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来了以后，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意思大家都懂。当时明军却是留发留头，无发无头——剃了发的都杀。这下可把老百姓苦死了，碰上清军，不留下要死，为了保命只好剃发了；万一再遇到明军，到哪里去找假发呢？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当官的来了百姓遭殃，盗贼来了百姓还遭殃。

<h2>弘光政权</h2>

李自成攻破北京后，崇祯虽然明知国家已亡，仍然不死心，让自己的几个儿子逃出去，希望有一天还能东山再起。

大明的孤臣们跟着明朝的宗室后代逃到南方，明朝的一些遗老们决定在留都南京拥立朱家王朝的后代，然后效法太祖朱元璋挥师北上，重新夺回政权。这个想法绝对是好的，也是有志气的。

但是一到具体问题上，马上就发生了分歧。宗室后代一大堆，到底立谁呢？史可法主张立桂王朱常瀛，桂王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儿子。以钱谦益为代表的东林党人主张立潞王朱常淓，此人是明神宗的侄子，多才多艺，素有贤名。最终被立为皇帝的是福王朱由菘，因为朱由菘获得了南京一些掌握军权的将领支持。

明朝所有的缺点南明都继承了，但就是没有继承一个优点。就说亡国之君崇祯，虽然缺点一大堆，但是还是个管事的主，还是希望把国家治理好。南明这个小朝廷的表现实在太让人失望了，国难当头，这些人没想过如何去抵抗清军、如何剿匪，反而把民间选美活动当成头等大事来抓。

崇祯自杀的消息传到江南时，南京的大臣们就开始考虑推选新的接班人，崇祯的儿子们，当然也包括太子，下落不明。

有道是国不可一日无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朱由菘登上了帝位。

朱由菘是明神宗朱诩钧的孙子，福王朱常洵的长子，崇祯的堂弟。崇祯在北京自杀后，他于康熙三年（1664年）五月十五日在南京称帝，次年改元“弘光”。

朱由菘以前跟父亲待在洛阳，1641年李自成攻破洛阳后，朱由菘落难到江淮。清兵入关后，他又逃到江苏淮安。后来在凤阳总督马士英以及总兵高杰、刘泽清、刘良佐等人的拥护下在南京称帝。

当时中国有四大政权，多尔衮的大清、李自成的大顺、张献忠的大西、朱由菘的南明。南明政权当时控制着中国最富庶的地方，资源是最丰富的，南方的大部分地区都掌握在他们手中，可谓是半壁江山。

虽然国家已经灭亡了大半，但南明政权丝毫没有励精图治的打算，反而醉生梦死，腐败不堪。朱由菘当上皇帝后，企图与清军联合，共同剿灭李自成、张献忠。朱由菘当皇帝期间，极尽享乐之能事，将大权交给奸臣马士英和阮大钺这些人，排斥以史可法为首的东林党人。

朱由菘排斥东林党人也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很传统，发源于窝里斗。在万历时期曾经发生过一次国本之争，万历皇帝非常宠爱郑贵妃，对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也爱屋及乌。郑贵妃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当上太子，不断地在万历耳边吹枕边风。渐渐地，万历也就产生了废长立幼的想法。

可惜，东林党人百般阻止，东林党人信奉祖宗法制“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坚决反对立朱常洵为太子。这场斗争持续了十年，朱常洵最后被封为福王，迁到洛阳。最后，朱常洵被李自成的农民军杀死。因为这件事，朱由菘非常排斥东林党人。

东林党的两个代表人物钱谦益和史可法在福王上台之前，可以说极力阻挠，他们很清楚，福王一旦上台，东林党难逃被整的命运。幸好，福王的人品指数确实非常低，不用东林党去抹黑，他自己就已经够黑了。

东林党人总结出福王的七宗罪：贪婪、淫乱、酗酒、不孝、虐待下人、不读书、干预有司。然后，发出宣传的呼声，像这样的人怎么配做一国之君？

确实非常不配，但当时说话算不算数不是取决于人品，而是取决于候选人背后的力量。

史可法当时是南京兵部尚书，明亡后是一个大腕级别的人物。他是坚决反对立福王的，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他给另一个重量级人物马士英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劝马士英不要同意立福王。

