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情况之下，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作出了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的决定。6月4日，刘少奇、邓小平乘专机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并请毛泽东回京主持工作，毛泽东让刘少奇“相机处理”。
7月2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作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李雪峰宣读北京市委的《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刘少奇最后讲话，“党中央热烈支持北京高等、中等学校革命学生、老师和革命员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他还说了，“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大会结束前，毛泽东走上主席台，会场上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在“踢开党委闹革命”、“踢开工作组闹革命”等口号指引下，7月29日以后的各大中学校开始了无领导、无政府状态。
1966年8月1日，仓促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8月7日，全会印发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646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引文】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刘少奇开始受到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攻击。
1966年8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毛泽东特意“穿一套草绿色的布军装”，“军帽上一颗红星闪闪发光”，“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亲切握手。”在这次大会之后，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破四旧”647、“大串联”648、打击知识分子、冲击政府机关，到处“冲杀”，烧戏装、改地名、砸文物、抄家、揪斗、打人，遍及全国城乡。
1966年10月，毛泽东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开始贴出，10月23日，刘少奇、邓小平大会做了检讨。随后，陶铸、贺龙、刘志坚、张霖之等大批领导干部被打倒。649
1966年11月6日，上海17个工厂的造反派代表串连筹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冲击市委、卧轨拦车，“武斗”打垮“赤卫队”，彻底打倒了“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实现了全面夺权；11月8日，王振海等人率领部分合同工、临时工组建“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占领了全国总工会大楼和劳动部，揪斗领导干部，绑架工作人员。
“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6501967年，“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开始了。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成立宣言中写道：“我们一切任务的最中心任务，就是夺权。要夺权，就要彻底地夺，就要百分之百地夺”，“一定要把一切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了的市、区、县各级党政机关以及工厂、企事业单位、农村人民公社、商店、学校、街道等等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统统夺过来，完全、彻底、干净、全部地夺过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6511月14日，山西省夺权；1月25日，贵州省夺权；1月31日，黑龙江省夺权；2月3日，山东省夺权；……“当时不仅几乎各省、市、自治区一级都进行了夺权，不仅几乎中央各部委都在夺权，而且下面千千万万个单位都在夺权。人人谈论夺权，处处争论夺权。”652
中国，乱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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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手捧“红宝书”合影的三代人
十年文化大革命，充斥其间的是：打击反革命653，下放干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学“红宝书”，背诵毛主席语录，跳忠字舞，唱样板戏，批“臭老九”与“反动学术权威”。
“打倒一切”的文化大革命，使“历史成了政治的陪衬”654，“最高指示”成为人们行动的价值目标与行为判断标准，“俭朴”的生活成为美德。
胡乔木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宗教与陷阱。”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去世前，他说，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655
1976年10月6日晚8时，中南海怀仁堂，华国锋代表中央宣布了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隔离审查的决定。
1976年10月7日，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夺权”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人们开始不得不关注自己的物质生活，因为他们快活不下去了，“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费正清在他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中记了一位嫁给中国人的美国妇女的感受，“在漫长的革命的混乱年代里，可以得到的原材料的供应逐渐地越来越少了。……这还算不上是饥荒；大米仍有供应，但是营养平衡的饭食是不可能得到了，……每个人，包括我自已，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地总在想着食物……计划如何最大效益地使用定量肉票往往是数小时的家庭谈话的主题。”同时还记了一位1975-1977年间生活在北京的澳大利亚学生的感受：“在买东西时经常听到的4句话是：‘没货’、‘卖完了’、‘明天来’以及‘这个不卖’。”656
当然，这都不是平常中国百姓的生活。
李侃如在他的《治理中国》中这样写道：“毛最后的年代，甚至北京、上海和广州这样的城市也显示了同样呆滞的形象——数百万人穿着同样的蓝色‘毛式上衣’，妇女有着统一的发型，没有广告，也没有活跃感和企业家精神。”657
1978年，新华社记者沈祖润等到安徽定远、凤阳等地去采访。他在调查报告中详细记录了当地农民的生活状况：凤阳县前五生产队，10户人家有4户没有大门，3户没有桌子，68人中有40多人没有棉裤。当过抗美援朝志愿军的史成德，7个孩子，10口人，只有3只缺口碗。658
新中国成立初期，天津人均住房面积3.8平米，1972年下降到3平方米，天津钢丝绳厂，6-9口人住13平方米以下的有82户，老少三代住一间房的有29户，婚后无房的有47户。1978年，工厂的生产第一线70%以上是二级工，月薪为41.5元，再没有其他收入，职工家里没有任何财产，成为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659
1979年9月28日，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这样表述：“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全国人口增长三亿，非农业人口增加四千万，耕地面积却由于基本建设用地等原因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因此，尽管单位面积产量和粮食总产量都有了增长，一九七八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大体上还只相当于一九五七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七十多元，有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五十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的集体积累不到一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
为了新中国，370万660党员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新中国成立三十年了，德先生在哪呢？塞先生在哪呢？富强在哪呢？文明在哪呢？甚至温饱都是可望不可及了。
当中国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时候，“腐朽而没落”的资本主义又是什么样子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四分之一世纪是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世界工业和世界贸易分别以前所未有的5.6%和7.3%的年增长率快速增长。”6611950年，欧洲大部分国家就已经恢复到战前的状态；战败国日本，1953-1962年经济增长为8.7%，1963-1972年为10.4%，十年间GDP增长了3.4倍，人均收入增长了约3.6倍，1968年的外汇储备为28亿美元，1970年达到44亿美元；而美帝国主义，国民生产总值从1961年的5233亿美元上升到1971年的10634亿美元，1965-1970年美国的工业生产以18%的速度增长，1970年美国拥有世界煤产量的25%、原油产量的21%、钢产量的25%，1971年美国拥有汽车1.11亿辆，83%的家庭至少拥有1辆汽车，1970年美国农产品比1950年增长了2倍，一个农民能养活47.1个人。“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周末短途旅行，一年一度的假期旅游以及分期购买私人住宅、轿车和其他耐用消费品”662成为常态生活。
当然，这一切，普通中国人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