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走向神坛，既有偶然性，同时也是带有历史的必然性的，当然我们的教科书都说这是因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宏观经济政治形势发展形成的，然而我却认为这种必然性却可以从更微观的角度去解释。

造反者大抵可分三类：

一类是逼上梁山的。这一类型的主要特点就是随着现存环境给他的压力不断加大，超过了他的心理底线，愤起而反之，正如吴思在他的《隐蔽的秩序》里讲的U型反转。其代表人物就是林冲，一个安分守己的东京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父亲是东京的提辖官，岳父也是禁军教头，有一个貌美的妻子。正是因为太尉高俅之子高衙内垂涎林冲妻子的美貌，多次设下毒计要置林冲于死地，万般无奈之下，本心希望在体制内生存的林冲在一个风雪之夜投奔梁山落草为寇。林冲虽是小说虚构人物，但却是现实人物的归纳总结，此类造反者是造反者的大多数。

陈胜、吴广，原为屯长，带900余名戍卒被征发前往渔阳戍边，途中在蕲县大泽乡为大雨所阻，不能如期到达目的地，根据秦朝法律，过期当斩。反复的思想斗争之后，认为在“天下苦秦久矣”的大背景下，造反倒可能免于一死，于是陈胜吴广率领戍卒，杀死押解的将尉，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

刘邦，原为沛县泗水亭亭长，奉命率500名民工去骊山修陵，因多雨，路途泥泞，很难行走，四天的路程走了十三天。按秦朝律典，服劳役误了工期也要杀头。一些民工怕贻误工期被杀头，在芒砀山便悄悄地逃跑了。面对形势变化，刘邦知道，去筑骊山墓，必贻误工期，误了工期是死，造反倒是死里求生的唯一出路。于是决定造反，剩下的350多名民工就跟刘邦造反了。

朱元璋的造反同样具有强烈的逼上梁山色彩。1352年，二十五岁的朱元璋因贫穷入寺院为僧。当时天下已大乱，朱元璋有心造反，又怕风险，安心为僧，又恐早晚被官兵捕杀以充军功，正计算不清的时候，同村人汤和130托人带给他一封信，邀其投奔红巾军。“背地里读了，越发一肚皮心事，在大殿上踱过来，踱过去，以口问心，以心问口，反覆计较。”犹豫了好几天，同房的师兄偷偷告诉，“前日那信有人知道了，要向官军告发”，急得无法，回村找周德兴131讨主意，周德兴劝他“向菩萨讨一个卦”。忐忑中走回寺院，发现“僧房斋堂全烧光了”，只剩下伽蓝殿，“元璋待了一阵，走到伽蓝神前，磕了头，拿起圣珓，默祝菩萨：许出境避难，赏阳珓；守破寺，一阴一阳。一掷两珓全阴，两掷三掷还是全阴。不许走也不许留，只有投红军去了。再祝投红军给阴的，一掷果然是阴的，大吃一惊。三次默祝，投红军实在害怕，还是求菩萨指点，逃往他乡，另求生路。闭着眼睛把珓掷出，一看一个是阴珓，投红军，一个呢，不阴不阳，端正地竖在地面。菩萨也劝元璋造反了，还有什么可说的！”132“忍无可忍，那就反了吧！反他娘的！”133“谷底到了。”134

明末李自成起义，同样是这种性质。1628年，二十二岁的驿卒李自成因丢失公文被裁员，失业回家，并欠了艾姓乡绅的债。同年冬季，李自成因还不起举人艾诏的欠债，被告到米脂县衙。县令晏子宾将他“械而游于市，将置至死”，后由亲友救出。年底，杀死债主艾诏，接着，因妻子韩金儿和村上名叫盖虎的通奸，李自成又杀了妻子。两条人命在身，官府不能不问，吃官司不能不死，于是就同侄儿李过于崇祯二年（1629年）二月到甘肃甘州（今张掖市甘州区）投军。

就普通民众而言，其走上造反道路，大多是由于形势所迫，利益不断损失，生活日益艰难，触及心理底线所致。任何朝代后期革命风潮风起云涌，都是这种情况，2011年，由卖菜大学生布瓦吉吉自焚开始的北非动荡，总体来讲也是这种情况。

在中国朝代更替过程中，人民群众之所以跟着革命，主要原因就是生活条件的恶化，挑战了人们容忍的底线。当然，这个底线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人可以通过宣传、教育、鼓动提升或降低这一底线。普通民众的底线多侧重于物质层面，而知识分子的底线则更侧重于精神层面。

作为统治者必须要明确把握这一底线，以防止社会不安定因素的漫延。

第二个类型是发展受挫的。

从本性上讲，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从社会学角度解释，任何一个下层个体都希望爬升到上层去，这就推动了社会阶层流动。而这种向上的社会流动一般首先选择在体制内实现，如果体制内不能实现，那么就会想法到体制外寻求出路。所谓体制外就是歪门邪道或造反。

洪秀全一开始是个好学生，极力想在体制内实现自己的发展，连续四次参加考试，然而始终没有通过正途实现他的梦想，最后才走上造反的道路。太平天国里，冯云山，韦昌辉都是这种类型，因考试不第而心生怨恨135。

唐末黄巢，出身盐商家庭，善于骑射，粗通笔墨，少有诗才，同洪秀全一样，成年后却屡试不第。于是写了《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孙中山一开始也并不是想革命的，和陆皓东曾上书李鸿章，未获接见，才“闷闷不乐地回到了上海”，密谋造反。

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让有本事的人可以实现其价值。

因发展受挫而革命的人，从数量上来讲，属于少数，但是这部分人的能量是极大的，他们是有一定知识和能力的人，只是因为机缘而未被统治者重用，他们往往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的主导力量。

作为统治者，必须要实现这部分人的自由流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让他们才尽其用，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让“每个人都享有出彩的机会”，从根源上杜绝这种不安定因素的产生。

封建社会，单一的价值取向，使得有才之人都要通过科举入仕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然而当政府又无法容纳这么多人才时，社会动荡因素就产生了。现代开放社会，应该实现价值实现方式的多元化，而不是仅仅通过入仕去实现。现实考虑，公务员考试的白炽化，也表现了这种取向上的单一化倾向。

第三种类型，社会理想型。

当然，除了上述两种革命者之外，还有另外一种，那就是天生的革命派，既不是被迫，也不是受挫，而是骨子里天生的反叛性格及对社会的不满而走上造反道路的。

石达开就属于这种类型，年轻时侠义好施，后因洪秀全、冯云山慕名来访，邀其共图大计，因看官场腐败，民生困苦，所以“毁家纾难”，走上革命道路。

黄兴、陈独秀、李大钊、龙潭三杰等人也都属于这一类型，这一类型的人有理想、有抱负、有学识、有能力，他们可以在现有的体制内寻求自己的发展，但是仅仅是因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他们就走上了革命道路。不让这一部分人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不可能通过让其本人获得利益去实现，而只能是改造社会自身，按照他的意愿，或者不断地吸收他们的建议与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