马士英是凤阳都督，相当于凤阳军区总司令，说话还是有些分量的。当然，对立继承人问题，马士英心里也没底。对他来说，谁当皇帝都无关紧要，皇帝是不是贤明跟他更没有关系。他最在乎的是这个人上台后，我有什么好处。

史可法倒霉就倒霉在给马士英的那封信上。当时马士英拿着史可法的信想了半天，到底应该立谁呢？福王跟自己无仇，潞王也跟自己无仇，说实话，马士英真不知道该立谁。

马士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奸臣，但奸臣一般也是正常人，结果我们已经知道，马士英究竟为啥立了福王呢？

说来非常有意思，只是因为一个偶然的事情就让马士英下定决心立福王。到底是什么事情呢？

这个偶然事件跟凤阳监军卢九德有关，卢九德是一个宦官，跟福王的关系非常好。在东林党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就串通江南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抢先一步拥立福王。这些总兵官都是粗人，政治上那些谋略他们不是很懂，但是拥立之功这个他们是明白的。总兵刘泽清看到这三人都举旗拥护福王了，心想再不举旗的话就迟了，跟着就加入拥立福王的阵营。

马士英懵了，你们这些人怎么就不跟我商量，我好歹是凤阳总督，是你们的领导，我还没表态，你们就先斩后奏了。马士英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这些总兵们都是武夫，跟他们动嘴皮子没用，如果还想要这些人听自己的话，只有跟着大家一起把生米煮成熟饭。马士英一拍板，皇帝的人选基本上就确定了。对马士英来说，这是一笔不错的买卖，自己没有付出什么，还可以凭着拥立之功当上丞相。

在马士英的一手操纵下，朱由菘很快就进入南京，接受群臣的朝拜。

在拥立这事上，东林党失败了，东林党失败不是因为没有能力，也不是因为没有势力。确切地说，东林党输给了时间。他们不可能在福王渡江之前，把桂王接到南京，因为桂王远在云南。

马士英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没有立刻让福王当皇帝，而是很有分寸地说道：“福王现在来到了南京，潞王和桂王还在偏远地方待着呢！皇帝这个位子我们还是给崇祯太子留着，哪天太子回到南京，就让他当皇帝。现在太子音讯全无，就让福王暂且监国吧！”

这番话说得有礼有节，不服都不行。此时，一身是胆的史可法作出了妥协。

史可法平生最重的就是忠义二字，窝里斗可以先放一边，大明江山的大局要紧。

史可法非常明白，大明这个公司已经接近破产的边缘，要想让它起死回生，必须采取一些非常措施，当然，这些措施并不能保证有很大的效果。

史可法第一件事是奏请朝廷设立江北四镇，安排高杰、刘泽清、黄得功和刘良佐四个总兵镇守这四个地方。这相当于南明小朝廷的外围防线，史可法这么做就表示对四大总兵的重视，将国家的国防任务交给你们了，你们尽可能地发挥潜力吧！

小朝廷刚刚组建，没什么银子，所以防区内的军饷问题由各个部队自行解决。史可法当然知道这样会让士兵们不满，他又开出了一个优惠条件：各位总兵如果能收复失地，这个失地就可以并入你们的防区内。相当于鼓励大家扩张，为了提高在外打仗将士们的积极性，史可法还建议朝廷给总兵们封伯爵，其中黄得功还封为侯爵。镇守武昌的左良玉也得以封侯。

一下子把许多将领们爵位的问题解决了，这个很不寻常，与其说是给他们好处，不如说是希望你们卖力点，再卖力点，一定要挽救大明这个公司。史可法当然很清楚，给这些将领们封侯，允许他们兼并土地的后果。这个后果我们不用想就知道，造就一批大军阀。但出现这个后果的前提是大明公司没有倒闭，对于史可法来说，只要大明公司不倒闭，其他问题可以日后解决。

