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和珅以腿疾为由坐轿子直接进大内，乘着轿子直接出入神武门，众目睽睽之下毫无忌惮，这是大罪三。

四、和珅将一些放出宫的宫女娶为妻子，完全不顾廉耻，这是大罪四。

五、自从进剿白莲教匪徒，乾隆日夜期盼知道军情，和珅却将各路军情匿而不报，有意欺瞒皇上，导致贻误军机，这是大罪五。

六、乾隆身体不适的时候，和珅毫无忧戚之色，每次见过皇帝后，出来还谈笑如常，丧心病狂，这是大罪六。

七、乾隆最后一年批阅奏章时，字迹有些模糊，和珅居然说看不清楚，干脆撕了重写，这是大罪七。

八、和珅奉乾隆之命管理吏部刑部事务，竟然一手操纵，独裁专横，不许下面的人说一句话，这是大罪八。

九、奎舒奏报循化和贵德二厅贼众千人抢夺达赖喇嘛的牲畜，杀死两人。和珅居然将原奏驳回，完全不把边务当回事，这是大罪九。

十、乾隆驾崩后，嘉庆命令蒙古王公未出痘的不必来京，和珅不遵旨办事，说不管有没有出痘都不必来京，完全不考虑国家安抚外藩的政策，居心不良，这是大罪十。

十一、大学士苏凌阿衰老不堪，听力困难，但由于和和珅的弟弟和琳是姻亲，这事居然隐匿不报。侍郎吴省兰、李潢、太仆侍卿李光云等人曾经在和珅家里教书，后来这些人都位列卿位，兼任学政，和珅任人唯亲由此可见，这是大罪十一。

十二、对于军机处记名人员，和珅任意撤去，种种擅权的做法，不胜枚举，这是大罪十二。

十三、查抄和珅家产后，发现他盖的楠木房屋僭越礼制，宝阁房屋模仿宁寿宫的格局，和珅园林也跟圆明园类似，居心悖逆，这是大罪十三。

十四、和珅蓟州坟茔设置享殿，开凿隧道，周边百姓称之为“和陵”，这是大罪十四。

十五、和珅家里藏的珠宝无数，珍珠手串有两百多串，比宫廷内还多几倍，而且和珅的大珍珠比宫廷里的都大，这是大罪十五。

十六、宝石顶不是和珅应该戴的，但是和珅私藏宝石顶几十个。和府里的大宝石不计其数，很多宝石连大内都没有，这是大罪十六。

十七、和珅家里银两和衣物超过千万件，这是大罪十七。

十八、和珅家里夹墙里藏有黄金两万六千两，私库藏金六千余两，地窖里埋有白银两百余万两，这是大罪十八。

十九、和珅在通州和蓟州有大量的当铺和钱店，总资本不下十余万两。和珅身为首辅大臣，与民争利，实属可恶，这是大罪十九。

二十、和珅家奴刘全，竟有资产二十余万，还有许多珍宝。一个下贱家奴居然如此财大气粗，可见和珅平日搜刮之厉害，这是大罪二十。

和珅贪赃枉法之处罄竹难书，自古罕见，故不一一列举。

从嘉庆列举的罪状中我们可以看出，贪污罪并不是嘉庆最深恶痛绝的，嘉庆最痛恨的是和珅专权。其中罪状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专权的有十六条，而贪污罪集中在后面四条。

和珅认罪的态度很好，基本上都认了，这并不是说和珅这人有自知之明，有悔改之意，只是他深谙官场之道，就算那些罪名全是捏造的，他也必须认，何况还基本属实，不认罪会死得更惨。

福长安也跟着和珅一起遭殃，福长安是傅恒的儿子，他的哥哥福灵安、福隆安、福康安都是朝中重臣，福长安本人担任军机大臣和户部尚书，因此他的罪状要轻许多，而且也更模糊。嘉庆说福长安世受皇恩，在军机处做事，与和珅朝夕相处，对和珅僭越不法行为应该最为熟悉，但是福长安从来没有将和珅的罪行揭发，显然两人官官相护，互相包庇。嘉庆还说福长安只要在自己面前哪怕一次提起和珅的罪行，就不会对他有任何惩罚，现在从福长安家中也查抄出了许多非法钱财，这些钱财虽然远远比不上和珅的多，但也是非法所得。

嘉庆给福长安治罪的理由是他没有揭发和珅，这是强人所难了，当时谁敢揭发和珅，就连嘉庆本人也是忍气吞声。不过，当时军机处有四个重要的大臣，阿桂、王杰和董诰对和珅的不屑大家都知道，唯独福长安和和珅关系不错。

