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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像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张之洞因力主抗争，1884年任两广总督。这一时期，他在广东开设水陆师学堂，创设枪弹厂，大治水师、专款购兵舰，设缫丝局，创办机铸制钱局及银元局，筹办织布局和制铁厂。

1889年7月调任湖广总督，筹建了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湖北织布局，还创办了制砖、制革、造纸、印刷等工厂。除实业外，张之洞还大力兴办教育，创立了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又设立了农务学堂、工艺学堂、武备自强学堂、商务学堂等。在督鄂十七年间，张之洞力主广开新学、改革军政、振兴实业，由此湖北人才鼎盛、财赋称饶，成为当时中国后期洋务新政的中心地区。

1894年，张之洞调署两江总督，任期一年多，还是大办教育，在南京设了储才学堂、铁路学堂、陆军学堂、水师学堂等。

1907年奉旨回京管理学部事务，次年兼充督办铁路大臣。

1909年10月4日病逝，6日追谥文襄，晋赠太保。

张之洞是洋务运动的后起之秀，他的经济思想在当时是比较领先的，但在其所有的政绩中，教育方面的成就却是最突出的，其兴学育才思想及实践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同为洋务派代表人物，与李鸿章不同的是，张之洞在处理对外关系上表现得比较强硬，例如：1883年，中法战争在越南境内初起时，清廷命李鸿章统筹边防战事，李鸿章认为“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而张之洞上疏建议战守，请求“严督滇、桂之战，急修津广之防”。70岁的老将冯子材率军镇南关大捷，大败法军，扭转了整个战局，法国茹费理内阁因此倒台，但是清廷却决意乘胜求和，命令前线各军停战撤兵，前线将士闻讯，“皆扼腕愤痛”，张之洞接连电奏缓期撤兵，竟遭李鸿章传旨斥责。又如：1901年李鸿章在签署《辛丑条约》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对“合肥所讲条款，每每有所纠正”，并指责李鸿章“老横偏执、怗过遂非”，当然李鸿章也反批评他“仍是二十年前在京书生习气。”207

如果主管朝政的不是李鸿章，而是张之洞，清朝晚期的局面可能又是另一番模样了。

可是历史却不能假设。

<b>5.左宗棠（1812-1885年）</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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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像

与张之洞同样比较强硬的是另一个洋务派——左宗棠。

左宗棠，湖南人，与曾国藩同时代，比曾小1岁，“生性颖悟，少负大志”。5岁时，随父亲到省城长沙读书，不仅攻读儒家经典，更多的则是学习经世致用之学，对那些涉及中国历史、地理、军事、经济、水利等内容的著作“视为至宝”，对他后来带兵打仗、施政理财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对考学却没啥大用，所以20岁以后，六年中3次赴京会试，“均不及第”。

自尊心与自信心极强的左宗棠受到了打击，打算“长为农夫没世”。1850年1月，林则徐路过湖南的时候，特意请隐居乡间的左宗棠会面交谈，在会见中，林则徐把自己在新疆整理的很多军事、地理、文史等方面的资料，全部交给左宗棠，对他说：“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208这次会面对左宗棠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新疆收复后，左宗棠还专门到福建林则徐祠拜谒了一次。

1852年（咸丰二年），当太平天国大军围攻长沙，省城危急之际，左宗棠终于经不住老朋友郭嵩焘209等人的忽悠，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聘出山，投入到了保卫大清江山的阵营中。

1856年，因接济曾国藩部队军饷，促其夺取了被太平军占领的武昌有功，左宗棠被升职为兵部郎中。

1861年太平军攻克杭州后，曾国藩上疏推荐左宗棠任浙江巡抚，督办军务。

1862年（同治元年），又组成中法混合军，称常捷军，并扩充中英混合军，先后攻陷金华、绍兴等地，第二年升任闽浙总督。

1864年3月攻陷杭州，控制浙江全境。论功，封一等恪靖伯。

不知是不是受李泰国事件的影响，1866年张之洞上疏奏请设局监造轮船，获准试行，于是在福州马尾择址办船厂，派人出国购买机器、船槽，并创办求是堂艺局（又称船政学堂），专门培养造船技术和海军人才。改任陕甘总督后，推荐原江西巡抚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一年后，福州船政局（又称马尾船政局）正式开工，成为中国第一个新式造船厂。

