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忍下了，慈禧只好又一笔划掉张荫桓的名字，改为流放新疆。但这种隐忍只是暂时的，慈禧对张荫桓的心头之恨并没有消除，两年以后，在一个终于不怕得罪列强的时刻（1900年），慈禧下令将张荫桓在新疆秘密处死。

李鸿章也开始行动了。徐致靖的父亲和李鸿章是科场“同年”，并且还帮助过李鸿章。当时徐致靖的父亲和李鸿章同场进京赶考，李鸿章在考场上突发疟疾，全身发抖，连笔都拿不稳，徐致靖的父亲在自己交卷后，帮李鸿章誊抄好了卷子，李鸿章这才高中进士。对于这份“恩情”，李鸿章是不能忘的，他要去营救徐致靖。

李鸿章找到了荣禄，请他在慈禧面前求情。荣禄告诉慈禧，徐致靖是个教育部的书呆子（事实如此），他搞变法纯粹就是瞎起哄，也没有参与谋杀阴谋，请太后饶过他吧。

徐致靖的名字也被勾掉了。

斩首名单上还剩下六个人。

当官兵前来抓捕的时候，谭嗣同正在浏阳会馆里平静地等待他们的到来。

谭嗣同是湖南浏阳人，作为湖北巡抚谭继洵家中唯一的儿子，也是唯一的孩子，按常理说，这个官二代完全可以过上养尊处优的生活，驾着豪华马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撞到一个人说我爸是那啥，然后嚣张地扬长而去。

但谭嗣同不是这样的人。他虽然物质条件优越，精神上却一直很痛苦。

谭嗣同的母亲原本还生下过三女一子，但都先后夭亡了。最痛苦的一次经历在1876年春天，那年的北京爆发一场流行性疾病，当时谭家正在北京，五天内一连夺去了谭嗣同母亲、二姐以及兄长三个人的性命，谭嗣同也在昏迷了三天后才醒过来，他的号“复生”，就是指的这次变故。

厄运还没有结束。在谭嗣同结婚后，他的老婆曾经给他生过一个儿子，却也最终夭折，谭嗣同就这样成了只有父亲妻子，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孩子的人。

频繁失去亲人对谭嗣同打击沉重，但谭嗣同是一个很讲义气、十分善良的人。1884年，19岁的谭嗣同离家出走，采用徒步旅行的方式，游历了大半个清国，一路风尘仆仆、晓行夜宿，只是在偶尔的时候搭搭牛车，宛如一个刻意修行的苦行僧。这次旅行对他来说影响长远。

在游历过程中，他观察风土人情，行走边野乡村，结交民间侠士，和卑微的百姓们无话不谈，他终于发现了“外面的世界”，一个他在北京等繁华大城市见不到的世界，一种和天生富裕不同的草民的生活。

当谭嗣同来到自己的世界之外时，他才发现一个不一样的清国，但这才是真实的清国。真实的清国没有它应该有的活力，而是暮气沉沉，洋务运动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了，而大部分地方都没有分享到这种成果。大部分的清国人是一群沉默、疲倦和迷茫的人。他们有生存的压力，遭受地方官吏的各种盘剥欺压，但无处伸张。

谭嗣同把这一切归结于——专制。虽然他的父亲是省部级高官，他是官二代，但对专制的批评毫不客气。

在接受光绪的召见之前，谭嗣同以江苏候补知府的身份住在南京，闭门写书——以19岁那年旅行的见闻为基础，整理自己的所思所感，他给这本书起了个好听的名字：《仁学》。

在《仁学》中，谭嗣同将他对腐朽朝廷的愤怒全部指向了专制：

“两千年来，专制制度为大盗之政！”

“专制君主为独夫民贼！”

“若君不能为民办事，亦可共废！”

然后谭嗣同等到了一个机会，这就是徐致靖向光绪保举他成为变法之人，谭嗣同来到了北京。他的内心充满着兴奋，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个机会，正因为朝廷专制，所以需要改变，需要变法，他必须去实践这样的变法，为变法做一切的事情，哪怕是冒险。

真正参与到变法之中后，谭嗣同才感到了真正的苦恼。他有满腔的热血，他有不懈的精神和坚定的决心，但是，变法需要的似乎并不是这些，现实总让他处处碰壁，那种无法实现理想、突破现实的无力感深深地折磨着谭嗣同。

他把康有为当作了偶像，也当作了救星。康有为学识渊博，又享有名气，谭嗣同认为只要按照康有为的想法去做，变法是一定能够成功的。为了这个成功，他什么方法都愿意去尝试，什么风险都会去冒。在谭嗣同看来，变法只能成功，无法失败，因为百姓们折腾不起。

他带着杀掉慈禧后可以顺利实施变法的愿望走进了法华寺。

当步兵统领衙门前来抓捕时，谭嗣同有很多机会可以逃走，他甚至已经去了英国和日本公使馆，却又自己走了出来。他只希望梁启超去出走日本，“没有远走的人，无以图将来”，他希望梁启超做行者，让变法火种薪火相传，而他自己，已经抱有必死的决心。

