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在办理此事之时，接到报告，有一部分洋兵从大沽口坐火车北上试图进犯天津，洋兵率先开炮，我军阻截（洋人果然来犯津了，证明了之前加强天津防卫的必要性，并且说明天津的战斗也是“衅自他开”）。

随后租界里洋军分路出击，我亲率各军和拳民竭力进攻租界，军民团结一心，英勇奋战，一直激战到19日，我军获胜在望，紫竹林租界指日可下（所谓“获胜在望”，这大概指的是“精彩”的炮战）。

我与负责阻截大沽口北上之军的聂士成商量，准备一鼓作气先攻下租界，然后全力接济罗荣光。大沽口距天津一百余里，电报不通，那边的情况如何，还没有确切的消息，只是听说弹药库被炸，危急的情况可想而知。不料又听说西摩尔联军正在回撤天津，看来，我又不得不派出军队前往防御了。

领导，这就是这些天洋人首先开衅、我接仗获胜，并现在筹划防守的实在情形。虽然我军民心极固，军气甚扬，但以天津现有兵力，以一敌八，军事万分棘手，请调拨大军，星夜赴津增援。我把这个战时报告发给领导，听候指示，纵有千难万难，奴才唯有妥为联络，竭尽心力办理！（一句话总结：你辛苦了。）

完美，十分完美。大沽口炮台早在17日就已经失陷了，而在裕禄同志20日这封奏折里，他大谈特谈的仍然是他如何保卫天津，如何英勇地领导租界之战，他比上一封奏折“进了一步”的只是告诉慈禧战斗已经打响，但竟然还是没有告诉慈禧炮台已经失陷的事实（裕禄最终是在第二天——21日才报告的）。

“表功”的同时自然也就为大沽口失陷开脱了责任。若只看裕禄同志的这份奏折，大沽口之战和保卫天津之战这两件原本有明显时间先后顺序的事情，基本上是同时发生的，他完全没有顾及大沽口的失责，被忙忙碌碌、鞠躬尽瘁、呕心沥血地“保卫天津”给掩盖了。看到这份奏折的慈禧还能说什么呢，估计只恨不得能握住裕禄大人的手，眼泪哗哗：我就啥也不说了。

大家要问了，一封小小的奏折，就有这么大的学问和作用吗？朝廷难道只会“依折办事”？

这是有传统的。咸丰年间，爱犯事的左宗棠被人上奏参劾，面临处罚，于是营救他的人就开始想办法，而这办法不是去收集左宗棠无罪的证据，也不是去了解所参劾之事的事实，更不是去翻翻大清律法，而是请当时的饱学之士（潘祖荫）写了一封更加厉害的奏折，后来左宗棠果然就因为一封奏折被“保”下来了，在这封奏折里有一句“名句”：

国不可以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看来“名句”能救人，至于左宗棠到底按律该不该罚，没人关心了。而在大清的督抚衙门、六部衙门，那些专门为领导写奏折的师爷，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更加形象的称号——刀笔吏。

只是这些人文字好，会写文章吗？不是的，在这些故事的背后，还有一个秘密，一个王朝传承千年的秘密。

一位生前默默无闻死后名扬海内外的海外历史学家——我不说大家也知道了——黄仁宇，在对历史进行多年的研究后，他得出一个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关键的结论：几千年来的王朝都缺乏一种“数字化管理”，帝国的繁荣是经不起科学的、精准的数据检验的。

裕禄大人这封奏折，虽然前后跨度有整整四天，但关于时间的用语是“随即”“旋”“马上”等，相信大家在阅读其他史料中也是深有感触的，比如“该有关人员”“该相关部门”等。更厉害的是即使是军报，数字性方面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本人对于历史上几次著名的战役曾经想搞清楚双方的兵力对比，这些报告里留下的数据往往是——数万。

说起来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有比较深层次的原因的：第一，当然是留下点空间，方便大家将来逃避问责，越模糊越好，或者方便军队里吃空饷。这个大家都懂；而第二个原因可能比较搞笑：方便领导看得懂。