史可法操纵全局的时候，马士英有很强的失落感，这么搞下去，朝政就控制在你史可法一个人的手上了。马士英觉得，与其在凤阳督师，不如回到朝廷，控制朝纲。

仗着新皇帝是自己拥立上去的，马士英入朝之后，耍尽手段，终于把史可法赶出朝廷。

在马士英的怂恿下，朱由菘于顺治元年五月十五日在南京正式称帝，是为弘光元年。第二天，弘光帝就迫不及待地宣布马士英为兵部尚书，相当于取代了史可法的地位。

这个安排一出来，舆论一片哗然。大家纷纷为史可法叫屈，说皇上啊，你怎么能放着济世良相不用，用跟阉党有关系的人呢？

朱由菘当然不会理会这些，他选择阉党一方面是对东林党不放心，另一方面确实是想自己放心淫乐，把朝政都交托给马士英、阮大钺这些人。不管朱由菘选择哪个党派，都注定了南明政权的悲哀，因为最高领导者朱由菘就这样。他宠信奸臣，无所作为，没有防备清军，整日坐在秦淮河上的船上，沉沦在情歌艳舞之中，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据说，当时秦淮河上的灯船之盛，天下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

秦淮河两边的房子，雕栏画槛，一片珠帘，粉纱红帐，醉客熏熏，简直是腐败到了极致。

弘光皇帝就整天沉溺在灯红酒绿之中，估计连老祖宗朱元璋都忘记了。真是要死也要快活，当时的形势简直危在旦夕，随时都有亡国的命运。

国家都已经不像个国家了，弘光皇帝仍然大兴土木、选拔宫女、穷奢极欲。在当上皇帝之前，弘光曾经承诺，豁免练饷，取消崇祯期间老百姓的欠粮等等，免掉各种加派。结果呢，这些政策一项也没有实行，赋税反而有增无减，老百姓们叫苦连天。

俗话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南明政权如果能够争点气，也不是没有希望的。南明政权除了搞得老百姓民不聊生，内部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最典型的就是“三疑案”，即大悲案、太子案、童妃案。

我们先来说说大悲案，大悲姓朱，是一个和尚。他跟潞王的关系比较好，潞王信佛，两人经常在一起切磋，聊出感情了以后，两人还互相认了本家。东林党之前一直想立潞王为皇帝，所以弘光帝对潞王非常防范，害怕潞王夺走自己的皇位。后来，大悲和尚来到南京，弘光帝怀疑他是潞王的刺客，到这里来刺探军情，便将大悲和尚抓起来，没过多久就将他杀掉了。太子案的情况跟这个很类似，有一个叫朱慈粮的年轻人自称是崇祯的儿子，也从北方来到南京。弘光帝非常没有安全感，担心这个年轻人夺走自己的皇位，便先下手，将这个年轻人抓起来，关进大牢里。

最荒唐的是童妃案，李自成攻破洛阳之时，弘光帝还只是福王朱常洵的儿子，当时朱由菘侥幸逃脱，沦为落难王孙。在逃亡过程中，他认识了一个姓童的女子，该女子对朱由菘非常好，两人结成患难夫妻，私定终身。朱由菘当上皇帝后，童妃千里寻夫来到南京，谁知弘光帝翻脸不认人，演绎了一个现实版的陈世美。他不光不认这个妃子，还把她关进牢里，折磨致死。

这三大案犹如三大石头，激起了千层浪，在整个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特别是太子案，从弘光帝急不可耐地收拾“太子”时，大家就可以看出他内心那种仓皇和恐惧，这种恐惧是对自己地位的一种不自信。不免让其他人联想到，你这样做是不是因为你觉得自己的皇帝之位来路不正。

左良玉是明末一个特别厉害的将领，张献忠就是被他打得抱头鼠窜，据说左良玉曾经把张献忠逼入绝境，完全有机会灭了他。后来张献忠跟左良玉说：“你现在之所以受重视完全是因为我啊，我一死的话，你不但前途没了，还会因为以前的罪过被处死。”就这样，左良玉放过了张献忠。