专制制度，虽为大盗之政，但是它是一时无法消除的，梦想中为了天下苍生的现代政体，一时无法建立，谭嗣同终于明白了这样的事实。事实令人心碎，但是，也激起了他另外的信心和愿望。他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此时看不到没有关系，总有一天，它会到来。

让我的头颅和热血去祭奠这场变法吧，只有我为变法死，变法才不会因我们而死。让我，让我们的变法成为最深刻的教训和思考留给后来之人！

是的，千年以来，变法的结局常常是失败和流血，但是变法的目的不是流血，而是避免流血，破解变法即失败、失败即流血的千年难题，留给了后来者。

谭嗣同抱着必死决心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光绪。“没有死去的人，无以酬圣主”，对于光绪皇帝，谭嗣同有着无可言说的愧疚，当年那个大骂皇帝为“独夫民贼”的人，已经把光绪当做“圣主”了。这绝不是因为光绪重用了他，而是因为一场本来可以做好的事，他却犯下了严重的错误，这样的错误，已经连累了皇上，使皇上被囚禁瀛台，甚至有生命危险，谭嗣同悔之晚矣！

谭嗣同去日本和英国公使馆，并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向外国人说明，即使变法失败，保全光绪对他们也是十分重要的，外国人讲究利益，谭嗣同就说清楚他们的利益，请他们答应一旦皇上有危险时，设法营救皇上——我们将很快看到谭嗣同这种努力的结果。

就这样吧，我已经尽力了。我的理想我自会来坚持，当坚持不下去了，相信也会有后来者，而我的错误只能由我承担。对于每一个我合作过的人，我都会对他讲义气，对于每一个我对不起的人，我都会负责任，哪怕他是皇上。这就是我的选择。

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仁者，对天下人之仁也，义者，对周围人之义也，这不需要多少豪言壮语、多少惊天动地的行动，只需要一种选择与坚持。

他虽然是官二代，但他更关心草二代；他虽然行事鲁莽，但敢作敢为；他虽然性格冲动，但恩怨分明；他或许不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不是一个合格的变法家，但他是一个有烈士气节的人，一个敢于承担结果的人，一个有着自己原则的很真实的人。他可以不死，不死，并不算错，没人可以责怪他，可是死了，却突然凸显了意义。英雄与凡人的分野就在这里，他不仅要为自己总结，也要为天下人总结，为“天下为公”总结。

从某种意义上说，谭嗣同是一个平凡的英雄，一个值得敬佩的人。

谭嗣同的出现给这场变法带来了黑暗中的光芒，这微小的光亮，照过了多少野心与权谋、多少算计与圈套，让它们都在光亮下显得荒谬和渺小。多年以后的人们再次谈起这场变法时，一定会提到谭嗣同，因为他也埋下了勇敢与正义的种子，留下了热血和希望！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9月28日，刑场上响起了谭嗣同洪亮的声音。

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和康广仁，六君子皆被杀于菜市口刑场。

<h4>真正的政变</h4>

行刑完毕。军机大臣、监斩官刚毅的脸上露出了他的微笑。

朝廷里的那伙人终于露出他们的面目了。这是一群特别的人，而刚毅只是其中的一员，并不是他们的核心，他们的核心是一个显赫的人物：端郡王。

端郡王人们常常叫他端王，他是光绪的堂兄，团结在端王周围的是一伙满族王公贵族和八旗子弟。他们组成了朝中最有权势的政治集团——端王集团。

而端王集团的强大不仅在于他们在朝廷中有强大的政治势力，军队中也到处是他们的人。端王本人掌控着朝廷的禁卫军之一——武胜新队。这是一支配备洋枪洋炮的八旗军队伍。对于这支军队大家一定很陌生，但是在一年以后（1899年），这支军队改成的另一个名字我们一定很熟悉——虎神营。

除了禁卫军，甚至整个守卫京城的八旗军都是偏向端王集团的，毕竟大家都是同一个出身的，有共同的利益嘛。

总之，这是一群地位特殊的人，他们在朝中的势力根深蒂固，又有军队做保障。

为了政治利益，端王集团不仅排斥外国人，也排斥汉人，他们认为天下是满人的，只能由满人来分享成果，所以要警惕汉人和外国势力，也根本不要搞什么变法。为了这个目的，端王集团隐藏的政变图谋就是：鼓动慈禧废去光绪，改立端王的儿子为皇帝！

光绪宣布变法开始以后，这伙人也没闲着，他们干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造谣。他们既不是朝廷中的变法派，也不是一般的顽固派，而是属于造谣派。

