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与其弟弟邓垦有一段谈话：“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754邓小平是有洞察力的，正如他所言，发展起来的中国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

问题一，农民问题。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推动了粮食产量的迅速增加，从1978年到1985年，中国粮食总产量由30477万吨上升到37911万吨755。在这一阶段，农民的收入增长是较快的，从1978年的133.6元长到1985年的397.6元756，增长2.98倍。但是到了1985年之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生产力的刺激作用逐渐消失，农业生产量止步不前，另加上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农产品价格持续低迷，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放缓，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1997年—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分别为4.6%、4.3%、3.8%和2.1%，757连续四年一直处于“走下坡路”的局面。

虽然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但毕竟是增长的，按理说，农民的生活还是在一天天好起来，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跨入新世纪的部分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增反降。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呢？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

第一个，医疗。八九十年代的农民看病是没有单位报销的，由于医疗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导致农民医疗费用的暴涨。1990年到1999年，农民平均纯收入由686.31元增加到2210.34元，增长了2.2倍；同期每人次平均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分别由10.9元和473.3元增加到79元和2891元，增长了6.2倍和5.1倍。758甚至有不少先富起来的农民往往因一场大病而又重新陷入贫困的状况。2003年，卫生部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患病群众48.9%应就诊而未就诊，29.6%应住院而未住院，79.1%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759

第二个，教育。除看病外，农民的另一巨额经济负担就是教育。汝信、陆学艺等主编的《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一书中称：“一个家庭培养一个学生，从小学到高中要花费3.5万—5万元之间，大学本科要花4万—5万之间，一个家庭培养一个大学生大约要花7万—10万元。在农村，有许多孩子因缺钱失去了上大学完成学业的机会。沉重的教育负担压制了农民的消费能力。”760

第三个，税费。从总体来看，1993年，全国农业各种税费为125.74亿，1998年增加到398.8亿元，平均每年增长54.6亿元。761然而这仅仅是小数目，平摊到每个农民头上，并不多，而真正分配到每个农民头上的绝不仅仅是这些。2000年3月，37岁的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致信总理朱镕基，反映湖北农村的突出问题，他在信中这样写道：农民种地亩产1000斤谷子（0.4元/斤），仅仅只能保本（不算劳动负担）。80%的农民亏本，农民不论种不种田都必须缴纳人头费，宅基费，自留地费，丧失劳动力的80岁的老爷爷老奶奶和刚刚出生的婴儿也一视同仁交几百元钱的人头负担。由于种田亏本，田无人种，负担只有往人头上加，有的村人头负担高过500多元/人。762

跨入新世纪的农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状况呢？做过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给朱镕基总理描述了一个凄惨的画面：“开春以来，我们这儿的农民快跑光了。连续二十多天来。‘东风’大卡车（坐不起客车）没日没夜地满载着外出打工的农民奔向祖国四面八方的城市。”“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泪盼早死，小孩跪到我面前要上学的悲伤场面。”“联产承包责任制曾让亿万农民欢欣鼓舞。可是现在农民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必须贴自己外出‘打工’的血泪钱。”763不仅如此，甚至还发生了基层干部登门要钱、要粮、要命（计划生育）逼死人的恶性事件764。

李昌平在信中尖锐地指出当时监利农村的七大问题：盲流如“洪水”；负担如“泰山”；债台如“珠峰”；干部如“蝗虫”；责任制如“枷锁”；政策如“谎言”；假话如“真理”。并最终概括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76510月，被赶走的李昌平在媒体呼吁：给农民以同等国民待遇。

李昌平的表述是否代表了中国农村的普遍性呢？2000年，他被《南方周末》评为年度人物，《南风窗》主编秦朔称其为“一个时代的发言者”，仅从这一点，足以说明它所反映的问题的普遍性。

2005年之前766农民生活的压力是巨大的，为了摆脱这一巨大的生活压力，为了使自己丰衣足食，为了使子女能完成基本的教育，为了使全家能够赶上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共享改革成果”，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成为改革开放之后的一个新兴群体——农民工。

1999年，在2.2亿从事非农劳动的农村人口中，至少有2亿人属于农民工，他们占全国总人口的15.9%，占全国就业人员总数的28.3%，占农村就业人口总数的40.3%。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农民工占全国工人总数的50%以上，在产业工人中占57.5%，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37%。767进城之后的农民，是否享受了城里人同样的待遇呢？

