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极端排外，甘军仍然保留着当年头脑简单、军纪极差、经常扰民的作风，从作风上说，竟然和受招安之前的“匪军”时代没有多少区别。对此，朝廷里的言官御史经常痛心疾首地抨击，而董福祥却并不怎么在乎，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继续放纵士兵。但有一件事情他是从来不会忘记去做的——买太后的账。

董福祥就是一直极力在打造这样一支甘军：这是一支很有缺点的军队，一支连洋人都敢惹的军队，他们谁都不怕，也谁都不在乎，但只服一个人——慈禧，坚决做到慈禧指哪打哪，绝对纯洁、绝对忠诚、绝对可靠。再加上董福祥自己也是以天不怕地不怕但忠于慈禧的军方老粗人物出现的。所谓不走寻常路，董福祥甘军！

董福祥知道，他这一招应该是很合慈禧心思的。果然，慈禧喜欢的就是这样的将领，喜欢的就是这样的军队。头脑简单？没有关系；对老百姓不好？没有关系；思想顽固？也没有关系。对于慈禧来说，一个军方人物除了不忠于她，什么都可以不是缺点；而如果忠于她，什么都是优点。如果董福祥和他的甘军完美无缺，她反而不能放心了！

就这样，董福祥以别出心裁的方式，以剑走偏锋的表现，反而获得了慈禧的欢心，跟“匪军”差不多的甘军竟然是最受慈禧信任的军队之一，真是鱼有鱼道、虾有虾路啊。

1898年初变法前夕，慈禧调董福祥甘军移驻近京——直隶正定府（今河北正定县），6月15日变法开始四天后，荣禄成为直隶总督，节制聂士成军、董福祥军和袁世凯军这“北洋三军”。9月，慈禧终止戊戌变法，开始临朝训政，慈禧立调董福祥军从正定进驻京郊南苑。关于这次非常时期的调兵，历史上是有很多争论的。

在过去很多的书中，人们常常认为慈禧调董福祥军是用来镇压变法的，但实际上，对付变法，慈禧不需要那么多“帮手”。前面我们知道，如果仅仅只是终止一个变法而不是开始“临朝训政”，慈禧是能够比较轻松地搞定的，慈禧的困难不是终止变法而是如何顺利地主导朝政，而她调董军进京也并不是“镇压变法”（请注意调军时变法已经终止了），而是和立召荣禄进京的目的是相同的：为了牵制和监视自己的政治盟友——端王集团！

也就是说，董福祥本来就是慈禧信任的人，现在由荣禄进行整编，只不过是给他的甘军换个番号而已，没有任何问题，更何况，神秘的荣禄大人竟然和这位前驴贩子也有关系！

在担任西安将军期间，荣禄就注意到了董福祥，有心和董福祥结交。有的史料上说他和董福祥结拜成了兄弟，有的说没有结拜，反正关系还不错。而荣禄对董福祥一直很客气，即使荣禄后来出任直隶总督，恰巧又成为董福祥的领导，荣禄的态度也是一如之前，并没有摆领导的架子，看来荣禄大人笼络驴贩子是有一手的。

袁世凯一直算是荣禄的“心腹”。1895年12月，从朝鲜回国后的袁世凯能够进入军界，去小站编练新军，其实就是荣禄大人推荐的功劳。虽然荣禄也很清楚小袁这个人并不像他表面上那么简单，表面上很谦恭，实际上却很难驾驭，处处表忠心，实际上却一直在骑墙，但荣禄对袁世凯其实一直是有特殊感情的。

荣禄力荐袁世凯小站练兵时，他也刚刚成为兵部尚书，属于在军中培育个人势力的阶段，当发现小袁这个人很不简单时，荣禄就把袁世凯当作嫡系来培养和看待了。事实上小袁在小站练兵时，大搞军队“私人化”，又花银子无数，朝廷中很有非议，每次都是荣禄的力保才让袁世凯平安无事。