<h2>留和珅一个全尸</h2>

和珅的罪定了下来，凌迟处死。但是，嘉庆却有些为难，不知是不是装出来的。嘉庆对大臣们说：“和珅的所作所为，固然应该千刀万剐，但是现在正值大丧，和珅曾伺候太上皇几十年，处死和珅会不会留下话柄？”

大臣们自然纷纷说和珅这个人罪大恶极，人神共愤，处以极刑是万民拍手称快的好事，相信太上皇看到这一幕九泉之下也能瞑目了。

这样一来，嘉庆完全没有心理压力了，好吧，那就将和珅凌迟处死吧！想到和珅被千刀万剐死状惨不忍睹，嘉庆心情如同酷暑饮冰雪，享受到复仇带来的强烈快感。

嘉庆虽然是一个仁宗，但对和珅他真的是恨不得凌迟处死。只不过，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的老婆固伦和孝公主来求情，请求嘉庆给和珅留一个全尸。嘉庆可以不给和珅面子，也可以不给丰绅殷德的面子，但不能不给妹妹的面子，只好退一步，赐和珅自尽。

考虑到和珅党羽众多，一旦展开清查，势必挖出萝卜带出泥，到时人心惶惶，国家会动乱。嘉庆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珅案子绝不株连，只处罚和珅一人。福长安虽然是从犯，但嘉庆从宽处理，将斩立决改为监禁。监禁半年后，将他无罪释放。

和珅之子丰绅殷德是额驸，加上固伦和孝公主深得乾隆宠爱，嘉庆不想让妹妹伤心，仍让丰绅殷德保留伯爵爵位，但必须在家闲住，不能外出滋事。

此时，和珅还待在监牢里，对于外界的一切都不得而知，不过他知道等待自己的一定不会是好结果。此时，和珅才五十岁，从权力的巅峰一下子沦为囚犯，这个反差实在太大了，他触景生情，在狱中写了一首诗：“五十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他时水泛含金龙，认取香烟是后身。”

没多久，一条白练送到监狱里，和珅感慨万千，最终狠下心来悬梁自尽。

<h2>和珅家产是个谜</h2>

和珅的家产到底有多少，到现在还是一个谜，据说那些查抄和府的官员进去以后，目瞪口呆，这里简直是个宝库，查抄工作进行了五天五夜。

史学家萧一山在《清朝通史》中说：“和珅家财，以比例推算之，殆不下八万万两，甲午庚子两次赔款总额，仅和珅一人之家产足以当之。”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书中说，和珅的家产按照当时美国货币推算，价值十亿美元以上，这个数目换到今天至少是几千亿美元。现在一般认为和珅的家产有十一亿两白银以上，当然这些财产也不完全是贪污所得，有些是皇帝的赏赐，有些是和珅自己经营而来，比如开钱庄之类。

财产之多，已在嘉庆的预料之中。嘉庆最奇怪的是，和珅家中还有一些违禁物品，譬如珍珠朝珠。这种东西只有皇帝才能佩戴，和珅怎么会有呢？经过严密审讯，家仆们供认，和珅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这些朝珠佩戴在身上，对着镜子照来照去，时而说着谁也听不见的话，时而傻乎乎地笑着。和珅知道这是非常悖逆的行为，一旦被发现就是死罪，所以谁也不让看见，自己一人躲在黑夜里孤芳自赏，自得其乐，过过皇帝瘾。

这一次，嘉庆吃得很饱。但是，很快人们就对这笔巨额财产的去向产生疑问，是不是全部充入国库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很多人怀疑大部分财产进入了嘉庆的私囊。

有一件事可以证实这种怀疑不是毫无道理的，副都统萨彬图急着邀功，一再向嘉庆上奏，说和珅的财产相当多，肯定不止查抄出来的那些，有很多财产或者寄存他处，或者被人侵蚀挪移了，刑部处理这事时肯定有很多隐瞒之处，萨彬图请求嘉庆严厉追究。

然而，嘉庆有什么反应呢？他对萨彬图完全不理睬。然而萨彬图很不识时务，没过多久又上奏，说他从亲戚那里听到，和珅家里有四个掌管账目的使女，可以拿她们来审讯。萨彬图可能是想向新君邀功，也可能是眼红那些侵吞和珅财产的人。但他这种做法让嘉庆很恼火，嘉庆狠狠地骂了他一顿：“你又不是查抄和珅家产的官员，干吗要越俎代庖，你审讯那几个女子，到底想干啥？”

骂了一通之后，嘉庆直接点明要害：“你是不是怀疑朕私吞了和珅的财产，你把朕看成什么人了？”