天津阅兵的谣言，是他们造出来的。造这个谣言的目的是要在朝廷中制造“光绪被废”的舆论氛围，那时候的慈禧在支持光绪搞变法，她是不会废去光绪的，即使要废，大权在她之手，在皇宫就能办成，并不需要多此一举跑到天津去，所以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谣言。而端王集团并不死心，他们会寻找造谣的新机会。

机会很快来了。这就是伊藤博文来到北京，野心不死的端王集团又造了第二次谣，那就是告诉慈禧光绪将勾结日本人劫持慈禧，这又是逼迫慈禧废去光绪。

对于这时候的慈禧来说，她并没有废去光绪的心思，但是端王集团的政治和军事势力太强大，连慈禧一时都无法撼动，所以他们的要求慈禧又不得不考虑。事实上对于慈禧这个最高统治者来说，她不得不在各派之间搞平衡，维持朝廷的稳定——原因前面我们也已经说过，只有朝廷稳定了她老人家的权力才稳定啊。光绪不知道的是，之前为了支持变法，慈禧也承受着来自端王集团的压力，现在光绪提出开懋勤殿，引进伊藤博文做外援，慈禧也顶不住了，除了对自身权力安全的考虑，她也需要安抚住端王集团，反对光绪某种程度也是没有办法。

在这样的背景下，慈禧开始了临朝训政。然后围园杀后的计划暴露了，光绪背上合谋的重大嫌疑，这对于端王集团来说，是一个真正的机会！在端王集团的强大压力下，愤怒中的慈禧终于动了废去光绪的心思，默许了端王集团的小动作，由于光绪一向是体弱多病的，于是朝廷以光绪的名义颁布上谕：朕已重病，请各地推荐名医。

在专制朝廷里，皇帝生病本来是高度的国家机密，而皇帝在上谕中公布自己的病情，这更加异常。这一反常事件的背后就是端王要为废去光绪作重要的准备，而这次已经不仅是舆论准备，还有程序上的准备了。

我们需要注意一下的是，颁布这个上谕的时间是9月25日，此时，荣禄进京了。他带着两个很重要的目的。

荣禄的第一个目的是保护袁世凯。

荣禄虽然也是八旗子弟，并且出生于满族八大家族之首——正白旗瓜尔佳氏。但是到他这一代时，家道已经衰落了，荣禄并不是端王集团的人，他只是慈禧提拔起来的绝对心腹。由于荣禄不像端王集团的人那样在朝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势力，他在朝中的权势除了来自慈禧，也需要更多的权力基础。这个基础就是：袁世凯。为了倚重袁世凯这样的官场新星，荣禄在慈禧面前替老袁成功地开脱了。

而另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保护光绪。

一定要想办法保护光绪，这是荣禄进京之前和袁世凯商量好的。虽然没有证据证明光绪事先知道围园杀后的计划，甚至这个计划是不是原本就来自他的授意，但是，光绪已经逃脱不了重大嫌疑，甚至已经成为了头号嫌疑犯，因为一旦谋杀太后成功，获益最大的就是他。端王集团正等着审讯那些“乱党”，给光绪一个罪名，成功废帝。而荣禄担心的是如果让端王集团以审讯证实了光绪的嫌疑，光绪只能面临被废的命运。

自己不是端王集团的人，一旦光绪被废，端王的儿子上台，这对荣禄绝无好处。

而在荣禄的分析劝说之下，慈禧也冷静下来了，对于慈禧来说，端王集团只是她的政治盟友，而不是像荣禄这样的绝对心腹，心腹和盟友是有绝对分别的。慈禧明白了，一旦废帝，再立新君，端王的儿子成为皇帝，端王成为太上皇，如果他们父子联合起来成为她新的政敌，更不好对付。

是的，我还需要光绪继续成为我的傀儡皇帝，他只是我手中的棋子而已，虽然这个棋子不听话，还有谋害自己的嫌疑，但我也只能继续去利用他。在他有被废去的危险之时去保护他，作为一个临朝训政者，光绪的存在也是我存在的一个理由，我不能亲手毁掉这颗棋子。

慈禧马上颁布命令：这些抓捕归案的“乱党”们罪大恶极，不用再审了，直接杀头。光绪终于脱离了从嫌疑犯变成事实犯的危险。按照慈禧的命令，他从此继续居住在瀛台，派太监看管，但他仍然是皇帝，皇帝的名号和所有的待遇不变，光绪仍然要出席早朝等其他朝政活动，仍然可以发表自己对朝政的看法（需要看慈禧的脸色行事），除了每天必须回瀛台居住，他仍然有很大的自由。

端王集团的政变企图失败了。但是他们仍然是不甘心的。于是谣言再一次在京城流传，按照当时美国驻北京大使康戈尔的夫人（萨拉・康戈尔）日记记载，这最新的谣言是：

“皇帝病得很重！”“皇帝被外国人害死了！”

