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得到苏联的经济支持和组织经验，孙中山选择了“容共”（共产党称为“联共”），并希望通过“容共”而“溶共”，但是形势的发展却让国民党感受到了日益严重的危机感：

一是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天然敌视。自始至终，中国共产党都将国民党看作“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这一判断，使得国民党能“容共”，但是“加而不入”的共产党却不能“溶于国”。站在道德和理论至高点上的共产党，对三民主义和国民党的一些做法总有“怀疑或批评”，这种怀疑或批评一面把国民党推向他一贯自称的“人民的政党”的对立面上，一面使自己成为寄生于国民党体内的“异形”。

二是国民党党员的大量外流。中国共产党虽然在人数上远不及国民党，但是组织内聚力却是相当强的，在国民党内很快形成一种‘反客为主’的态势。使得所谓国民党容纳共产党，事实上变成国民党分子不是为共产党所溶化，便是受共产党所包围的境况，国民党变成了共产党的“预备学校”，大量国民党青年涌入共产党，五年时间，共产党党员由“五十多人”发展到5万多人。

三是最高权力机构被中共控制。国共合作中让国民党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共产党对国民党权力的窃取，但是事与愿违，共产党在国民党内不断发展，开始不断加大对国民党的控制。维经斯基在1926年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就说：“共产党实际上领导着国民党。小小的共产党处于国民党的机构之中，在组织和发展国民党。我们党处于国民党之中，对国民武装力量，即国民军实行着自己的政策。”5101926年11月，陈独秀在关于国民党问题的一个报告中，使用了“包办”一词来形容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组织的控制，陈独秀说。广东、湖南、上海、北京这几个最重要的地区的国民党组织，都被中共“包办”了，在北京，“所有工作皆守常在那里提调，几乎KMT就是李守常”；“在湖南方面，最近全省代表大会，CP分子占百分之四十余”；“在上海方面，更完全是CP包办”。511

即使这三点已使国民党内部深感不安，然而更让国民党不安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活动都是秘密的。由于中国共产党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同时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又都是秘密的，所以在国民党内，到底有多少人是中国共产党？谁是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是不清楚的。蒋介石在1926年5月曾经说了这样一段话，“究竟哪个是真正的党员，哪个是跨党的党员，究竟哪个是忠实的中央执行委员，哪个是跨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不说各位同志不明白，要怀疑，就是我做主席的，也弄不明白。”512

正是这种对共产党认识的模糊性，使中国国民党产生了深深的恐慌。

对于共产党的坐大，国民党分成两派，一是亲共派，以汪精卫为首，坚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一是清共派，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西山会议派”，认为“再过一年，青天白日之旗，必化为红色矣”，主张“快刀斩乱麻”反苏、反共513。而这两派之中，亲共派是主旋律的，是正统的，也是官方的。

1926年3月18日，蒋介石借“中山舰事件”清理了一部分共产党，夺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军权。1926年5月15日，蒋介石又在国民党的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著名的“整理党务案”，希望通过法定程序，来限制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的权力，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高级党部的委员比例不得占1/3以上；共产党员不得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共产党须将其加入国民党之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保存；第三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均须先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讨论通过。

对于非正统的国民党右派不断加码的排斥与打击，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以退让求团结”，拉拢汪精卫，抵制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前，陈独秀还与汪精卫联合发表了声明，就“国民党将驱逐共产党”的问题进行辟谣。而此时的汪精卫事实上也并不反共，反而还列席了一天在武汉秘密召开的中共五大，讨论如何正确认识复杂的局势？如何挽救革命。

5月31日，共产国际就中国形势搞了一个“五月紧急指示”，密电中共：“实行土地革命，动员千百万农民自动没收土地，组建一支8个师或10个师的可靠军队，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等。

不幸的是，幼稚的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团长罗易竟然将这个密电交给汪精卫看了。正在左右为难的汪精卫终于坚定了“向右转”的决心。7月15日，汪精卫召集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作出了关于“分共”的决定，进行武力清党。分共是容易的，但是要甄别出哪些人是共产党人，这却是一个让国民党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汪精卫为了“不可使一人漏网”，确定了“宁可枉杀千人”的行动原则，大规模的屠杀行动开始。R.特里尔在《毛泽东传》里这样描述，“罢工者就地被杀头，上海市中心就摆放着竹笼子，悬挂着被处死者的人头，女共产党员被破口大骂的士兵枪杀，子弹射穿阴部。……在农村，去发动农民的学生被用煤油活活烧死。左派分子被绑在树上，身遭千刀万剐直至死去，凶手还往伤口里撒盐和沙土，剐刑在封建军阀手里又复活了。凶手还抽去受害者脚上的筋肉。”514到1928年止，有多少共产党人被杀？按照“六大”的“不完全统计”，2.6万。大屠杀之前，中国共产党党员57900人，除了被杀的2.6万，再加上被吓跑了的，叛变了的，大屠杀之后还剩下1万来人。国民党的这次清党，中国共产党的损失是惨重的，然而2.6万名共产党员还只占被国民党杀掉人数的一小部分，那在这次运动中总共有多少人被杀呢？31万。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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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恐怖