《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一书这样描述进城之后的农民工，“干的是我们社会中最苦、最累、最脏、最险的工作”，768“从事的是城市居民不愿干的工作，而他们的工作时间最长，获得的报酬最低。跟城镇正式工人相比，他们获得的是‘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的‘三同三不同’地位”769，“尽管他们辛辛苦苦地工作，但是到年终还不能按时拿到工资，2003年全国被拖欠的农民工工资总额高达1000多亿元。”“他们的生活条件非常恶劣，享受不到基本的公民待遇。许多农民工居住在最脏的、最简易的房子或工棚里，没有干净的饮用水，也没有卫生设施，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他们不但工作很辛苦，而且工作之余还可能没有人身自由，过着现代‘包身工’的生活。在城市，农民工还受到社会的排斥和歧视，城市居民和管理者把城市的乱、脏、差问题都归罪于农民工。”“进城的农民工一边为城市贡献了青春、汗水甚至鲜血，一边承担着伤病、养老、子女教育的重担，得不到城市社会的支助。”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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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绿皮车的人们

2005年7月至10月，《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对湖北农民工彭红平进行了持续115天的跟踪采访。在这115天中，彭红平有工作的日子只有45天，睡马路的日子有68天，吃不饱饭的日子有70多天，生病2次，被偷1次，被打2次，被骗3次，自杀未遂1次，无钱买票回家3次771。

当然，只关注现象的农民们并不关心这些数据，学术的研究也不能引起全社会的强烈反响，真正展示这些数据严重性的是不断发生的轰轰烈烈的标志性事件，正是这些因矛盾冲突而产生的悲剧才真正刺痛人们神经，并揭示问题的严重性。

2003年，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前往网吧的路上，因不能出示暂住证，被警察送至广州市“三无”人员收容遣送中转站，受到工作人员以及其他收容人员的野蛮殴打，于3月20日死亡。在社会上掀起了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讨论，人们也开始反思：是否应该把农民工和流浪人员相同对待？

2005年5月，28岁的甘肃农民工王斌余向工头吴新国讨薪未果，争执过程中被打，王斌余掏出随身携带的折叠刀连刺47刀，捅死4人、重伤1人，“刀刀致命”，被判死刑。在新华社、新京报、南方都市报等多家媒体的关注下，引起了人们对农民工讨薪成本、生存状况及精神状况的极大关注，王斌余成为“孙志刚一样的历史标志性人物”。

2009年，河南新密市人张海超被北京多家医院确诊为尘肺病，但法定职业病诊断机构郑州职业病防治所的诊断结果为“无尘肺”，被逼无奈的张海超主动爬上手术台“开胸验肺”，轰动全国，引发人们对农民工群体职业卫生境况的担忧。

2010年，深圳富士康员工连环“十四跳”，引发人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生存境况和心理压力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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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的午餐

2012年11月30日，一位叫刘红卫的农民工死在了郑州的一座立交桥下。2012年12月22日晚，《中国财经报道》播出了《大桥下的冬天》，再次引起人们对于农民工的生活状况及境遇的关注。

无论如何，曾经是中国革命主体的农民，曾经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奉献出口粮的农民已经成为当代社会最大的弱势群体，在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队伍里，他们没有挤到前面去，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里面有他们自身的能力问题。

问题二，贫富差距问题。

1985年3月7日，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772

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回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提问时说，“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773

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又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774

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闹革命，根本目的就是要推翻三座大山的统治与剥削、改变两极分化的状况；新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要摆脱普遍的贫困，使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我们知道，中国的百年梦想，不是富裕，而是共同富裕，它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还是中国千百年来传统的价值取向。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每个人的生活水平都在提高，但是我们是在不断地走向共同富裕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直是我们走向共同富裕的手段，但是现在，这一手段是否正异化为不可扼制的趋势呢？它是否是在让社会主义的中国“走了邪路”呢？

现代学术界判定社会贫富差距的程度时通常使用基尼系数，它是由经济学家基尼在1922年时提出来的，其值在0和1之间。接近0就表明收入分配趋向平等，趋向1就表示收入分配趋向不平等。按照国际一般标准，0.4以上表示收入差距较大，当基尼系数达到0.5时，则表示收入悬殊，如果到了0.6，问题就有点严重了。

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202775，自2000年开始越过0.4的国际警戒线，达到0.412。后逐年上升，到2008年达到最高点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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秤里称出来的是公平吗？

基尼系数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贫富差距的客观标准，学者们总是依据这一标准去分析问题。但是大家应该知道，贫富差距本身不是问题，因贫富差距而产生出来的心理压力才是问题的关键。同样的贫富差距必然产生同样的精神负担，进而产生同样的矛盾冲突吗？肯定不是的！因为矛盾的产生是建立在个人的主观判断基础之上的，是客观见诸于主观的东西，它受地域、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是比较大的。譬如，中国的幅员是辽阔的，东西部地区差距是显著的，但是东西部的贫富差距却并没有让人们强烈地感受到。为什么？就是因为这种贫富差距是超出人们比较范围的。人们的贫富比较是与他和被比较方的距离呈反比的关系的，人们总是侧重于和自己靠得比较近的人比较。这就是为什么住在上海的和住在河南偏僻地区的同样贫困的农民他们的感受是不同的原因。所以说同样大小的基尼系数在大国和小国给人的感受是不同的，所产生的作用也是不同的。有人说基尼系数并不适合于我们中国，这也是一条重要的原因。再譬如，同样的基尼系数，对于挪威、中国、印度或南非来讲，它对人们的刺激作用又是不同的，这是由于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念不同造成的。