谣言之中，北京城里很快出现了普通百姓攻击外国人的事件，他们朝洋人扔石子，追打洋人，而当洋人去找清兵时，那些八旗子弟说：你们是洋人，我们保护不了你们。

看来端王先生真是很会造谣，想害死皇帝的明明是他，却嫁祸到外国人头上。是的，仅仅就这个谣言来说，无辜的是洋人，他们恰恰是想保护光绪的（后述）。而端王集团造个最新谣言的目的就在于：利用老百姓的民族情绪，再一次寻找发动政变的机会！

野心不死啊。虽然端王集团的政变阴谋暂时被挫败了，但是，凭着我们对这伙神秘人物的了解，我们知道他们一定是不会就此罢休的，他们还会寻找新的机会。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说，当通过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让帝后两党的权斗暂时落下帷幕之后，朝廷也“需要”他们。因为专制朝廷的一大特色就是权斗无时不在，平衡只是暂时，内斗将是永远。

<h4>变法失败的根源</h4>

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大家在看完这个漫长的故事舒展一下筋骨的同时，也是时候来总结一下这场轰轰烈烈开始的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了。虽然我们只重点讲述了这惊心动魄的103天，但我认为清国真正的变法从1895年清日战争结束后就开始了。在那几年里，朝廷新修铁路，编练新军，这是洋务运动关于经济变法的持续。而政治上的“变法”也在进行，在过去，民间结社向来被严厉禁止，因为这是朝廷的大忌，不论你有多么正当的理由，在朝廷看来群众聚在一起都有造反的嫌疑，让人睡不踏实。而在1895年以后，民间结社开始逐步开放，言论也进一步自由，这才造成了康有为办的强学会以及各种上书的兴起。

这103天，是变法最为集中的时刻，它留下了很多的“新政”，它兴办了工商，它振兴了教育，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前身）就是这103天里开办的，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奖励技术创造发明、保护专利的国家法律（《振兴工艺给奖章程》）也是在这103天里颁布的，其他还有政治、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创举，这些内容教科书已经总结得很完整，有兴趣的可以去翻书，我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对变法失败的原因是最感兴趣的，接下来的讲述，我们将探索这方面的内容。而根据前面的分析，这些原因是可以会找出很多的。

比如现在看来，我们之前强调的官僚集团对变法的“共识”，仅仅是出于对维护政权稳定的一种忧虑，这种“共识”脆弱到经不起风吹草动的打击。

还有谣言，也是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谣言之所以能成为谣言，在于它是假的，但每一种谣言都造成了极端的后果，不是人们特别愿意相信谣言，而是在朝廷信息不透明的体制下，大家只能相信谣言。

但在我看来，这些都只是失败的原因之一，找出根本的原因也许还需要我们真正明白三样东西：个人、社会和政府。

在原始社会，大家都是光着屁股跑，拿片树叶遮遮身子就去打猎捕鱼，寻找食物。人从一生下来就是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所以每个人都不得不追逐自己的利益，可以说人就是以发财为第一要义，在我看来这也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天性——人性的一部分。所谓人性，在更多的时候，也就是指人的动物性。

但是，人和动物毕竟是有区别的，这个重大的区别就在于人和人会结成一个群体——社会。很多的个人结成了社会，从而出现了人的社会性。你发你的财，为了自己的利益，这都没有问题，但必须遵守在漫长的时间里形成的社会契约和规则，不然你打了一只野鸡，抓了一只兔子，其他人不劳而获跑过来把它们抢了烧了自己吃，你只有站在旁边流口水的份儿——人类很快就会因为内斗而自我灭亡。

可见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某种契约和规则，但总得有一个机构来保障这些规则得到执行。于是在社会出现之后，政府便出现了。由此可见，政府的功能之一是维护这种契约和规则的，它会由此制定相关的法律，守法不会有奖励，但违法行为必定是要受到惩罚的，坐牢、杀头、凌迟，等等。政府就是用强制手段来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转。但对于广大的人民来说，政府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能：分配资源。

于是就出现了几种类型的政府。专制王朝就是其中的一种，它的特色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全天下所有的资源都是皇帝老儿的，皇帝老儿通过官员选拔制度（科举）收买一批人来替皇上看管和发展这些资源，这些人就是大臣，他们组成人民的一部分——官僚集团。

问题是专制王朝不是同百姓治天下，而是同官僚集团治天下，由于朝廷恰恰是依靠官僚集团来维护专制制度，所以对官僚集团的制约和监督依靠的是内部力量（监察御史、言官、钦差大臣）以及忍无可忍的部分老百姓的拦轿喊冤。按照人性自私、首先要保证自己发财的原则，在没什么制约和制约不力的情况下，官僚集团肯定要让资源先满足自己的需要，用尽各种办法去发偏财，霸占资源。百姓们常常痛恨贪官，殊不知他们不贪也很难。这就像兄弟你在路上行走，路边到处是金子，又没有人管，兄弟你最后能控制得住自己么？

