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一带是文字狱的重灾区，一柱楼诗案也是发生在江南。这起冤案非常恐怖，不光牵连了许多活着的人，还牵连到死去的人。在乾隆后期，人们提起这个案子无不心惊胆战，这个案子与康熙朝的庄氏史狱、戴名世的南山案和雍正朝的查嗣庭案，并称为清代四大文字冤狱。

<h2>吓死大臣的伪稿案</h2>

在古代，贪污受贿也许不算是大事，但如果文字有问题，那可是天大的事情，清代尤其如此。什么错误都可以犯，就是别在文字上犯错，那可是要抄家灭门的。

这不，乾隆十六年本来好好的，莫名其妙就出现了一件让人恐怖的事情。大家知道，孙嘉淦在雍正朝就以敢于直谏闻名，应该说是一个敢于说真话的好官。当年雍正对兄弟们痛下杀手，孙嘉淦就谏言让他“亲骨肉”。雍正虽然恼怒，但细细一想，觉得这个人为官正直，值得重用，反而提拔他。

到乾隆时期，孙嘉淦已经当上了工部尚书。本来乾隆也挺重视他的，没想到这一年发生的事情改变了一切。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份奏稿，大家争相传阅，这份神秘的奏稿最后传到了乾隆的手中，由此引起了清朝的一起特大奇案——伪稿案。

而一向胆大直言的大臣孙嘉淦竟被活活吓死。我们不禁好奇，这究竟是怎样一个奏稿，居然可以把一个好端端的活人吓死？

乾隆收到这份奏稿是在乾隆十六年八月，批到云贵总督硕色的密折时，折子里掉下来一张纸，正是那份传得沸沸扬扬的奏稿。乾隆拿起来一看，越看眼睛越大，他愤怒地猛击案桌。冷静下来以后，乾隆知道这个稿子虽然署名是孙嘉淦，但肯定不是孙嘉淦写的。这个奏稿文字粗鄙，显然是没什么文化的人托孙嘉淦的名字写的。

伪稿中充斥着大量诽谤朝政的言论，而且捏造乾隆的朱批。乾隆觉得这背后肯定有不可告人的阴谋，决心把这个重大的政治犯揪出来。当然，乾隆指示军机大臣们，这事情不能走漏了风声，最好在无声无息中找到幕后黑手。

乾隆年轻时的偶像是唐太宗，所以对魏徵式的官员有一种叶公好龙般的向往。还是皇子的时候，乾隆就特别敬仰孙嘉淦，等他当了皇帝，立即提拔孙嘉淦为吏部侍郎兼都察院左都御史，让孙嘉淦监督百官。刚开始的时候，孙嘉淦也经常给乾隆谏言，那时乾隆多少还听得进去，甚至当着朝臣的面夸奖孙嘉淦。乾隆三年，乾隆提拔孙嘉淦为吏部尚书，后来又让他当直隶总督，大有把他扶上丞相的意思。孙嘉淦后来又升为协办大学士，应该说孙嘉淦的前景一片光明，直逼鄂尔泰和张廷玉。

可能正因为孙嘉淦敢于直谏的名声，有人居然冒充他的奏折辱骂当今皇上。乾隆当然知道他是清白的，也告诉他不必担心。但孙嘉淦自己害怕啊，他怕这事迟早会牵累到自己，是啊，这个歹徒为什么谁都不冒充偏偏冒充自己，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啊！自己这次恐怕难逃惩罚了，就这样，孙嘉淦越想越怕，时间一长，居然惊吓而死。这太荒唐了，也毁了他从前胆大的名声，可见，在封建社会里没有一个大臣的胆子是真正胆大的，即便是魏徵，未尝不是提着脑袋跟唐太宗上班。

孙嘉淦能被吓死，说明这稿子的内容绝对“惊天地泣鬼神”，但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们无法知道，因为乾隆已经把相关资料全部销毁了。根据乾隆审理这个案子时在大臣们奏折上的朱批来看，伪稿无非是说乾隆失德，有十大过等等，伪稿还为被乾隆冤杀的张广泗鸣冤。

贵州巡抚终于查到线索，伪稿是从一个叫谭永福的商人那里抄出来的。乾隆十六年六月，四川人谭永福到贵州做生意，经过安顺的时候，他对人说自己身上有一份新闻，就这么传开了。根据谭永福的交代，他是跟自己的伙计在云南的一家商号信丰行发现这个奏稿的。线索到了信丰行，信丰行的人说他们是从江西人朱醒庵那里得到底稿的。朱醒庵说是他的同乡从湖北人陈俊臣那里得到底稿的。

