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7月14日，总理衙门给使馆区送去了荣禄大军“围攻”以来的第一封信，说的是现在使馆被围攻，外面也到处是义和团民，使馆区“很不安全”，请公使们离开使馆区这个危险地带，暂时去总理衙门“避祸”，朝廷将派大军严格保护他们的安全。

这一招我们很熟悉，慈禧老人家之前也用过——哼哼，只要先把你们骗出使馆区，那还不是“人质”？

自然，公使们也并没有上当。

7月16日以后：晚上的“打月亮”行动仍然继续。而在白天，在荣禄的安排下，一批新鲜的蔬菜、西瓜和其他水果，还有十几大车的面粉和冰冻着的食品送进了使馆区。公使们简直受宠若惊，还以为这又是慈禧和荣禄搞什么花招，一开始还以为有毒而不敢食之。

此时天津已经沦陷，慈禧当然希望向洋人“示好”，目的只有一个：希望八国联军见好就收，留在天津算了，不要进攻北京，于是趁着武卫军中军的围困和警戒有所放松之际，使馆区派出密使将信送到了天津，告知使馆区里的一切，八国联军才放心大胆地在天津停留了20天——而在这20天里他们做了什么，我们接下来就知道。

其实按照荣禄的计划，送点西瓜青菜什么的还是小儿科，他原本是打算在使馆区围墙周边建一个菜市场的，派一批小贩进去，卖点鸡蛋、牛肉、黄瓜什么的。只不过后来考虑到这个行动对端王集团刺激太大，不得不放弃。此时的荣禄也不像刚开战时那样顾忌端王集团了，因为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坏，端王集团的权势也大大受影响了，朝廷的政治环境已经不再有利于他们，王公大臣们只有这样的想法——谁叫你们惹来与洋人的“战祸”，让我们在京城的安宁生活也受影响啊。

“菜市场”虽然最终没有建起来，但“黑市”却是形成了，成天包围着使馆区但又不真正进攻的武卫军中军士兵百无聊赖，他们和“使馆卫队”的洋兵搭讪——准确地来说是做点小生意。有的把鸡蛋藏在袖子里带过来卖给他们，有的是想办法给他们去弄洋烟，后来干脆是“卫队”的士兵先出钱，想要什么请中军的士兵“代购”，生意很火。

荣禄对这一切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除了慈禧希望向洋人“示好”，他个人更加希望中军士兵和使馆区搞好关系。因为和慈禧一样，荣禄从来不会相信这场战争朝廷会取得胜利，一旦将来战败，肯定是议和，一旦议和，洋人肯定要追究“开战元凶”，而他不仅亲自率领过中军“围攻使馆”，还是八国联军主要战斗对象武卫军的统帅，这是绝对会上洋人“黑名单”的，必须先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8月10日，武卫军发动了最后一次猛烈攻击，而这一天也是八国联军攻进通州之前，为了“保”北京，荣禄做了最后一次挟持“人质”努力，仍然失败。

在这近两个月的围攻时间里，使馆区共有66名洋人死亡，看上去伤亡也不小了，而了解一下清军发射的弹药就能说明问题了——清军总共发射了4000枚以上的炮弹，以及100万发以上的子弹！也就是说，在使馆四面被围、清军可以居高临下进攻的情况下，平均每发射60发炮弹再加上1.5万发子弹才能造成洋人方面一人死亡，既需要装作“围攻”的样子不断打炮，又要保持如此之低的命中率，荣禄大人也实在不容易啊。事实证明中军的炮弹基本上都是“打向月亮”，只有两个时候，荣禄动了真格。

一是当“使馆卫队”试图发起反攻，想冲出包围圈，这就没的商量了，出来一个杀一个，格杀勿论，那66人中的很大一部分其实就是这么被击毙身亡的。荣禄大人保证整个“围攻”期间，使馆区内没有任何人走出他的包围圈（给天津送信的密使是走的另外一条通道），当然，荣禄大人的军队也没有攻进使馆。

另外就是试图实施慈禧“人质”想法的时候，这个时候中军是有限度地进攻。

而除了这两种时候，平时的那些朝天炮其实也并不是那么好打的，它首先必须打在使馆区范围之内，但如果流弹落到各国使馆，同样可能误伤洋人，给他们造成更大的伤亡——也就是说，即使是“打月亮”，也需要有角度地去打。

中军打出的那些大炮，其实大部分都落在了同一个方向，一个很少有洋人的地方——肃王府。

在6月义和拳进北京时，北京城里5000名左右的教民紧急避难，其中大约3000名教民去了北京最大的教堂——北堂。而2000人左右在使馆区外打地铺，希望能够得到使馆的保护。

一开始，使馆区方面想赶走他们，但是后来，他们改变了主意。

因为使馆区里也需要很多的苦力的，于是这2000人最终被允许进入使馆区。

肃亲王善耆的家正好位于使馆区四面围墙之内（英国公使馆对面），当时在使馆方面的逼迫下，善耆乖乖地搬了家，于是肃王府就成了2000名教民的“避难之地”。使馆区外武卫军中军的炮火就集中于此。

