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刀会的成员都是武师，由于他们是属于拿人钱财与人消灾的，所以他们很喜欢吹吹牛，比如他们的刀是世界上最快的刀，而他们的身体也是世界上最坚硬的盾——刀枪不入。另外，并不是一般的人可以加入大刀会的，除了要会武术，入会时还要交上一笔“香火钱”，从此就有资格受雇于地主老财了，相当于加盟费。

一开始地方官府对大刀会基本上是默许的，打击土匪盗贼，这也是好事嘛。而后来官方开始严厉打击大刀会，因为大刀会做了一件给政府找麻烦的事——反教（教会）。

土匪们洗劫财物后，他们为了逃避打击，纷纷入教。对于教会来说，这只是又增加了几个教民，而大刀会和教会的梁子却正式结下了。

第三个出场的是梅花拳，它既没有“反清复明”的宗旨，也没有打击土匪盗贼的任务，这是一个真正属于老百姓自己的传统武术组织，在直隶和山东有广泛的练习者（“好练之家可传也，不好练之家仅仅收藏也，不可传匪人也”）。

梅花拳最初是在桩上练习的，因此它又叫“梅花桩”。关于拳法的部分我这里就不过多讲述了，它主要包括基本形体（架子）、成拳、拧拳和器械四个部分。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原本在桩上练习的拳法，对身体的柔韧性、协调性的要求那是相当高的，练练它不仅可以减肥，还能在腹部练出像梅花花瓣一样的若干块腹肌。

而梅花拳除了拳术套路的“武场”之外，还有练习内功心法的“文场”，这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白莲教式的宗教迷信的。我曾经看过部分“文场”的词句，看完后深受启发，感觉在尘世中重新鼓起了生活的勇气。因为它们简直是另外一个版本的“心灵鸡汤”，比如练武要讲究武德、保持高尚的情操，等等。

另外，作为民间自卫的武术组织，梅花拳并不反抗朝廷，这是梅花拳和白莲教的一个区别。

平时加入梅花拳的都是普通人，主要是为了锻炼身体，保护自己，他们不反朝廷，也不像大刀会的成员那样，把武术当作一种谋生的手段。梅花拳的武术宗旨强调的是“自卫”，也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以理服人；人若再犯……抡起拳头上去，直打得对方两眼冒梅花！每年春天梅花盛开的季节，这是所有梅花拳传人的节日，各大梅花拳传人都要聚在一起，组织自己的门徒进行拳法套路表演和切磋——亮拳。

作为大名鼎鼎的梅花拳第14代传人，赵三多已经收了近2000名弟子了，面对前来拜师的十八魁，他感到很为难。

赵三多很清楚十八魁拜师学艺的目的就是为了对付教会，碍于梅花拳严格强调“自卫”的传统，赵三多并不想卷入与洋人的纠纷中。既然连“六大冤”都害怕遭到打击报复离开了梨园屯，他这个外乡人更加有理由不去管。

但对十八魁的遭遇，赵三多又深感同情，他虽然是外乡人，但梨园屯两代人维权的故事还是打动了他。他很矛盾，他觉得作为一个远近闻名的武术大师，他有必要为乡邻仗义。

考虑了很久，赵三多还是拒绝了。没办法，师门的规矩太严格，而洋人的枪又太厉害，自己是没有办法抵挡的。

但是，赵三多不答应，他的弟子们很有意见，因为十八魁诉说的冤屈引起了这些热血弟子的同情。他们一起找到赵三多，跪地请求赵三多，然后他们采用了激将法：师傅啊，您好歹也是十里八乡的武术大师，怎么会怕洋枪呢？

跪请和激将之下，赵三多终于同意收十八魁为徒。梨园屯拆迁事件终于变成了梅花拳师门的事。而赵三多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个决定，将使他再也没有回头路。

赵三多将队伍改为“义和拳”

1897年4月27日（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六乙卯日），梅花盛开的季节，在传统的“亮拳”之后，十八魁带领近2000人攻打了教堂，其中大部分人都是梅花拳的弟子。在冲突中，一名保护教堂的教民被打死，梨园屯所有教民的家全部遭到洗劫，20多户教民全部逃离了梨园屯，十八魁将教堂捣毁，夺回了全部三亩地基。

山东巡抚衙门再一次被震惊了，此时的山东巡抚正是在甲午战争中与李鸿章作对的李秉衡。李秉衡很快做出批示，要求冠县县衙认真处理好此案，维护社会稳定。而冠县县衙一向是没什么主意的，现在他们看到镇民势力强大，又打算默许十八魁的夺地行动，但又不敢太得罪教会，考虑之下，冠县县衙发布告示：无论是镇民还是教会，地基都不能要，必须收归县衙所有，去盖一所义学，同时县衙负责为教会另外购买一块地修教堂。