湖北官员兴师动众审判陈俊臣，让他们失望的是，陈俊臣也不是伪造稿子的元凶。官员们顺藤摸瓜，摸到了江西一个叫“天一堂”的铺子。江西巡抚舒格终于查出了元凶，不过这个结果让乾隆非常窝火，因为案子的元凶居然是一个名叫罗哲文的死人。

乾隆不甘心啊，所谓死无对证，查到死人头上万事大吉，自己不白给人骂了吗？乾隆开始思考，会不会是孙嘉淦得罪了什么人，有人故意报复他呢？循着这个思路去查，也没有查出个所以然。

到了九月，直隶、四川、山东、甘肃、江西、河南、江苏、福建……都在传抄这个稿子，连京城都在传，甚至蒙古王公都看到了伪稿。真是越禁传播的速度越快，三个月后已经捉拿了两百八十多个传抄的犯人，但真正的元凶仍然不知道是谁。

眼看这个案子牵连得越来越大，一些顾全大局的大臣上书请求乾隆终止这个案子，释放株连的人众。御史书成首先上书，乾隆得知后暴跳如雷，其他事情上他可以宽恕，但是涉及自己，乾隆反应非常剧烈，他痛骂书成身为满洲人，却说出大逆不道丧心病狂的话，竟然纵容社会上的人辱骂君主。乾隆愤怒地将书成革职，没多久，侍郎钱陈群也上书请求他终止此案。乾隆又把他痛骂一顿，愤怒地表示，绝对不会停止追查此事。

这一次乾隆是被真正激怒了，所以我们也能理解孙嘉淦为何被吓死。

现在全天下人都知道这件事了，也没有什么好隐瞒了，乾隆决定公开缉拿要犯，号召各地官员先放下手头工作，把缉拿伪稿元凶当成头等大事。经过一年半的追查，因这个案子受牵连的人已经达到上千人，十几名办事不力的督抚大员受到惩罚。尽管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调查，但元凶还是没有找到。

乾隆只好把气撒在官员身上，两江总督尹继善和江西巡抚鄂昌都受到了处分，被乾隆当面责骂。官员们人人自危，朝野上下鸡犬不宁。

十七年底，出现了一个新的线索，江西巡抚鄂容安缉拿了传抄伪稿的千总卢鲁生父子。乾隆让鄂容安把他们押到京城审问。军机大臣经过审讯得知，卢鲁生是从南昌守备刘时达那里得到原稿的。根据刘时达的供词，他们并不是伪稿的源头，稿子的源头在江苏。

最奇怪的是，没过多久，卢鲁生就推翻原供，“承认”稿子就是自己伪造的，表示愿意认罪伏法。案子就这么结了，卢鲁生被判凌迟，他的两个儿子被处斩。除了查抄官员按律法处置外，其他株连之人全部释放。

乾隆为什么要匆匆结案呢？他真的相信卢鲁生是元凶吗？乾隆是何等精明的人，他知道这个案子再查下去只会越陷越深，所以指示军机大臣逼迫卢鲁生承认自己就是元凶，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也好终止这起惊天大案。

真正的元凶是谁已经不重要了，最关键的是乾隆已经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通过这起案子，震慑了那些对自己不满的人。

<h2>两个不要命的疯子</h2>

在现代社会疯子杀人理论上都是无罪的，如果说疯子说了什么疯话，大家都不会跟他们一般见识。别人是疯子，跟疯子计较岂不是代表自己也是疯子。然而，在封建社会，专制政府比疯子还疯，一个疯子说了几句狂悖的话，居然要置之死地。

乾隆十六年，山西巡抚阿思哈抓获了一个叫王肇基的人，这个人既没偷什么，又没抢什么，只不过说了一些胡话。但是，阿思哈却比抓到盗贼更加警惕，亲自审问他。其实，这个王肇基并不是什么疯子，不过是个穷酸秀才，想当官想发财想疯了。

