曾对严复说：“然启超常持一论，谓凡任天下事者，宜自求为陈胜、吴广，无自求为汉高，则百事可办。”（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1，第107页）

[43]　1898年6月2日汪大燮来函，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783页。

[44]　宫崎滔天著，佚名初译，林启彦改译、注释：《三十三年之梦》，第114—115页。

[45]　《与宫崎寅藏等笔谈》，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80页。

[46]　1899年2月18日宫崎寅藏致平冈浩太郎、犬养毅函，陈鹏仁：《论中国革命与先烈》，第24—28页。

[47]　宫崎滔天著，佚名初译，林启彦改译、注释：《三十三年之梦》，第116—117页。

[48]　何檠一称设学之议不闻发起于孙中山（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3页），实则此事确由孙中山、陈少白等人而起（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第152页）。

[49]　《福建道监察御史黄桂鋆折》，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67页。

[50]　毕永年：《诡谋直纪》，汤志钧：《乘桴新获》，第26页。

[51]　宫崎滔天著，佚名初译，林启彦改译、注释：《三十三年之梦》，第129页。1899年2月18日宫崎寅藏致平冈浩太郎、犬养毅函称：变法期间，“在野的革命党才与他（案指康有为）完全绝交，更骂他为贱骨头的变节分子”。

[52]　唐才质：《自立会庚子革命记》，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67页。

[53]　《钦差大臣》，《大陆》第2年第8号，1904年12月3日。《大陆》第2年第5号（1904年7月8日）刊登题为《赦诏》的寓言：“南海有鲲，嬖于龙，旋得罪于龙母，窜南洋，匿某鳞家。一日，有狲踵门求见，鲲辞之，如是者三。狲乃告鳞曰：‘吾少游大西洋，见某洲一种族，以共和为主义，上下一体，其族大治。今吾族所居地位，大势岌岌不可终日，吾欲与鲲谋，出翻江搅海之手段，鼓动大风潮，破坏龙宫，建设独立厅，步武某洲。事成之后，谁为之长，自有公论。愿为我介绍于鲲。’鳞乃告鲲，鲲力却之。鳞问其故，鲲曰：‘吾之宗旨，至死不变者也。吾得宠于龙，因欲保之，他日总有用我之期。且外间谣言，皆谓我潜谋不轨，倘从狲言，是所以证实其事，可奈何？’鳞出辞狲，狲怏怏而退。”

[54]　明治31年12月10日浅田神奈川县知事致青木外务大臣秘甲第823号。

[55]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42—43页。

[56]　谢缵泰著，江煦棠、马颂明译：《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专辑》，第303页。

[57]　1899年4月1日《复宫崎寅藏函》，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86页。

[58]　康有为离日，原因甚多。其一，伊藤博文访华时，李鸿章提到日本保护清国流亡者，对外交有所影响（明治31年12月23日东京警视总监大浦兼武致青木外相乙秘第932号）。其二，1898年11月日本宪政党与进步党分裂，大隈内阁瓦解，山县有朋的新内阁对流亡者的兴趣降低，不愿因此影响邦交。其三，继续接济康有为的进步党和东亚同文会中的有关人士，认为保皇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希望两党合作进行反清（详见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第175—177页）。

[59]　谢缵泰著，江煦棠、马颂明译：《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专辑》，第303页。

[60]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44—45页。

[61]　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第37—38页。

[62]　饮冰：《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4年第14号，1906年9月3日。

[63]　1899年5月12日陈少白致犬养毅函，《辛亥革命史丛刊》第3辑，1981年。

[64]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64页。

[65]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44页。

[66]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第29—30页。

[67]　1899年5月3日《与蕙仙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78页。

[68]　《清议报》第35册，1900年2月10日。

[69]　明治32年10月26日浅田神奈川县知事致青木外相秘甲第523号、同日大森兵库县知事致青木外相兵发秘第514号、10月27日警视厅致外务省第1010号、10月28日浅田神奈川县知事致青木外相秘甲第530号、同日深野福冈县知事致青木外相高秘第1511号、12月6日浅田神奈川县知事致青木外相秘甲第624号。均见久保田文次：《清末·民国初期，日本における中国革命派·变法派の活动》，1989年自印本，第55—62页。1899年12月5日，梁启超与周善培访问近卫笃麿，告以即将访美（狭间直树：《中国近代における日本を媒介とする西洋近代文明の受容に関する基础的研究》，第21页）。

[70]　明治32年12月20日浅田神奈川县知事致青木外相秘甲第625号。

[71]　明治32年11月8日浅田神奈川县知事致青木外相秘甲第551号、11月10日大森兵库县知事致青木外相兵发秘第542号、11月14日长崎县知事致青木外相高秘第513号。1900年2月，麦孟华到横滨继任《清议报》主笔（狭间直树：《中国近代における日本を媒介とする西洋近代文明の受容に関する基础的研究》，第20页）。

[72]　1903年4月1日《与勉兄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18页。

[73]　1900年6月27日《致徐勤书（一）》，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32页。

[74]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86—287页；《徐勤致康有为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00—202页。

[75]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80—181页贾毅安注。

[76]　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第84—87页；郭世佑：《筹划庚子勤王运动期间梁、孙关系真相》，王晓秋主编：《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77]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47页。

