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总不给自己的孩子吃饱，似乎吃饭也是一种罪过，她一共生过五个孩子，但有三个都夭折了，而夭折的原因竟然是——营养不良，要知道这发生在锦衣玉食的王府之家。载湉是侥幸生还下来的孩子之一，经常受到母亲的毒打，打完之后就是关小黑屋。

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中，幼小的载湉是个敏感、惊恐、忧郁的孩子，以至于一看见母亲的身影就精神紧张。而在平时，他很容易激动，一激动就说不出话来，结结巴巴，语无伦次，严重时还会陷入痉挛。

这些生理疾病一直保留到了成年以后。

入宫后，载湉成了太监宫女的玩具，每当他哭的时候，总管太监会把他锁进一间墙角摆个小夜壶的、阴暗潮闷的小黑屋，惊恐万分的载湉更加不要命地哭起来，踢打着紧闭的屋门，太监们笑嘻嘻地跪在门外，高喊：“万岁爷心里有火，唱一唱败火吧！”

太监们这样大胆，因为他们是“奉旨管教”。

在家里吃不饱，到了皇宫，仍然吃不饱，这是为了培养所谓的“俭德”。他被规定不能多吃。饿肚子的时候，他就跑到太监房中，第一件事就是找吃的，发现什么大饼馒头之类，拿起就跑，而太监就在后面追，被追上之后，他只有跪下，苦苦哀求，可是那些东西还是要被抢回去。在平时，一旦他某一顿吃得多了点，就会有两个太监过来抓住他的脚脖子，把他倒立过来拼命抖动，嘴里高喊：理顺万岁爷的胃！

而每天的学习任务却是十分繁重的，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去帝师翁同龢的房里背诵古文圣训。每当他想多睡一会儿的时候，太监们就会装神弄鬼来吓唬他，一群太监在另外一间屋子里弄出刺耳的巨响，好像雷神已经显灵，直到把他吓得哇哇大哭，乖乖地去书房。

有时他会天真地问太监：“我真的是万岁爷吗？”

太监回答：“是的，皇上，您是万岁爷，您想要什么有什么，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

他迷惑了。要什么有什么，而现实是他多要个馒头也不行啊，多睡一会儿也不行啊。

而这些并不是载湉感到最恐怖的，慈禧的出现才是他认为最恐怖的人。

在对待孩子上，慈禧跟她的妹妹并没有什么区别——古怪、暴戾、神经质。她也是一个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但凡见到孩子快乐就不会快乐的人。只要见到载湉玩闹，慈禧就会像泼妇一样尖叫起来，早就等候在一旁的太监就立即开始动手。久而久之，载湉对慈禧有了一种天然的畏惧，看到她就像看到了自己严厉的母亲，甚至比母亲还恐怖。他害怕太监，而太监却害怕她，她似乎是这个深宫里所有恐怖东西的集中代表，每当她走过来时，他会禁不住浑身哆嗦。

慈禧很满意这样的状态，因为这一切正是她希望看到的。这个孩子是将来的皇帝，在她眼里，她并不需要带给他来自姨妈的关爱，而是最高权力场中上级对下级的掌控。为了达到目的，慈禧很注意从小抓起，从小事抓起，处处在载湉面前建立自己不容挑战的权威，不容许载湉对自己的意思有任何忤逆，她说的话不能有丁点反驳，如果载湉对自己有任何言语上的不敬，她就要大为光火，凶恶的太监又会恶狠狠地扑过来。

每天早晨，载湉必须前往慈禧的住处请安，不管她是住在紫禁城还是颐和园，也无论刮风下雨、雨雪冰雹，都得去。请安不是站着请，也不是跪着请，而是边磕头边请，没有慈禧的命令是不能起身的。如果碰上哪天慈禧心情不爽，或者想故意给他个下马威，那么就只有一直跪着了。

每当慈禧外出，载湉必须要放下手中一切事情，规规矩矩地跟在后面，慈禧看戏也要陪着，游个园子也要陪着，散个步也要陪着——不要问什么，这就是规矩。规矩是谁定的？慈禧定的。

<h4>光绪与皇后的婚姻悲剧</h4>

时间过得很快，到1889年，载湉18岁了，他必须要结婚了。说必须是因为他不能再拖下去，在历代皇帝的结婚年龄里头，这已经算绝对的晚婚。而之所以拖到这时候，只是因为这是慈禧的意思。

按照祖制，皇帝大婚之后就应该亲政。慈禧的一切权力要归还给载湉，因为这个原因，慈禧在载湉结婚的事情上拖了几年，现在实在拖不下去了，就为他指定一个老婆吧。

即将成为皇后的这个人是慈禧的侄女——叶赫那拉・静芬。这个女人大载湉三岁，脸很长（面长如驴），有两颗突出的大龅牙，还是平胸。

我估计载湉看她一眼就不会喜欢她。别说她不是美女，就算是美女也不会喜欢的，因为这个女人无疑就是慈禧派来监视自己的。

而载湉没有想到的是，静芬也极不情愿这门婚事，她见过载湉，并不喜欢他。当她听说自己要成为皇后的时候，她找到慈禧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可是她得到的是和载湉同样的结果：反对无效。

