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剪掉辫子后,皇宫里一片唉声叹气,大家心想,连皇帝都把辫子剪了,看来复国是没有希望了。本来皇宫里还有一千五百多人蓄辫子,溥仪把辫子一剪,没几天的工夫,皇宫里只剩三条辫子。
后来,溥仪又戴上了眼镜,其实他很早就有近视。宫里人又对他指指点点,说清朝的皇帝从来没有戴眼镜的,这么做是违反祖制。
这段时间,溥仪跟家里人关系不是很好,他很希望出门看看,但大家都不同意,都说你身份特殊,万一出去,可能被革命党人袭击。而且紫禁城外有护卫队,溥仪要出去,必须跟国民政府商量,没有得到许可是不可以出去的,即使出去,保安措施一定要周全。所以,出去一次就意味着兴师动众。
后来,溥仪买了一辆汽车,这才可以比较方便地出城。当然,每次出城,后面总会跟着几辆车。
溥仪的老师庄士敦是个中国通,跟新文化旗手胡适素有交往。庄士敦拿出胡适的一些文章给溥仪看,溥仪对于新文化并不排斥,看了胡适的文章,颇为叹服,便让庄士敦安排自己跟胡适见一面。
溥仪曾回忆与胡适见面的经历:“不久,他果然来了,他来见我已经稀奇,可是还有更稀奇的。他一见面就称呼我皇上,我当时想,一个新文学家怎么能称我为皇上呢?怪事!怪事!”
对这次见面,胡适是什么感受呢,从他给庄士敦的信中可以了解:“我没有待很长时间,大约二十分钟就告别了陛下,去赶赴另外一个重要约会……我必须承认,我被这件小事深深地感动了。就在这里,我面对着我国最后一个皇帝,我面对着历史上所有伟大君主的最后一个代表。”
青春期的溥仪越来越反感宫廷中的那一套,生活方式越来越西化。他甚至不愿坐皇帝专用的金顶黄轿,反而喜欢骑自行车代步。对溥仪这些洋气的爱好,宫里人当然看不惯,太妃们经常教育批评,但溥仪已经很有个性了,他觉得这些东西是自己喜欢的,就应该坚持。溥仪与几个“母亲”的矛盾越来越多,两代人之间的代沟越来越深。
溥仪后来为自己定做了一套民国将军的大礼服,为这事他跟“首席”母亲端康太妃吵了起来。端康让溥仪的生父载沣教训溥仪,载沣来了后,大骂溥仪:“你堂堂大清的皇帝穿着民国将军的衣服,像话吗?”
溥仪自然很不服气,载沣拿他没有办法,毕竟儿子的身份是皇帝,总不可能动手打皇帝吧!载沣只好下令将溥仪身边的两个太监各打五十大板。
这事发生后,端康太妃对溥仪管教更严了,派遣了几个太监监视溥仪。溥仪对此非常不满,经常对人咆哮:“我还是不是皇上了?”
太妃最担心的是溥仪想出国,溥仪多次流露出这种想法,溥仪一旦出国,那四百万就没有了。溥仪与端康的矛盾不断升级,还是从辞掉一个医生开始的。
这个医生叫范一梅,曾经为溥仪治过病。端康过生日那天,范一梅没有过来祝寿,端康一怒之下把他开除了。溥仪听说此事,到端康面前大发脾气:“我是皇帝,宫中的人员去留由我决定。你要这么干涉的话,还要我这个皇帝干吗!”
女人是受不得气的,何况还是自恃是母后的女人。端康立即到王公大臣面前历数溥仪的不孝,但是大家都很沉默,只有溥仪的父亲载沣安慰了她几句。端康看拿溥仪没辙,便把溥仪的祖母和母亲叫进宫,大发雷霆。溥仪的祖母和母亲只好去劝溥仪向端康认错,这才了结此事。
溥仪的生母受到端康的折辱,回去后想不开,抽鸦片解闷,整日饮酒消愁,就这样活活把自己给折磨死了,于1921 年9月30日自杀身亡。
听说母亲自杀,溥仪悲痛欲绝,还赌气说永远不再回到宫中。但是作为一个皇帝,不回宫中是不可能,所以溥仪选择了出国留学,这次谁也拦不住他。溥仪把自己的想法一说出来,除了庄士敦之外,人人表示反对。
宫人们告诉溥仪,一旦出国的话,“优待条件”可能会作废,因为根据“优待条件”的条款,清帝退位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皇帝一旦离开紫禁城的话,很有可能给民国政府以借口,取消“优待条件”。溥仪一听,心里更有底气了,心想:“他们吃我的,喝我的,怕我一走什么都没有了。”
溥仪的父亲载沣是一个非常实在非常老实的人,他每年能拿到一定的津贴已经很满意了,所以他很担心溥仪这一走津贴也跟着没了。但溥仪是一个热血青年,有很强的自尊心,他对自己的处境很不满,虽然名义上是个皇帝,但他心里很清楚,这一切不过是虚设。每年虽然能拿到一大笔钱,但是靠民国政府养活在他看来也是个耻辱。很多时候他宁愿放弃这一切,只为换来一些自尊。
看到所有的人都反对自己出国,溥仪甚至产生了出逃的想法,民国十一年(1922年)六月三日,溥仪密会庄士敦,还让他在宫门口准备两辆轿车。见面后,溥仪让庄士敦送自己到英国使馆,不过庄士敦却不同意他这么做。庄士敦认为,出国可以,但不能偷偷摸摸,作为一个皇帝,如果偷偷溜出国,必然会在社会中引起震荡。