在“围攻使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这2000名左右的清国教民就承受了围墙外自己国家的军队——武卫军中军大部分的炮火，他们的死亡人数应该远远超过洋人（具体数字在史料上没有记录），而除了要躲避炮火，这些教民还要忍受其他的死亡威胁——饥饿和惊恐。

粮食被洋人拿走了，教民们挖壕沟、灌沙袋、修工事、灭火、背尸体、搬运枪支大炮，每天必须干各种繁重的体力活，才能领到一小块食物，当公使们享受西式美餐的时候，教民们常常饿得两眼发晕，马肉归洋人，马皮就被教民捡起来吃掉。臭水沟里的死尸引来了乌鸦，被他们捉来吃掉。教民们吃遍肃王府里的树皮、树根和树叶，最后开始吃泥土。

在使馆区外的围困有所放松之际，“使馆卫队”的士兵们就很喜欢在夜晚来肃王府游荡，他们当然不是来送粮食的，也不是来王府的花园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的，而是来搜寻教民中是否有容易上钩的女子，一些女教民被侵害的事件就在夜色下发生和被掩盖了。

教民们也许从来不会想到，跟他们有同样信仰的洋人，也同样保护不了他们！

这就是“使馆之围”的真相，虽然就连当时的洋人也对“清国一万御林军围攻近两月，竟然连一座小小的使馆都攻不下来”表示十分吃惊，但我们知道，这只不过又说明了那个在大清早已是见怪不怪的现象——清国的军事问题，往往是三分政治、七分军事，这次只不过是“政治”的成分占得多了点，让人无法从军事的角度理解。正如慈禧后来说的：“我若是真正由他们（指端王集团）尽意地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吴永：《庚子西狩丛谈》）

那么，既然慈禧一直有打“人质牌”的想法，荣禄指挥武卫军中军也尝试过好几次，为什么一万大军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都没有成功？

这就是真正的军事问题了，答案相信大家已经发现了——没有特种兵。

对于挟持人质这种高技术含量的活，并不是兵力越多越好的，它要求的是质量——既不能造成对方的伤亡，又要成功地限制对方的自由，这只有经过专门训练的特种兵才能做到。而武卫军中军虽然有一万大军，但他们总不能带着一个大炮去“挟持”人质吧？

使馆区就这样“炮口余生”了。洋人们虽然损失了66名弟兄，但这绝对是他们最好的结果了，因为他们原本有可能全军覆灭的，而对于北京城的义和团民来说，他们就是另外的结局。

<h4>北京城内十万义和团民的结局</h4>

在武卫军中军“围攻”使馆的同时，端王的虎神营和北京城里的一万多义和团民联合攻打北堂，北堂里只有原先从使馆区抽调来的43名洋兵守卫，此外就是几百名传教士、神父和洋人，另外还有近3000名逃难到此的清国教民。

北堂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建筑群，除了主教堂，附属建筑有孤儿院、修女院、教会医院、学校、印刷厂，甚至还有博物馆。这些建筑都无比坚固，洋兵和教民就将所有的楼房、塔楼围墙都修上了掩体和枪眼。

和荣禄在使馆区明攻暗保不同，这里是真正的进攻。不过，虎神营的那些八旗士兵是要团民先上的，团民虽然人很多，却没有什么有效进攻的武器，每当他们靠近教堂时，就会被里面的士兵开枪打死，他们放火，会被里面的教民扑灭，挖地道炸墙，由于教堂非常坚固，始终炸而不倒。

然后，虎神营的士兵和团民联军打着打着，他们自己先打起来了——火并。

前面我们说过，所谓的“义和团”从来就不是一个整体，内部也是有派别争斗的，有的很懂端王的意思，懂得“灭洋”只是手段，是端王集团实现废立的枪头，但也不排除某些“灭洋”热心过度的人“入戏太深”，他们一心一意地“灭洋”，就灭到了端王集团的身上。

导火索从八旗军将领庆恒开始。庆恒在神机营、虎神营、武卫军中军中都身兼数职，是个在八旗子弟中呼风唤雨的人物，他有不少结拜兄弟就是虎神营将领，甚至跟端王本人的关系都极好。而庆恒实际上是个“暗通洋人”的人，他倒不是出卖军事情报，主要是跟洋人倒卖点货物，发点洋财，毕竟庆恒朋友多，花销也大嘛。

而庆恒的秘密却被一部分团民发现了，他们十分愤怒，在捉住庆恒后先是公开殴打，然后将庆恒一家灭口。团民的这个举动可捅了娄子了，虎神营很多的将领当即就要找义和团去拼命，据说连端王都雷霆大怒，要亲自去跟义和团打群架（“操刀出欲与义和团长相斗，刚、赵诸人力阻之始罢”）。虽然最后被劝住了，但从此以后，虎神营的将领开始在北堂报复团民。在进攻北堂时，他们故意将团民引至绝地，甚至先令团民进攻，然后故意在后面发炮“误伤”。