都是缘分啊。让我们都成为政治婚姻的牺牲品吧。

1889年2月26日，紫禁城里张灯结彩，一对互相没有好感的年轻人在这里结婚。他们正值妙龄，年龄门户，都刚刚好，但却是如身往地狱。四周吹吹打打，好不热闹，金银珠翠，什么都有，唯一缺场的，是他们的感情。

结婚的十天前，一场大火将皇宫里的太和门烧了个精光。按照祖制，皇帝大婚，皇后必须要坐轿经午门、太和门抬进内宫，结婚当日却又下起了雨，冷风飕飕，潮湿阴冷，洞房里的大红烛怎么点也点不燃。宫女太监们嘴上不说，但心里都在嘀咕这不是一个好兆头，只怕新人们的婚后生活不会幸福。

事实如此。虽然她贵为皇后，但他从来不会朝她看一眼，她也不会。

能够得到他喜欢的不是皇后，是另外一名妃子，镶红旗女子他他拉氏。她自小跟着任广州将军的伯父在广州长大，性格开朗活泼、个性张扬，有几分像男孩子。而入宫时，她才13岁，宫中突然多了一个冲来冲去的孩子，她的封号是：珍妃。

<h4>虚弱的皇帝</h4>

大婚之后，他就是开始亲政的皇帝了，年号光绪。噩梦一般的童年经历给光绪皇帝留下了非常差的健康状况。这是一位年轻人，但是一位脸色苍白、十分清瘦伴随着经常性口吃的年轻人。他时常感觉头痛和耳鸣，胸部闷热，肠胃消化功能不好（经常呕吐），视力和听力都出现了衰退，小便次数很频繁，但每次的量很少（尿频尿不尽），双腿无力，走路竟像小老头一般的蹒跚。

他仍然对打雷和其他巨大的声音感到恐惧（心理阴影），每当电闪雷鸣的时候，他都是无比地狂躁和惊恐，这时候他的门窗都要紧闭，让太监站在两旁，自己拼命捂着耳朵。

更严重的是，长期不规律的生活和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使光绪皇帝出现了一个严重的生理疾病——阳痿。不仅经常在睡梦中遗精（宫廷医生记录），任何刺激、重压或者嘈杂的喧闹声，都能导致他突然遗精，“引起精液流涌如注”。从现代医学观点来看，阳痿是由于肾功能退化以及并发症所引起的。

身体状况影响了他的性格，光绪皇帝是一个既胆怯又任性的人，身体虚弱无力，性格敏感、孤僻。对于慈禧，他还是一如既往地惧怕，甚至就连在其他女人面前都是十分的胆怯和紧张！

然而他比以前更加勤奋。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是一个亲政的皇帝了，他把大量的时间用来学习，读历史典籍，学习英语。他最向往的朝代是大唐，大唐盛世以及英明君主的开疆辟土令他无比向往，他为此读了很多有关唐朝的史书，读完之后还要写下自己的感想，总结出治国的经验。

也许在那一刻，大唐盛世的雄风深深地植入了他的骨髓里。

大婚过后一个礼拜，55岁的慈禧光荣退休了，她搬到了颐和园，用她自己的话来说，“以后的工作就是在颐和园遛遛猫和狗了”，而光绪有了批阅奏折的权力。一切事情看上去都是那么顺利，已经亲政的光绪即将大权在握，像他向往的大唐君主一样，奋发有为，实现中兴之治，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而事实并不是这样。

光绪仍然需要每隔一天就前去颐和园请安。关于请安的仪式我们前面知道了，仪式没有变，而内容却变了。现在的“请安”并不是问问您身体好不好、心情好不好、吃饭香不香之类，按照慈禧走之前定下的规矩，朝政的大事仍然需要请示慈禧，也就是“寻常事上决之，疑难者请懿旨”。

需要请示的大事，其实也只有两个方面：除了朝廷的大政方针，另外一项就是人事任免。

在多年实际掌控这个国家的过程中，慈禧提拔重用了一大批官员，这是她的权力基础，而不是光绪的权力基础。掌控人事任免大权对于慈禧来说，这是一种极佳的权力安全设计。只要朝廷里里外外基本都是她的人，她仍然可以在颐和园遥控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过着“退而不休”的生活。

而对于光绪来说，情况就比较郁闷了。不能给大政方针定调和没有彻底的人事任免权牢牢捆住了他的手脚，这才是他真正实现亲政的最大的障碍。作为新上任的领导，作为在朝廷中还没有建立自己权力基础的领导，如果想真正亲政，就必须撤换掉一批人，建立自己的亲信和嫡系队伍，但问题来了——无人事任免权，就暂时还没办法建立嫡系，形成自己的权力基础。

