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关键的问题又来了：这份伪造的“照会”，出自哪位高人之手？

长期以来，研究这段历史的史学界推出了三个“嫌疑人”：端王、李鸿章和慈禧——按照我的说法，分别是满党、汉党和慈禧。但是在我看来，与“义和团运动”有牵连的四大利益集团：满党、汉党、洋人和慈禧都有嫌疑，但属于嫌疑最重的第一梯队的是端王集团、洋人和慈禧，李鸿章大人则在第二梯队。

让我们开始断案吧。

端王集团自然是有嫌疑的，他们的嫌疑来自于他们的一项传统技能——造谣。这份伪造的“照会”不过是他们书面造的一次谣，而能够刺激慈禧开战，实现他们一直以来的“抗洋”的愿望，很完美。

对李鸿章嫌疑的认定主要是出自海外的历史学家，（比如《Dragon lady》［《龙夫人》］的作者、美国人斯特林・西格雷夫等），在他们看来，李鸿章伪造这份“照会”，同样也是为了激怒慈禧开战。但和端王集团“灭洋”的目的不同，李鸿章的目的恰恰是要借洋人之手除掉端王集团，以便自己官复直隶总督的原职，为在《马关条约》后丢官的屈辱报仇，重新回到在大清呼风唤雨的年代。

我们要为这群海外历史学家送去敬佩的掌声，作为外国人，他们探幽入微地看到了朝廷满党和汉党党争，并且竟然还知道“借刀杀人”这种远古谋略，实在是很不容易。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跟他们说：对不起，您可能错了。

因为他们只研究了这时候的李鸿章，而没有研究过去的李鸿章。此时的李鸿章已经是两广总督，如果说他不惜将大清拖入战争，只为了清除政敌和“重返北洋”，这对李鸿章来说只有三个字——不值啊。虽然我们“不惮以最坏的恶意”去揣摩朝廷的官员，但我们也不能陷入“事事阴谋论”的怪圈，相信李大人还没这么龌龊。

而慈禧已经在两天前（6月15日），命李鸿章迅速来京与洋人和谈，也就是说，只要朝廷的氛围不向“开战”转变，李鸿章同样有可能来京与洋人谈判。而只要成为谈判大臣，李鸿章同样能够加强权重（多年以来，不是与洋人谈判才成为高官，而是先被提拔为高官才能与洋人谈判），李鸿章犯不着去绕“战争”这么一大圈子。

事实上海外历史学家的这种推论，是跟后来李鸿章再次出任直隶总督的历史进程严格相符的，但正是因为跟后来的历史事实太相符了，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说法其实是“结果导向说”，反而不能成立——这正是历史有趣的地方之一。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把李鸿章大人孤零零地丢在第二梯队。

而洋人也是有很大嫌疑的，多年以来，这一点倒是往往被人所忽视，似乎20世纪了只有东方人还一直活在春秋战国，其实西方人也不差，至少连借刀杀人这种高难度的技巧他们也知道是吧，我们首先需要来看一段最原始的史料。

十九日（即公历6月15日）……会（恰好）江苏粮道罗嘉杰至津，以密书致荣禄，言各国须尽予以兵权、利权及铁路、海口四事，还许和，荣禄固知其言之无稽也，急持入告，冀以杜臣工之沮议者。太后果大怒，主战之意益坚。（李超琼：《庚子传信录》）

这个李超琼是来自江苏的知县，庚子年（1900年）他入京引见，而罗嘉杰到天津自然是押运漕粮，当时的官员在京是喜欢搞点老乡聚会，互相传递一下同地官僚的消息的，所以李超琼知道罗嘉杰的事情就并不稀奇了，而李超琼的记录恰好又与恽毓鼎的记录互相印证（电报已断，罗嘉杰在天津获得“照会”内容后，只能遣子密书致荣禄）。

于是，一个是参加了御前会议却不太清楚天津这方面情况的京官，一个是清楚天津情况但没有参加御前会议的地方官，他们都有爱写日记或者补写日记的习惯，为我们留下了历史最大程度的真实。