左良玉是东林党人一手提拔起来的，跟东林党人的关系非常密切，因为这个原因，朱由菘上台之后对他非常排斥。太子案爆发后，左良玉压抑已久的怒火终于爆发出来，他以“清君侧”的名义领军沿江开往南京。与此同时，豫亲王多铎率领大军攻占西安，打败了李自成，正以疾风扫落叶的势头横扫中原。多铎的大军已经快到达淮河了，弘光帝这时候非但没有考虑和左良玉“议和”，一起抵抗清军，反而命令江北防线的明军掉头攻打左良玉。

南明这时候仍然把“流寇”视为最大的敌人，弘光政权的基本国策是联合清军消灭起义军，也就是一句老话，攘外必先安内。包括民族英雄史可法也是坚持这种看法，联合清军灭掉流寇，然后再跟清军争雄。

在你势力衰弱的时候，你想联合一个比你强大的人，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南明愿意出，出多少价钱却存在争议。有人主张和清朝以两淮为界，有人主张以河间为界限，甚至有人说弘光应该效法石敬瑭，给顺治当儿皇帝。有人觉得顺治那么小，你给他当儿皇帝脸上实在挂不住，还是尊顺治为叔叔好听点。弘光想想，给人当侄子也没什么，便派出陈洪范等使臣出使清廷，请求与清帝结为“叔侄之君”，希望两家同心协力，共灭流寇。

可惜，清朝根本看不起南明，多尔衮只认礼物，不认人。收下礼物后，非常傲慢地说：“我们很快就会发兵江南。叔侄的事就没必要提了，我们不吃这一套。”

南明的使团在北京备受侮辱，弱国无外交，说的真是一点没错。首席使臣左懋第和马绍愉还被清军扣押，陈洪范甘愿降清（做内应），清廷才放走使团。

清军这么傲慢，跟南明政权的软弱无能有很大关系。刚开始入关的时候，清军没想到可以统治全中国，抱着捞多少是多少的心理，对南明的态度还是非常有分寸的。但是入关之后，清军的心理就发生了变化，清军万万没有想到泱泱大国居然这么没有抵抗力，几十万人的军队进入人口接近一亿五千万的国家居然好像如入无人之境。这至今仍然是华夏民族的悲哀，就像马克思说的，中国人就像装在一个大麻袋里的土豆，如果不把袋口系得紧一点，就会散落一地。

在古代，将天下所有中国人联系在一起的绳子是皇权，如果没有皇权这根绳子，中国人都会变成流寇，所谓流寇不一定是指盗贼，流寇可以说是没有公民意识趁火打劫的人。唯一能够取代皇权这根绳子的就是公民意识，而公民意识的基础是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公民和臣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臣民属于过去，公民属于未来。回首过去，我们更寄希望于未来。

就在多尔衮的事业芝麻开花节节高的时候，南明政权却像一艘漏水破船，缺口越来越多，整个统治从上层到下层都不稳定。弘光政权如此不稳，清军全看在眼里，所以态度越来越强硬。再加上越来越多的汉奸加入清军阵营，这些汉奸对于平定江南、统一全国比主人的兴趣还大，急着要做“开国奸臣”。这些汉奸们极力鼓吹不要和南明结盟，一定要让南明俯首称臣。

怪不得多尔衮给史可法的回信中一改往日谨慎谦虚的态度，突然嚣张地命令南明削号归藩。听到这个消息，南明崩溃了，装孙子别人都不待见。

弘光政权前后不到一年时间。1645年5月，多铎带领清军在扬州屠杀十天之后，迅速扑向南京。警报传来，弘光还在搂着美女喝花酒，听到多铎大军来袭的消息。弘光手中的酒杯掉在地上跌碎，愣了好一会儿，忽然醒悟过来，立即带着爱妃连夜出逃。