因为荣禄的关系，1895年至1898年这三年间，慈禧对一直在小站练兵的那个“小袁”，印象还不错。

可是当慈禧得知谭嗣同其实很早就找过袁世凯，而袁世凯一直到迫不得已时才告发时，慈禧震怒了。袁世凯所犯的是欺“君”之罪（欺的是慈禧这个“君”），她要将这个“存心叵测”的人“置之重典”（很可能是砍头），荣禄就不惜以身家性命将袁世凯保下来，其他大臣指控袁世凯“鼠首两端”，要求继续调查治罪，荣禄不知是被逼急了，还是保袁心切，竟然一反常态地强硬回绝：“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鼠首两端！”（苏继祖：《戊戌朝变记》）

太后啊，袁世凯是我的人，也就是你的人，并且是一个很有用的人！

荣禄的考虑是“政治正确”，此时正是慈禧用人之际，必须在端王集团之外抓住一切可用之人。于是乎，本来已经犯了死罪、大祸临头的袁世凯又幸运地逃过一劫，而袁世凯很有力地证明了荣禄对他的重视是非常值得的。

虽然袁世凯是宋庆、聂士成和董福祥这几个人中唯一没有正式上过战场（朝鲜王宫平乱不算），也没有为朝廷立下过战功的人，但这个人最厉害的并不是军事，而是心机和头脑。在荣禄即将开始整编之际，唯独这个唯一没有上过战场指挥的人，为荣禄提出了一个十分专业、又不只是专业的建议：

大人，您只有这四支军队的计划是不够的，还需要组建一支您自己的亲兵队伍，让一些八旗子弟加入进去，然后再将所有五支军队整编成军（相当于集团军），由您担任总统（相当于总司令）！

聪明人不用多说，一点就破。袁世凯的考虑不得不说是毒辣，他具有敏锐的政治头脑。这四支军队都是汉军，如果只孤零零地将这四支汉军整编，把八旗子弟全部撇在一边，动静太大，树大招风，一定会引起端王集团和八旗军的警觉，最终很可能会因为他们的强烈反对而使整编工作泡汤，所以不如先向他们做点妥协，让他们没有话说。

就这样，整编的目标有了，方案也有了，接下来就是时间问题了。虽然荣禄比以前更加低调，韬光养晦，但端王集团不得不重视他，他们从来没有放松对荣禄的拉拢工作。可荣禄明显就是来拆端王集团台的，他是直通慈禧这根线的人，而不是端王集团的人——退一万步来说，即使将来被形势所迫，荣禄不得不选择倒向端王集团，那么也必须在现在抓紧培育自己的实力，只有这样，到那时，“倒向端王集团”才更有意义。

但和奕劻一样，荣禄并不想公开得罪这些端王集团的人，一是得罪不起，二是荣禄也是满人，和端王集团对着干，很可能就会在满人和八旗子弟中落个“满奸”的骂名，以后就更加不好混了。

荣禄怎么办呢？

荣禄的做法可以用“三不原则”来概括——不答应，不反对，不说话。

所谓不说话，这并不是我在开玩笑，而是真实的情况。自从重返北京后，荣禄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场合说话真的是很少的。他比过去更加神秘，也更加深不可测，以至于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关于他的史料都不多，荣禄其实是胸有成竹。

这就是官场上的角逐，它和我们熟悉的军事上决战是不同的，军事上决战是痛快地杀个你死我活，然后回家痛快地洗个澡，睡个好觉（如果还活着的话）。

而官场上的角逐恰恰是看不见刀光剑影的，奏章、朝会，这就是战场，需要的是坚忍、冷静和谋略，在表面和气下的稳、准、狠。官场上的角逐讲武力是没有用的，反而要尽量避免以武力相威胁，因为那意味着把自己和对手都逼入绝境，再无回旋的余地。大家毕竟都是在一个“场”上混的，把这个“场”都震坍了，那还混什么啊。