1875年5月，左宗棠奉命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新疆军务。在新疆问题上，强硬的左宗棠与“善搞关系”的李鸿章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871年7月，沙俄武装强占伊犁。1872年6月，阿古柏在新疆的喀什、英吉沙、莎车、和田、阿克苏、乌什、库车悬挂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国旗并发行货币；1871年12月，60多名琉球人乘船遭遇台风，漂流到台湾南部，其中54人被台湾土著居民杀死，其他人被清政府送回国。日本以琉球漂流民在台湾被杀为借口，于1874年4月组成“台湾生番探险队”3000人，在琅峤登陆，牡丹社酋长阿实禄父子战死。7月，日军以龟山为中心建立都督府，修筑医院、营房、道路，并向后山南北各处番社分发日本国旗，准备久踞。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国东西两面都在受到敌人的威胁与侵占，在中国实力不能兼顾的情况下，国防建设的重点是在西边还是东边？

李鸿章于1874年12月10日上了一道《筹议海防折》，奏折中主张“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似须略加核减，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归纳一下主要有以下几条理由：第一，“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而“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万国构煽”，因此“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第二，如用兵西南，则“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厄，已为不值”；第三，对新疆的政策可“密谕西路各统帅，但严守现有边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图进取，一面招抚伊犁、乌鲁木齐、喀什噶尔等回酋，准其自为部落，如云、贵、粤属之苗瑶土司，越南朝鲜之略奉正朔可矣”。正因为如此，李鸿章强调，当务之急应当购买“铁甲舰”，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

对于李鸿章的主张，湖南巡抚王文韶持截然相反的见解，他强调，“我师退一步，则俄人进一步，我师迟一日，则俄人进一日，事机之急莫此为甚”，“但使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则各国必不致挑衅于东南”210，因此，主张早日收复新疆，除王文韶外，山东巡抚丁宝桢、江苏巡抚吴元炳等也力陈抗俄的重要性。

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论”和以王文韶为代表的“塞防论”各执一词，朝廷举棋不定。于是密谕左宗棠，“现在通筹全局，究应如何办理，着该大臣酌度机宜，妥筹具奏。”

1875年4月，左宗棠回奏了一篇5000余字的《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详细论述了国防形势，提出海防、塞防并重观点，对于新疆，他认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因此他指出，“若此时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利害攸分，亟宜熟思审处者也。”因此主张“乌垣南之巴里坤、哈密，北之塔尔巴哈台各路，均应增置重兵，以张犄角，精选良将，兴办兵屯、民屯，招徕客、土，以实边塞”，“至规复乌鲁木齐，非剿抚兼施不可，非粮运兼筹不可。”不仅如此，左宗棠还在奏折中分析了新疆的人文、地理、粮运及征讨策略等。211

“所见甚是”！212于是64岁的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将肃州行营前移到哈密地区，用兵车拉着棺材，准备与俄军决一死战。一年以后，收复了除伊犁地区外的新疆全部领土。

1881年夏，左宗棠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

1884年6月，奉召入京，再任军机大臣。时值中法战争，法国舰队在福州马尾发动突然袭击，福建水师全军覆灭，左宗棠奉命督办福建军务。

1884年11月抵福州后，积极布防，组成“恪靖援台军”，发出了“渡海杀贼”的动员令，东渡台湾。

1885年6月9日，《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签订，左宗棠领衔反对，说“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还说，“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213。

然而不久（9月5日）病故于福州。跟孔子一样，活了73岁。

对于左宗棠，历史评价甚高，晚清有左宗棠，乃朝廷一大幸事，但只可惜他只是一地方大员，而不能主管全国政事，搞不过小他11岁的李鸿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