朱由菘逃到芜湖后，来到黄得功的军中。黄得功在南明也算是一个名将了，但是明朝气数已尽，保护明朝难免要搭上自己性命。朱由菘来了以后，也意味着清军尾随而至，黄得功立即摆开架势，和清军在水上列阵，展开决战。不幸的是，战争中黄得功被冷箭射死，至于放冷箭的是清军还是汉奸就无人能知了。反正，黄得功死后，部将田维马上叛变，将朱由菘和爱妃捆起来，送给清军。第二年，朱由菘在北京宣武门外被处决。

<h2>南明三大谜案</h2>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南明三大谜案，这三大谜案确实非常扑朔迷离，值得我们进一步深究。

我们先来说说真假太子之谜，从顺治元年底到顺治二年初，不到半年的时间，北京和南京同时出现两个太子，这两人都称自己是崇祯的太子朱慈烺，一个是由南向北来，一个是由北向南来。

弘光帝正在花天酒地，忽然接到一个报告，鸿胪寺少卿高梦箕声称，他北方家里的一个仆人在南下逃难的过程中，认识了一个十六岁的少年，自称是崇祯的太子，讲得有鼻子有眼的。高梦箕觉得这事非同小可，立即向弘光帝禀报。

崇祯自杀之前，曾经让太子换上布衣逃难，但太子最后还是落入李自成的手中。李自成还封他为宋王，山海关一战李自成大败，太子也就因此失踪。

这次太子突然出现，吓得弘光帝头顶冒汗。弘光帝这人没什么志向，当上皇帝只是为了吃喝淫乐，他对自己皇帝的合法地位非常不自信，加上朝中有一股反对势力在，太子这一出现，甭管真假，首先让他提心吊胆。

马士英早就有言在先，如果太子回来，立即把国政还给太子。尽管担惊受怕，弘光帝还得非常小心地处理这件事情。他先派人把太子接到南京，同时附上一封信，表示自己以绝对的诚意欢迎太子回京。

太子接回来之后，最关键的就是判断真假。说实话，在座的诸位基本上都没见过太子，有人见过太子，也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

鉴别太子必须由那些曾经在太子身边工作过的人来完成，方拱乾、刘正宗、李景廉三位先生以前是太子的老师，他们在太子面前瞅了好一会儿，结果都摇了摇头，说毫无印象。

太监邱执中是整天陪太子玩的人，看了好半天，也说不是。

后来又问了一些细节的问题，这人回答不出来，于是大家一口咬定：这个是假太子。

既然是假的，那么就打吧！打完之后，这人终于承认自己不是太子，原名王之明，是驸马王昺的侄子，也算是皇亲国戚，了解一些宫廷的掌故。

据王之明供认，他冒充太子并没有别的企图，只是想整点银子花。

案子到这里，可以结了，冒充太子砍头都不过分，但事情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这个案子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而且这个可能性也不小。那就是参与辨认太子的人都说了谎话，王之明的供认很可能是屈打成招的结果。这个自称太子的人曾经非常高调地对外讲述自己逃离皇宫的种种经历，对宫里的一些情况也能说出个子丑寅卯，还能叫出一些太监的名字，再加上他的年龄和身材都跟太子比较吻合。所以，很多人怀疑这人就是真太子。

这件事情激起了民愤，底层群众大肆炒作这事，发泄对弘光政权的不满。对于老百姓来说，太子是真是假无所谓，关键是弘光下台。

就这样，一个简单的诈骗案演化成一场政治危机。

当然，这个太子确实是个假冒产品，史可法在当时就凭借自己的经验判断出来，这个太子一定是假的。一般北来的人口进入南方都要经过淮安防区，在淮安防区过境人口的记录，并没有什么太子。史可法断定这个人一定是一直待在南方，根本不是什么北来的太子。

在此之前，史可法曾经派出使者到北京和多尔衮议和，根据这些使者的禀报，多尔衮在崇祯岳父周奎的家里杀死了太子，清廷以假冒的名义迫不及待地把太子处死。史可法相信，被清廷处死的是真正的太子。

