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7年，20岁的宋神宗即位后，由于对疲弱的政治深感不满，所以即位后就命王安石推行变法，以期振兴北宋王朝。

1069年2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实宰相之职”），主持变法。陆续实行了均输、青苗、农田水利、募役、市易、方田均税、将兵、保甲、保马357等新法。围绕富国强兵这一目标，坚持“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358，得罪了不少人。

1073年，蝗虫成灾，继又大旱。1074年3月，京城安上门的监门郑侠画了一幅《流民图》，写了一篇《论新法进流民图疏》，说大旱皆因王安石变法，称：“臣谨以逐日所见，绘成一图，但经眼目，已可涕泣，而况有甚于此者乎？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359。“神宗反复览图，长吁数四，袖以入，是夕，寝不能寐”360。第二天，青苗、免役法“暂停追索”，方田，保甲法一起罢除，共采取了十八条措施。

三天后，大雨瓢泼，“远近沾洽”361！这让宋神宗大受刺激。

1074年4月，“众疑群谤”之中的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再任江宁知府，变法运动由韩绛、吕惠卿等人继续执行，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满。

1075年2月，召王安石回京复职，继续执行新法，但难有作为。

1076年，王安石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潜心学问，不问世事。

1085年，“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全部精力为实现富国强兵的宋神宗病死了，年仅37岁。哲宗（赵煦）即位，任司马光为相，“尽废新法”。

1086年5月21日，66岁的王安石也在南京病逝了。

<b>4.张居正（1525年—1582年）</b>

张居正，5岁入学，7岁“能通六经大义”，12岁考中了秀才，13岁时就参加了乡试，只因湖广巡抚顾璘有意让张居正多磨炼几年，才未中举。16岁中了举人（比梁启超要早一年），23岁中进士，42岁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48岁任内阁首辅，辅助10岁的小皇帝明神宗朱翊钧。

“自命摄政”的张居正针对当时的五大积弊，进行了全面改革。（一）创制了“考成法”，严格考察各级官吏贯彻朝廷诏旨情况，要求定期向内阁报告地方政事，严格奖罚，唯贤是用，坚决裁减冗员；（二）清查全国土地，推行了一条鞭法，“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362（三）派戚继光守蓟门，李成梁镇辽东，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了“敌台”3000余座，与鞑靼俺达汗之间进行茶马互市贸易，采取和平政策。

经过张居正十年艰苦的努力，基本上实现了“法之必行”、“言之必效”，“政令传出，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太仓粟充盈，可支十年”363。但是张居正执政期间，下级官员对其参劾不断364。

1582年，张居正积劳成疾，病死，年58，谥文忠。遵其遗嘱，千里迢迢，发丧回乡，归葬荆州故土。

1583年，陕西道御史杨四知上书弹劾张居正十四大罪。四月，查抄家产，“诏尽削居正官秩，夺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谓当剖棺戮死而姑免之。其弟都指挥居易、子编修嗣修，俱发戍烟瘴地”。365长子张敬修被逼自杀。一生为改革弊政呕心沥血的张居正，被免开棺鞭尸的命运，但是坟包原来高三丈，遵皇上的旨意，也削去了两丈。

直到1622年才由木匠皇帝朱由校恢复其名誉。

改革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总是体现着历史的反复。

有两个规律性的东西，第一，改革是被动的，任何改革都是社会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没有社会矛盾，改革无从谈起，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公元前361年的诸侯割据时期，仅有21岁的秦孝公正式登基。这时，秦不为各国重视，连权力被架空的周天子都不愿意搭理秦国。于是，他愤然喊出“诸侯卑秦，丑莫大焉”366，颁布了“求贤令”，卫国人商鞅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来到秦国，目的就是改变“卑秦”的状态。

西汉后期，朝廷的赋税劳役日益严重，上层贵族“多畜奴婢，田宅无限”367，奢侈挥霍，弄得民穷国虚，土地兼并和奴婢、流民的数量恶性膨胀，成为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导致各地起义不断。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掌权后的王莽意图通过改制来缓和社会矛盾，从而树立自己的威信，巩固自己的统治。