帝国的官员都是学八股出身的，从进入私塾起就只有两件事情：培养写八股的能力和培养对皇上的忠心，于是他们对于“枯燥”的数字是没有概念的，经常脱口而出、随手一写的就是“数千年往事”“数万里河山”以及“数亿万臣民”。他们没有兴趣看数据，你就不要写，写复杂了他们也看不懂，还要批评你这报告写得太差。

这就是说——原来，帝国是没有理科生的啊！

一个现代型的政府，必然有成熟的政务官（官），也有成熟的事务官（吏），前者是思想型人才，后者是技术型人才，有志于成为政务官的人，自然要让他的政治理想和纲领接受老百姓的检验，才值得大家尊敬。而在我看来，有志于成为事务官的人更加可贵也更加重要。因为他们才是官员队伍中的大部分，是国家和政府的“基本面”，也能够让那些政治家的“天下为公”“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落到实处，转化为真正的数据，经受细化检验。

在京津间失去电报联络之后，慈禧并没有派出几个她信任的人来天津了解情况。不过，如果这个朝廷一品大员、“天下第一督”的裕禄都无法让人信任，慈禧又能信任什么样的人呢？

6月20日，在裕禄写第二封奏折的当天，西摩尔军从杨村开始往天津方向溃退，得知西摩尔大军正在回撤之后，不知裕禄大人是不是他那个“保天津”的心理又一次发作了，他竟然命令正在军粮城防线的聂士成分兵前往阻截西摩尔军！对于裕禄这道命令，聂士成提出了强烈的质疑。

很明显，虽然理论上说一支敌军进入天津确实会对天津的防务构成“威胁”，但战场上的情况是要具体分析的。想想看吧，西摩尔军是退入天津的，后面还有广大拳民在追着打，溃退之师虽不足为惧，但溃军的逃命能力也是很强的，你要真正去打他们，除非事先设有埋伏，否则就会变成耗时耗力的追击战。

而反观天津这边，裕禄在围攻租界但还没有拿下（这是重点），聂士成在军粮城苦苦地阻截大沽口援军。此时分兵正为兵家之大忌，一旦分兵，大沽口援军必然会突破防线，增援租界，接下来租界之围必然也会被突破。

所以，聂士成的观点还是那个：既然已经包围了租界，就要先拖住大沽口援军，集中优势兵力先攻进去，只要搞定了租界，不管是西摩尔军，还是大沽口联军，一切都会迎刃而解——也就是说，清军目前最需要一场实际上的战果，所谓伤其九指不如断其一指，骂他三月，不如砍他一刀。

裕禄彻底火了：到底你是总督还是我是总督啊？

聂士成无奈了。朝廷向来是以文御武，文臣指挥武将，当然降低了武将“谋反”的可能，而另外的结果也就是三分政治，七分军事。裕禄的考虑其实又是他多年的官场生涯的反应：在他的眼里，得知西摩尔大军回撤天津的消息，就意味着天津的地面上从此又要多出一支洋人的部队，这是比较“可怕”的。至于聂士成说他们是溃退之师，那就正好可以让聂士成去灭了他们嘛，刚刚才向慈禧报告了租界“获胜在望”，如果能再取得一场战斗的胜利，这又是奇功一件了！

看来在怯战之外，裕禄同志还有一种贪多求全的心理，而有时候贪多求全，正是一种无法真正面对的胆怯心理。

作为一个纯粹的军人，聂士成一直以听令为军人的天职，他不会抗命，也不会阳奉阴违，他只好重新布置军粮城防线，告诉士兵：不论有多困难，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全力阻截大沽口联军，如果无法阻截，就想办法拖住他们，只要再争取几天的时间，估计总督大人总会清醒过来的，总会攻进租界，拿下租界！