根据《清实录》的记载，周奎曾经向清廷报告了太子的情况，清廷便派遣明朝的贵妃袁氏过来认，袁氏一看是假的。多尔衮立即顺水推舟，下令把这个冒充太子的人处死。一本清史就是一部谎言史，清史的话没几个人相信的。根据专家考证，真正的袁妃早已随崇祯殉难，让一个死人来指正太子，太荒唐了。所以，结论是多尔衮杀人灭口，这个人就是真正的太子。

大悲案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这个大悲和尚并不是潞王的什么奸细，只是一个流浪和尚而已。

顺治元年（1644年）十二月的一个深夜，一个衣衫褴褛的和尚在南京洪武门外叫门，而且这个和尚叫门的方式非常高调，把门弄得哐啷响。守门士兵一听，好大个胆，立即把这个和尚抓了起来。

“深更半夜的，你居然叫门，找死啊？”士兵们抡起拳头准备揍他。

这时，这个和尚说出的话让士兵们吓了一跳：“我是崇祯皇帝。”

士兵一听，赶紧收起拳头，甭管真假，先好好款待他再说，等验明真假再来处置。士兵们都知道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了，但乱世中，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崇祯或许找了个人替他去死也说不定。士兵们赶紧把这事上报给领导，领导听了也很吃惊，领导毕竟是领导，临危不乱，让人赶紧验明是不是皇帝。

可惜，这个和尚的心理素质非常差，见到领导吓得两腿打颤儿，说话哆哆嗦嗦，竭力想模仿皇帝的腔调，露馅得更快。和尚说了好半天，大家都不知道他想说啥，和尚也撑不住了，改口称自己为齐王。士兵们拿出刑具，和尚又改口称自己是吴王，这诈骗技术也太烂了。

最后这个和尚供认，自己不是什么皇帝，也不是什么齐王吴王，只是苏州城一个破庙里的和尚，乱世中，温饱得不到解决，所以才想出这个馊主意出来骗吃骗喝。

这虽然只是一起诈骗案，但是在朝野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阮大钺本想利用这个案子株连一大批东林党人，诬陷大悲和尚受东林党人指使。幸好马士英比较有分寸，他认为这事情不宜扩大，及时阻止了阮大钺。最后马士英以妖言惑众的罪名，把大悲和尚处死。

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越是乱世，怪事奇事就越多。大悲案、太子案过去没多久，就出现了童妃案。

事情是这样的，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南京城来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妇女。这个妇女自称是弘光帝做福王时的妃子童氏，李自成攻破洛阳后童妃与福王朱由菘失散。现在听说福王当上了皇帝，所以千里寻夫。根据该女子的说法，她不仅是福王的妃子，还为福王生了一个皇子，现在正寄养在民间。

对南明的这些官员来说，如果能帮皇帝找到失散的妃子，并找回皇子，那可是帮了皇帝的大忙，是一个大好的升迁机会。

陈潜夫和越其杰妥善安置这个女子，并将她送到南京。

事实的情况跟陈潜夫和越其杰想象的有点出入，这个女子的到来并没有让弘光帝高兴，反而让他神经非常紧张。弘光帝是一个非常好色的皇帝，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这个自称童妃的女子容貌很平常，丝毫没有王妃的气质，让人简直无法相信朱由菘就这品味。朱由菘固然是个混蛋，是个好色皇帝，但越是这样的皇帝，对女人的品位应该不至于那么烂的。这一点，刘良佐、陈潜夫、越其杰也想到了，但他们想到更多的是乱世之中，这个女人竟然能千里寻夫，公然宣称自己是皇帝的妃子，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这种事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此女见到弘光帝后，双目含泪，款款下拜，确实很像是久别见夫君。但是，弘光帝却面如罩霜，根本不理会她，当这个女人呼唤他时。他居然大骂这女子是妖妇，让锦衣卫对她严刑拷打。这个女子先是害羞，接着非常吃惊，跟着由吃惊变为愤怒，她从怀中掏出一叠纸，上面写着和朱由菘相识离散的整个过程。朱由菘让人拿过来看，刚开始表情轻蔑，不久面红耳赤，将纸扔在地上，命人把这女子关进大牢里。