在荣禄整军的同时，端王载漪也开始将他的武胜新队扩编，荣禄特意向载漪提出建议：王爷，您不妨将它改名为“虎神营”。

“虎”能吃“羊”（洋），“神”能制“鬼”，蕴含着端王集团能把最忌惮的洋人赶尽杀绝、让满人过无忧无虑日子的意思。载漪十分满意，估计差点拍着荣禄的肩膀说：“兄弟啊！”

<h4>从帝后权斗到满汉党争</h4>

三个月后（1899年6月），“兄弟”荣禄的整军工作也完成了，一支命名为“武卫军”的新型集团军横空出世！它总兵力超过五万，兵力和禁旅八旗相当，军机大臣荣禄担任总统，所属五支军队统领分别如下：

前军：聂士成，兵力1.4万，驻扎天津芦台，兼顾大沽、北塘等海防重地。

后军：董福祥，兵力1.1万，驻扎天津蓟县，兼顾通州防务。

左军：宋庆，兵力1.2万，驻扎山海关，防卫关外。

右军：袁世凯，兵力1.1万，驻扎天津小站，协守天津。

中军：荣禄兼任，兵力1万，驻扎北京南苑，镇守北京南大门。

五支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自然是老袁的右军，也就是之前的小站新军。从1895年12月起，老袁已经在小站训练这支军队三年半了，除了还没剪掉辫子，这支军队从各个方面来说都称得上与国际接轨了，而且是与当时的世界最强陆军——德军接轨。

而战斗力最差的就是荣禄大人的亲兵队——中军。这支军队是向八旗妥协的产物，“官N代”的八旗子弟混迹其中，吃空饷的，混吃混喝的，凭着士兵身份到外面胡作非为，强吃强嫖的都有。估计荣禄也知道这支军队就是面子工程，亲兵队差成这样他也不在乎，而袁世凯大人眼疾手快，继向荣禄提出组建中军的建议后，他又向荣禄提出从中军中挑选一些可以受管教的士兵（大约2000多人）跟右军一起训练，由他“代训”，大家知道，袁世凯同志训练出来的军队是什么样子的，“袁家军”又扩充了人数。

慈禧最信任的自然就是董福祥的后军，本来慈禧是令后军驻扎北京南苑的。而自从跟洋人闹翻后，董福祥就在南苑待不下去了，公使们一致向总理衙门施压，要求将董军调出直隶，而这一次慈禧宁愿得罪明知道得罪不起的洋人也要将董福祥军留在京畿。武卫军中，除了中军，这是驻扎地离北京最近的军队，而且表面上驻扎蓟县，实际上却是历来重要的通州大营。历代的大清皇上一旦有事儿，肯定会想起西面的西山健锐营和东面的通州大营，这两支军队都是用来对付其他军队的（防备造反）。西山健锐营掌控在端王的弟弟载澜手里，老人家就只能把她的后路留给董福祥董大人了，她并没有追究董福祥惹恼洋人的责任，还经常额外赏赐点军饷（一出手就是一万两），甚至还亲自赏过董福祥一个很贴心的小礼物——一把火镰，因为她知道董大人是从来不用“洋火”（火柴）的。

从整体上看，武卫军从北京以东的海防前线，以梯次队形环绕北京东南驻守。它和之前的八旗、绿营、练军是统统不同的，之前这些军队是驻防军（战时才调到前线），更像我们今天的警察。而武卫军属于拱卫京师和保护国门的机动部队，基本相当于我们今天的野战军，它的训练方法和武器也都是西式的（包括“反洋”的董福祥军）。

不过，这支“新式军队”的政治地位和禁旅八旗仍然不是在一个级别上的，汉军一直都是被戒备的对象，这是朝廷百年来的规矩，连慈禧也没有办法。如果没有特别的命令，作为非八旗的军队，武卫军仍然连进入北京的资格都没有，只能在周边打转转，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禁旅八旗在北京城内耀武扬威。