做好这些工作后，聂士成率领少部分兵力向西摩尔军方向出发了。裕禄并不知道，正是他的这道命令，即将把天津的战局推向深渊！

<h4>贻误战机，八国联军完成合兵</h4>

果然不出聂士成所料，此时的西摩尔军是一支绝对的疲惫之师、惊恐之师，士兵们已经有很多天没吃一顿饱饭了，很多人都是衣不蔽体，他们有的坐在船中，有的沿着河岸行军，机械地向天津方向撤退。

当他们撤退到西沽附近时，聂士成率军赶到，双方作战11小时之久，西摩尔军拼命战斗，苦不堪言，但仍然无法突围，而经过接下来的第二次战斗后，西摩尔军基本已经被打残（“受创甚重，部分遭击溃，重炮丢失”），聂士成正在率军布置包围圈，准备将他们围攻歼灭！

西摩尔终于绝望了，他知道有聂士成的军队阻截在前，撤回天津也只是一种妄想了，不仅不能再回撤天津，还得赶紧溃逃，不然后果就是全军覆没！

就在这时，溃逃的士兵报告了一个极好的消息：附近发现一座大型武库（西沽武库，清军在北方最大的武库之一），令人意外的是，一座如此大型的武器库，竟然只有十几名士兵守卫！

在平时，守卫一座武器库十几名士兵也是够的，估计也没有人敢来这里抢点枪炮什么的。但已经进入战争状态了，直隶总督裕禄估计早忘了要加派人手保护一下。

这对西摩尔军来说真是绝处逢生！抱着先去弄点武器来的念头，6月22日午夜，西摩尔军夜袭了武库，轻松打跑武库守军，进入武库，然后他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武库里有成箱成箱的子弹，数不胜数，还有各种原装进口的武器，德式的、英式的、法式的，克虏伯重炮、无烟火炮、马克沁机枪和连发步枪……琳琅满目，数不胜数，竟然比西摩尔军手中的装备还要先进！这么多的先进武器，都原封不动地堆在武器库里，很多都尚未拆封，这就是朝廷多年来的传统了：对非八旗的军队，武器和子弹都是限量供应的，不能给得太多，以防生事嘛。但各支军队每年的军火进口还是照常的，甚至有增无减——这样才能批到军费，也才能在军费上做手脚。

西摩尔军立即全员更换装备，然后他们又发现了另外一件更高兴的事情：武库里还有好几吨的大米！

饿了好几天的西摩尔军终于可以吃一顿饱饭了——米饭加马肉。虽然力气有了，武器弹药拿不完，但西摩尔军却不敢离开武库了，他们决定就以武库为基地建立防线固守，打死也不离开。

而聂士成发现西摩尔军已经进入武库后，立即率军包围了武库，然后发起强攻。聂士成的目的很简单：冲进去！西摩尔当人质的分量也够了。

前军左路左营营官（相当于营长）徐照德、中营帮带（相当于副营长）吕光烈、哨官（相当于连长）王玉山，先后阵亡。

西摩尔军的炮弹子弹随便打，火力太猛。聂军虽然一时很难攻进去，但西摩尔军也无法突围，双方形成对峙。

聂士成命令先停止强攻，维持包围圈小规模袭扰武库，然后派人飞速向裕禄请求增援，请求裕禄放弃攻打租界，在武库周边与聂军合兵一处，全力攻破西摩尔军防线。

租界那边的战况果然如聂士成所料，分兵之后军粮城防线全线吃紧，而兵力不断增加的大沽口联军步步推进，即将抵达租界。聂士成正是得知这种情况后向裕禄求援的，他的思路十分清晰，之前他反对分兵去打西摩尔，现在又要求裕禄合兵来打西摩尔，这看似前后矛盾，实质上却都是出自同一个战术：此时困守在西沽武库里的西摩尔军又相当于原来的困守在租界里的联军，在西沽先合兵一处，全力攻进去，他们又是人质。