那么为什么说洋人有嫌疑呢？首先，这是指在天津的洋人，准确地说是还在大沽口外军舰上，没有跟着西摩尔出发的八国联军——第三批八国联军。而“嫌疑”有两种可能：一是他们伪造了这份“照会”，然后有意令其落入罗嘉杰之手再由罗送往北京；二是他们故意散布了这方面的消息，被罗嘉杰截获而送往北京，而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使馆卫队”无法解决的那个难题——开战的理由。

把这份“照会”看作是一份刺激对方开战的最后通牒，是十分合适的。

理论上的动机有了，实际中又如何证明呢？这批八国联军为何又在6月15日前后需要“开战的理由”？这自然与他们在天津的行动有关，我们很快就会讲到。

好吧，现在轮到慈禧同志上场了。

慈禧是决策者，所以说如果她要自己伪造“照会”去刺激自己开战，这个“嫌疑”真没有。

但是，如果她的目的不是开战，而是另外的东西呢？

毫无疑问，慈禧已经把如何对付纷至沓来的八国联军，看得比义和拳对她权力安全的威胁更重要，虽然一直在避战，但慈禧其实也知道：避无可避。

那么这种状况下她就有两个目的：一是要形成开战的集体决策——为将来推脱责任，达到开御前会议的初衷；二是做战前动员。

所以，无论这份“照会”是不是她伪造的，慈禧都需要把这份“照会”公开。

大臣们吵个不停，如果要等到他们吵完，估计这辈子是没有希望了，但有一件事情能够让他们都安静下来，那就是迅速让他们感到恐惧。是啊，如果西方国家要“代收各省钱粮和代掌天下兵权”，财权和军权都没有了，都交给洋人了，还谈什么顶戴花翎、豪宅马车？这是要把大清从半殖民地下降为殖民地，而把他们从既得利益者变为洋人打工者。

在严重的危机面前，要想迅速消灭分歧，让争斗不休的团队团结起来其实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因为“大难临头各自飞”才是最常见的现象。而有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就是给这个团队设置一个更大的危机，给他们预设一个更大的假想敌，让他们感到无比恐惧和紧张，这时候反而更有利于团结。

而对于慈禧来说，她最恐惧的就是那没有公开读的第四条：勒令皇太后归政。这是慈禧内心最敏感、最紧张的神经（史载，看完“照会”，“太后哭”），而越是如此，她越是要在这种关键时候主动出击，先抛出这份“照会”，以堵住内部某些人那颗“异动的心”。

慈禧读完了。大殿中哗啦啦跪倒了一片，哭成了一片，至少有20多人立即痛哭流涕，随后怒吼声似乎要掀了大殿的屋顶：“臣等誓死效忠太后，立与洋人决战！”这次坚决主战的不止有端王集团的人，还有其他大臣，看来他们也很明白，自己所有的一切，是不能失去的，是跟慈禧太后连在一起的，如果慈禧倒了台，自己也没好果子吃！

老滑头荣禄见状，也只好伏在地上大哭：“臣以死效劳！”

荣禄都如此，其他反战派的声音也逐渐微弱，逐渐被压下去了。（袁昶：《乱中日记残稿》）

在大臣们的一片哭声之中，慈禧的声音在大殿里响起：

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注意），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予一人，谓皇太后断送祖宗三百年天下！（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目的达到了。

这就是慈禧的“嫌疑”，其实根据恽毓鼎《庚子日记》的记录，我们就能发现事后大臣们去“军机、总理、北洋和洋使”的“验证”工作，并不是慈禧下令的，而是大臣们自己去做的，那这是不是就说明慈禧就有伪造“照会”的最大嫌疑呢？

根据李超琼等其他人记载的史实，慈禧的“嫌疑”其实并不是“伪造”的嫌疑，而是她很可能明知道这是份假照会（或者根本就不太在乎它的真假），而先把它在大臣中公开，不管这份“照会”是从什么渠道来的，是什么人伪造的，别人想拿这份“照会”来刺激慈禧开战，而慈禧可以趁势反过来利用它，拿它来刺激大臣！