进入北京的这部分团民本来就是打砸抢烧的流民群体，仗着端王等大臣要“依靠”他们，牛气冲天、横行无忌，最后竟然反过来要挟。他们要杀的人，连端王本人死保都无效（“王所遵者皇上，我们所遵者玉帝，如定须赦宥，团民等散去矣”）。而八旗军将士是多年的地头蛇，虽然端王等大臣要向团民“示好”，但这些人是不会忍气吞声的，都不是善茬，双方就在北堂这边经常打打群架，互相暗下杀手，等等。“联合攻打”北堂很快就变成了一场内斗，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两支敌对队伍。

双方火并，慈禧简直是乐观其成的，既然团民也让端王集团的人很恼火，那么也方便她出手了，而慈禧打击义和团的名义就是：没有在庄亲王府登记注册或者“注册不实”的团民——“伪团”。7月14日天津失陷，为了向洋人示好以求八国联军留在天津，在荣禄向使馆区送水果、青菜的同时，慈禧颁布上谕：以“伪团”名义在北京公开处死团民5名！

这是宣布义和团“合法”以来，慈禧再次把屠刀对准团民，不过这次谁都是没有脾气的，她老人家杀的是“伪团”啊，这就像在朝廷的军队里处死奸细一样，是可以光明正大的。

而后来，慈禧和朝廷渐渐可以大规模清理团民时，“伪团”的名义就不太好用了，毕竟也没有那么多人是“伪”的嘛，但这好办，给他们冠以一项罪名——白莲教教徒。义和团进入北京时，曾公开宣称他们不是白莲教，但朝廷说你是，你就是，甚至有的团民在被杀之前，惊问：什么是白莲教？

7月22日，慈禧干脆在廷寄中叮嘱各省督抚——在与洋人作战时，要让团民打前锋，朝廷的军队在后方（“各该省如有战事，仍应令拳民作为前驱，我则不必明张旗帜，方于后来筹办机宜可无窒碍”）。

看来天津沦陷之后，天津团民中流传的“朝廷不再信任我们，要杀我们出气”的传言，也并非空穴来风。

7月31日，慈禧再次发布上谕，开始以“赴前敌助战”为名，调团民出京，而一旦出京，那就是“令其为前驱”“少有退缩，迎以大炮，一炮休矣，升天矣，实露半抚半剿之法”（《石涛山人见闻志》）。

自从与洋人开战之后，如何调团民出京就是慈禧最重要的事了，因为这也是对她权力安全的极大威胁，慈禧一直没有找到好的时机。然而没有时机不等于不做这事，现在，慈禧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看来搞阴谋诡计也是需要时机的啊。

从这时候起，北京城里团民的数量开始明显减少。8月10日，八国联军进攻通州之前，“十万团民”只剩下了5万，并且仍然每天都在锐减。

又有和八旗军的内乱，又自身难保，那么攻打北堂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和使馆区一样，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从来没有攻进过北堂！

而北堂内的情况也十分惨烈，43名洋兵基本已经全军覆没，弹药用尽，教堂里只剩下最后一头没杀的骡子和400磅大米，但这是洋人的食物。教民只能吃遍北堂各建筑物间的树叶和草根，或者用少量谷物、切碎的麦秆和其他材料混合起来制成的难以下咽的粗糙面包，300名教民和75名孤儿在饥饿和疾病中死去。很显然，北堂已经再也无法坚持下去了，但他们盼来了救星——通州的八国联军即将进攻北京！

<h4>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前夕</h4>

8月11日，八国联军进入通州，他们看到的是一座“繁华都会”，通州城有七八米高的城墙，有城门、有鼓楼、有十字街道，街道延绵数公里，人口接近十万，可以与欧洲大城市相媲美。

然而，它仅仅是守卫北京的门户。

在八国联军面前的，是“巨城”——北京。北京是多个王朝的都城，它第一眼看上去并不那么光彩夺目，因为它把一切都掩藏在平常淡定之中，对于攻进北京，八国联军的每一个士兵都跃跃欲试。

8月13日，联军指挥部在通州制订了进攻北京的计划：以通州城为大本营，德、法、意、奥四国部队因兵力太少而留守通州，以日军为主，日、俄、美、英四支部队共1.5万人攻城，分四路：日军主攻京通大道上首当其冲的朝阳门；其次的俄军主攻东直门；然后是美军攻东便门，英军攻广渠门（当时俗称“沙窝门”）。

为了又避免出现某支军队提前出发的情况，四军指挥官达成了一致意见：在8月14日上午同时出发，谁都不许抢先行动！

北京城内，荣禄的武卫军中军、董福祥的武卫军后军以及禁旅八旗从外城城门到皇宫进行了层层部署，总兵力共计6万多人，城门的守卫主要依靠董福祥，重点守护面向通州的朝阳门、东直门、东便门和广渠门四门；八旗军主要守护内城，同时作为机动部队随时准备增援董福祥军，当然，皇宫和皇城的守护也是重点；能够召集来的团民也召集到前线了，不过，他们的人数已经是每个时辰都在减少！

慈禧无比紧张，1860年英法联军进京，跟着咸丰帝出逃的往事历历在目，现在八国联军大军压境，北京能否守得住？她能否躲过再逃跑的命运？成败在此一举！

8月13日午夜，战斗首先在东便门打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