光绪要做的，就是等待。无论是温水煮青蛙，还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都需要时间啊。

当然，在“亲政”后，光绪毕竟已经是真正的皇上，“皇帝”这个名分是慈禧永远无法拥有的。对于朝中的一些大臣们来说，他们有事情做了，开始打内心的小九九，盘算站队问题。

大部分的大臣选择了继续团结在老太太身边，因为他们深深地了解这位老太太的手腕，明白她的野心，更知晓她的脾气。这一派人数众多，实力强大，几乎包括了朝廷所有的王公大臣和各省的总督巡抚，以及军队里的实权人物。

而另一派在深思熟虑后决定将宝押在光绪身上，这些人大部分是言官、清流、御史等等，也就是说，他们就是那些当时不是实权人物，而希望自己能够拥有实权的人。既然他们想改变现有的权力格局，在实际权力场中插一腿，那么皇帝就是他们实现政治抱负、成功上位的最佳人选。

<h4>帝党代表人物翁同龢</h4>

现在，我们来解说一下帝党。帝党的阵营比较简单，简单到不需要对刚才说的进行补充——如果非要补充的话，就介绍一下代表人物翁同龢的情况。

翁同龢其实一直是慈禧的人。在光绪登基之前，他曾经支持了慈禧的数次权谋行动，由此才得到慈禧的信任，担任军机大臣、户部尚书（财政部部长）、总理衙门大臣，并成为光绪的帝师，正是这个身份的转变，加上光绪亲政，他才转向支持光绪。

<h4>后党代表人物李鸿章</h4>

虽然慈禧一直是李鸿章的坚强的靠山，但李鸿章跟这位太后老佛爷没有任何亲戚关系，一年也见不上几次面。实事求是地说，李鸿章能成为最有权势的后党代表人物，最大的原因就跟慈禧能站在紫禁城之巅一样——能做事。

朝廷毕竟是个庞大的政治机器，还是需要有人来做事的。腐败的朝廷也是需要有人来做事的。

当太平天国起义时，最会做事的人是曾国藩。曾国藩一生做的最大的事是军功，而作为曾国藩最得意的弟子，李鸿章不仅继承了曾国藩的军功衣钵，还将曾国藩的“经世致用”进一步发扬光大。

所谓“经世致用”，简单地理解就是积极做事，使国家的经济得到发展，社会变得稳定，人民感谢政府。这样的人物我们熟悉的著名代表就是诸葛亮先生，此人在管理国家和发展生产力方面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后人评价“文章两司马，经济一卧龙”，就是这种实干精神。

曾国藩和李鸿章发起了清国的“洋务运动”，而所谓的“洋务运动”，其实就是结束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农业社会传统，引进和仿照西方科技来发展近代工业。在曾、李时代，清国的工业化进入了新的阶段。铁路、蒸汽航运、矿山、电报、电力、近代邮政等原先只有西方国家才有的工业，在清国大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势头很猛。

而做这些事情是要遇到很多阻力的，最大的阻力就是来自于观念上的反对。一些人认为，所谓的“科学技术”，不过是“奇技淫巧”而已，强国之本，“在人心不在技艺”。持有这些观点的是当时的大部分人，当官的是如此，老百姓也是如此。曾国藩和李鸿章就曾试图派遣一些留学生去国外学习科学技术，结果他们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在当时，出国留学生是“官派”的，只要你出国，政府不仅负担全部费用，甚至还给你家里补贴钱。不过报名者寥寥，因为传言“洋人”会把他们孩子活活剥皮再把狗皮贴到他们身上，当怪物展览赚钱，于是家长们打死也不让孩子出国。这其中包括有个叫詹兴洪的家长，他的邻居在香港做事，力劝詹家送儿子留学，没想到詹兴洪一口拒绝，还将好心的邻居大骂了一顿，最后邻居同意把自己女儿许配给詹家，詹兴洪这才勉强同意了。

这个孩子就是后来从耶鲁大学毕业的詹天佑。他同其他29名幼童作为清国第一批留学生赴美，学习科技。自此以后，出国留学才渐渐成为热潮。而曾国藩并没有看到这一批小孩子远赴美国，他在五个月前去世，死前他向朝廷推荐了自己的弟子，那个永远起不了早床的安徽人李鸿章，继续他的事业。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李鸿章继承了曾国藩的遗志，一面大力加强国防，扩充和训练淮军，一面专心于“洋务”。前文说过，在他的手里也创造了许多个第一，我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翻翻历史课本。而其中有一家企业是不得不说的，这就是轮船招商局。