北宋初年，宋朝统治者由于对土地兼并采取“不抑兼并”态度，导致三分之一的自耕农沦为佃户，又因豪强地主隐瞒土地，致使富者有田无税、贫者负担沉重，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国库空虚，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另外，连年的自然灾害加剧了农民苦难，因而造成各地农民暴动频繁。同时又由于宋朝采取重文抑武的政策，大力削弱武将的兵权，导致宋朝军事衰落，指挥效率和军队战斗力低下，西夏和辽国多次挑起战争，宋军连年战败。正是在“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368的情况下，宋神宗启用王安石进行变法。

张居正的改革同样是在社会危机四伏的情况下进行的，突出的表现是皇族、王公、勋戚、宦官利用政治特权，以投献、请乞、夺买等手段，大量占夺土地；大规模的徭役征发，社会矛盾日益严重，各地起义不断；政府的财政危机逐渐加重，财政拮据到了可怕的地步；蒙古、女真时常“入寇边塞”，在南方，“叛乱时作”。张居正总结当时存在的五大积弊：“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瘝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匮。”369

百日维新同样也是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进行的。军事上，八旗军军纪败坏、营务废弛、兵制紊乱，几十万大清军队抵挡不住几万甚至几千西方军队的攻击；政治上，吏治败坏，上行下效，官吏贪赃枉法，贿赂公行，世风日下，腐败现象不断漫延；外交上，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外国列强以军事侵略为前奏，在政治上侵犯中国主权，在经济上掠夺中国财富，使中国沦为外国侵略者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掠夺地，半个世纪以来，不断地割地、赔款，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年轻的光绪皇帝萌发了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状况的宏大志向，也正是在不得不批准《马关条约》的无奈与无助下，写下了“内外臣工坚苦一心，痛除积弊，尽力研求，详筹兴革”的话。370民族危机激发了光绪帝的爱国热情，大量的“上书”又助推了他变法的决心，“不甘做亡国之君”的光绪终于在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

而开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的改革，更是在国贫民弱的状况下开始的，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371，邓小平强调，“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372。

第二，任何改革都有巨大的阻力。革命是通过暴力的方式完成财富的再分配的，而改革则是通过法律的方式完成财富的再分配。而这个再分配的过程，必然会造成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损失，这种利益包括现实的利益，但更主要的是预期的利益。改革的本质是利益关系的调整，改革的力度和既得利益者利益受损的程度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越是大力度的改革，越是会遇到巨大的阻力，因为改革者必须面对的是更多的反对者和更强烈的反抗。

商鞅之法太过刻薄寡恩，太子有错，其老师公子虔受罚，后又受劓刑，导致秦孝公死后，立即告商鞅谋反；酷刑与连坐之法，使得所有民众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以至商鞅逃亡至边关时，店家因害怕“连坐”都不敢留宿；设军功爵制度，“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使贵族不能靠出身就获得爵位，享受特权，造成“宗室贵戚多怨”。商鞅变法十年，虽然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但是商鞅面临的处境正如赵良所言：“君之出也，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373也就是说，商鞅的变法，惠于国家，但得罪了天下人，使得人人自危，包括他自己。

王莽在他政治生涯的前半段，天下无人不支持他，而在他政治生涯的后半段，天下无人不反对他。反对他的理由就是因为他的改制把天下人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人均百亩，多出让与”的条款，毫无悬念地将豪强地主驱赶到了新王朝的对立面；而翻来覆去的币制改革，让“商旅穷窘，号泣市道”；山泽税的收取更是使“民坐挟铜炭，没入钟官，徒隶殷积，数十万人，工匠饥死，长安皆臭。”374于是公元9年起，或由刘氏宗族率领，或下层普通百姓自发的小股起义此伏彼起，层出不穷，发展到最后，天下大乱，王莽死于乱军之中。