[78]　罗孝高：《十二人江之岛结义考》，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80页。时间参见狭间直树：《中国近代における日本を媒介とする西洋近代文明の受容に関する基础的研究》，第17页。

[79]　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33页。“去年事”疑指梁启超以数万言之书进呈康有为，反对保皇会明办（1900年4月29日《致雪兄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8页），或是陈少白带去香港的劝康有为与革命党合作函（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63页）。

[80]　1902年6月3日《致欧榘甲等书》，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57页。按此函收信人不会是欧榘甲。孟远，即梁启超。

[81]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64页。

[82]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17页。所谓“言革”，主要指1902年4月梁启超、徐勤等人向康有为进言以革命为宣传口号事，但1899年已有言革之人。

[83]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12页。

[84]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63页。参见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第86—87页。

[85]　明治32年11月13日浅田神奈川县知事致青木外相秘甲第564号、11月21日秘甲第589号。

[86]　唐才质：《唐才常烈士年谱》，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唐才常集》，第274页。

[87]　郭汉民《〈唐才常集〉辨误一则》（《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3期）力证梁启超到港之事子虚乌有，但康有为、唐才常当时确在香港，陈少白所说亦多与内情相符，则此事仍须深究。

[88]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1、234—237页。

[89]　《梁启超与犬养毅笔谈》，汤志钧：《乘桴新获》，第406页。

[90]　明治32年7月31日浅田神奈川县知事致青木外相秘甲第355号、8月4日秘甲第367号、8月12日秘甲第380号、8月30日秘甲第404号。

[91]　《中国大生计家与大文学家》，《大陆》第2年第8号，1904年9月29日。

[92]　1900年3月13日《与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1页。

[93]　1900年4月29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3页。

[94]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44—45页。

[95]　1900年3月13日梁启超致康有为函，引自郭世佑：《筹划庚子勤王运动期间梁、孙关系真相》，王晓秋主编：《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811页。

[96]　1900年3月28日梁启超来书，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870页。

[97]　引自郭世佑《筹划庚子勤王运动期间梁、孙关系真相》，王晓秋主编：《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808页。

[98]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58页。

[99]　《与斯韦顿汉等的谈话》，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5页。会见康有为的动议，宫崎寅藏称是路经香港时由他提议，得到孙中山和同行诸人的赞同（宫崎滔天著，佚名初译，林启彦改译、注释：《三十三年之梦》，第181—182页）。但孙中山离开日本之前，已经有赴新加坡会见康有为的计划（明治33年6月10日兵库县知事大森钟一致青木外相兵发秘第300号）。

[100]　明治33年7月21日福冈县知事深野一三致青木外相高秘第770号。

[101]　1900年8月11日《与同薇书》，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77页；东亚同文会编：《续对支回顾录》下卷，第653页。

[102]　明治32年1月21日警视厅致外务省乙秘第109号；4月24日大浦警视总监致青木外相甲秘第80号；10月27日警视厅致外务省乙秘第1010号。

[103]　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第4454、4470—4471页。

[104]　参见李吉奎：《孙中山与刘学询》，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孙中山研究论丛》第5集，1987年。

[105]　参见邱捷：《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及策动李鸿章“两广独立”新探》，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孙中山研究论丛》第7集，1990年。

[106]　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卷，第771页。

[107]　《与斯韦顿汉等的谈话》，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6页。

[108]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45页梁仲策签注。

[109]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第5页。

[110]　狭间直树：《中国近代における日本を媒介とする西洋近代文明の受容に関する基础的研究》，第23页。

[111]　《井上雅二日记》，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71页。

[112]　《与横滨某君的谈话》，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8—199页。

[113]　《井上雅二日记》，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71页。

[114]　康有为1901年初致函梁炳光，中有“闻高山言，公等方略，欲取惠州……任美行者，军谋称细，出讨则专以破数州县地，耸动大众为主。吾闻之，即笑谓任曰：吾以汝等称健者，以为果有方。若如此，则是一李立亭耳，必败无疑。已而，果有惠州之事。……故五六月前，凡林玉之将才，子盈之客人，所有请饷欲办惠事者，皆不发”（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第278—279页）。另外，1900年11月康有为致邱菽园书所提到的“张某为雅、任所托，仆不知其人”（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331页），疑为替兴中会办事的张尧卿，则梁启超、狄葆贤等与之关系匪浅。

[115]　1900年2月28日《与知新同人书》及何擎一签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7—208页。

[116]　松冈好一：《康孙两党之近情》，《东亚同文会第13回报告》，1900年12月。

[117]　1900年11月20日康有为致邱菽园书，汤志钧：《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

[118]　1900年11月12日《至江宁刘制台》，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394页。

[119]　1902年3月18日《致吴君遂等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162—163页。

[120]　1902年5月《与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86—287页。

[121]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9页。

[122]　参加自立军的留日学生，1899年底归国的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学生林圭、秦力山、田邦璇等倾向更为激进，而暑期归国的傅慈祥、黎科等各校学生，则与保皇会关系密切（《恭祝皇上万寿演说》，《清议报》第53、54期，1900年8月5日、15日；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12、2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