嘉庆越是这样辩解反而让人越怀疑，他也知道可能会这样，进一步辩解说，自古籍没家产的目的无非是惩戒贪污，并不在乎没收财产的多少，再说了这些财产就算被人掩埋和挪移了，也是在我们大清国啊！何必要穷根究底，非要弄出那几个小钱不可。

然后，嘉庆让刑部给萨彬图议罪，嘉庆说：“以后谁也不许提和珅财产之事，你们吹毛求疵只会把朕抹黑成贪财之辈。这么做就是替和珅报复朕，你们忍心吗？”

嘉庆本打算把萨彬图革职，又觉得如果处罚过重，以后就没人敢上书发表意见了，最后赏给萨彬图一个七品小官，让他到地方上工作，眼不见心不烦。

根据民间的议论，和珅的家产大部分都进入内务府，也就是皇帝的私人金库。

由此可见，嘉庆不光吃饱了，而且撑得肚皮都快破了。

<h2>风光盛世藏危机</h2>

经济上的丰收丝毫不能安慰政治上的困境。

嘉庆接受皇权的时候，大清江山已经走过了一半的路程，康乾盛世的高潮刚好过去。高潮之后自然就是落潮，所谓的乾隆盛世已经过去，留下的是危机四伏的帝国。

首先是吏治松弛、贪腐成风，各级官员利用职务之便聚敛人民财富，给百姓带来了无尽的灾难。

河工治理也是嘉庆关心的头等大事，但是许多官员却根本不放在心上，他们关心的是如何将治理河患的钱塞进自己的腰包里。嘉庆不是白痴，当然知道这里面的猫腻，他就南河工程发表讲话：“南河工程近年来拨款不下千万，河患却迟迟没有得到解决，耗钱如此之多，一遇到河患，工程马上坍塌，明显有不法官员从中作假。”

对这种腐败行为，嘉庆有切肤之痛，他写诗骂道：“内外诸臣皆紫袍，何人肯与朕分劳？玉杯饮尽千家血，银烛烧尽百姓膏。天泪落时人泪落，歌声高处哭声高。平居漫说君恩重，辜负君恩是尔曹。”

改革吏治、整顿风气是嘉庆面前的第一道难题，颓风已经刮了这么多年，短时间内很难改变现状。

嘉庆认为，要改变朝野上下的颓风，必须从自己做起。嘉庆带头崇尚节俭，奖励清廉。嘉庆第一道命令就是从今以后禁止呈献宝物，这个命令似小不小，清朝有献宝的风气，各省督抚进京之前都会准备好宝物，每逢庆典佳节，宝物更是琳琅满目、多不胜数，结果形成官场歪风，导致吏治腐败，地方官拼命搜刮。

嘉庆并不是说一套做一套，而是身体力行。和珅自尽第二天，叶尔羌回部采到了一个重达上百斤的玉石，正在运往京城的途中，嘉庆下了一道旨令，不论玉石运到何处，即刻抛弃，不必运到京师，劳民伤财。

当年七月，嘉庆又下了一道“中秋节令”，说民间中秋不过是以瓜饼果肉为主，内廷也不要过于奢侈，以后中秋节贡要永远停止。

如果说官场腐败是乾隆留给嘉庆一个治不好的痼疾的话，那么军队战斗力低下更是一个致命的问题。早在嘉庆当皇太子时，就跟随乾隆到校场阅兵，当时的情景让嘉庆记忆犹新，许多官兵刚骑上马就从马上掉下来，射箭的时候箭箭虚发。一场国家级阅兵差点变成了小丑闹剧。在嘉庆看来，八旗子弟丧失了满人尚武的传统，这是最危险的一件事。跟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的八旗铁骑比起来，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由于武备松弛军事懈怠，白莲教起义之时，八旗兵不堪一击，各级政府不得不征召相对彪悍的乡勇和团练。

到嘉庆即位时，国库空虚，首先是乾隆挥霍了大量的钱财，六下江南、大修土木、连年战争，这些行为貌似很盛世，但加剧了社会矛盾。到嘉庆时，人民起义更加频繁，是以嘉庆亲政后国库空虚，如果不是从和珅那里找到一笔钱，嘉庆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把大清这个公司经营下去。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正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突飞猛进，在政治、经济、科技和工业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资本主义发展迫切需要开发海外市场，一再要求和中国通商，可惜闭关自守的清政府拒绝西方国家的要求，从而让中国继续在封建社会里沉沦，资本主义的先进成果我们也没法享受。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万古不变的铁律。乾隆给嘉庆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嘉庆将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更烂的摊子。嘉庆无力改变清王朝衰亡的局面，所以很多人觉得作为一个皇帝他很平庸，有人也觉得他很可悲，那么努力那么辛苦，结果还是没有遏止国家的下坡路。