庄士敦在信中已经提及此事:“陛下继续说,等他一到公馆,他打算发一个电报给中国人民,声明他感到继续做无用的国家补助金领取者是耻辱的,希望不仅放弃作为退位代价而由民国政府承诺每年付给他的400万元,并且放弃他的皇帝头衔及其所有的附属权利,包括占据皇室的特权。发出这一电报后,他打算立即安排出访欧洲,并且将麻烦英国大使一段时间,直到做好去外国旅游的一切准备。”
民国十二年(1923年)二月,庄士敦看溥仪憋得实在太难受了,终于同意帮助溥仪出逃。溥仪让庄士敦请荷兰公使欧登科帮忙,一同策划这次出逃行动。欧登科同意帮忙后,溥仪派弟弟溥杰去找欧登科,约定开车到神武门外。
就在溥仪和溥杰准备偷偷出宫的时候,载沣忽然下令,所有宫门一律关闭,严禁出入。载沣显然提前知道了溥仪想偷偷出宫的消息,质问溥仪时,溥仪一概不承认。
溥仪这下绝望了,在他眼里,紫禁城就是一座监狱。
<h2>经济上的那些事儿</h2>
溥仪一家六口人,每年享受四百万两的津贴,这个数目对一个退位的皇帝来说确实不算小。如果把这笔钱用来投资或是经商的话,溥仪一家就永远不用担心坐吃山空的问题了。可惜他们都没有商业意识,这对一个家庭来说是危险的。因为当时民国政府穷得叮当响,四百万常常是打折的。
第一年是四百万两,但是第二年就只有两百八十多万两了,第三年是两百四十九万两,第四年是两百六十六万两,第五年只有一百五十三万两……
皇室生活崇尚奢侈,如果只有一百多万两,日子过得肯定不是那么阔绰的。经济陷入了困境,皇室也有自己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典卖文物古董,甚至变卖房产。有人可能会奇怪,溥仪一家也就六口人,一百多万两银子还不够花吗?
光是溥仪一家人可能还花不了那么多,关键是皇室是一个庞大的机构,有大量的服务人员,这些人员都要吃饭,都要发工资,光是内务府的官员就有一千多人,太监有一千五百多人,后来虽然逐年裁减冗员,但数量还是很可观。而且这些官员和太监们承袭了以前的陋习,喜欢从中捞油水,所以说这点银子确实很难满足这些人的开销。
好在皇宫里还有大量的珍宝,而且这些宝物一般都是无价之宝,把这些宝物卖出去可以得到一笔不小的收入,虽然是贱卖,但收入也是非常可观的。当时,皇室的人都把皇宫里的宝物看成是皇家的财产,而且他们都知道清朝已经完蛋,如果自己不卖掉的话,将来民国政府很有可能把这些东西都没收了。
趁着民国政府还没有没收皇室财产的计划,在民国十一年(1922年)夏天,溥仪成立了一个皇室财产调查委员会,将皇室的财产列在账单上,由他亲自过问。
然而,在民国十二年(1923年)六月二十六日的夜晚发生了一场火灾,让溥仪损失惨重。当时溥仪正在婉容的房里与婉容聊天,忽然听说建福宫中的德日新殿着火。这场大火烧了十多个小时,蔓延到很多地方,直到第二天早上才扑灭。建福宫一带的宫殿里珠宝堆积如山,里面大量的珍宝化为灰烬。
内务府经过统计后公布:在这场大火中被烧毁的金佛有两千六百六十五尊,字画一千一百五十七件,古玩四百三十五件,古书几万册,还有其他一些东西。统计数据肯定是不准确的,有大量的东西是没法统计的。
内务府派人清理了火灾现场后,捡回五百多袋东西。有意思的是,溥仪后来在这片废墟上修了一个网球场,打网球时还有人在这里捡到金片。北京的一家金店用五十万元买下了这块废墟的灰烬处理权,可以想象这场大火留下了多少东西。
后来,养心殿的无逸斋又失火了,由于发现及时,并没有引起大火。这件事引起了溥仪的警惕,他怀疑是有人故意纵火,决定赶走身边的太监。
七月十六日,除了太妃身边的一百七十五名太监,溥仪把其他太监全部解散了。溥仪这么做大家都不同意,尤其是载沣,拿出祖制来压溥仪。溥仪不甘示弱,质问父亲宫中两次失火由谁负责,载沣答不上来。溥仪立刻表示,如果不允许他解散这些太监的话,他干脆把所有的太监都解散,一个不留。看溥仪态度强硬,载沣只好屈服了。
溥仪怕有人阻挠,当天晚上就叫了一支护军,把太监们全叫到一个院子里,宣布解散这些太监,让他们立即收拾细软出宫。一些太监们顿时瘫软在地,有的大哭,有的大声骂着,这些都可以理解,他们舍弃自己的命根子进宫当太监,为的是什么,一夜之间剥夺了他们的一切,这是非常大的打击,不光是失业那么简单。
一个小时后,太监们拿着遣散费走出神武门。
撵走太监后,溥仪接下来要整顿的是内务府。内务府也是人员庞大,开支甚多,而且内务府的人掌管皇家开支,捞油水的情况更严重。在溥仪眼中,内务府完全是一个腐朽的机构,这些人不过是一些寄生在皇家肌体上的寄生虫。内务府相当于皇家的财产管理机构,但是却把财产都侵吞到自己的荷包里。
溥仪任命刘体乾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内务府的财务问题。溥仪的做法很简单,就是裁减人员,精简机构。虽然溥仪把内务府机构简化为总务、文书、会计、采办四科,但贪污腐败问题还是非常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