6个月后，1899年12月19日，在荣禄的上奏保荐下，《马关条约》之后无官一身轻的李鸿章终于又复出了：慈禧任命李鸿章为两广总督。被“外放”出京，到偏远的两广担任总督，李鸿章的权势、地位自然和原来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无法相比的。但在荣禄大人的协助下，李鸿章终于又找到了出路，意味着他甲午战败和签署《马关条约》而被问责的风头终于过去了，这也是他的“北洋班底”正在复出的积极信号。而更重要的是，在李鸿章入主两广之后，他和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终于连成一片，主宰了大清的东南半壁。

张之洞一直是一个专家型大臣。他的“专”，主要是指在一件事情上——写文章。

张之洞的对联、文章和奏折都是十分有文采的，比如戊戌变法时搞出的《劝学篇》就是张之洞的名篇之一，名扬天下，传之后世。由于张之洞会写文章，很多人爱看他的文章，于是聚集了不少“粉丝”。而张之洞写的不少文章中，有很多是与洋务运动相关的，从而使得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了洋务。在这一点上，张之洞是功不可没的。

但大概是由于张之洞太会写文章，他办起实事来似乎就差了一大截。洋务运动时期，他是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和李鸿章一样，办铁厂、修铁路、开矿山，但他“南洋”的成就，远远不及李鸿章的“北洋”，以至于当时的人们给了学富五车的张之洞一个评价——有学无术，看来是比较中肯啊。

刘坤一最大的特色是湘军出身，是在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去世之后，“老湘军”里硕果仅存的将领。当年，曾国藩主动裁撤湘军，士兵们解甲归田，但还有很多中层将领被安置在江南地区转为文职，于是这一批人就不得不成为被朝廷重点戒备和打压的对象了。比如我们熟悉的著名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其实就是对江浙地区湘军系官僚的重大打击，而慈禧也是不会把湘军势力赶尽杀绝的，在基本解除湘军势力对朝廷的威胁之后，慈禧仍然需要保存一面湘军的旗帜，成为去制衡其他势力（比如李鸿章的淮系）的一张牌，这个人就是刘坤一。

刘坤一很清楚：他的官是做到头了，不会再升，但也不会再降，只要自己不出来谋反，仕途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因为他就是“旗帜”。平素在官场上，刘坤一很有一副“无欲则刚”的心态，特立独行，我行我素，敢于言他人不敢之言，行他人不敢之行，甚至敢顶撞慈禧，很有“左宗棠第二”的风范。其实无论是左宗棠还是刘坤一，他们的个性和特色都是比较突出的，但他们首先也是官场中人，所谓的“个性”，谁说不是明白官场大势之后的高超表演。

李、刘、张三人，他们现在是端王集团的排挤对象，但他们和端王集团的人曾经都是属于一个阵营——后党。甲午战争中他们互相配合，防备帝党上台，戊戌变法中他们紧密联手，灭了帝党，然后麻烦出现了。

曾经的后党集团突然没有了对手，亲贵们就开始想搞一家独大，独霸权力，排外和排汉，甚至要废掉光绪，立他们的人为皇帝。李鸿章等汉臣自然不会坐而视之，于是，曾经的“朋友”迅速分化对立，他们没有了共同的敌人，就成了内部的对手，成了新党争的两派阵营。

对阵的双方这边是端王集团，而那边是奕劻、荣禄、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相信大家已经发现了，这两派阵容其实还各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边是在朝廷里位高权重的满族亲贵——我们称之为“满党”。而那边除了躲在幕后不出头的奕劻和荣禄等人，都是在地方任督抚的汉臣实力派——我们称之为“汉党”。新的党争就是满汉之争——大清“中央”（朝廷）与地方的矛盾。

其实有争论也是好的，有争论才会有头脑风暴，有头脑风暴才会出好的决策，但党争之所以叫党争，就是因为他们所争之事和所争目的均上不了台面，端王集团总不能告诉大家：哈哈，其实我们争的只是一个皇位！正是因为大家都在浑水摸鱼，党争派别的划分就注定比较复杂，并不是满官就是满党，汉臣就是汉党，祖宗是谁是小问题，利益归属和权力基础才是大问题。比如奕劻大人，他虽然是满族王爷，但跟李鸿章等洋务大员走得很近（能捞到不少好处）；而荣禄大人除了也和李鸿章关系很好，他自己在军中要倚重的，正是袁世凯这样的汉臣。