敢作敢为的王安石以“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375的大无畏态度矢志改革，虽然其一意为实现国富民强，但其变法最终被废除，其所遇阻力除了因其变法使官僚、大地主、还有小商人的利益均遭侵犯外，更重要的是用人不当，问题处理不当，许多官吏借机敲诈盘剥，使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而王安石对所用人员无原则的纵容使得变法的实际效果与主观设想相差甚远。导致当时许多“贤良大臣”的一致反对，如前宰相韩琦、前宰相富弼、伟大的史学家司马光、范仲淹之子范纯仁，还有苏轼兄弟，这些人几乎都是宋史上的一代名臣，不能一概地以守旧分子定性。

“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的张居正，施行考成法，严格官吏考核，对“两京大小九卿及各属，有沉滥者裁之”，“汰冗员二三”，对地方官员将“追收逋赋”作为考成的标准，规定地方官“征赋试行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万历四年一年里，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级处分的，山东有十七名，河南二名，受革职处分的，山东二名，河南九名。376考成法的实施使“府库充实”，但得罪的是习于懈怠的各级官员和拖欠税粮户的主们，而他们却是社会上的强势阶层，无论在资源的占有方面，还是话语权的控制方面，都是一般民众所无法比拟的。

光绪帝的改革之所以仅维持了一百零三天，同样是因为改革冲击了巨大的既得利益群体。在短短的一百零三天时间里，通过光绪颁布了300多道变法谕旨，内容涉及各个领域。全面出击、齐头并进的方针，急于求成的心态，大大增强了改革的阻力，从控制军政实权的王公贵族，到军队将领和只会做八股文章的士子文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无不反对变法。例如：“许天下人上书”，打乱了森严的封建秩序和少数人的特权，遭到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礼部主事王照要上书，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左侍郎堃岫、署左侍郎徐会沣、右侍郎溥颋、署右侍郎曾广汉等六堂官都不为他代递；开制度局，“撰仪制官职诸规则”，又必将削弱以至取代总理衙门、军机处的权力，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当然也不同意，于是暗中对抗；最重要的是慈禧太后，起初表示同意变法，但她害怕变法会侵害她的权力，于是想方设法控制变法，在“明定国是诏”颁布后的四天里，强迫光绪帝做了三件事情：（一）免去翁同龢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等职务，驱逐回籍；（二）新任二品以上大员要具折到皇太后面前谢恩；（三）任命荣禄暂署直隶总督，统率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又后任命王文韶为户部尚书、军机大臣行走和总理衙门行走。在保守势力强大的社会环境中，维新派指望立竿见影实现自己救亡图存的理想，最终被残酷地扼杀了。

改革，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事业，既要破旧，又要立新，是利益分配的再次调整，必然会触动到那些既得利益集团，进而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乃至仇恨。改革家们所得罪的人，全是手中掌握着政治、经济和舆论资源的阶层，他们有强大的政治能量。以匡正天下、革除积弊、救国安民为己任的改革家们真正实现他们的政治目标，靠的不是道德的力量，靠的不是真理，靠的不是价值观，更重要的是实力，是强大的权力后盾。因此，改革就是谈判，就是博弈，就是力量的暗中较量。我们现在常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改革要成功，一定要形成力量上的优势，当然，这种力量不仅仅是权势，不仅仅是人数。

在封建专制集权下的中国，最高权力所有者的支持成为这一力量对比中的关键筹码，商鞅落得“五马分尸”，王安石在郁郁寡欢中逝世，张居正祸及子孙，他们的改革虽然都实现了富国强兵，但是最终因最高权力所有者的变化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现代中国，民主观念、平等思想逐渐深入人心，改革之成功，必须要取得最大多数人的支持，因为这才是现代社会力量对比中的关键筹码。当然，权势阶层、既得利益者，永远都有，并且每个个体的能量是不对等的，这一点，傻瓜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