绕了一圈，玉皇庙土地的所有权又变了，这次干脆收为了官府所有，维护稳定如果只是用临时救火这一招，看来是怎么样也稳定不了啊。

果然，在土地收归县衙所有后，县衙顶不住十八魁等梅花拳弟子的压力，又被迫允许在地基上修建新的玉皇庙。庙宇很快就修好了，竣工的那天，梅花拳的弟子们都把这当作是对抗教会的重大胜利，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典礼，而他们似乎高兴得太早了。

山东的主教又找到了各国驻北京的公使，公使向总理衙门施压，提出了四点要求：限定山东官府三日内拿办十八魁；赔偿教堂损失白银两万两；将亲自负责此事的东昌知府撤职；将负有领导责任的济东道道台调换。

与此同时，山东巨野县又发生了著名的“巨野教案”。1897年11月1日，两名原本在阳谷县和郓城县传教的德国籍传教士路过巨野磨盘张庄，天色已晚，他们便来到庄中的教堂里投宿。这座教堂本来住着德国传教士薛田资，他把自己的卧室让给两位投宿者，自己则睡到仆人的房里，这一举动救了薛田资一命。

夜晚，十几个当地的庄民摸黑潜入了教堂。他们手里拿着大刀、火枪，准确摸到薛田资的卧室，把床上睡着的人当成了薛田资一顿猛砍，直到床上的两人断气，他们才发现可能杀错了。而庄子里的教民也闻讯赶来了，这伙人只好趁黑离开。

隔壁的薛田资惊恐地目睹了这一切，他仓皇出逃。等到第二天，薛田资将两位德国传教士被杀一事电告德国驻北京公使。

这到底是一起谋杀还是抢财杀人，案件到最后并没有定论，按照巨野官方的说法，当晚参与事件的人是听说了教堂里存有钱物，于是便“起意行窃”，结果导致传教士被害，财物被抢劫。

实际上是没有多少人相信这个裁定的。跟梨园屯一样，磨盘张庄的民教冲突越发严重，而作为传教士，薛田资自然要维护教民、欺压庄民，再加上他自己平时可能还不太检点，仗势欺人，庄民们对他早已是恨之入骨。这是一场有计划的谋杀，而官方的说法是有意淡化民教冲突。

1897年11月14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丙子日），德国的军舰开到了胶州湾，要用武力解决问题并趁机侵占山东。最后在德国的压力下，李秉衡被革去山东巡抚之职。本来朝廷已经升任李秉衡为四川总督，但在德国的施压下李秉衡不准再升职，接替李秉衡的是原陕西布政使张汝梅。山东刚经历了甲午战争，又要面对德国出兵山东，群情激愤是可想而知的。朝廷指示：在这个节骨眼上，山东其他有民教冲突的地方，官府应全力避免和洋人冲突，免得外国人又要动武。

山东官场顿时一片风声鹤唳，冠县县衙的态度来了个180度转变，他们将刚刚建好的新玉皇庙强制性拆掉，宣布地基归教民，县衙为教民拨付白银400两再修教堂。同时，官兵开始捉拿十八魁，清查“乱党”。

十八魁和大部分“乱党”都是梅花拳弟子，梅花拳师门已经深深地卷入了民教冲突之中，师门中的头领紧急开会。他们意识到赵三多已经为师门闯下了滔天巨祸，很可能会给师门带来灭顶之灾！

而赵三多和他的弟子们也没有了退路，此时即使他们投案自首，也难以自保，教会和教民一定会对他们穷追猛打，看来坚持“斗争”下去是唯一的选择。

商量之下，其他的头领并不反对赵三多和他的弟子继续反教反洋，但不准再使用“梅花拳”的名号，也不准再说是梅花拳中人，这是梅花拳师门得以自保的唯一途径。

赵三多必须为他的队伍想一个新名号。

一百多年以前（乾隆年间），山东地区曾发生一件大事：清水教头领王伦率众起义反抗朝廷。王伦原本是白莲教教徒，后来自立门户，创立清水教，而同时他也学习梅花拳，所以也算得上梅花拳师门中人（头衔真多啊）。在起义时，王伦考虑到白莲教是朝廷严厉镇压的邪教，受打击的目标太大，而梅花拳师门严禁起义闹事，于是王伦的队伍既没有打出“白莲教”旗号，也没有打出“梅花拳”旗号，而是打出了一个新名字，一个充满能量、正义和血气的名字。

