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与古今东西人物比较

●李鸿章之逸事

●李鸿章之人物

李鸿章一定是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个响当当的人物，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李鸿章一定是十九世纪世界史上的一个人物，这也没有什么疑问。既然这样，这个人物在历史上占据的是什么位置呢？他和中外人物相比较，又有什么自己的价值呢？在这里我试着一一论述，列举出来。

第一，李鸿章和霍光。史家评论霍光说“不学无术”，我评价李鸿章也是“不学无术”。那么李鸿章和霍光果真是同类人吗？我说：李鸿章没有霍光的权力和地位，没有霍光的魄力。李鸿章是严谨遵守规矩的人，并不是能够利用时势，跟随自己内心做事，有非同寻常的举动的人。他一生都没有大肆实现自己的志向，这样的他，怎么能和霍光相提并论？虽然，他在普通的学问和学识方面，也许会稍稍超过霍光一些。

第二，李鸿章和诸葛亮。李鸿章是忠臣，是儒臣，是军事家，是政治家，是外交家。中国历史上，具备这五个资格，而且永远被后世所钦佩，最值得说的就是诸葛武侯。李鸿章所凭借的东西，远远超过了诸葛武侯，但是诸葛武侯取得的君主的信任要远远超过他。李鸿章一开始在上海起兵，用区区三城的支持，就能在江南地区立了大功，他们起初创立功业的艰难也都是相似的。后来他在用兵打仗方面的成就，又远远超过了诸葛武侯。然而诸葛武侯治理崎岖的四川，能使官员们不心怀奸诈，百姓们慰勉警诫自己，而李鸿章数十年的朝廷重臣，都不能和国家百姓团结和睦，使他们被自己所用；诸葛武侯去世后，仅仅有成都八百株桑树的家产，而李鸿章以豪富闻名于天下，这一比较差距还不大吗？至于他们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臣下眷怀君上的忠诚，这倒是很像。

第三，李鸿章和郭子仪。李鸿章振兴国家、平息祸乱的功劳，和郭汾阳非常像，他俩的命运也不相上下。然而郭汾阳除了平定战乱之外，就再也没有其他的成就了；李鸿章的军事生涯，只不过是他一生的诸多事业中的一部分而已。如果把他们的位置调换来比较的话，那么郭汾阳未必能够比得过李合肥。

第四，李鸿章和王安石。王荆公因为推行新法而被世人诟病。李鸿章因为洋务运动而被世人诟病。王荆公的新法和李鸿章的洋务运动，虽然都不是能称得上特别完善的政策，但是他们的见识和政策推行的规模，绝对不是那些诟病别人的人能够赶得上的。那些号称贤良士大夫的人，都不愿意去帮助他们，而是在后边跟着大家起哄，阻挠他们，在后面议论他们，他们才不得不任用那些小人来辅佐自己。王安石、李鸿章的处境都是一样的。但是王安石得到了君主的信任，被赐予很大的权力，他所兢兢业业在民事方面规划的内容，局面非常宏大，有远见，这一点要超过李鸿章。

第五，李鸿章和秦桧。中国比较庸俗的文人唾骂“李鸿章是秦桧”的最多了，法越、中日两场战争中，说这个言论的人非常多。如果都是出自市井那些没有文化的人之嘴，尚且就允许这些人说一说，士大夫和君子还要这样说，我对他们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只能叫他们这是狂吠而已。

第六，李鸿章和曾国藩。李鸿章和曾国藩的关系，就像是管仲跟鲍叔牙、韩信跟萧何一样。不但如此，他一生的学问、见识、事业，没有一样不是由曾国藩提携后，才有了今天的。所以，李鸿章实际是曾文正手底下的一个人物。曾国藩不是李鸿章所能够比得上的，世上的人已经有了确定的评价。不过，曾文正这个儒者，要是让他在外交事业方面担当重任，他的手段、智慧、机警，或许比不上李鸿章，这也未可知。而且曾文正总是遵守着要知道停止、知道知足的戒备之心，常常把急流勇退当作做事方法，但是李鸿章却血气方刚，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大灾难，都能够挺身而出，自己去面对，从来没有过畏惧困难和想要后退躲避的心情，这也是他非常值得肯定的地方。

第七，李鸿章和左宗棠。左宗棠和李鸿章在当时是齐名的，但是左宗棠凭借的是张扬，李鸿章凭借的是忍耐。要说他们的气度，那么李鸿章的气度不是左宗棠能够比得上的。那些骄傲的湘军曾经想要推举左宗棠为守旧党的首领，来和李鸿章对抗，实际上两个人在洋务运动上的见识不相上下，左宗棠不是那么守旧，李鸿章也不是能够维新的人。幸好左宗棠比李鸿章早去世十几年，所以才能保住自己当时在世俗里的名声，而此后任务的艰巨、世人的诽谤诟病，就都附着在李鸿章一个人身上，左文襄的福气和命也太好了。