轮船招商局是李鸿章创办的清国最早的轮船航运企业，总部设在上海，最开始只有三艘船，而几年后不仅拥有了几十条大船，分支机构遍布国内港口以及日本横滨、新加坡等地，甚至还收购了一家美国轮船公司（旗昌轮船公司）。在此后的岁月里，轮船招商局历经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至今仍然存在。现在的它是我国在香港的全资国有企业，是央企中仅有的12家“6A”级企业之一，拥有我国目前最大的超级油轮船队。在1978年，招商局独资开发了新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之地——深圳蛇口工业区，随后创办的招商银行是我国大陆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旗下的平安保险公司则是我国大陆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可以说它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也功不可没。而这一切的荣耀，完全可以追溯到它的创办者李鸿章。无论如何，人们不能忘记他作为开创者的功劳。

而李鸿章做事的这段时间正是慈禧垂帘听政时期，慈禧虽然深居宫中，但并没有被“满汉有别”的观念所禁锢，也没有极端排斥西方的科学技术。她主政的时期正是洋务运动发展最迅速的时期，李鸿章就是继曾国藩之后慈禧最为倚重的汉臣。

那么，这两人的关系是不是就铁到没有嫌隙、可以互相信任了？

答案是否定的，并且永远是否定的。

这跟制度有关。专制制度永远是单向的，上级发话，下级听从，上级的话就是指示，指示需要传达，传达后需要组织一帮人来开个会，讨论如何坚决贯彻执行。然后下级去干下级的，背后有领导的一双眼睛在盯着。

而如果这个领导是最高级别的领导——皇上，这就更难办了。你需要刻意地表现你与皇上的亲近，但又要掌握好那个度，这个度就是绝对地忠心，但只是相对地理解——也就是所说的“死忠”。皇上不需要被理解，他的权威建立在神秘的基础上，对于皇上说的，你只要照着做就行了，千万不要判断出皇上的下一手是二五八万，还是一四七条。如果皇帝的心思都被你猜中了，他最恐惧的那两个字就会出现在他的梦中——谋反！

要记住，和牌的只能是他一人——是为家天下也。

官场是没有平等信任关系的，君臣之间更是如此。

慈禧和李鸿章之间也是如此，但和别的君臣关系不同，它又多了一个实际情况。这个情况就是，慈禧的最高权力并不是名正言顺的，而是通过权势占有她的“儿子”光绪的，那个已经亲政的光绪就坐在朝堂上，只要他在，就会对慈禧继续霸占最高权力的“合法性”构成威胁。

这就注定了慈禧只能是一个和稀泥去平衡各派的人物，她最大的愿望就是“稳定”，所谓稳定压倒一切，只有朝局稳定了，不出什么乱子，她的权力安全才不会有什么乱子。所以，慈禧对李鸿章的支持也是一种政治需要，跟她的个人观念和喜好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也就是说，她喜不喜欢洋人的东西都不会影响她的选择。出于权力安全的需要，慈禧这个人既不可能绝对的保守，仇视一切“洋务”，也不可能绝对的开明，放手让洋务派们去干，她是个时时刻刻在“维稳”的人。

对于李鸿章，慈禧一直在用，也一直在防。而李鸿章也心知肚明，他不仅一直在“能用”的方面上让慈禧满意（争取更大的乌纱帽），也一直在“不需要防”的方面让慈禧放心（保住乌纱帽）。

活得真是个累啊。

现在，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慈禧与李鸿章之间的新式君臣关系了：在这个朝廷里，在皇权最高领导和最会做事的臣子之间，没有人像慈禧和李鸿章这样，互相了解，互相同情，互为灵魂知己，又互相利用，互相算计。

得出这个结论是为了解开接下来的这个谜底，关于北洋舰队一个争议多年的谜底。

慈禧挪用军费的秘密：不是因为要修颐和园而挪用海军军费，而是为了要挪用海军军费而修颐和园！

当慈禧把建设强大的北洋海军托付给李鸿章之时，她就已经明白，她实际上已经把自己的身家性命甚至整个国家的命运都托付给了李鸿章。海军太重要了，西方列强都是从海上进攻清国的，谁掌握了海军，谁就掌握了这个国家的命运。

所以在建设北洋海军之时，一开始慈禧对李鸿章的支持是毫无保留的。她强调“惟念海军关系重大，非寻常庶政可比”。只要是关系到北洋海军的事情，要银子有银子，要政策给政策，要人给人，花费这么大的投资，言官御史们风言风语，慈禧只有一个反应——不理睬。

正是因为有了慈禧的强力支持，北洋海军才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亚洲第一。但是，在北洋海军建成那一年（1888年）后，慈禧的态度却变了，当李鸿章像往常一样奏请拨款购买军舰和大炮的时候，慈禧的回答是：没钱。

而暗地里，慈禧开始忙碌一件事情——修颐和园。

修颐和园的预算是2000万两白银，而费用是从海军军费里挪用，这么多银子用于修园子，留给北洋海军的自然是没钱了，别说再买舰买炮，买颗子弹的钱都没有。

所以，从1888年后，北洋海军再没有添置一艘新军舰，大炮也是旧的。

买了舰和炮就修不成园子，修了园子就买不成舰和炮，新舰新炮和颐和园，似乎是一对矛盾。

而真正的矛盾焦点只有一个——权力安全，准确地说是慈禧的权力安全。

挪用海军军费无异于削弱自己统治的根基，这一点精明的慈禧不会不知道。但是，作为专制制度里的最高统治者，慈禧要面对的现实是：如果不发展海军，国家要被西方列强打成殖民地，所以必须发展。但是如果海军过于强大，而且这支强大的海军只是掌握在李鸿章一个人手里时，那么为了权力的安全，必须防备李鸿章拥兵自重，有谋逆之心。