对于老百姓们来说，跟曾经的帝后两党一样，这两党都属于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不是需要“比比谁更可爱”，而是需要比比谁更可恶。满汉两党的真正区别只是满官他们是“官N代”，属于更有特权的特权阶层，权力靠世袭；而汉官们大多是靠科举或者军功上位的，相对于满官，他们有天然的政治劣势。虽然他们比满官们更加勤奋，但他们的上头总有一群能力比他们差、年纪比他们轻、职位比他们高的“满大人”。

从表面上来看，两大阵营的党争始终是围绕着废立，但是，党争的本质并不是换谁来当皇帝的问题，而是一个同时关乎大清国未来的很重要的问题——在终止戊戌变法之后走什么路。

满族亲贵当然希望“回到过去”——复旧。不仅要回到洋务运动之前，甚至最好回到大清开国之时，那时的满人威风八面，特权压倒一切，哪像现在简直是一天不如一天。在他们看来，朝廷就是满人的，朝廷的统治本来就是建立在满人特权基础上的，一旦满人失势，难道不会危及朝廷统治？

所以，他们复旧的呼声打着维护朝廷统治稳定的旗号，他们认为维持一定的特权阶层是有必要的，因为没有满人的特权就没有朝廷统治的稳定。所以他们反对将一切特权下放（尤其是下放到汉人手中），比如刚毅就公开叫嚣：汉人一强，满人必亡！

而汉臣们希望的是——变法（改革）。

洋务运动是汉臣发动的，也是汉臣们的主要战场，只有为朝廷发展经济，才能增加自己的政治砝码，压制满党的世袭特权。于是在进行洋务运动的过程中，汉臣们多少表现出了对相对自由经济的向往，他们的特色是相对“开明”，而满官希望继续垄断资源和管控经济，越来越“保守”。但汉臣们也是官僚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戊戌变法的过程已经证明，他们希望的“改革”，是在不破坏他们作为官僚集团成员既得利益上的“改革”，是能让他们利益最大化的“改革”。一旦“改革”有损他们的利益时就会跳起来反对，而只有当局势对他们的利益不利时，他们才会重提“改革”。

现在我们知道了，在与满族亲贵联手终止变法之后，李鸿章等汉党集团的人没有跟端王集团的人混在一起，他们反对废立，反对废去光绪，不是他们突然对这个可怜的皇帝产生了同情，而是权力蛋糕的重新分配中“分赃不均”。同样地，汉党集团反对“复旧”而要求“改革”，并不是对大清国前途思考的结果，不是他们的政治理想，不是围绕如何建设强大的大清——这只是官僚集团维护自己既得利益的本能。真正是为了国家前途的改革，无论是满党还是汉党，他们都无法承担和主宰，因为他们都是既得利益集团。

好吧，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吧。满汉两党党争是比较复杂的，表面上它是废立之争，争的是谁来当皇帝；而实际上，它是朝廷洋务运动形成的经济新贵与世袭权贵之间在失去共同的权斗对手（帝党）之后，内部权力斗争的延续和加剧（由于帝党消亡，权力蛋糕又变大了）。而权力斗争自然是不能公开表现的，于是，废立之争和权力斗争又在表面上都变成了“为我大清”的堂堂正正的路线斗争。在朝堂之上，他们不会讨论废立，更不会讨论分权，他们讨论的是在戊戌变法被紧急叫停之后，朝廷到底要“走什么样的路”，是如满党主张的“复旧”，还是如汉党坚持的“改革”？

这边是：太后，再改革，朝廷式微，重地方而轻中央，保中国而不保大清，祖宗江山丢了，死路一条！说这话的是把控朝廷的满党。

那边是：太后，不改革，国力孱弱，国本动摇，外不能御敌内不能安民，死路一条！说这话的是掌控地方的汉党。

慈禧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