第八，李鸿章和李秀成。两个姓李的人都是近世的人中豪杰。李秀成对太平天国非常忠诚，李鸿章对大清王朝非常忠诚，一个被封为忠王，一个死后被称作文忠，两个人都可以算得上是当之无愧。李秀成在用兵方面，在政治方面，在外交方面，都不输给李鸿章，他们一个失败、一个成功，都是天意。所以我翻遍近代史，想要把两个人合在一起作传，最合适而不留而遗憾的，难道不是只有这两个姓李的吗？然而李秀成不杀赵景贤，用礼数来厚葬王有龄，李鸿章却一并杀了那八个投降王将，这件事李鸿章还是应该要在心中愧疚一下的。

第九，李鸿章和张之洞。十年以来，能够和李鸿章齐名的人，那就是张之洞了。虽然这样说，可是张之洞有什么是比得上李鸿章的呢？李鸿章是一个注重实践的人，张之洞是一个浮华的人。李鸿章最不追求名声，张之洞最喜欢追求名声，不追求名声所以才肯任劳任怨，喜欢名声的人所以常常追求投机取巧的利益。张之洞对于外交问题，常常给李鸿章找麻烦，看他所想要实行的那些主意，都是只能说一说，但是没有办法实际实行的。李鸿章曾经对别人说：“没想到张之洞做官几十年了，仍然持有像年轻书生那样不成熟的见解。”这一句话可以概括张之洞的一生了。至于他的骄傲和狭隘、残忍苛刻，和李鸿章的有常识、度量大相比，就好像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

第十，李鸿章和袁世凯。今后能继承李鸿章发展的人，就只有袁世凯了。袁世凯是李鸿章所提拔的人，他在壮年的时候，就初次担当大任。他的表现在能看到的著作里都没有写到，到底是怎样，今天也不好判断。但是这个人的功利心太重，他有做出破格事情的气魄，比李鸿章强一些。至于他的心术如何，他的毅力怎么样，就不是今天所能够说得出来的了。但是今天那么多的官员里面，论资望和才干，可以成为李鸿章之后的继承者的，除了袁世凯还能有谁呢？

第十一，李鸿章和梅特涅。奥地利宰相梅特涅（Metternich），是十九世纪的第一大奸雄。在他掌握国家权力的四十年里，专门使用狡猾的外交手段，对外指挥左右全欧洲的行动，对内压制民党。十九世纪的前半叶，欧洲大陆的腐败，实际上是这个人的罪过居多。有的人说李鸿章和他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但是，李鸿章的心术不如梅特涅阴险，他的才能也不如梅特涅厉害。梅特涅知晓民众的力量并压制他们；李鸿章不知道民众的力量，也不去利用他们；梅特涅的外交政策能够操纵群雄，李鸿章的外交政策甚至连一个朝鲜都不能安顿，这是他所以比不上的原因。

第十二，李鸿章和比斯麦。有的人称李鸿章是“东方的比斯麦”，这么说不是为了讨好他人而说的奉承话，就是谬说了。李鸿章怎么能比得上比斯麦呢？就拿军事来说，比斯麦所战胜的是敌人的国家，李鸿章所杀的都是同胞；拿内政来说，比斯麦向来能够联合那些散漫的国家而成为一个大的联邦，李鸿章却让一个庞然硕大的中国降为一个二等国；就拿外交来说，比斯麦联合奥地利、意大利而为自己使用，李鸿章联合俄国，反而被他们算计。这三者相比较，都算得上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这也并不是用成功和失败来论英雄，李鸿章的学问、智术、胆力，没有一样是能比得上比斯麦的，他的成就不能像比斯麦一样，实在是优胜劣汰的例子。虽然李鸿章的好运或许比不上比斯麦，但是他的资本却比比斯麦多。人各有自己的难处，如果不能战胜自己的困难，那么就算不上英雄，李鸿章只知道诉说自己困难的地方，却不知道比斯麦也有比斯麦的难处，这不是李鸿章能明白的。如果让两个人换地方生活，我知道他们的成功失败的情况也还是会这样。所以持着东李西比这种言论的人，实在是不了解这两个人。

第十三，李鸿章和格兰斯顿。有的人把李鸿章、比斯麦、格兰斯顿并称“三雄”。这大概是因为他们掌握国家权力时间长，地位尊贵。李鸿章和格兰斯顿本来就没有一处相似的地方。格兰斯顿所擅长的专门在内治和民政，但是军事和外交并不是他得意的地方。格兰斯顿是一个有深度的人，是民主政治国家的优秀政治家。李鸿章是一个喜欢博取个人功名的人，是传统的东方人物，十八世纪以前的英雄类型。二者相差得还很远。

第十四，李鸿章和爹亚士。法国总统爹亚士（Thiers），是巴黎城下签盟约时议和的全权代表，他当时所处的地位恰好和李鸿章乙未庚子年间差不多。国家存亡危急，忍气吞声，确实是世界上最难以忍受的事情。但是爹亚士不过是偶尔有一次这种情况，李鸿章却是一而再，再而三经历这种时刻；爹亚士所面对的敌国只是一个国家，李鸿章却是好几个国家；相比之下，李鸿章的遭遇更加可悲。然而爹亚士在议和之后，能够组织一场演说，立刻就募集了五十多亿法郎，所以法兰西不超过十年，依然能够重新成为欧洲的第一等强国；但是李鸿章却被赔偿的欠款难住，完全没有补救的办法，于是中国沦陷到危急的情况中，而且一天比一天厉害。他们两个国家的人的爱国之心有差异吗？只不过有机会能够利用民心的李鸿章没有好的方法。