另外还要防备的，就是李鸿章倒向光绪。

别看李鸿章是慈禧的嫡系，但官场上一切都是可能的，在有条件的时候，谁不愿意站在权力之巅？

这就是慈禧对于北洋海军最真实的心态：既要让这支军队建立发展，又不能让它过于强大。

大家要问了，既然要防着李鸿章，那么一开始不让他掌控海军军权就好了嘛，让一个能够信任的满族王爷来领导不是更好？

先不说这些满族王爷是否真的值得信任（他们谋反更容易），就算是真的值得信任，慈禧老人家也是没有选择。

原因前面其实我们已经说过了，李鸿章能办事，换句话说，能办事的，也唯有李鸿章而已。慈禧并没有把北洋海军的最高领导职务交给李鸿章，而是她信任的海军大臣庆亲王奕劻，问题是奕劻同志跟其他满族王爷一样，只顾自己捞银子，对海军的事情，他没有办法实际控制。因为他是在办公室里听汇报的主，没有李鸿章的实际掌控，北洋海军估计到最后都只能打鱼。慈禧不得不将建设和掌控海军的重任（也就是大权）托付给李鸿章——就像当年太平天国起义后，朝廷也不是没让八旗和绿营上过阵，最后不得已才放权给曾国藩。

两害相权取其轻啊，永远是政治家的选择。级别越高，能做出一个“完美选择”的余地越小。对于慈禧来说，她既要让李鸿章能做事，又要让他只能为自己做事——这是慈禧对李鸿章的最基本的态度。

以上费尽口舌说了这么多，我想结论已经渐渐清晰了。在史料中，人们把慈禧在北洋海军正要迅猛发展之际，却昏聩到挪走军费修颐和园，当成她作为一个女人贪图享乐、腐败堕落、昏庸无能而且荒淫无耻的证据。但是，在我看来——

慈禧并不是因为要修颐和园才挪用海军军费，而是要为了挪走海军军费才修颐和园！

只有修颐和园，李鸿章才无法反对。因为这是一个令大权在握的李鸿章无法反驳的理由，1888年是光绪亲政的前一年，慈禧即将退休，如果为她幸福的退休生活弄套带花园的别墅李鸿章还要反对，那你李鸿章是何居心啊，心里还有没有这个领导啊。

所以，只有打着为慈禧修颐和园的旗号，海军军费才能畅通无阻地从李鸿章手里弄出来，如果朝廷用于其他的用途，李鸿章都是会跟你拼命的。

好吧，总而言之，当我们用贪图享乐、腐败堕落、荒淫无耻等这些经常骂政客的词去骂慈禧时，我们恰恰已经忘记她的身份——最高级别的专制者。享受是所有的专制者都喜爱的，所谓有条件要享受，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享受，但是，这一切都要建立在权力安全的基础上，如果屁股下的这个位置都不保，还谈什么享受。

当然，修颐和园不能完全排除慈禧有享乐的心态，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动机。因为对于慈禧来说，建设北洋海军是为了国家（部分为了自己），而不让一支自己无法完全掌控的军队过于强大，则是为了她自己。北洋海军最终无法成为真正的强军，不是它技不如人（军舰是世界上最好的军舰），也不是没银子（花的钱比日本多），更不是没时间来发展（比日本起步还要早），而是从一开始，在源头上，它根本就无法强大！

所以，在一个专制体制内，享乐、堕落、荒淫，永远都不是最可怕的，它不是最大的罪恶之源；而清正、廉洁、貌似的大公无私、十分亲近百姓，有事总在一线，也不是最可爱的，它也不是善政之本，因为这一切，很可能都隐藏在权力斗争和党派之争的面目之下！事实上，包括慈禧在内的各利益集团为了自己和本派别进行的利益争夺，都是在“为了我大清江山”的口号下进行的！

当朝廷要挪用军费去修颐和园的消息传到李鸿章这里时，他的第一反应除了愤怒还是愤怒，海军刚刚建成，正是要加大投入的时候，现在却停止拨款了，这简直是卖国嘛！李鸿章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给慈禧上了道奏折，要求停建颐和园继续发展海军。而慈禧对这封奏折的反应很奇怪——她严厉地批评了李鸿章，却没有给出任何原因，只是安慰李鸿章继续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像条老黄牛。