十天后，该女子就魂归西天。

童妃到底是真是假一直是一个谜，当然这事的见证人只有弘光帝，文武百官是不知道的。弘光帝既然否认了，那就说明是假的了。但是，世间像陈世美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所以童妃是真是假很难说清楚。认为童妃造假者，一般认为弘光这人非常好色，而童妃才貌实在太平常。但是，很多人认为童妃是真的，认为这个童妃很可能是朱由菘流落民间时认识的一个女子，两人同居了，最后朱由菘翻脸不认人。

童妃是怎么死的？

正史中没有记载，但是根据当时文人一些笔记的记载，童妃在监狱里受尽酷刑，狱吏要她承认不是朱由菘的妃子，她坚决不答应，最后被折磨致死。也有人说童妃是绝食而死。

当时有一个更可怕的推测，如果在今天，绝对是原子弹级别的猛料。有人推测，童妃是真的，但是弘光帝这个皇帝可能是假的，并不是那个福王朱由菘，只是民间的一个冒牌货。理由并不复杂，史可法也好，马士英也好，阮大钺也好，这些人都不知道原来的福王长啥样。乱世之中，说不定有人得到福王的印玺，然后冒充福王当上了皇帝。

当时民间很多人相信这个说法，这正好说明弘光帝人心尽失，离心离德。所以，弘光政权维持了一年多就垮台了。

<h2>政权如走马灯</h2>

南明的第二个政权是永历皇帝，永历皇帝朱由榔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孙子，桂王朱常瀛的儿子。清军入关后，他逃到广西，居住在梧州一带。公元1646年1月，在丁楚魁、吕大器、陈子壮等人的拥护下，称帝于广东肇庆，建年号为永历。永历皇帝在位十五年，是南明政权中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后来被清军追杀，一路逃到缅甸，最后在昆明被吴三桂杀害，享年四十岁，死后不知道葬在哪里，或者根本没有墓葬也说不定。

永历称帝的时候，他的弟弟唐王朱聿粵也在广东称帝，建号绍武。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尤其是在大敌当前的时候，兄弟更不应该自相残杀。但永历政权和绍武政权水火不容，为了争夺正统地位大打出手。兄弟俩打得正火热的时候，清军来了，先灭掉绍武政权，绍武政权仅仅存在四十多天。

接着，永历皇帝逃到广西，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这两个皇帝，一个当了四十多天就被人灭了，一个朝不保夕像落水狗一样被人追着到处跑，头上还顶着皇帝的帽子。这样的皇帝做得有什么意思，损人不利己，损害天下百姓，自己也没过上好日子。

逃亡的路上，永历皇帝终于认清了清军的狼子面目，制定了联合农民军协同抗清的决策。现在许多企业家认为衡量一个CEO好坏的标准是看他的战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永历确实做得还可以，他的基本战略是对的。

永历先是和李自成大顺军的余部合作，在李自成死后，大顺军分为两支，一支由郝摇旗和刘体纯率领，一支由李过和高一功率领。这两支军队先后进入湖南，跟湖广总督何腾蛟等人联合抗清。1647年，原本反明的名将郝摇旗保护永历帝来到柳州，然后主动出击桂林的清军。郝摇旗是李自成手下的一员猛将，无论大战小战都是冲在最前面，李自成牺牲后，郝摇旗改名为郝永忠，也就是表示永远忠于闯王李自成。这年年底，郝摇旗在桂林西北的全州大败清军。接着，我们熟悉的事情又发生了，郝摇旗受到明朝将领的排挤，退回到湖北，扼守荆楚一带。郝摇旗上半辈子跟着李自成反明，下半辈子独自撑起大旗反清，直到康熙二年的时候，他还在和清军打仗，后来在四川巫山战败被俘后被杀。

