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雍正眼里，一般人信仰天主教还可以理解，皇室宗亲信奉天主教就是大逆不道，理由很简单，皇权受命于天，你相信上帝，置天与皇权于何地？

<h2>开放海禁</h2>

如果说明朝与东南亚诸国的关系更近的话，那么自清朝以来，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交往显得更加密切，尽管有些交往不一定是友好的。

雍正的对外思想基本上是继承康熙的，但是也跟康熙有些不同。康熙对于西方的传教士采取一种非常理性的态度，一方面利用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另一方面反感他们传播天主教，尤其对教皇格勒门企图干涉中国内政表示厌恶。

清初有两次禁海令，第一次发生在顺治朝，结束于康熙二十三年。禁海令撤销之后，江苏的松江、浙江的宁波、福建的泉州和广东的广州成为对外贸易的港口。很快，海外贸易就繁荣起来，中国商人和东南亚各国的交往日渐频繁。

本来形势一片大好，后来却出现了问题。

这个问题就跟现在有些留学生不回国一样，康熙很快就发现，每年出海的船只有千余艘，回来的却不过五六成，对于清政府来说，这就相当于大量的财富和人口流失海外。中国古话说的好，肥水不流外人田，要想不流外人田最好的办法是什么？禁止跟外面交流。

康熙五十六年，也就是1717年，再次颁布禁海令，明文禁止出海南洋。这就是清初的第二次海禁。第二次海禁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不禁止中国船只出航日本，也不禁止外国船只来中国，但是却严格禁止中国商人去南洋经商。只进不出，充分体现了封建统治者的思维方式。

禁海令显然不利于贸易的发展，沿海的许多商民对此很不满，结果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博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可以禁海，我可以走私，只要不被发现就行。

直到雍正继位，海上走私依旧猖獗。台湾官员蓝鼎元是一个反对海禁的学者，雍正二年，他上书说：“福建、广东沿海等地，人稠地狭，耕地不足，当地居民靠海谋生的十有五六。他们往往在内地制造一些精美的手工品，这些手工品在内地是随处可见的便宜货，但是如果运到外国，就可以当成珍稀物品来卖，每年都能赚取巨大的利润，这就为我们中国敛聚了大量的财富，光是海关收入这块就不小了。禁海之后，百害无一利，只会让沿海居民越来越贫困，迫使以前的商人变成游手好闲的人，最后变成盗贼。”

蓝鼎元的看法代表了一部分官员的观点，但是雍正坚持康熙的路线，认为海禁政策宁严勿宽。蓝鼎元的说法固然有道理，但是他没有解决问题，怎么解决许多商人不回来这个问题，商人不归国家的税收就少了，这才是清廷禁海的真正原因。

雍正三年，福建省秋季欠收，第二年春又闹饥荒，许多地方出现抢米事件。沿海的一些官员借此再次提出开放海禁，以缓解饥荒。

福建巡抚毛文铨奏称：“往年开洋之时，有很多洋船到厦门，各省的商人都到厦门来贸易，税收多得不得了。可是海禁以来，几乎就没什么税收，恳请皇上开放海禁。”

闽浙总督高其倬也上奏：“福建这地方地狭人稠，没多少田地可耕种了，许多良民选择上梁山。开放海禁让他们出海贸易多好啊，富人可以当船主，贫穷的人可以当水手和舵手，一条船可以养活上百人并且还有余钱留给家属……”

在沿海官员的轮番上奏下，雍正终于松口了，同意了高其倬的要求，准许福建对外贸易，这一年是雍正五年，即1727年。不过，雍正是非常保守的，他开放福建的海禁后，仍然对其他省进行海禁。在颁布这项旨令的时候，雍正还为康熙解释，说康熙过去实行海禁是体恤百姓，怕内地的人民转徙到外地。

这次开放海禁还有限制条件，出海船只的省份有限制，出海的港口也有限制，只能在指定的港口出入，方便政府收税。同年，雍正又开放广东海禁。雍正七年，李卫上奏说，浙江和福建相邻，福建开放海禁，浙江商人肯定不舒服，可能会偷偷跟着福建商人一起进行海上贸易，干脆让浙江跟福建享受相同待遇吧，雍正遂同意开放浙江海禁。