经过一番思考，李鸿章终于心知肚明了。慈禧正是要以解决她退休后住房问题的名义，光明正大地挪走军费并让李鸿章无话可说。在幡然醒悟之后，李鸿章十分爽快地配合了。他不再上反对修园子的折子了，不再为国防去争了，他为把海军军费挪给宫廷创造一切可能的方便，主动配合慈禧有所猜忌的心思，带头把北洋海军发展的势头压下来。

慈禧要保障她的权力安全，李鸿章大人也需要保护他在慈禧手里的顶戴花翎，就是这个局面了。当丁汝昌打报告给李鸿章，要求先在主力战舰上装备最新的速射炮时，虽然这只需要60万两银子，李鸿章的回答是：没钱。

同样的，在清日战争之前，刘步蟾报告了日本舰队正在大肆购买最先进的军舰和舰炮，对北洋舰队造成很大的威胁，要求继续买舰买炮，强大海军，防备日本，有苦说不出的李鸿章只是答了一句：你的心思是很好的。

事实上李鸿章并不是真的没钱，即使朝廷没钱，他的小金库里也是有的。在清日战争结束之后，李鸿章向朝廷报告了北洋海军还有一笔存在汇丰银行的200多万两银子的“活动经费”，这些钱即使买不了军舰，进行速射炮的更新换代已经是绰绰有余——但是，李鸿章不敢啊。

事实就是这样了。这样一支政治大军，它背负着各式各样的政治目的，各种利益集团的代表都会在这里来插上一脚。如果军人不能纯粹为了战斗而战斗，即使它的编制和武器与国际接轨，这还是一支陈旧的军队，一支战斗力不断下降的军队，而这一切的源头是朝廷存在党争。

后党和帝党的基本格局就是这样了，但还有一个人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他是一个生力军，

一个离开我们视线已经很久，但从未放弃往权力中心去钻营的人。

<h4>袁世凯在北京的“活动”</h4>

在清日战争爆发前，成功金蝉脱壳回到国内后，袁世凯人去了辽宁，负责清军的后勤保障工作——相当于粮草官。袁大人对这个安排是很不满意的，但好歹没有再把他打发去朝鲜，而且也是在做军队工作，他在等待着真正进入军界的机会。

他知道这个机会是会到来的。

在辽宁，袁世凯亲眼目睹了前线士兵的大面积溃逃。虽然他也是从朝鲜逃回来的，但对于别人的逃跑，袁大人很痛心，他每天都在大骂前军主帅，似乎只有他才适合当前军主帅。他自信自己有办法管理好一支军队，让这支军队特别守纪律、特别能战斗，而办法就是他的那个老办法——杀人立威。

“前兵溃逃，若影响运务，凯将痛杀之！”

但对袁世凯来说，这个梦想又很遥远。他在军界并没有任何影响力，知道他的人也只知道他驻扎过朝鲜，工作干得还不错，但这跟真正的带兵打仗是两回事。

看来袁世凯先生需要一个契机。

契机很快就来了。旅顺失陷后，朝廷突然明白，勉强能打仗的最后一支军队——淮军都已经是另外一支八旗了，必须着手建立一支新式陆军，不然的话清国将无兵可以打仗。经过研究，朝廷任命广西按察使胡燏棻（yù fēn）为总负责人，仿照西方德国的方法，在天津小站这个地方训练新式军队，先练5000人，取名为定武军。

胡燏棻当时在天津为前线军队做后勤保障工作，也就是说，他是袁世凯之外的另外一个粮草官。朝廷之所以任命他为负责人，是因为他可以就近工作，拍拍裤脚就可以上任，这也说明胡燏棻只是一个临时人选。1895年12月，在练了一年的兵以后，胡燏棻被调去负责修建津卢铁路（天津至卢沟桥），朝廷还需要选择一个正式的人来接任练兵。

袁世凯得到了这个消息。

大家应该还记得，他那半船黄金还没用完，现在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这些黄金送给谁呢？再去找老上级——李鸿章肯定不行了。李中堂的仗打得一塌糊涂，在朝廷上已经说不上什么话，又因为签订《马关条约》，换来一片骂名，现在连慈禧都无法保他。李鸿章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职务被撤，只保留在总理衙门兼任的职务——他成了在外交部上班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自身难保。

袁世凯先生敏感地意识到，是时候需要再投别人的门下了。这个人会是谁？

袁世凯打听到有权决定人选是朝中的这么几个人，按照先后顺序，分别是：庆亲王奕劻（后党）、清流派首领李鸿藻（不是李鸿章的兄弟，属帝党）、步兵统领荣禄（后党）。

按照袁世凯的级别，他的黄金再多，也是没有办法直接接触到亲王级别的，于是他决定从后两位入手。

对于李鸿藻，袁世凯并没有送黄金，而是呈上了一篇很长的文章。这篇文章系统地阐述了他老袁关于训练和管理新式军队的想法，文笔华丽，主题突出，中心思想明确，气势磅礴，有很多排比句。

“好文啊！”当李鸿藻读完后，他大叫了一声，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激动之余，李鸿藻拿着这篇文章去找光绪了，他向光绪举荐了袁世凯。