因为公开对她有利，她的目的并不是要以此开战，她并不是一看到这份“照会”就血冲脑门，决定开战跟洋人干到底，而是在判断战争很可能无法避免的情况下，先在朝廷高层的小范围内统一思想，使各派能够暂时抛弃成见，暂时团结，形成集体决策的氛围和基础，并做战前动员。

40年了，没有两把刷子，我怎能一直站在紫禁城之巅？

这一刻，她真的像个老妖妇。

果然，会后慈禧又派出了三位“主和”派的大臣（内阁学士联元、户部满尚书立山、兵部汉尚书徐用仪）前往使馆区，劝说公使，希望他们能够退兵，既然许景澄和那桐出不了城，那就派别的人去使馆区“求和”吧！

至于要不要开战，慈禧还在等待一样东西——裕禄的军报，事实上她的决定是要建立在军事情报基础之上的。而自从6月15日裕禄报告有“续来之兵”之后，裕禄的“续来之报”也终于来了。6月18日，第三次御前会议在更加紧张的气氛中开始，因为裕禄同志报告的情况，很紧急。

<h4>第三次御前会议：讨论要不要攻打使馆</h4>

在《大沽口炮台紧急情形折》里，裕禄报告：洋人不仅没有履行“张杜约定”，杜士兰还转交给了他一份最后通牒，而这份通牒是大沽口外的第三批八国联军给大沽口炮台守将罗荣光的，要求罗荣光在6月17日凌晨2点之前主动交出大沽口炮台，否则他们将“以力占据”！

齐活儿，果然不出所料，来的都不是好消息。接到这个报告，慈禧无比郁闷，翻翻日历，已是6月18日了——离八国联军最后通牒上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天多！但郁闷的是，裕禄的这份军报只说了这件事情，他既没有报告洋人最后是否强攻了大沽口，也没有报告大沽口炮台还在不在罗荣光的手里，慈禧最想得到的关键信息仍然没有得到，对于国门的情况，她只有一个字——猜。

裕禄这么写奏折，自然是有他的“考虑”的，我们将在接下来的故事中知道。但这可害苦了慈禧，很显然，最后通牒的时间都已经过了，慈禧只能认为：八国联军已经进攻了炮台，并且极有可能拿下了炮台！

如果是这样的话，意味着战争已经实际打响！西方列强已经向大清开战！

主战派的声音更响了：太后您不要再犹豫，立即下诏开战吧！

此时载漪也是很郁闷的，本来瞧昨天那架势，他以为慈禧绝对会下诏开战的，没想到她让大家哭了半天，最后不仅没下令开战，反而又派出了求和大臣去使馆，真是让人鼻子都气歪了。没办法，开战这样的命令只有慈禧才能下，那么，必须趁着大好时机继续将慈禧绑上战车！

载漪等人大喊：洋人已经动武了，我们何须客气，先进攻使馆，给洋人一个下马威！

听到要进攻使馆，本来已经被压制下去的反战派的声音又大起来了，袁昶、许景澄、联元、徐用仪、立山等人，这次他们都坐不住了。许景澄从国际法的角度，坚定地反对攻打大使馆。立山说道：“大清不是各国的对手，拳民的法术又不可信，这仗是没法打的。”平日里对慈禧一贯唯唯诺诺的军机汉大臣王文韶一听这话，正触动了他的神经，壮着胆子也说：“朝廷财绌兵单，一旦开衅，何以善后？”

其他大臣看到连胆小的王文韶都发话了，纷纷鼓起勇气最后劝说，表示不能开战，也不能攻打使馆，免得自讨其祸。

听到这儿，慈禧怒从心来，她喝问道：“我早听厌你们这些话了，谁有让洋人退兵的本事吗，如果谁有就前去令洋兵不进城，否则杀头！”（“若所言，吾皆习闻之矣，尚待若言耶？若能前去，令夷兵毋入城，否者且斩若！”）