开放海禁之后，雍正又作了一些专门的规定，出口船只必须按规定时间来回。如果遇到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回来的，雍正也制定了一些特殊的政策：如果是因为账钱没有收清，可以到来年六七月回港；如果是被大风刮到其他省的，可以让该省的官员盖个印，说明情况后回籍；如果是被风浪刮翻没有证据的，可以找到幸存的乘客，或者邻近的乘客，了解情况后登记在册。如果故意捏造情况，推迟回港的船只，一定严加查办。

雍正还对那些逗留海外没有回国的人作出了类似赌气的规定：不准回国。本来，清政府的政策是允许海归的，但是几年以来，雍正发现坐商船回来的游子甚少。雍正感觉这些人不给自己面子，认为这些人都是不安本分的人，如果给他们自由，听任他们来去自由，这些人就更加没有顾忌，反正随时都可以回去，干脆在国外多待一段时间吧！所以，雍正限定了一个期限，逾期不回的人不准回国。

雍正还解释说自己的目的并不是逼这些人早点回来，就算他们全都回来，对国家又有什么好处呢？这些人在国外待那么久，想必是人伦丧尽，没有故国之情，这样的人回国之后，肯定有一大批奸淫邪恶之徒。雍正的这种看法当然毫无道理，无非是一种天朝上国皇帝的思维方式，他总觉得自己是天朝上国，自己统治下的百姓很幸福，大家都愿意在这里生活，如果逗留海外不归，是这些人出了问题，而从来没有想过是不是自己的政策出了问题，是不是统治过于专制。

控制别人、限制别人是雍正对人的一大特色，开放一个小小的海禁，居然有如此之多的限制。但不管怎么说，开放了毕竟是比老爹康熙更进步了，这也确实是一个利国利民的措施。

从雍正五年到六年，从厦门出口的福建商船有二十一艘，七月以前返回了十二艘，带回大米一万一千多石，还有燕窝、海参、苏木、牛皮等货物，带回流落南洋的居民三十多人，有的人在海外生活了十七八年。这些人回来后，雍正一方面安排他们回原籍，另一方面让地方官严密查访，看这些人是不是国际间谍。

<h2>东南亚诸国来朝</h2>

越南是明朝时中国的附属国，两国的关系很友好。清朝建国后，越南依旧对中国称臣，每三年进贡一次。在雍正朝，中国与越南的关系非常好，不仅官方交往密切，民间也常有商业往来。

当然，越南也是许多反清人士的避难所。清初，这样的人特别多，后来，又有许多广西、云南的人移居到越南。雍正曾经对此愤愤不平地发表评论：“这些无知愚民，抛家弃业，居然跑到交趾去开矿。”雍正是没有商业头脑的，在他看来，离开天朝，跑到弹丸小国去创业简直就是不懂沐浴浩荡的皇恩。

这些到越南创业的华人把母国的文化也带到这里，对越南的经济和文化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尽管是附属国，而且也很友好，但毕竟两国接壤，难免会有一些纠纷，这些纠纷主要发生在边界上。在明朝的时候，两国就发生过边界纠纷。明朝时，中越两国以云南省开化府南240里的赌咒河为界。不过，明朝官员粗枝大叶，以为铅厂山下的一条小溪就是赌咒河，致使中国失去120里的土地。到了康熙二十二年时，铅厂山下小溪以内的几个村寨又被越南人占领了，最后以马伯讯为界，又失去了40里。

到了雍正朝，云南总督高其倬上奏：“按旧的边界来算，应该把二百四十里之境全部收回，交趾有都龙和南丹两个厂，都在原来属于我们的边境里，安南国王把这两个厂看成是很大的利润生产地。如果我们要回来的话如同抢他的宝贝，他肯定不肯。请圣上定夺。”

雍正显得非常大方，说：“朕素有怀远之心，与邻国纠缠边疆问题时，只要不是太大的地方，何不成人之美呢？在威与德之间，朕认为德更重要。都龙和南丹这些地方，在明朝时就为安南所有，我们就不收回了，还是以小溪为界吧！”