现代中国，虽然就业矛盾问题突出，但是客观地说，一个人只要放弃比较，他总能找到满足自己生活需要的工作，也总能使自己衣食无忧。然而问题恰恰在这里，人是需要不断地比较的，不仅历史地竖着比较，而且现实地横着比较，在媒体发达、信息通畅的现代社会，人们的神经不断地被三个强烈反差的比较刺激着：

第一个是普通员工与公司高管的比较。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劳动保障部工资研究所发布的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十一五”期间，公司高管人员年薪水平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平均值由2005年的29.1万元增加到2010年的66.8万元，平均每年递增18.1%。其中，2007年高管年薪平均递增速度达到57.19%。此外，部分行业企业高管年薪已经达到上千万元，2008年，中国平安老总马明哲年薪6616万元，这一数据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另根据全国总工会2010年的一项调查，两成职工五年间从未涨过工资，208家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相差近18倍，而这一差距，在1979年仅为1.18倍。777

第二个是普通工人与公务员的比较。

从工资收入来看，普通工人与公务员的差距并不明显。1978-2006年，全国行政人员人均工资从655元增长到22883元，与同期全国职工人均工资从615元增加到21001元的增长速度基本持平。778

然而问题就在这里，虽然名义上工资相当，但是实际的生活质量却有天壤之别，因为工人仅依靠工资来达到一定的生活质量，而公务员可以通过对组织资源的控制而形成隐性收入，进而提高其生活质量。这种隐性收入，有合法的，有非法的，有金钱的，有实物的，有物质的，有精神的，“工资基本不动”这一坊间流行语基本揭示了普通工人与公务员生活质量差别的关键。

1978-2006年，我国办公费、会议费、差旅费、培训费、考察费等各种费用包括在内的公务活动费用从41.9亿元快速升到6149.4亿元，年均增长率13.4%。7792011年国家税务总局（含国税系统）接待费平均每天267万元。780在这大批的费用里，有多少是直接转化为公务员个人消费的，是一个无法统计的数字，从国家三令五申强调禁止公款大吃大喝、禁止以培训考察为名变相在境内外公费旅游、禁止公车私用等就可以看出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除各种通过合法途径转化来的隐性收入外，还有大量的通过非法途径产生的隐性收入，从查处的腐败官员各种数据，我们也可以知道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为此，1988年1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还专门设立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官员与普通人生活的差距到底在哪？收入本身并不代表什么，关键是生活的品质。2000年，随着厦门远华走私案的查处，总投资1.4亿的“红楼”吸引了所有人的好奇心，红木桌椅、双人蒸气式冲浪浴缸、俯仰起伏可调控的按摩床、双人舞池、情调酒吧、小电影院及绝色服务人员等都强烈刺激了所有人的神经。2008年，“最牛房产局长”周九耕被网爆抽1500元一条的天价香烟，戴名表、开名车等问题，也引起社会舆论极大关注。

第三个是普通群众与富裕阶层的比较。

现实生活中，人们不会去关心基尼系数，也不会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去分析阶级，而是直接从穷和富的角度去划分人群，在他们那里，穷人还是富人，比资本家还是工人更敏感，更直观，更能引起人们的认同。

到底中国有多少富人？他们富到什么程度？

美林全球财富管理与凯捷咨询联合发布的2011年《亚太区财富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内地的富裕人士达53.5万人，财富总额达到2.66万亿美元。而这里的所谓富裕人士是指至少拥有1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638万）净资产的人士，其中不包括主要居所、收藏品、消费型产品与耐用品。他们到底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2010年4月至11月间，《胡润百富》访问了401位个人资产在1000万元以上的中国富豪，平均拥有3.3辆车、3.7块手表，平均年消费为190万元，喜欢旅游、高尔夫、红酒、威士忌、珠宝和古代字画。781

人们都希望富裕，我们也希望这个社会的所有人都过上富裕的生活，然而现实总是很残酷的，与大量富人同时存在的是更大量存在的贫困人口。2011年，中国贫穷人口1.28亿，占农村总人口的13.4%，占全国总人口近十分之一，而这个贫困标准，只是每年纯收入2300元，平均每天6.3元。782当然，这种比较容易使问题扩大化，因为这部分穷人和富人不是生活在一个圈子里的，但是现代媒体的发展却在不断地强化这一反差所产生的作用，这是不可扼制的历史趋势。

问题三，环境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