皇太后万寿，他胡诌了一首诗歌颂皇太后，想谋个一官半职。他把这首诗投给山西汾州府的衙门，想让衙门的人给自己推荐个一官半职干干。

同知图桑阿本拿到诗一看，发现全是阿谀之词，阿谀倒没问题，拍马屁也是好的，但关键要阿对地方、拍到点子上。王肇基万万没有想到，谋官不成，反而惹祸。他在诗歌下面附了一段评论，正是这段评论要了他的命。

我们现在不知道这段评论到底写了什么，不过官方说王肇基的言论“毁谤圣贤，狂妄悖逆”，看来王肇基对时政发表了一些自以为是的评论。

阿思哈派人到王肇基的家里搜，又发现更多悖逆的书文。王肇基辩解说：“我不过是一个小民，写诗祝贺皇太后，只希望圣上喜欢，没有其他意思。”

阿思哈又问：“你在诗后面发表议论，妄议国事，指责大臣，毁谤圣贤，到底是何用意？”

王肇回答：“现在是尧舜盛世，我怎么可能毁谤朝廷呢？我不过是把孔孟程朱的话糅合在一起，以显示自己有学问，希望皇上欣赏我，赏个一官半职。”

阿思哈开始还怀疑王肇基可能跟伪稿案有牵连，后来发现他不过是一个“疯汉”，他奏请乾隆，请乾隆定夺。这种事，在雍正朝最多就是打一顿或者关几个月，然后再释放。但乾隆比乃父更狠毒，居然让阿思哈把王肇基杖毙于廷下。

杖毙是非常残忍的一种刑罚，比斩立决更残酷，仅次于凌迟。王肇基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疯子，他的死还可以说是因言论获罪。

两年后，一个真正的精神病人被凌迟，这是大清国第一个被用酷刑处死的精神病犯人。此后，陆续有精神病患者被处死。

这个人叫丁文斌，丁文斌从小就是一个孤僻多疑之人，读过一些书，但是连秀才都没有考上。他与母亲相依为命，靠打短工为生。乾隆十二年，他母亲病死。自此以后，丁文斌的性情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经常自言自语，对着墙壁说话。丁文斌的生活更加悲惨，要文没文，要力气没力气，生活过得很艰难。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精神越来越陷入混乱中，也没多少人愿意请他抄写或是授课。走投无路之下，他跑到路边摆摊，为人测字算命。一个精神病人给人算命这是非常荒唐的，很快他就混不下去，沦落为乞丐。

虽然生活这么艰难，他在内心里还幻想着娶到一个漂亮的老婆。乞讨的时候，他暗恋上董家的黄花闺女，虽然他是疯子，也知道这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不可能的事。丁文斌知道，要想取得漂亮媳妇必须有钱啊！

但是怎样才能有钱呢？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自己造钱，这样不就成为富翁了吧，丁文斌在想象中把自己造的钱命名为“太公九府钱”。意淫的滋味是甜美的，可是睁开眼一看，失落感更重。想来想去他发现钱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自己之所以这么下贱，倒不是因为没钱，而是因为没权势啊！

丁文斌可算是想到点子上了，对于他这样的人这是认知的突破，但也是死亡的开始。丁文斌想入非非，世上最有权势的人莫过于皇帝，皇帝要什么有什么。如果当了皇帝，不就什么都有了吗？很多造反的人都跟丁文斌有相似的想法，不过他们好歹是理智的，知道能不能当上皇帝靠的是实力和运气，而不是空想。

但丁文斌除了空想，什么都不会。到了中年时，丁文斌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经常出现幻觉。后来，他经常听到“上帝”在跟自己说话，在“上帝”的启示下，他写下了《文武记》和《太公望传》这两本书。他自认为这两本书写得相当好，想投石问路，找个公职做做。便拦住了江苏学政庄有恭的轿子，庄有恭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丁文斌指望他能看上自己。

没想到，书是送给了庄有恭，但此后毫无音信。没办法，丁文斌又沉入了幻想中。“上帝”又开始对他说话了，让他把以前的作品改写成《洪范》和《春秋》。丁文斌于是就开始修改了，他把书中的“丁子日”统统改成“天子日”或“王帝日”。在中国古代史书里，只能用帝王的年号纪年，而丁文斌居然自号“丁子”，用自己的号来纪年。这已经是大逆不道了，他后来改成天子和王帝，那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就是天子和皇帝了。