朝鲜使臣来朝觐见后，回国说嘉庆纪律很严，做事不拖沓，很勤政。嘉庆经常工作到很晚，还经常叮嘱大臣们，内外衙门一有陈奏之事，应最快送到朕的案桌前，不能耽搁。嘉庆四年（1799年）六月的一天，天气非常炎热，管理宗人府的睿亲王淳颖不想嘉庆过于劳累，私自将宗人府的奏折扣下来。嘉庆知道后非常生气，还让宗人府给淳颖议罪，并警告大臣，如果以后再发生这种事情，一定从严治罪。

嘉庆深知官员上书是治理国家的一个关键，如果大臣们都不敢上书，必然会导致言路堵塞，吏治不畅。所以，嘉庆颁发求言诏，表明自己欢迎官员们发表言论。为了让官员们去掉心理包袱，嘉庆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为乾隆时期因为直言而获罪的官员平反，甚至对蒙冤者公开赞扬，加官进爵。

在乾隆时期，有一个叫曹锡宝的官员曾经上书参劾和珅家奴刘全仗势欺人，没想到曹锡宝反而落了个诬陷栽赃的罪名，受到处罚。嘉庆亲自为曹锡宝平反，说当时举朝噤声，曹锡宝却能够坚持自己的臣道，不畏强权，直言进谏，是一个铁骨铮铮的诤臣。像这样的臣子不仅不应该处罚，而且应该重赏。

嘉庆的诚意最终打动了朝廷群臣，许多大臣纷纷站出来解囊献策，指出朝廷内外种种弊政。嘉庆所做的一切是因为他知道身上的责任沉重，这说明他早已看到了乾隆盛世所暗藏的危机，所以他当上皇帝之后，很多事情都以身作则，以达到上行下效的目的。为了缓解经济问题，他主张勤劳节俭，表示终止父亲南巡的传统。

即使是乾隆，晚年也对六下江南表示后悔，曾说过：“当皇帝六十年，没有犯什么大错，只有六次南巡，劳民伤财，好心办了坏事。”

我们很难说白莲教起义跟乾隆的奢靡之风有多大的联系，但乾隆治下，吏治腐败、贪官横行却是不争的事实。应该说，白莲教起义和乾隆是绝对脱不了干系的。嘉庆用了九年的时间平定白莲教，花去了两亿两白银，这些钱相当于清廷四年的财政收入。为了打赢这场战争，嘉庆大搞捐纳，捐纳可以缓解经济窘迫，但是也会加剧官场颓风。根据雍正的说法，那些通过捐钱当上官的人不仅不知感恩，发愤报效国家，反而志趣低劣，拼命敛财收回之前捐出去的钱。

他们要敛财，就必须搜刮人民；搜刮人民，难免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之前，他们捐钱为国家平乱，结果他们自己扰乱社会，这简直是一个恶性循环。捐官制度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乾隆已经看出了其中的弊端，所以他下令子孙后代永远取消这个制度，虽然乾隆曾因为一些特定的需要也实行过捐官制度。

根据清宫档案的记载，嘉庆朝的捐纳情况是最严重的。嘉庆时，国家问题特别多，财政明显不足。为了缓解经费问题，嘉庆不得不实行捐官制度，将这些钱用在剿匪、治河、军需等方面，甚至有时候连皇家的一些用钱也靠捐纳解决，可以想见当时财政窘迫到何种地步。

许多有钱的商人纷纷出钱为国效力，其中也有像潘致祥这样的洋商，他和盐商温永裕在嘉庆四年（1799年）各捐二十万两银子犒赏有功的官兵。嘉庆五年（1800年），温永裕和吴叙慈等人再次捐钱五十万两平定川陕一带白莲教。嘉庆十九年（1814年），洋商公会联合捐钱二十四万两，盐商公会联合捐钱十六万两，用于军费开支。嘉庆十年（1805年）时，黄河、淮河发生大水，徽商鲍漱芳捐米六万石、麦四万石救济灾民。后来，鲍漱芳还带头募捐了三百万两银子开山归海，修理河堤。

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对于捐纳，嘉庆是非常欢迎的。这并不是因为嘉庆不知道捐纳的坏处，只是当时国家问题太多，而且多是一些迫在眉睫的问题，从中可以看到嘉庆对富国强民的渴望。他急切地想把国家治理好，有些饥不择食的味道。

当然，嘉庆的努力也不是完全没有效果的，至少出现了一些表面上的转机，但是清朝已经积重难返，嘉庆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清朝的危机。这些危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吏治腐败，第二是制度落后于时代，第三是西方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