这就是光绪皇帝第一次对袁世凯有了深刻的印象，从此记住了袁世凯这个名字。光绪也很心动，不过带兵的重任，还是需要谨慎的，更需要“征求”太后方面的意见，于是光绪对李鸿藻说：先把这个人列为候选人，合适时候就由组织部（吏部）带领入宫觐见吧。

后来，在组织部的引荐下，袁世凯见到了光绪。光绪跟他谈起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变法，询问他的意见。出宫后，袁世凯回奏了一份长达13000字的变法方案，提出一揽子计划，主要内容有开办银行、邮政，修建铁路、制造机器、办新式学校等，这些观点大合光绪的胃口，光绪对袁世凯的印象很好。

但袁世凯并不认为他见了皇帝就可以坐等升职，他知道只“活动”帝党的人是远远不够的。老袁又来到了荣禄府上，他很清楚荣禄并不像清流那么清高，黄金肯定是爱的，于是他带上了一箱黄金——另外还有一本书。

这是一本关于练兵的书，袁世凯很清楚，像荣禄这种老狐狸，也并不像清流李鸿藻那样过分看重文章，会认为文章写得好，办事也就强。所以袁世凯干脆编了兵书，收集各国训练军队的方法，并提供自己的看法和见解，扎扎实实地阐述自己对练兵的心得和体会。

和前面那篇文章一样，这本书也是袁世凯找人给代写的，只是署上了他的名字。

而袁世凯的目的并不是只是借这本书来打动荣禄，更重要的是，他要向荣禄表忠心。也就是说，他要让荣禄大人明白：如果朝廷让我袁某人去负责练兵，那么这支军队只是世凯在替大人您看管，袁世凯一定唯大人之命是从。

袁世凯的方法是“认门生”。拿着书让荣禄指教，顺便拜荣禄大人为老师。那么，黄金也不是行贿之物，只是学生对老师的见面礼。

荣禄同意了。不仅同意了袁世凯是个好“学生”，还是个练兵的好人选，在正式决定胡燏棻的接任人选时，荣禄向朝廷推荐了袁世凯，加上李鸿藻的推荐，庆亲王的挂名，袁世凯的职务便定了下来。

北京朝阳门外，袁世凯又来到了这里。一年多以前，他从朝鲜回到国内，走通州大道进京，正是从朝阳门而入。一年多的时间里，这个国家经历了甲午之战、《马关条约》，一切都已经改变了，而对于袁世凯大人来说，一切却是新的征程。他曾经怀疑自己只是一个曾经辉煌过的中年胖子，再也无法进行事业上的突围，现在看来，一切都是杞人忧天。他曾经梦寐以求进入军界，掌握军权，现在看来，野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当然，黄金也不能少！

1895年寒冬料峭的时节，吃过狗不理包子后，对前途充满信心的袁世凯提着几包破衣服，来到了小站。

<h4>下一个李鸿章</h4>

在天津东南70里的地方，这里原是一片盐碱荒地，人烟稀少，寸草不生。这样的地方适合于驻军，于是后来有淮军驻扎于此，开垦荒地，引渠灌溉，种植水稻，“小站稻”到现在都很有名。写到这里我起身去两年未进的厨房看了一下，找到一袋米，正是“小站出”。

袁世凯一来，便烧了三把火。先是把“定武军”改为“新建陆军”，简称新军。改名正是要“去胡化”，胡燏棻是创始人，但新军不能有胡燏棻的痕迹。

然后是招人，袁世凯把总人数由5000人扩张到7300人。在山东、河南、安徽、辽宁等地贴出老百姓都看得懂的招兵告示后，对于报名来应试的人，袁世凯亲自把关。在袁世凯眼里，年龄20岁左右的年轻农民是最理想的人选，这些人身体强壮，思想朴实，吃苦耐劳，很老实，也很听话。

人员齐整后，接下来就是加强制度建设。袁世凯成立了督练处，这是一个统领小站练兵所有工作的机构，相当于总经理办公室，总负责人自然是老袁。在这个机构的下面，按照职能分工，分别有参谋营务处、执法营务处和督操营务处，另设有粮饷局、军械局、转运局、洋务局、军医局、教习处等。对于这些中层干部，袁世凯找的都是能成为自己亲信的人。比如徐世昌（结拜兄弟）、张勋（以前的同学）、唐绍仪（以前的手下）以及冯国璋、段祺瑞、曹锟，等等。老袁手里有了权和钱，就提拔他们，给他们好处，这些人的共同点就是聚在老袁麾下，唯老袁马首是瞻，唯袁命是从！

但袁世凯并不是只抓住这些中层干部，他很聪明，他知道如果自己不能亲临士兵一线，如果哪个中层干部培育自己的嫡系，那他老袁就不好直接控制了。于是，“为了和士兵打成一片”，老袁一改以前旧式军官的作风，亲下基层，恩威并施。