这并不奇怪，只要制度是这样的，换了谁都一样。

而正是因为制约不力，发展到后期，官僚集团开始从霸占资源升级到垄断资源，官员们也因为共同的利益追求而形成我们前面已经讲述多次的强大组织——利益集团。利益集团不仅侵犯百姓们的资源和利益，也在内部起着同化和僵化作用，比如兄弟你在这个集团内部，想做几件有利于百姓的事，但这些事可能是不符合这个集团利益的。于是你虽然一身正气，追求正义，也可能遭到排挤，反过来，你所做的事虽不利百姓却有利于本集团利益，却会得到掩护以及拥护。

这个强大的同化和僵化作用让很多人轻便地得到了利益，却扼杀了多少的人才。有理想有实力能实干的人身处其中之后，便会暮气日深，垂垂老矣。专制体制内并不缺乏人才，而他们的特色是散则明，聚则暗。看他们私下里的文章和言论，让人敬佩，而看他们在任上干的事情，兄弟你还不如敬佩一下自己。

而朝廷统治者虽然出于维护统治的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需要，对利益集团也很痛恨，但又离不开他们，最后会越来越拿利益集团没有办法。每到这时候，有办法的只有一群人——拿锄头的起义者。比如陈胜、吴广、朱元璋、李自成。

可见，对于封建专制型政府来说，虽然统治阶级和官僚集团得到了暂时的好处，却有长期的风险。这个风险是一定会到来的，区别只是你赶上的是专制王朝的盛世，还是末世。

而另外一种类型的政府是现代型的政府，也可以叫民主政府，它规定资源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而是大家的，如何分配资源，就要由大家来决定，取得大家的同意。而要想取得大家的同意，这肯定是一个兼顾了大部分人的利益、大家都能接受的规则，也是相对公平的规则，而且必定还要通过一定的机构和程序（民主制度）来实行监督和制约。

这看上去很美好，但要实现从专制王朝向现代型政府的转型，并不容易。

在历史的进程中，有两种力量能推动这种转型。一种是外部强力——革命。革命和起义是不同的，这一点我们会在以后的故事中讲述。而另一种是内部动力，这就是改革，也就是在封建时代常说的变法。

需要说明的是，这只是两种“可能”的方法，而不是打包票的方法，革命的结果也许可以迎来光明，也许是“所有人都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变法也同样如此，这并不是因为变法的方式不可取，而是因为变法实在太难了。

很显然，既然官僚集团已经成了资源的掌控者，既然他们能够依靠这些掌控的资源很方便地发财，如果没有杀招（杀招不等于杀人的招儿），凭什么能让他们停止这种发财？所以变法最终都会遭到来自官僚集团的抵制。从专制王朝的历史来看，太多的变法最后只是让朝廷陷入不变就死、一变就乱的怪圈。精简机构，最后机构却越简越多；减少征税，最后税没减少，不用交税的项目却减少了。太多的新政，都会被官僚集团当作皮球踢回来，或者用太极高招化为无形，搞不好还能撕破脸面公开对抗，最后妥协的只能是朝廷。

可见，变法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一点都不亚于革命啊。鲁迅先生说，改变太难了，“连搬动张桌子都是要流血的”，更何况是要变法？

因为难，充足而扎实的准备显得相当重要，在我看来，比较重要的有两种准备：认识准备和物质准备。

一个现代型的政府，它的建立需要有一个根本的基础——改变了的个人，也就是现代公民。也就是说，现代型的政府是建立在现代公民基础之上的。认识准备就是让大部分人成为现代公民，培育现代的公民意识。所谓培育现代公民意识，在我看来，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是建立对个人、社会和政府的充分认识，理顺他们之间的关系。

而一个简单方便的切入点就是他们的根本利益——权利。

个人有个人的权利，称作私权。由个人结合而成的公民群体也有权利——民权。政府有政府的权利——公权。社会是人民和政府之间的一个缓冲地带，也可以看做民权的一部分。

对于权利来说，第一步是形成权利捍卫意识，也就是要明白权利的正常性，生而为人，有权这是正常的，必须要捍卫。不仅要捍卫自己的权利，也要捍卫别人的权利，所谓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也要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不仅要捍卫私权和民权，也要捍卫政府的公权。

而第二步更难，那就是厘清和严守权利的正当性——权利的边界。当我们说到权利的边界的时候往往会去责难政府，因为他们伸手太长管得太多，而在管的过程中去获取额外的利益，最常见的现象是公权往往打着民权的旗号来事实上侵犯民权，这当然是需要反思和批评的。

但是作为现代公民，也应该反思个人权利的边界。专制王朝的统治造成的一个结果是当私权遇到私权的时候，人们往往只把自己的私权自动扩大，不尊重他人的私权。常见的现象就是我是他老爸、老师或者老公老婆，便可以心安理得去侵犯儿子、弟子或者儿子他妈他爸的私权，以忠孝观念或者情感来绑架私权，由此形成恶性循环，一代传一代。