这就是——义和拳！

所谓义和，就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大家走到一起来，“义气相和”。

所谓义和，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保护自己的利益，大家必须把退无可退的拳头亮出来，追求“正义与和谐”。

所谓义和，就是维护中国的传统之“义”，中国的传统之“和”，用当时英国驻北京公使窦那尔后来向国内报告用语来说，就是“这个团体的成员将联合起来进行正义的事业，如果有必要，他们将使用武力”！

估计是赵三多原本就知道王伦的故事，或者是他的“参谋们”把这个故事说给了赵三多听。赵三多把“义和拳”的名号从一百多年前的王伦手里移了过来，他为自己队伍采用的新的名字，正是——义和拳！

从组织结构上来说，赵三多的义和拳既不是起源于白莲教，也不是起源于大刀会，而是和梅花拳有着更加直接的联系。赵三多的义和拳是一个继承了梅花拳开放门风的组织，加上要对抗洋枪，人越多越好。于是，尽管在组织起源上，义和拳和白莲教以及大刀会没什么关系，但不能阻止白莲教教徒和大刀会成员加入义和拳组织。义和拳就像一条小溪，它汇集了干流和很多的支流，包罗万象，包容万千，这正是作为一个基层自发组织的复杂之处。

义和拳的兴起和山东冠县、直隶威县都有关系，赵三多就是直隶人，所以，相对于接下来故事中即将讲述的“义和团，起山东”，我们其实还应该记住这样一句话：义和拳，起直东！

而在当时地方官府给朝廷的奏章报告中，无一例外地把义和拳说成“起源于白莲教”，直隶吴桥县县令劳乃宣还专门写了本书（《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向朝廷证明义和拳就是“源自白莲教”，是白莲教的一支。劳县令的这本书不仅让当时的朝廷信了，后来的很多人也相信了。

如果我们认为这些地方官是不了解实情那就错了，恰恰相反，他们是非常了解情况的。因为白莲教是朝廷早已经定性的“邪教”，按照《大清律》，把民间组织定性为“邪教”的权限在朝廷，而只要把义和拳和白莲教扯上关系，这就是借白莲教“邪教”之名给义和拳定罪的一条捷径。只要朝廷一定罪，他们就可以很方便地出动官兵用简单粗暴的手法去打击，而百姓们的各种利益诉求就能以“打击邪教”之名掩盖，官老爷仍然可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要该收的税能够收得上来，该摊派的劳工能够摊派得下去，县老爷对乡村事务是很少真正关心的。

现在我们知道了，从义和拳产生的“根源”来说，其实我们可以拨开层层的迷雾，压下种种的争论，用一句话来概括：义和拳起源于维权——或者说是老百姓们自认为的维权。

尽管这样的维权的“正当性”更多地存在于百姓们固有的观念中，尽管这样的维权其实带有很多的乡土观念而和“现代契约精神”不符，但是，义和拳产生的本质是上告无门，寻求帮助无路，而民教互仇。他们想不通的是：为什么洋人的教会可以为教民做主，而大清的官府却反而不能为他们做主？

无论是六大冤、八大讼，还是十八魁与赵三多，他们都是大清乡村中随处可见的非常普通的人，他们并没有三头六臂，也不是天生的坏蛋或者好人。如果不是诉冤无门，他们是很难自发组织起来的，他们只是比较老实和非常现实的人。当他们发现在这块土地上如何有惊无险地生活，实在是一件很需要技术的事时，他们时刻担心的就是失去自己仅有的利益。他们的头脑中其实并没有过多的“义和”的观念，只是出于本能和现实的考量去维护自己的利益。乡村的工作之所以难做，就是因为利益太纠结，而乡村的工作之所以做不好，就是因为百姓们利益的诉求往往被漠视。

在赵三多启用“义和拳”的名号并准备再次行动的同时，张汝梅指示东昌知府洪用舟，要将梨园屯的动乱消灭在萌芽阶段。洪用舟找到了赵三多，知府大人要亲自做赵三多的思想工作。

绝境中的赵三多亮出“扶清灭洋”！

洪用舟告诉赵三多：你也算是在地方上有名望的人，为何要跟着十八魁做“匪”呢，只要你解散义和拳队伍，不再聚众闹事，我就可以把你和被通缉的十八魁区别对待，并且赐你一块官匾，挂在你家的门前，保证你一家老小的安全和荣誉。