毫无疑问，武力清党是国民党的断臂疗伤。但是自从这次断臂之后，国民党实力大损，性质大变，由一正常人而成“残疾”。1928年4月10日《中央日报》的一篇文章曾这样写道，“本党不幸，为实际需要所迫而有清党运动之发生，致予贪污豪劣及投机腐化分子以乘机崛起，向革命势力反攻机会，凡属忠实同志，受其诬陷摧残，几至与共产党同归于尽”516。即使是积极清党的白崇禧也这样感叹，“此次清党后，即发生许多以党营私之假革命党，尤在上海一隅，更加其甚。藉清党为名，奸人妻子，掳人财物，敲诈剥削，随便杀人，以致人民怨声载道。……故民众对本党已渐失信仰。”胡汉民在一次演讲中也说，“清党，清党，许多罪恶，借之而生。土豪劣绅，弹冠相庆，振臂大呼曰：清党。清党把许多健全忠实的少年同志，一网而尽。绅士皆大笑。”“国民党之基础乃大危。”517

统一战线分裂，中国共产党受到严重的打击，虽然说是共产国际一手造成的，但是无论如何，承担责任的只能是中国共产党内的最高领导人陈独秀。重压之下的陈独秀退出中央，由陈独秀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时代结束，后越走越远，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中国共产党结束了寄人篱下的生活，开始了武装对抗国民党的历程。为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革命斗争的方针，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匆匆忙忙地召开了22个代表参加的“八七会议”。虽然短（只开一天），虽然仓促，虽然人数不足半数，但这是一个转折意义的会议：一是开始重视农民的力量，准备开展土地革命；二是开始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路线方针的变化和人事的变动是紧密相连的，当前一路线方针出现问题时，批判者就会因适时的批判而替代前人，新的路线会继而代替旧的路线方针发挥作用。

国民党的清党引起了共产党的强烈反弹，八七会议后，“陈教授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箱”518。同样是知识分子的28岁的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一反过去软弱的合作态度，代之以以牙还牙的武装斗争，不顾敌人的强大，不计得失地发动全国城市工人和农民举行总暴动，从1927年秋到1928年底，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动和领导了一百多次武装起义。

1928年6-7月的六大上，鉴于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给党和革命造成的损失和共产国际对“领导干部成分工人化”的强调，选举了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但是实际上掌握中国共产党最高权力的是与瞿秋白同岁的李立三。李立三与瞿秋白的路线大同小异，在共产党迅速发展了两年之后，趁蒋介石与各派军阀混战之时，同样要求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准备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然而这次进攻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却给党的发展造成了更加巨大的损失。1930年12月5日，李立三赶赴苏联接受批评，反复检查了七年，还坐了一年零九个月的牢。

1931年1月，27岁的王明，在中山大学校长兼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米夫（1901-1939年，当时也只有30岁）的支持下，快速取得中央领导权，搞了一个反右倾斗争，导致“肃反”严重扩大化。6月，最高领导人向忠发叛变，王明指派24岁的博古负责中央工作。10月，王明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实际上仍左右着中国共产党的路线，长达四年。

从1928年到1935年，中国共产党一反1927年以前的退让、求和谐状态，燃烧着飞蛾扑火般的激情，不断地在左倾的道路上徘徊，先是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继之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再后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直到碰到他的南墙——第五次反围剿。

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经过一年的激战，左倾的阵地战打法最终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国共产党被迫放弃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

在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前十五年，两次由高潮跌入低谷，第一次是国共分裂，中国共产党由近6万减少至1万，损失80%；第二次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之后，红军和党员数量从原来的30多万，减少至3万多，损失90%。而这两次头破血流的惨痛教训，一次是右倾造成的，一次是“左”倾造成的。

也就是在这两次路线失败之后，毛泽东的思想路线才真正开始主导中国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