王文韶一听到“斩”字，双腿一软，赶紧把身子缩回去。

是的，你们说的这些我都明白，正是因为明白，做出一个决定才无比之艰难！亲爱的大臣们，我需要的不是态度，而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你们能够拿一个办法出来吗？如果拿不出来，你们争来吵去又所为何事？没有办法的态度，在我这个需要做决定的人的眼里是没有多少价值的！

慈禧不得不声色俱厉地及时制止了气氛向反战派转移。正是因为开战要冒着极大的风险，而怯战的思想在朝廷中又是根深蒂固，如果不及时制止这种反对的态度，很容易引发连锁反应，前一天他们就白哭了。

慈禧根本没有心思再把御前会议开下去，反正讨论来讨论去也是这个结果，不如养养神，等等裕禄的进一步军报更有意义。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情，慈禧相信裕禄的军报很快就会来的，向朝廷报告洋人到底有没有开战，大沽口炮台还在不在朝廷的手里。而奇怪的是18日等了一天，裕禄大人的军报仍然不见踪影，这很不正常啊，慈禧也知道电报断了，但也不至于这么慢吧？

慈禧的心中突然严重不安，她不知道大沽口前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裕禄这家伙又在搞什么鬼，向她隐瞒了什么（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真是先见之明），6月19日，慈禧主动发八百里加急询问裕禄情况，并警告他：你必须想尽一切办法给我顶住！（“该督须急招集义勇，固结民心帮助官兵，节节防护抵御，万不可畏葸瞻顾，任令外兵直入。设大沽炮台有失，定唯该督是问，该督若再贻误，试问能当此重咎乎？”）

而皇宫内，问题还没有解决，大家还得继续开会，这已经是16日以来连续四天内召开的第四次御前会议了，经过周密的考虑，慈禧将宣布她对要不要攻打使馆的最终决定。

<h4>第四次御前会议：慈禧对是否攻打使馆做最终决定</h4>

慈禧宣布：立即给使馆区的十一国公使也发一份“最后通牒”（来而不往非礼也），宣布他们为大清“不受欢迎之人”，限定公使以及使馆区所有洋人（包括“使馆卫队”士兵），在24小时之内离京前往天津，途中由荣禄率武卫军中军提供保护并“妥为约束”，否则，朝廷将撤走使馆区外的武卫军中军，不再负责保护使馆区的安全！

朝堂上便又是一片吵闹之声。端王等人虽然没有听到慈禧做出“攻打使馆”的决定，但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好消息！在他们看来，这是“令使臣下旗回国”，这是开战的前兆，自古以来皆如此。

而在反战派看来，虽然太后没有昏聩到去下令攻打使馆，但驱逐使节，驱赶洋人，“按照国际惯例”，这也是开战前的先兆！

联元上奏：如果开战，一旦洋兵进京，我们恐怕会被杀得所剩无几！

然而，无论他们怎么谏，慈禧都是置之不理，只是命令加强宫廷保卫。

劝不动，反战派的哭又开始了。此时连坐在御座旁的光绪也非常激动，他猛地站起来，走到大臣面前，一把抓住许景澄的手（不顾君臣礼仪），激动地问：“这能战与否，你须明白告我。”

许景澄表示“不能战”，又拉着光绪的龙袍开始哭起来（“牵帝衣而泣”）。此情此景，催人泪下，朝堂上顿时一片反战的哭声。

而慈禧对着光绪大喝：“皇帝放手，毋误事！”

无论是从呵斥光绪的内容还是语气来看，慈禧已经愤怒到极点了。

因为，载漪一伙高兴得太早了，而光绪皇帝竟然也没有识破慈禧发“最后通牒”的苦心。

就在几天前，慈禧还以“安全问题”为由把公使和家眷都强行留在了北京，几天过去，城外的拳民骚乱更加厉害了（连“求和”大臣都出不了城），难道现在去天津就没有“安全问题”了？