而私权遇到公权之时，却又往往自动回缩。好民不跟官斗，见官自动降三分，这又是一代传一代。

物质准备是最重要的准备，在我看来，这是一切问题的核心，它无比的强大，它能推动现代公民意识的培育和建立，也能够理顺人民、社会和政府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界定这三者权利的边界，甚至几乎能让一切问题迎刃而解。所谓物质准备，对于个人来说就是让大家都发财，去实现财务自由，而对于社会来说就是建立现代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

所谓市场经济，就是指资源分配基本公平，大家创业、发财的机会基本均等，人们不会因为他的出生地、家庭背景不同而得到的资源和机会不同。不是有些人可以不劳而获，而另一部分拼死累活，最后收获那么一点点。

所谓市场经济，就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民间，不是政府去主导经济行为，甚至去制造经济规律。

所谓市场经济，绝不是只有官富而民穷，也绝不是只有少数人富而大部分人穷，因为少数人的富，一定是建立在大部分人都还比较贫穷的基础上，这就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

好了，为什么说物质准备是如此之重要，我们是可以拿清国的那个“好邻居”来举个例子的。

在我们的印象中，明治维新最成功的地方在于政改（议会、宪法），其实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成功的经济改革基础上的。事实上明治维新最成功的改革是在于经济领域，明治维新一开始也是从经济领域所做的改革，只是方式和方向与清国不同。

跟清国一样，出于抵御西方侵略者的需要，日本一开始也是从引进军工技术开始经济改革，但是，政府并不惧怕民间掌握这些所谓“高精尖”的技术，更不垄断这些技术，而是从一开始就决定要依靠整个国民的力量，将技术和资源推广到民间中小企业，通过法律扶植民间中小企业发展。甚至国家在建成一些国有大型企业后，会以很低的价格卖给民间企业家，由民间参与国产化的设计和研发，比如今天我们知道的许多著名的日本跨国企业（比如三菱），它们的前身都是日本军工国企。

这样的结果是：带来了民间经济的兴起和活跃，全民走向共富，因为有经济行为作为联系纽带，整个社会上的人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服务，彼此需要，也相互制衡。在强大的民间经济对政治的诉求之下，1881年，睦仁发布诏书，承诺推行宪法，实行宪政，并在八年后（1889年）成功颁布宪法和推行宪政，第二年召开第一届国会，成功地实现了政治体制改革——此时距离明治维新（1868年）开始已经有21年了。

而清国的情况有些不同。出于统治的惯性，朝廷不仅没有“全民共富”的想法，甚至对人民根本没有信任。话说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派人去老百姓家收菜刀，老百姓买卖菜刀被严格控制，最后只能是几个邻居合用一把菜刀，碰上逢年过节大家就排队等着切菜。清国朝廷正是成功地继承了这个收菜刀的传统，朝廷似乎总在幻想全体国民骨子里都是暴民，第二天早晨起来满大街都是起义的队伍。于是在1860年的洋务运动开始后，朝廷不仅不敢把当时最新科技——军工技术下放到民间，甚至在其他民用领域（铁路、电报）等也严格垄断着技术和资源。

这样造成的结果与明治维新截然不同。虽然洋务运动的口号是要建立以市场为主体的近代经济，但是很遗憾，它的根本目的只是为了解决当时外患内乱的政治危机，它的本质是一场防御性的改革，而不是为了国家的破旧图强，更不是为全体国民谋福利。由于老百姓一直没有机会和权利参与政事，经济改革的动力依靠的是官僚系统，最后造成的结果是，虽然通过一再调动，官员们搞洋务搞改革的热情是调动起来了，但谋来的福利也全部被官僚集团霸占。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大清的行政权和经济权仍然在一起纠缠不清，它们搅合在一起，又被皇权牢牢控制。在商业领域，政府的行政命令仍然大于一切，甚至完全可以去制造经济规律，替代市场行为。清国最大的企业，没有一家不是“官企”：要么是纯粹的“官办”，要么就是“官督商办”，反正都带一个“官”字。至于资产，自然也是归朝廷所有。

对于老百姓们来说，朝廷是看不见的，洋务运动创造的财富真正的去向，就是落入官员们的口袋——官员们普遍富裕起来了。应该说大清国“官富”的现象一直都存在，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嘛，但真正使“官富”现象达到顶峰的，正是这场洋务运动。

与“官富”相对应的，却是——“民穷”。财富是老百姓们创造的，却被官员们以“朝廷”的名义吸走了，一部分用来养官，一部分用来压民。老百姓们的发财机会都被大大小小的官员们抢走，于是官富者越来越多，而民穷者并不见减少。