雍正四年八月，两国将国界定于铅厂山。没想到安南国王还不满意，继续骚扰雍正，雍正不堪其烦，将这个问题交给鄂尔泰。鄂尔泰接手之后又划给越南80里，安南国王听了非常高兴，上疏表示感激。雍正心想，原来是个知好歹的啊，就又赏赐给他40里地。等于在雍正手中，给了越南120里地。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要皇帝高兴，他可以随便把领土给别人。在皇帝眼里，领土是自己的，并不是国家的，更不是百姓的。

中国和泰国之间的关系则相对简单。从古至今，中泰之间的关系一直比较友好。清朝建立后，顺治九年，泰国国王第一次派人到中国来朝贡。后来，康熙规定泰国每三年朝贡一次。康熙六十一年，清政府让泰国在进贡的时候，运三十万石的米，分别送到福建、广东、宁波三处售卖，而且康熙给他们免税，但是如果超过了规定的数目则要征税。

雍正年间，泰国大米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这让雍正很高兴。雍正二年十月，年羹尧的哥哥、广东巡抚年希尧上奏罗列了泰国进献的贡物。雍正听了龙心大悦，赞扬泰国：“暹罗（泰国古称）不辞艰险给我们送来谷种、果树、洋鹿、猎犬等物品，确实恭顺有加，他们的货物就一概免税吧，作为对他们输诚向化之心的奖励吧！”

泰国给中国的贡物，除了大米外，主要是沉香、苏木、犀角、翠竹等物品，从中国购买的物品主要是丝绸和瓷器。雍正后来下令，永远免除泰国物品的税收，对于向自己臣服的人，雍正表现出非常大度的一面。泰国的使者秉承国王的意思，提出要买东京弓（满人用的弓）和中国铜钱，礼部认为这些东西都是禁品，无法出卖。但雍正听了后，显得非常豪爽，不仅同意，而且无偿地送给泰国。在雍正看来，这不是贸易，而是宣扬国威。

总的来说，雍正朝，中泰之间的关系非常和谐。

像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这些国家，在雍正时期跟中国的关系怎么样呢？

应该说，自古中国跟这些国家的关系就比较友好。可是，后来发生了一些变化。清朝建立后，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新航路开辟后，西方殖民者到海外四处觅食。1511年，葡萄牙占领了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州，1571年西班牙舰队占领了菲律宾的马尼拉，1619年荷兰军队占领了印度尼西亚的首都雅加达。

到了雍正年间，这些国家已经有了悠久的被殖民的历史，基本上断绝了跟中国的交往。在这期间，只有菲律宾南部的一个岛国苏禄国跟中国保持着交往，这个岛国在1915年被并入菲律宾。早在明朝万历时，西班牙舰队就攻打苏禄国，但由于苏禄人占据着地利，还有他们誓死保卫领土的决心，西班牙人最终败兴而归。

雍正四年，苏禄国王毋母汉未母拉律林派遣使者带着贡物到了福建，福建官员奏报后，雍正十分高兴，说：“苏禄国远在海外，越洋而来，从来没有让他们进贡，他们居然主动输诚向化，应该表扬。他们来京的路上，沿途官员要好生招待，一切待遇从厚。”

苏禄使者到京后，雍正热情地招待他们，并确定了苏禄国五年朝贡一次。雍正十一年，苏禄国国王奉表谢恩，并请求雍正帮他一个忙，国王的祖先东王于永乐年间朝贡时病逝于山东德州，东王的两个儿子在中国守墓，国王请求雍正翻修东王的坟墓，并照顾东王两个儿子的后代。

雍正一口应承，让人把东王的墓道、享亭、牌坊等翻修，并在东王的两个儿子安都禄（后代改姓安）和温哈喇（后代改姓温）的后代中各挑选一人，授予官职和俸禄。

雍正年间，中国和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这些殖民国家交往断绝，但是民间的交往却非常频繁。雍正年间，印尼雅加达的华人超过一万，待在马来西亚马六甲的华人超过两万，而菲律宾的华人近四万。