老袁以身作则，每天天不亮他就起床了，穿上军服，和士兵们一起出早操。当然，他是站在一旁观看和督察，晚上和士兵一起晚归，甚至当士兵们休息后，他还要亲自提灯巡营，风雨无阻，从来不缺。他和士兵们混熟了，连各班班长都能直接叫出名字，深受士兵们的欢迎和爱戴。

每当老袁和士兵们一起出操或者督导训练的时候，他从不搞特殊，士兵暴晒他也暴晒，士兵淋雨他也淋雨，手下要给他打伞，就会给他骂回去。每到发饷银的时候，他会亲自监督，发放到士兵手中，避免基层军官贪污。而每个月，他还要拿出自己工资的三分之一，奖励优秀士兵。

督练处针对士兵的所有规章制度、通知、告示等文件，袁世凯都要求用白话文写，通俗易懂，简单明了，士兵要看得明白。而在室内课堂——讲武堂等地方，袁世凯叫人写上对联，这样的对联也是通俗易懂。我曾经去小站抄回来一首：

有事则患难相依以得士卒之力，无事则甘苦与共以结士卒之心。

而袁世凯并没有放弃他的传统特色——杀人。杀人当然是为了立威。夜晚巡营发现有士兵在偷食鸦片时，袁世凯同志采取了当年入朝鲜时的办法——当场拔出佩刀将此兵劈杀。从此军中又多了一种对他的感觉——惧怕。

在科学管理、重奖施恩、杀人立威的种种手段之后，袁世凯大人成功地将这支装备精良、战斗力突出的新军变成了自己的嫡系队伍。“你们是在为谁刻苦训练？”袁世凯问。“为大帅！”士兵们整齐地回答。袁世凯同志“大惊失色”，说道：“不，不，是为朝廷！”

在练兵过程中也不是没有风言风语的，练兵一年后，朝廷中有人弹劾，名义是袁世凯练兵“花钱太多”，于是朝廷派出了荣禄大人率领工作组前来调查。对于“上面”派来的工作组，别人可能早吓得风声鹤唳了，但在袁世凯看来，这是他更进一步向荣禄大人表忠心的机会，于是在袁世凯的“活动”之下，荣禄高高兴兴地在小站住了几天，看了阅兵式，回朝廷复命：小袁干得不错！

1897年，袁世凯又一次升职了。最新职务是直隶常务副省长（直隶按察使），级别正三品，主要工作仍然是主持在小站的练兵。掌握了兵权，就是掌握了最大的政治资本，这所有人都明白，于是朝廷中谁也不敢再忽视他小袁，那个当年只想快点从朝鲜回国的人，如今已是官场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

而袁世凯厉害的是，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场合，他都不发表对朝廷帝党和后党的看法，决不谈“政治”，他的口号是“军人不懂政治”，袁某人也不关心政治，只听从朝廷的命令。

所有人都明白：他将是下一个汉族权臣，下一个李鸿章。但所有人都在观望和猜测：他将是慈禧的下一个李鸿章，还是光绪的下一个李鸿章？

也许，帝后两党的权斗最终是会白热化的，清日战争只不过是小小地表现了一下而已。在未来两党权斗的关键时刻，成败也许就在于哪一派成功地收拢了这个修炼多年的老狐狸——袁世凯。

而对于袁世凯来说，总督朝鲜和小站练兵虽然干得风生水起，但这似乎离他的目标还很遥远，他连一个省的父母官（巡抚总督）都还不是，更别说取代李鸿章那样成为国家中枢之臣，袁世凯仍然在等待这机会。而就在他辛苦练着兵的时候，这个机会已经走来了。朝廷里接下来发生的一件大事，将再一次改变袁世凯的命运，直接将他老袁卷入朝政的中心。

好戏即将开始！

好吧，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对于朝廷来说，与邻国日本的一场战争改变了一切，也暴露了一切，惨败的结果和《马关条约》带来的刺痛，深深地震撼了大清的宫廷、官场，乃至民间。天朝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如果说1840年打不过英国，还可以说自己的船不坚炮不利，可是洋务运动正是以船坚炮利、自强求富为目标，全国上下在朝廷的带领下奋斗了30多年，花了大价钱买武器强军，船也坚了炮也利了，为什么连小小的“东夷”、以前根本不屑一顾的倭寇都还打不过？

所有人——包括朝廷内部的人，都深深地感受到，必须“变”了——变法。

所谓变法，用现代一点的词语来说就是改革。

整个官场开始行动，上至王爷大臣，中至总督巡抚，下至知府知县，大大小小的芝麻官纷纷上书言事，要求改革。而在慈禧的同意下，朝廷下达命令，令各级官员讨论变法，一定要拿出一个合理可行的办法出来。

看来朝廷终于清醒了。几千年以来，这似乎是一个变法的最佳时刻：社会各阶层之间第一次有“变法图新”的共识。这种共识在戊戌（1898年）春达到了高潮，从当时的情况看，变法之风即将刮遍体制内外，长城上下，大江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