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是怎样把知识分子变成了自己的敌人的呢？

洪秀全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毁谤儒学。太平天国为了建立自己的一神教体系，丑化孔子形象，砸烂孔庙，这一点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这一行为不仅仅颠覆了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而且从根本上动摇了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一个知识分子，多年的苦读，一生的奋斗，就是为了在这一体系中发展下去，成名成家，现在一个连秀才也考不上的人，由于他的能量，试图毁坏或堵住大量知识分子的前途，不仅毁了理想，而且毁掉了现实，这一点是世俗的广大知识分子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

第二件，毁坏学校及办学机构。伴随着对孔像孔庙的焚毁，是对学校等办学机构的毁坏，太平军“所陷之处，凡学宫正殿两庑木主亦俱毁弃殆尽，任意作践，或堆军火，或为马厩，江宁学宫则改为宰夫衙，以璧水圜桥之地为椎牛屠狗之场”152，镇江府学、丹徒县学、高淳学宫、金坛庙学，江阴庙学、吴江震泽县学，常熟昭文县学宫、青浦学宫、南汇县学宫等均于咸丰十年（1860年）“焚毁无存”、“仅存瓦砾”“废圯殆尽”153。苏州士绅冯桂芬在《重修吴县学记》中感慨：太平军“踞吴，始举三学而一空之，为八百余年未有之大劫，吾道之厄于兹极矣”。

第三件，焚书。定都南京之后，经洪秀全批准，1853年出版了《诏书盖玺颁行论》，宣布“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154。秀才马寿龄在《金陵癸甲新乐府》中记载了南京城里焚禁古书的场面：“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155

当然，否定所有的文字这种过激的文化政策也引起了领导层内的质疑。1854年正月二十七日一更时分，天父（杨秀清）再度下凡，作出最高指示：“前曾贬一切古书为妖书。但四书十三经，其中阐发天情性理者甚多，宣明齐家治国孝亲忠君之道亦复不少。故尔东王奏旨，请留其余他书。凡有合于正道忠孝者留之，近乎绮靡怪诞者去之。”156

太平天国为了将书籍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设立删书衙，删改《论语》、《孟子》、《中庸》、《诗经》、《礼记》、《春秋左传》等古籍中与太平天国教义不一致的内容，宣布一切儒学经书要经过删改才准许刊行诵习，但直至太平天国1864年覆亡，始终未出版删改后的四书五经。

1860年后，洪秀全对传统文化的排斥又趋激烈。在苏南地区，毁弃和焚书的事屡见史册，据《漏网喁鱼集》记：苏州“书籍字画，可谓罄洗一空”；《嘉定县志》记载，“奉部颁发书籍，咸丰十年被毁无存”；战后江南的几个藏书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杭州西湖行宫文澜阁、宁波天一阁，都被扫荡无余，藏书散失毁弃。正因如此，苏南的知识分子哀叹：“经典书籍，弃等秽污，自古流寇之毒祸，未有如是烈者。”157“我恐焚书坑儒之后，未有如此之大劫也。”158“至可恨则莫过残毁书籍，贼教目我书为妖书，近日沿江各郡邑藏书之家如汉阳叶云素先生，扬州阮文达公，秦敦夫、程穆堂两先生各第，皆牙签万轴，多人间未见书，不啻琅嬛福地，而逆贼一至，非付之一炬，即用以薰蚊烧茶，甚至遗矢后用字纸擦之。”159

十四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的破坏是无法弥补的，尤其是江南地区。

这样的破坏不可能不遭到广大知识分子的反抗，《盾鼻随闻录》、《江南春梦庵笔记》等伪书的出现也反映了知识分子对太平天国的反感与痛恨，大量关于太平天国史料（除外国人写的以外）也大都以“贼”称太平军与洪秀全等。

反对太平天国的知识分子中，突出的代表就是曾国藩。

曾国藩（1811-1872年），比洪秀全大3岁，一个成长经历跟洪秀全完全相反的人。自幼虽笨，但勤奋好学，6岁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同年参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列为优等。1833年为秀才，23岁中举人，28岁时殿试考中了同进士，朝考列第一等第三名，道光皇帝拔置第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33岁升任翰林院侍讲，钦命为乡试（四川）正考官，充文渊阁校理，那一年洪秀全第四次考秀才落榜。1850年，洪秀全正在谋划起义时，曾国藩任兵部右侍郎兼吏部左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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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像

曾国藩一生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洪秀全的革命不仅冲击了他的现实世界，而且冲击了他的理念世界，愤然扛起了对抗洪秀全的大旗。1853年，借着清政府寻求团练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的时机，他趁势在其家乡湖南一带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勇。1854年2月，曾国藩发表了《讨粤匪檄》。

为传檄事：逆贼洪秀全杨秀清称乱以来，于今五年矣。荼毒生灵数百余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掳入贼中者，剥取衣服，搜括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男子日给米一合，驱之临阵向前，驱之筑城浚濠。妇人日给米一合，驱之登陴守夜，驱之运米挑煤。妇女而不肯解脚者，则立斩其足以示众妇。船户而阴谋逃归者，则倒抬其尸以示众船。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此其残忍残酷，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减者也。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买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官，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朝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

本部堂奉天子命，统师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救我被掳之船只，找出被胁之民人。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

是用传檄远近，咸使闻知。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倘有仗义仁人，捐银助饷者，千金以内，给予实收部照，千金以上，专摺奏请优叙。倘有久陷贼中，自找来归，杀其头目，以城来降者，本部堂收之帐下，奏受官爵。倘有被胁经年，发长数寸，临阵弃械，徒手归诚者，一概免死，资遣回藉。在昔汉唐元明之末，群盗如毛，皆由主昏政乱，莫能削平。今天子忧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以列圣深厚之仁，讨暴虐无赖之贼，无论迟速，终归灭亡，不待智者而明矣。若尔披胁之人，甘心从逆，抗拒天诛，大兵一压，玉石俱焚，亦不能更为分别也。

本部堂德薄能鲜，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长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难各忠臣烈士之魂，实鉴吾心，咸听吾言。檄到如律令，无忽！

不胜其烦、全文转抄的《讨粤匪檄》，被称为中国古代四大檄文之一，鼓动了不少知识分子脱下长衫，心甘情愿地投入同太平军的作战中。忠王李秀成被俘后，比较交战双方的得失时，归结为“官兵多用读书人”，而太平军中“无读书人”。清代陈徽言也在其《武昌纪事》中说：“贼中无读书练达之人，故所见诸笔墨者，非怪诞不经，即粗鄙俚俗。此贼一大缺陷，盖天之所不与也。”160

张鸣在他的《重说中国近代史》中这样总结：“而我们从历史上看，如果农民起义失去了士大夫的支持，那根本就成不了事，闹得再大也没用。你看，宋朝士大夫从不参与反叛，因为皇帝对士大夫比较好，所以整个朝代都没有叛士。结果，尽管方腊、钟相、杨幺等的起义规模都很大，但都成不了事，问题正在于没有士大夫的支持。没有士大夫，他们的起义就缺乏组织，难以塑造统一的文化，而且战略战术都难以提升。农民不是没有力量，但这种力量需要整合，没有人来整合，再大的力量也成不了事，太平天国的历史再次证实了这一点。”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