丁文斌还决定定国号和年号，准备颁布一本《时宪书》，让天下人都奉新朝为正朔。丁文斌把国号定位大明，年号用天元。

丁文斌如果只是自己想想，还不至于送命，但他居然异想天开，准备去山东把自己的书交给孔子的后代。孔子的第七十一世孙孔昭焕看到丁文斌这些书，立刻下令府里的人把他捆起来，并迅速将这事禀报乾隆。

这个案子简直不用审了，反迹昭彰，唯一要考虑的是丁文斌是精神病。审讯中，丁文斌表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出自上帝的旨意。审讯官荒唐到什么地步，居然让他把上帝叫出来。

杨应琚负责审理此案，他经历的事情多，虽然不懂现代精神病学，但是也知道这种情况是大脑出了问题。杨应琚在审理这个案子时最担心的就是这个精神病血口喷人，乱咬一气，把朝中大官都咬进来。所以，他希望快点结案，他也知道乾隆是个非常多疑的人。如果乾隆疑虑加深，本来没什么事情，都会弄出许多事情来。

乾隆跟杨应琚的想法差不多，都主张尽快把犯人按大逆罪凌迟处死。

就这样，一个疯子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凌迟处死，看客们的表情都非常麻木。只有一个人有所触动，这个人就是庄有恭。庄有恭当然不是同情丁文斌，是他自己跟着遭殃了。乾隆不久发现了丁文斌曾经给庄有恭投书。庄有恭早把这事忘在脑后了，等到想起时，拿起那本书给乾隆。乾隆发现这本书跟从丁文斌身上搜出的书完全不一样，认为庄有恭故意隐瞒。

乾隆决定罚款，你庄有恭做了多少年的官，把你的拿到的薪水乘以十，好好还吧！自己没还完，后代接着还。十四年后，庄有恭郁闷而死，死前还欠了六万多两银子。

此后，乾隆还处决了直隶的疯子刘德照等人，以及一些因为笔误而受处罚的人。

对疯子搞文字狱，而且文字狱一搞势必牵连到罪犯的家人，这种荒唐事竟然发生在号称明君的乾隆头上。后来一些大臣实在看不下去了，斗胆对乾隆说，这些疯子疯言疯语，即使要惩罚，止于他们自身就行了，没必要牵累到家人，并不是家人把他们逼疯的。

乾隆好像听进去了，也好像没听进去。

<h2>制造文字狱让乾隆很刺激</h2>

和珅如果被乾隆看上了，那是好事；胡中藻若是被乾隆看上了，得小心了。胡中藻是什么人？鄂尔泰的得意门生啊！鄂尔泰又是谁？乾隆要打击的朋党头目啊！

胡中藻这个人做官比较谨慎，没有给人留下什么把柄，要通过正规途径整他没那么容易。但乾隆一点也不担心，胡中藻不是写了一本诗集，叫什么《坚磨生诗钞》吗？那好吧，就从这本诗集入手。

汉字内涵那么丰富，就不信找不到胡中藻的把柄。胡中藻，你自号坚磨生，这次我就要磨得你生不如死。乾隆把这个任务交给军机处行走蒋溥，蒋溥的任务是先搜罗“罪证”，等乾隆觉得时机合适时再出手，所以这个任务一定是保密的。如果蒋溥泄露出去，十个脑袋也保不住。

就这样，蒋溥拿着《坚磨生诗钞》苦苦研读。老实说，这个任务真不轻松。出于文人的一种虚荣，坚磨生同志写诗的时候特别喜欢用一些奇险的文字，显示自己文采非同一般。

我们不妨把蒋溥从鸡蛋里挑出的骨头罗列一下，看到这些“骨头”我们一定佩服中国人在罗织罪名上面的创造力。

你胡中藻用“坚磨生”为号，意思无非是说自己操守很坚定，到底是何居心呢？莫非是想跟我大清“坚磨”到底？想念明朝你就直说。

诗中有这么一句：“一把心肠论浊清。”清是我大清的国号，你把浊字放在清前面到底是什么意思？

胡中藻还有一句怪诗：“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乾隆认为“老佛”暗指自己，乾隆生气了，我天天上朝，你怎么说“朝门不开”呢？

《孝贤皇后之丧》中有这样的诗句：“并花已觉单无蒂。”本意是歌颂帝后恩爱深情，乾隆却偏要说这是讽刺皇后干政，乾隆反问：“我几时让皇后干预朝政？”