而十八魁以及其他激进派的弟子一直在鼓动着赵三多，甚至威胁着赵三多：干吧！师傅，官方的话是不能信的，不蒸馒头争口气啊，干吧！

这一时期的赵三多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他左右为难，走投无路，优柔难决，似乎往哪一个方向走都有道理，也都有风险。史料记载，赵三多甚至还联系过教会，主动表示皈依教会，自己去入教了事。

而接下来的事情是赵三多没有料到的：义和拳的队伍里混进了著名的“反清分子”姚文起等一干人，他们和激进的十八魁一起，正在积极策划将义和拳队伍拉向“反清复明”的境地！

1898年10月（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姚文起等人伙同十八魁绑架了赵三多一家老小（有的史料记载他们还烧了赵家的房子），逼迫正在犹豫不决的赵三多不要解散义和拳，亮旗起事！

赵三多不得不同意了，但“反清”要落得个千刀万剐、株连九族的下场，这是打死他他也是不会干的。赵三多能够同意的只是继续反教反洋，为十八魁争回土地，现在赵三多必须为他的反教反洋但不反清打出一个响亮的口号。

和“义和拳”的名号一样，这个口号也是现成的。

在1898年四川地区的反教活动中，余栋臣领导的反教队伍打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这个口号几乎流传了大半个清国，赵三多也可以为他的队伍打出这个口号！

在梨园屯西北十里左右的蒋家庄马场，赵三多率领他的几千弟子聚集在此，当时的一位法国传教士（中文名赵席珍）正好路过此地，他在日记中记录到：所有人的手里都拿着棍棒或者刀枪，穿着锃亮的马靴。赵三多宣布：我们义和拳只灭洋人，不反朝廷，只要朝廷不站到洋人一边，义和拳决不与之对抗！（“但戮洋人，非叛国家！”）

赵三多的身后，飘扬着一面镶有黑边的黄色大旗，黄色正是朝廷黄龙旗的颜色，赵三多用这个行动表明了他所言非虚（历史上如果要起义，旗子的颜色必定是当时朝廷常用色的反色），旗子上绣的正是从余栋臣队伍的口号中演化而来的四个大字：

“扶清灭洋”！

这个著名的口号出现了。当然，它的版本也有可能是“助清灭洋”“顺清灭洋”“兴清灭洋”“保清灭洋”等，现场是由法国人用法语记载下来的，再回译成中文必然有多个版本。这些意思差不多的口号，当时在各地也都被打出过，而“扶清灭洋”是最响亮最著名的，我们这里采用这个口号。

旗子亮出来了，但赵三多他们其实不过是为了争块地，至少从现在来看，它和“扶清灭洋”实在扯不上多少关系。而为自己的行动想一个宏大的口号，一个重大的名头，这也一直是基层老百姓们的智慧。他们为什么不直说：我就是为了那一亩三分地？当然不能这么说的，为了你那点地，不说官老爷不理你，其他人也不会理你，你那“一亩三分地”算什么？大家都有很多大事要忙。

在百姓们看来，名头越大是越好的，越大越能引起“上面”的重视。梨园屯的三亩土地之争就这样和“扶清灭洋”联系到一起了。

然而，不论赵三多们如何标榜“扶清”“保清”，在朝廷眼里，他们都是反民。亮旗的消息很快被报告给了地方官府，地方官府层层上报，山东紧急发电给直隶，要求直隶出兵对匪徒“合力围剿”（《直东剿匪电存》）。

与此同时，山东官员对赵三多的思想工作又开始了，软硬兼施，威逼利诱。赵三多明白了，无论他们举什么样的旗，喊什么号，官府都是不可能容忍的。在官员的压力之下，在姚文起和十八魁逼迫的风头过后，赵三多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他把那些徒子徒孙叫到了集市上，当众向他们跪下，请他们解散回家！徒子徒孙们动容了，他们大部分自行解散。然后赵三多既没有去官府“领赏”，也没有去劝姚文起和十八魁等人，他逃出威县，暂时归隐江湖，直到1901年，赵三多才被袁世凯的部将段祺瑞率军抓捕，在牢房里绝食自杀。

清军开始抓捕有命案在身的十八魁以及姚文起等人，十八魁中的大部分人逃走，从此流落江湖，杳无音信，沉寂于茫茫人海。姚文起等19人直接在这次行动中被捕，姚文起被枭首示众，震慑闹事分子，而阎书勤在1900年被捕处死。

旗帜仅仅飘扬了十来天，义和拳队伍就被迫解散。然而，一个人的到来却让一切都改变了，他不仅重新打出了“义和拳”的名号，还进行了颠覆性的升级换代！

他是茌平县人朱红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