此时慈禧已经得知西摩尔大军被堵在京津间的路上（后详）的消息，对北京暂时构不成威胁，而最大的威胁又变成了大沽口外的第三批八国联军，慈禧的真正想法是：让荣禄率军“护送”十一国公使到天津——也就是与八国联军对峙的前线！

这时候就会出现两种情况：如果西方国家真的是像他们宣称的那样，一次次增派军队进京只是为了保护公使的安全，那么，这些人我都已经给你们送来了，即使之前已经打过仗，那么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就是毫无必要了，战争还是可以避免，北京还是可保，慈禧自己的权力安全也有保障。

而另一种情况是西方国家的动机不纯。他们真正目的并不只是为了十一国公使的安全，还有另外的目的（特别是那可怕的“归政”），那么也好，荣禄大军“护卫”着的这些公使，立马就会变成阵前人质，逼令八国联军退兵！

也就是说，这些公使在慈禧眼中仍然是“人质牌”，只不过变成了改进版：在前方形势不明的情况下，把北京的“人质牌”送到天津去使用，变被动为主动——这才是慈禧发最后通牒驱逐使节的真实用意！可惜偌大的朝堂之上，没有人懂她，包括皇帝。

“你不要误事！”她只能这样呵斥光绪。她不能把那些见不得光的、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帝王之术去告诉大臣，告诉大家其实她还是没有放弃避战，这是不能说的。端王集团的人就在朝堂之上，如果他们察觉，十一国公使还能不能顺利离开北京就是大问题了！

但是，反战派们一闹再闹，又是哭哭啼啼又是上奏，现在连皇帝也参与其中，这不是误事是什么！

朝廷连能玩权谋的人都已经是凤毛麟角了，是这几十年来过得太舒坦了吗！这位年轻的皇帝，天真的皇帝，生于深宫之中的皇帝，他真是似乎永远长不大，在一个需要时时刻刻纵横捭阖、步步惊心、表面一套背地里一套的深宫之中，就算把大清的皇权交给他，他拿什么去驾驭那些如狼似虎的权臣？又凭什么去让祖宗放心？

难怪这个“痴儿”会把戊戌变法给搞砸了，现在我找到了缘由，想想我慈禧只是不太懂西方那一套，而他却连祖宗这一套也不懂！一个连自己土地上的精华和糟粕都没有深刻认识而又心急火燎急于去“开拓未来”的皇帝，让他带着一帮书生去搞变法，他如何能够不破不立，如何能够继往开来？如何有足够的智慧去应对官僚集团的那些把戏？如果说戊戌变法还可以看作是他的试手，那么经过变法失败那次重大的打击，他还没有成熟吗？

朝光绪发完淫威，慈禧又恶狠狠地看着那帮大臣。对于这帮人，她是连骂都懒得骂了，有一些人心术不正，有一些人智商不够，有一些人是心术不正加智商不够。端王集团的那群人就不用说了，他们的阴谋一直都写在脸上，而反战激烈的袁昶、联元、立山、徐用仪、许景澄等人，他们似乎只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只需要表表态度不需要实际处理的。那个许景澄，还是朝廷派出去多年的驻外使节，号称著名的“国际法专家”，也只会大谈特谈那些不能开战的道理，却拿不出一个实际的哪怕是如何跟洋人去讲和的办法，这样的人，又如何谈得上真正地了解外洋！

其他人呢？更不要指望他们能提出什么建设性的意见。除了要摘掉头上顶戴的时候，他们都不会真正地着急。这几十年来，这些人做官，都做了些什么？

嗯，还有奕劻、荣禄。这两位好伙伴比过去更加沉默，一言不发，连表情都没有，很好，他们从来不会得罪任何人，包括不会得罪我！

这就是大清朝廷，它真的是老态龙钟、人才凋敝了，竟然让我一个女流决定大清的国运，满朝文武齐失声，宁无一人是男儿！

朝堂之上，慈禧久久地沉默，没有人敢再出声，也没有人敢再反对她。总理衙门的官员带着“最后通牒”，走向了使馆区，所有人在等着最后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