那为什么只能是裕禄前来合兵？反正西摩尔军已经钻进武库，聂士成就不能放弃进攻西摩尔，主动向领导靠拢在租界合兵？这是由地理位置决定的：租界处于西沽和大沽口之间，在租界合兵则会腹背受敌，所以只能麻烦裕禄大人多走两步路，当机立断放弃租界，在西沽合兵。

根据战场上瞬息万变的实际形势，当弃则弃，才能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孤立无援之敌。

不过，我们知道，裕禄大人是没有这种军事素养的，天津之战打响以来，他的“见敌就打，见地就守”的“保天津”思想，使他没有理睬聂士成的求援信。而军粮城防线最终被突破了，大沽口联军成功地开向租界，他们与租界联军成功地合兵！

形势急转直下，困守在西沽武库里的西摩尔派出了随军的清国仆人前往租界送密信。聂军岗哨对洋人很警戒，但对清国人放松了警惕，这个人把密信吞进肚子里后，终于蒙混过关，成功地把西摩尔军就在西沽的消息告诉了租界联军，他也在租界领到了西摩尔未付的那另一半报酬。

自从电报线中断以后，租界里的联军才第一次知道西摩尔原来还活着，就在西沽天天吃马肉啊，赶紧去救他吧！

租界方面立即大军出动，围困武库的聂士成军腹背受敌，渐渐难以抵挡，到了夜晚，西摩尔军命人引爆武库，然后在租界联军的接应下，趁乱突围！

6月28日，西摩尔终于率领他的残兵败将回到了租界。我们应该还记得他出发的日子：6月10日。当时有五辆专列，志得意满，没想到半天的路程被他整整走了18天，回到当初的起点。按照西摩尔后来给英国海军部的报告，他的队伍中总共有62人战死，但有238人重伤，其他士兵已经毫无战斗力，从此不能再看到马，一看到马就狂吐不已。西摩尔终于以侥幸逃过一劫的方式，完成了这次完全失败的军事行动。

而对于天津地区所有的八国联军来说，他们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聂士成原本谋划的合兵计划竟然在洋人这边得到了实现：大沽口联军、租界联军、西摩尔联军，这三支军队在租界完成合兵！他们将是接下来战斗的基础部队，在今后的讲述中，我们称他们为——八国联军。

而裕禄同志灰头土脸地重新收拢起队伍，和回援租界的聂士成再次并肩战斗。裕禄驻守与租界隔河相望的武备学堂原址，而聂士成军则在租界以东的天津东机器局布置防线，试图再一次合围租界。

无烟大炮又一次发挥了强大的威力，虽然租界里八国联军的兵力增加了，但如果找不到炮位，他们就只有挨轰的份。八国联军拿出了一招——悬赏。

和北京城里的教民逃进使馆区和北堂避难一样，天津的教民也在战前纷纷逃进租界避祸，另外还有一部分苦力来到这里揽生意。在租界被炮轰的时候，他们帮着联军挖地下室、背尸体、挖坟墓、搬炮弹、清扫卫生，要求报酬日结，而教民中有人甚至还剪掉了辫子。现在重赏之下，一对教民父子出发了，他们冒死侦察到了炮位，潜回租界报告给了联军。

几十名教民和苦力冒着炮火，把八国联军的重炮拖到有利的炮位，进行还击，然后步兵发起冲锋！裕禄驻守的武备学堂防线首先被撕裂，而聂士成驻守的东机器局也失守，裕禄撤到天津城内布防，而聂士成率军顽强地退守位于海光寺的西机器局阵地，这里是保卫天津城的前沿阵地，步步抵抗！（如下图）

好消息终于传来了——马玉崑率领的武卫军左军5000名士兵抵达！

6月13日，慈禧曾经命马玉崑立即带队从山海关进京，现在，马玉崑终于来到了天津，来到了聂士成身边，这给聂士成带来了极大的鼓舞，八国联军一见这情况，又赶紧退回到租界，不再进攻。

双方都在进行同一件事：待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