情况就是这样了。由于洋务运动的先天不足，它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那就是这场经济改革最终成为了一场实现官僚集团利益最大化的运动，政治精英变成了新的政治加经济精英，也就是形成了官员和资本的结合——官僚资本主义；政府部门变成了赚钱部门——它们既创造利益，又把控利益，然后在利益分配的过程中自己监督自己。而朝廷只有两张面孔，一个是傲慢霸道，一个是虚伪做作，因为经济改革的不成功，利益集团越来越顽固和强大，朝廷仍然没有走出那个千百年来的怪圈：只能在延长政权寿命和被形势所逼不得不做出些让步中，左右摇摆。

可见，一场成功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需要建立在一场成功的经济改革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成功的变法需要市场经济的力量去倒逼，市场的经济会指向“市场”的政治。

而戊戌变法就是在一场不彻底的经济改革基础上进行的一场不彻底的政改。由于还没有真正兴起的市场经济力量作为班底，戊戌变法显得有些心急火燎而又一厢情愿。最起码，对于一个百姓很穷，还在为他们的生存而发愁的国家来说，这样的改革也太奢侈了。

由此可见，变法光靠喊口号是推不动的，光靠皇帝颁布再多的圣旨，甚至对着祖宗的画像发誓也是推不动的。有人说经济体制改革不能无限制地搞下去，不能回避政治体制改革，幻想“实业救国”是不成功的，但如果连“实业”本身都不成功，真正的市场经济都还没有建立，这自然是无法救国的。所谓“回避政治体制改革”，恰恰就是因为经济改革不成功，才有“回避”的空间。

有人说洋务运动最大的弊端是只学习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技术，却不知道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才是最大的技术，先进的科技都是建立在这个根本“技术模型”的基础之上，但这样的技术模型并不是天生的，抄也是抄不来的，即使抄来也没用——光绪皇帝推进的“制度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只有用成功的经济改革去倒逼政治体制改革，才是有可能走向成功的改革，也才是建立了符合本民族文化以及本国国情的改革，这样既避免在改革中停滞不前，又避免了去急急忙忙地照搬和照抄外来的一切——毕竟我们不能因为是自己病了，就把所有的药都看成是良药。

也许在1898年，更好的变法是另外一种思路：与其有那么多的“新政”，不如不那么着急，也不要有那么多的口号和形式主义，先对洋务运动进行深刻反思和真正的总结，改进洋务运动中的各种弊端，调整洋务运动的方向和思路，做好经济上的准备，去让老百姓有发财的广阔平台和公平的机会，总而言之一句话：先让老百姓发了财再说嘛！

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既然洋务运动的口号是“自强”和“求富”，反思洋务运动只要求更进一步——去求老百姓的富（共富），而不只是占人民少部分的官僚集团的“富”。

用一句话总结就是：兴一利不如除一弊。因为弊已太深！已经有的“弊”，足以吞掉任何新的“利”！

由于利益集团已经形成并且力量强大，这一过程必定无比艰难。即使是纯粹的经济问题，相信也无法用纯粹的经济手段去切入。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对“现代公民意识”的培育是必须的，对现代公民的信任（它是力量之源）是必须的，依靠公民的力量，去逐步化解利益集团，让资源合理分配，让机会均等，更是必须的。

要相信，只要财富能为民所共享，制度就能为民所共创！

用一句的话来进行总结吧，1898年开始的戊戌变法在本质上是符合时代潮流的强势文明向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弱势文明传播的结果，而变法真正失败的原因是弱势文明根深蒂固的弊端对于强势文明的抵抗，变法轰轰烈烈开始之时，清国并没有做好准备——个人没有准备，社会没有准备，政府也没有准备。责任是共同的，也是大家的，只把责任推到政府或者其他某一方都并非全面。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它毕竟出现了强国会等民间政治团体以及普通人关心政治权利的上书言事等“新现象”，也就是说，它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部分民权意识的觉醒。

<h4>光绪的悲痛</h4>

瀛台。空空荡荡的大殿寂静无声，每当下朝之后，光绪一个人孤独地坐在这里。

他还是要吃那一百多碗的菜，这些菜跟太后慈禧所吃的是完全相同的，不管他的口味如何，从来不能换掉。这些菜大约要花费100两银子，折合成小米，够一个普通百姓吃上13年。

眼前的美味满席，他已全无胃口，一个人坐在桌子旁边，无比的冷清，而他已经成了冷清的一部分。

真像做了一场梦。梦醒来，一切都走远了。千里江山，已是飘零，满腔热血，化为冰冷。

6月11日，我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正式开始，在接下来的103天里，我无比的勤奋，忘我地工作，不停地批阅大臣奏折，不停地思考现状以及未来，平均每两天就要颁布一道诏书。没有人比我更期望变法早日成功，没有人花费我这么多的心血，但是它仍然——失败了。

我只能接受这样的苦果，因为我没有选择。我原本是不必成为一名皇帝的，却选择了一条可以成为皇上的路，而这一切还是因为我没有选择。也许从那个时候起，快乐也好，幸福也罢，都从我的身体里消失了，我原本就是不配拥有它们的人，所以到最后都应该让我失去它们才对。