总的说来，大顺军余部和明军联合抗清收到很好的效果，在湖南省取得一系列的胜利，基本收复了整个湖南。湖南的胜利鼓舞了其他的省份，广东、四川等地的抗清斗争风起云涌。一些降清的将领先后反正，重新回到明政权的怀抱。决策的胜利胜过千军万马。

短短的时间内，永历政权控制范围扩大到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四川七省。这是南明时期出现的第一次抗清斗争高潮。

本来永历帝有望成为乱世中力挽狂澜者，可惜中国人的劣根性又带来了麻烦，再加上管理上的不善，短暂的繁荣成为昙花。所以，中国人总结出了一种人生经验：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宿命，而是民族的劣根性在作怪。从越王勾践开始，中国人就养成了可以共患难却很难同富贵的习惯。

好局面才刚刚开始，内部就斗开了花，各种政治势力互相攻击，农民军受到排挤，清军借着这个机会得以调整喘息，卷土重来。1649年到1650年间，清军反扑，著名抗清将领何腾蛟和瞿式耜先后在湘潭和桂林战役中牺牲，清军又重新占领湖南广西，许多收复不久的失地也先后丢掉。

在这期间，李自成的侄子李过病故，李过的儿子李来亨联合其他农民军将领，宣布脱离南明的政权，自主抗清。失去农民军的支持，政权内部又斗得死去活来，南明的军事力量越来越衰弱，士气越来越低迷。对永历来说，道路越来越难走了。

这时候，张献忠大西政权的余部孙可望、李定国等人已经占领了整个云南。孙可望、李定国提出愿意和南明联合，永历只好接受他们的建议。不过，这次不是农民军投靠南明，而是永历投靠农民军。从此，永历就跟着孙可望和李定国了。

1652年，李定国率军八万出广西，打桂林，再次攻入湖南、广东。在攻打桂林的战役中，李定国打败了孔有德，导致孔有德全家自杀，就女儿孔四贞跑了出来。这是李定国第一个漂亮仗，接着李定国又击杀了清军统帅敬谨亲王尼堪。一出手就解决了两王，李定国果然是身手不凡，当时天下大震。与此同时，大西军的另一名大将李文秀带兵出击四川，收复了川南。诗人张煌言在福建一带抗清，抗清运动再次出现高潮。

本来形势又是一片大好，可惜老问题又来了，李定国出够了风头，孙可望不爽了，两人产生矛盾。如果只是吵吵嘴，哪怕动手打一场，也没问题啊！关键是这个孙可望心眼太小，居然想做掉李定国。李定国不想跟孙可望一般见识，暂避到广东，希望和郑成功会师，收复广州，可惜郑成功不怎么守时，结果李定国自己跟清军打起来了，损失惨重。随后，李定国撤到贵州，接走被孙可望劫持的永历皇帝。1656年，李定国带着永历皇帝回到云南。第二年，孙可望带军攻打李定国，又一起同室操戈的案例。孙可望仗着人多势众，想一举击溃李定国，没想到他人心不齐，许多将领倒向李定国阵营，结果李定国大败孙可望。

1658年，孙可望投降清军，贵州、广西落入清军囊中。第二年，清军派遣三路大军攻打永历皇帝。因为不想连累李定国，永历逃亡缅甸。缅甸人将他软禁在草房里，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李定国曾几次想迎回永历，但都遭到缅甸方面的拒绝。

1662年，吴三桂进军缅甸，要求缅甸国王交出永历皇帝。这个缅甸国王也是个混蛋级别的人物，他刚刚弑兄上位，统治尚不稳固，不想多惹麻烦，只好答应吴三桂的要求。缅甸国王派出三千人将永历皇帝的住地团团围住，并谎称要和永历立盟誓，根据缅甸的规矩，立盟誓的话大家得饮咒水，谁食言就要受到诅咒。缅甸国王通过这种方式将永历的随从引诱出来，出来一个杀一个，杀掉四十二个人以后。永历知道自身难保，问缅甸国王为什么要这样？

缅甸国王说：“吴三桂来要人，我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