第十五，李鸿章和井伊直弼。日本幕府大将军执掌政权的时候，有幕府的大臣井伊直弼，首当内政外交的大任，细心观察时势，知道闭关锁国、不和外界通商肯定不行，所以就和欧美的各个国家结盟，而且向西方国家学习，学习它们的优势来实现自立。但是当时的日本民间“尊王攘夷”的言论正是盛行的时候，井伊直弼用强有力的手段镇压他们，来效忠幕府大将军，于是全国上下的怨恨和愤怒，都集中到了他一个人的身上，最终被一个壮士在樱田门外刺杀，而日本的维新运动才开始兴起。井伊直弼是明治政府的敌人，也是明治政府的功臣。他的才能让人敬佩，他的遭遇让人可怜，日本人至今都为他申诉喊冤。李鸿章的境遇和他有些相似，且遇到的困难又远远超过井伊直弼。井伊直弼最后横死，而李鸿章死后办了很隆重的丧事，他的命运福气要比井伊直弼好得多。然而日本兴盛起来，中国却还是衰败的老样子。

第十六，李鸿章和伊藤博文。李鸿章和日本的宰相伊藤博文，中日战争里的两个首领，要是用成功和失败来评论的话，自然是伊藤要比李鸿章厉害一些。不过，伊藤博文却绝对比不上李鸿章。日本人常常评论“伊藤博文是际遇最好的人”，他们说得非常正确。他在日本维新运动刚开始的时候，没有立过大功，他经历困难和风雨的阅历，也远输于李鸿章。所以伊藤博文对于日本的重要性，不如李鸿章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假如让他们交换位置，恐怕他的成就还不如李鸿章。但是，伊藤博文也有超过李鸿章的一件事，那就是他曾经到欧洲游学，知道什么是政治的本原，所以伊藤博文能够制定宪法，作为日本长治久安的计策；李鸿章就只会在出现问题后修补小的漏洞，要不就是模仿他人，学习一些表面的东西，最终也没有什么成就。但是在日本，日本的学者里像伊藤博文这种有才干的有不下百数人；在中国像李鸿章这样的人才连一个类似都没有，那么这又不能只算作李鸿章的错误。

李鸿章处理政事，桌案上从来没有积压的公文，办理公务非常干练，客厅里也从来没有未会见的宾客，大概做事风格有些模仿曾文正。他的起居和饮食都规定在一个固定的时刻，非常有西方人的作风。他重视纪律，严格自治，中国人里很少有能比得上他的。

不管春夏秋冬，五点钟他就会立刻起床，他的家里珍藏着一本宋代拓本《兰亭序》，每天早晨必定会临摹一百字，他的临本从来不会给别人看。这是他养心自律的一个办法。曾文正每天在军营中，必定会下一局围棋，也是这个道理。

李鸿章每天午饭过后，必定会午休一个小时，从来不会耽误。他在总理衙门任职的时候，每天午睡起床后都会呼喊一声，然后伸出一只脚穿靴子，伸出一只手来穿袍子，服侍的人一刻都不能迟缓。

李鸿章养生一贯用西医的方法，每顿饭都要吃用两只鸡熬出来的鸡汤，每天都让侍奉的太医来给他检查身体，常常用电气设备检查。

戈登曾经在天津拜访李鸿章，停留了好几个月。那时候俄国借着伊犁战争，常常来威胁中国，非常有决裂的气势。李鸿章拿这件事来询问戈登，戈登回答说：“中国现在这个情形，最终无法在今后的世界上立足。除非您自己做皇帝，掌握全部的权力，然后大力整顿。您如果有这个意思的话，我们愿意拿着鞭子效犬马之劳。”李鸿章突然变了脸色，舌头好像被人抻住，说不出话来。

李鸿章接待别人时常常带着傲慢轻侮的神色俯视一切，常用戏弄的态度对待他人，只有和曾国藩相处的时候像对待严亲一样，礼数周到，言辞恭敬，是自然而然就这样做的。

李鸿章和外国人交涉，态度非常轻侮，在他眼中看待他们像是看一些市侩，他说“那些人都是为了牟利才来到这里，我们也要拿着筹码，好好计算，眼中也要只看利益”。崇拜西方人的那种劣根性，这是李鸿章所不对的地方。

在外国人当中，李鸿章最敬重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戈登；一个是美国的将军格兰德，也就是南美和北美战争中立了大功的人。格兰德到天津参观游玩的时候，李鸿章对他给予厚待；后来接见美国公使，总是询问格兰德的起居情况；等到他自己被聘任派到西方各国访问的时候，经过美国，听说美国人为格兰德建立纪念功德的石碑，李鸿章当场赠予千金表示心中的敬慕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