雍正开放海禁后，许多商人来到这些国家，与他们进行贸易，有的人甚至定居在那里。

<h2>严格限制外商</h2>

在雍正朝，外商想要来中国贸易，必须停靠在广州港口。

雍正三年，到广州的外国商船有十艘，其中英国船只有六艘，法国船只一艘，其余是南洋一些小国的船只。这些洋船带来的商品并不多，主要是一些黑铅、哔叽、胡椒、檀香、苏木等物品。当时的署理广东巡抚常贲说：“没多少货物，大半都是一些外国的银钱。”

来到广州的外国船，根据清政府的规定，一律停靠在黄埔港口。之后是严格的管理，船上的炮位由中国官员卸下来，暂且保存，离开时再发还。水手等人都要在船上等候，不得上岸，然后由海关进行征税和查货。中国与外贸无关的官员，一律不得进入外商船只。到了十一月、十二月，外商船只就必须离开。

与外商谈生意的官员又叫洋商或者官商，当时外号是“十三行”。雍正三年，广东巡抚杨文乾在行商中设立行头，专门让其中的六家商行处理外贸事务，这是清政府垄断外贸的一个措施，官商勾结，不让民间商人介入。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是有渊源的。

当政府介入并垄断外贸时，要想没有腐败简直是痴人说梦，这些负责外商的官员贪污情况非常严重。当有人说杨文乾贪污时，雍正根本不信，他认为杨文乾是个一心为公不避嫌怨的好官员。所以当其他人揭发杨文乾时，雍正不仅不相信，还保护他。

真相出来的时候，雍正感到很意外，杨文乾的贪污情况让人发指。广东海关每年额定税收是四万两银子，杨文乾却以溢耗之名将多得的十一万两银子揣进自己的腰包；除此之外，对于外商带来的银两，杨文乾每两要抽三分九厘，中饱私囊两万两银子；根据清政府的规定，红颜色和黄颜色的绸缎不准出口，杨文乾却私下里允许，每匹绸缎抽银七钱，这一项得银一万两；外商船只回去之前，杨文乾不管他们买了多少货，根据他们携带的银两，每两加抽一分，获银四万三千两；此外，杨文乾还以孝敬皇上为名（其实是留着自己用），从外商船上挑选精巧的物品，这笔钱由洋行的中国商人支付，计约万两。

总的算下来，杨文乾贪污二十万两。

杨文乾这个人是雍正手下一个能干的大臣，在其他方面非常清廉，偏偏涉及外商时就贪污无障碍。雍正洞察出了他的心理：“以为外商之事无关国计民生，贪污多少，都不会有损中国百姓，这样既可以得到实惠，又能自我感觉清廉。”事实上，很多官员跟杨文乾的想法很类似，在其他地方当官很清廉，到了洋行就本性大暴露。之所以有这种思想，跟他们的愚昧是有关系的，对外商盘剥，无疑会给别人留下不好的印象，他们回国之后肯定要说你坏话，这是损伤国体；其次，你这么做，以后谁还愿意跟你做生意，长此以往，没人愿意跟你交流，中国的经济必然落后。

当然，雍正也没有过分为难杨文乾，仅仅是让他吐出赃银，调换工作岗位而已。

我们知道，西方列强用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国门。其实早在雍正时，就对鸦片非常警惕。那时卖到中国的鸦片还很少，但雍正已经下令严禁贩卖鸦片烟。七年，福建漳州知府李治国在陈远家中查获三十三斤的鸦片，陈远被判处充军之罪。陈远觉得自己冤枉，说他的鸦片是药用的，不是鸦片烟。巡抚刘世明交给药店鉴别后，发现确实是药用鸦片，还没有制成烟，便将陈远无罪释放，但是鸦片要没收。

刘世明本想参李治国审案不明，又怕世人误会，以为解除烟禁，所以给雍正一道密折。雍正的看法是：“李治国在此案上虽然有欠明察，但也是因为实心办事过于仓促，情有可原，不参他是对的。至于没收陈远鸦片就不对了，如果这个人确实犯法了，就应该绳之以法。如果没有犯法，那干吗还要把他的东西储存在府库里。小民们生活不容易，这些东西是他们的血本，本来就错怪了他，就更不应该夺了他们的生计。即使是想留着日后作证据，也没有必要全留着，留一些样本就行了。这虽然是小事情，但是身为封疆大臣，千万别因为事情小就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