类似的“骨头”有很多，乾隆二十年，乾隆发动对准噶尔的战争，朝中多有不满者。乾隆突然拿出胡中藻诗歌问题，借机发难，想让朝臣们噤声。

我们可以看看乾隆这个文字狱，整人迹象太明显了，完全是欲加之罪。雍正也搞文字狱，但比乾隆的水平和境界明显高出很多。雍正曾经想整查嗣庭，说查嗣庭出的试题中有怨气，但他又表示，如果单凭这点就治罪的话，显然会给人留下搞文字狱的话柄。最后，雍正揪出了查嗣庭曾经非难和批评康熙的言论——在专制时代这可是能置人于死地的铁证，最后雍正以“孝子”的身份处死了查嗣庭。

乾隆可没这个耐心，他要借机除掉朋党，打击反对自己的势力，哪顾得上那么多。

胡中藻的案子牵连到鄂尔泰的侄子鄂昌，在鄂昌的书信中也发现了大量“罪证”，两人一同入狱。乾隆开恩，让鄂昌自尽，等于是拿他做典型，警告满洲大臣不要和汉人来往唱和，更不要结党营私，否则下场就是这样。

胡中藻被处斩，祸及族人和亲友。

果然这个案子爆发后，朝野上下无不震荡，不光鄂尔泰这边惊慌，张廷玉那边也紧张不安。

<h2>写诗是刀剑上的舞蹈</h2>

乾隆三十二年正月，正是千家万户喜庆的日子，松江府华亭县（今上海市松江区）人蔡显慌慌张张地抱着一大堆书籍跑到府衙里，对着青天大老爷哭喊，说自己书中没有半点悖逆字句，希望大老爷明鉴。

这个蔡显也算是文化人，在雍正七年中举，尽管如此，他却没能在仕途上发展。我们知道，在古代中举理论上是可以当官的，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首先必须要有缺，其次你还得有关系，上面有人推荐你补这个缺。

虽然考上了举人，但是没官做，难免会有一些牢骚。蔡显自号闲渔，喜欢学着魏晋名士的派头，跟文人雅士们一起饮酒赋诗，经过多年的锱铢积累，蔡显印有《闲渔闲闲录》《宵行杂识》《潭上闲渔稿》和《红蕉诗话》等书。

其中最有名的是《闲渔闲闲录》，古人说不平则鸣，没有牢骚就没法写诗。在《闲渔闲闲录》中充斥着大量的牢骚，对官府的种种行为多有讽刺。当然，这本书出来后也确实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一些文人为诗人的才华倾倒，嬉笑怒骂皆能看出作者文采斐然，简直就是乾隆时期的韩寒，恰好两人也都是松江的。

不过蔡显可没韩寒幸运，在乾隆眼皮底下写讽刺诗，那可是刀尖上的舞蹈，不是亡命徒，别干这号事。这不，被人告发了，蔡显慌了。他自己跑到衙门里坦白，坚信自己并无悖逆之罪，蔡显有这种自信是好的，因为发牢骚跟语言悖逆还是有本质区别的。但要看对方是什么人，因为双方对悖逆的标准明显定得不一样，在一般人看来很平常的话，到了清廷那里就变成大逆不道了。

果然，这事松江府还不敢做主，上报给两广总督高晋和江苏巡抚明德，这两人既然能在乾隆手下当大员，脾气也跟乾隆一样：无事生非，小题大做。他们认为蔡显：心怀不轨，创作逆书，毁谤朝廷，丧心病狂，罪大恶极，应该按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亲戚家属一律连坐。

《闲渔闲闲录》这本书送到乾隆案桌前，乾隆毕竟也是个文化人，他翻了翻这些书，不觉得有什么大逆，只不过牢骚多了点而已，说实话，乾隆还觉得这个人确实有些才华。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乾隆根本没考虑按大逆律对待蔡显的，甚至都打算教训一顿无罪释放。然而，随着乾隆通观全书，他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改变。

乾隆发现书中竟然有这样的话：“戴名世以南山集弃世，钱名世以年案得罪……”说的是康熙和雍正年间的文字狱，乾隆心想，这都什么话啊，我想饶你蔡显，你蔡显自己要找死。这条真正谋逆的“罪证”高晋和明德都没有发现，他们发现的只是一些模棱两可的诗句，比如：“莫教行化乌肠国，风雨龙王欲怒嗔”“风雨从所好，南北杳难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