“你恨吗，恨她吗？”珍妃曾经问。

珍妃，她曾是光绪皇帝唯一的快乐源泉。

她经常女扮男装，大大咧咧地走来走去，在皇宫里横冲直撞，喜欢照相，喜欢宫里一切时髦的“西洋玩物”。她没有规矩，私下里敢对光绪直呼其名，在照相时甚至大逆不道地穿着龙袍，很显然，按照传统的眼光，这不是一个规规矩矩服侍皇帝的好妃子。

太后一直不喜欢她，光绪知道，在慈禧太后的眼里，只有她的侄女——静芬皇后才应该得到他的宠爱。静芬是正统的皇后，而珍妃不过是普通的妃子而已。

但是，光绪喜欢她！喜欢就是最大的理由，正统又如何？妃子又如何？

在繁忙的朝政之余，他曾经为她做过很多的浪漫之事。他带着她在紫禁城看雪，去颐和园听雨，还许诺带着她去围场打猎。他不善表达，不会说很多的情话，大部分的时候，在珍妃旁边，他也很沉默，他有很多想要说的，却因为羞涩而最终没说，因为口吃而说不明白。

但他有一颗爱她的炽热的心。

珍妃，我是京城公子，你是南国佳人，我来自冰天雪地的北方，你来自草长莺飞的南方，是什么让我们走到了一起？

“选秀。”珍妃说了这两个字，跑去玩了。

从13岁入宫，她如今已经22岁了。

也许这个孩子永远不会长大，也许在她的眼里，自己不过是她从广州来到北京之后，找到的另外一个玩伴，一个寡言少语的怪人。

一切的事情都在那一天改变了。在光绪离开紫禁城，走向瀛台的那一天。珍妃终于明白，这个人真的要离开自己了，他搬了家，不会再回来。

有一种失败，是“成功的失败”，因为它会为成功积累经验，吸取教训，譬如变法，一定会有后来者居上。但是，也有一种失败是完全的失败，这就是爱情，一朝离别，此生难见。

珍妃偏不信命，她勇敢地跑到慈禧面前，跪地为光绪求情，珍妃以为慈禧会动容的，没想到慈禧大怒：“你平时一贯妖媚皇上，皇帝犯错，你也有份！”

钟粹宫北三所。这里以前是老妈子住的地方，离慈禧的寝宫只隔着一条长廊，方便慈禧亲自看管。囚禁在这里的人与世隔绝，屋门被反锁着，每天只有太监从窗户递进一些冷菜剩饭，而每隔几天，还会有一个太监前来“奉旨申斥”，被囚之人只能跪在地上静静地听着责骂。

这就是珍妃新的住处，是求情换来的代价。金碧辉煌的皇宫不会再任她行走，豪华马车也不再为她而备，在离孤独最近的地方，只有两双思念的眼睛在彼此遥望。

珍妃，我并不恨谁。是的，太后胜利了，但是她也无法拥有真正的胜利，她也是失败者。这一场变局中没有赢家。皇宫看起来无比广阔，但是它已经落后外面的世界太多。终有一天，我们这些人，包括太后在内，会被民间那些善良的、智慧的、正义的人士超越，我们会被他们抛弃，到那时，他们也许连看都不会看我们一眼，每一眼都会让他们觉得恶心——因为我们现在的恶行！

只有我清楚，太后内心明白，她的任务就是趁她还活着的时候让朝廷的统治延续下去，只要大清王朝不在她的手中毁掉。只要她不背上失去江山的罪名，她可以去做任何事，至于其他的，连她也是无力和无奈了。

光绪对珍妃最后的交代是：要好好地活着。然而，这个愿望很快就要破灭了。

<h4>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夜</h4>

清国社会很快将发生一场前所未有的动荡，这个动荡来自民间。从1894年起，这个国家的人民先后经历了战争和朝廷内乱两件大事，虽然对于过程他们不是很清楚，只是听到了一些流言和目睹了部分的闹剧，但结果却是生硬而冰冷的：清日战争证明了后党不行，戊戌变法又证明了帝党不行。太后不行，皇帝也不行，那么，这个朝廷到底还行不行？

一场大规模的骚乱在酝酿、忍耐、聚集，然后爆发！

这是从北方的一个省份开始。这里原本是礼仪之邦，原本是好客的地方。但清日战争却改变了这里的一切。它是被日军直接攻击的省份，也是受战争打击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北洋舰队在这里覆灭，《马关条约》在这里换约。而整个战争中，家乡来自这个省份的士兵是最多的，阵亡人数也是最多的。这里的人们遭受了战败屈辱和失去亲人的双重打击。战后的形势却不是一天天好起来，而是一天天坏下去，激愤的人群和滚滚而起的烽火终于出现在这里，为了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他们打出了“扶清灭洋”的旗帜。

而朝廷里的端王集团也即将开始行动，因为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

义和团，起山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