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如何提升口述史的可信度(2 / 2)

(5)避讳与变形:谈论往事时,人们还难免会带有情感,难免会为自己和尊长辩护,难免会夸大己方贡献、缩小己方错误,也即多少有些文过饰非。

(6)随风而逝与不负责任:即使有录音笔在前面,受访人说了一阵后也可能会忘记。觉得说的话会随风而逝时,有的不严谨的人会不负责任,胡说八道。

(四)记载的选择性和准确性

在记录和整理访谈稿时,整理者也会犯错误,也会有所选择:

(1)誊录时可能因为自己没听清、缺乏背景知识或理解能力不够等原因,把受访人或访谈人的意思写错。

(2)如果稿件是用于发表的,在整理时通常还需要对誊录稿进行删节,以削去枝蔓,突出主体,变信马由缰的漫谈为主题明确的文章。而抽掉或变更话语的环境后,话语可能会产生歧义。

总之,如果整理稿没经受访人、访谈人仔细审阅和斟酌,就可能曲解他们的意思。

(五)影响历史见证人口述精准度的因素

前面本节(二)、(三)讲的还只是访谈历史当事人的情形,如果受访人并非历史当事人,那么,影响其口述精准度的还有一些因素。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认识信息的传播规律:

(1)在传播过程中,尤其在口口相传时,信息会变形、失真。传播环节越多,相关叙述的可靠性越低。一般说来,在可靠性方面,亲历强于亲见,亲见强于亲闻,亲闻强于道听途说,道听途说强于想当然。

(2)信息的精准度与传播者距现场的远近关系复杂。多数时候,口述者离开历史现场的空间距离越近,也即越是趋近中心地带,对那段历史的了解越真切,越精准。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有时也要离开历史现场一定距离才能看得清全貌。多数情况下,口述时间与历史事件的时间距离越近,口述者越能记住细节,所讲内容越可靠。但隔上一段时间,排除一些疑点和传闻之后,也可能看得更为透彻。通常,口述者与历史事件利害关系越大,他对该事件越关心,因而越知情。但有时候,越是没有利害关系,越能表现得公正和可靠。

五 如何针对性地提升口述史的可信度

读了前面所讲的众多影响口述历史可信度的因素后,读者可能会认为:访谈工作遍地都是陷阱,口述历史太不可信了,也不值得去做。

这是因噎废食。历史真相确实难求,但这不能成为我们止步的理由;口述历史确实可疑,但我们要做的应当是努力提升它的可信度。如果说客观的历史是转瞬即逝、难以把握的,而大脑中的历史是肤浅片面、流动变化的,两种历史的真实都不可获得,那么,我们至少可以努力去挖掘记忆的真实、口述的真实。而对研究受访者本人,或者某时代、某地域的群体记忆而言,记忆即使出了错,即使在反映真实的历史时有明显歪曲,它仍然是有价值的。

记忆的真实和口述的真实是可以把握的,只要受访人和访谈人之间建立有信任关系。如果对方信任你,就会跟你说实话,至少不会存心骗你。如果对方存心骗你,其诚信度很成问题,那么,你可能根本就不会采信他的言辞,整理他的录音,他的言说根本就不会被作为口述历史资料保存或使用。

了解影响因素后,我们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升口述历史的可信度。

(一)找多人谈,找聪明人谈

既然历史真相是多层、多元的,那么,为了更为充分、全面、系统地了解某段历史,我们需要找处于不同位置的多位当事人来访谈。研究事件时,既找处于中心位置的,也找处于边缘位置的;既找起决策领导作用的,也找上传下达、处在枢纽地位的,还要找在基层具体执行的。研究人物时,既访谈传主,传主之亲属、朋友、秘书、学生、下属,又访谈其批评者、对手甚至敌人……

既然对历史的把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储备之多少,那么,为了更为准确地了解某段历史,我们应尽量找聪明、睿智、理解能力强、表达能力较强的当事人访谈。那些有幻听、幻视现象,精神不正常的人不宜作为口述历史的访谈对象。当然,如果研究的是某个事件、某项政策对常人的影响,或者某位历史人物、某个历史事件的民间形象,我们还是得多访谈普通人,哪怕其中有些人文化不高、误解能力不弱、看事情并不精准。

(二)找记忆力强的人谈,通过平等对话钩沉出其幽深的记忆

既然人的记忆力有强有弱,且都会随着时间而逐渐衰退,那么,我们应当尽量找记忆力强的人,且在其记忆力尚佳的年龄段来访谈。有些口述史项目主要访谈90岁以上的人,这肯定不是最优选择。对衰老到记忆紊乱、记忆丧失的当事人进行访谈,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毕竟,历史并不是活得最久的当事人的胡说八道。访谈需趁早。据笔者的经验,访谈身体还比较健康、头脑还比较敏锐、记忆力还相当好的70岁左右的老人,所得收获通常比访谈八九十岁的人要大得多。

既然人的许多记忆不知道藏在什么地方,需要触发和提醒才能想起,那么,我们应努力做好这种触发工作。好的口述历史必然是对谈,而不是局外人所想象的一人(受访人)说一人(访谈人)记。在开始访谈之前,我们应当做大量的案头工作,对所谈的事情、人物、机构及其背景有较多的了解,对所谈议题有精到的见地。换句话说,我们应当具备与受访人平等对话的能力——在从他们那里获得史料和史识的同时,也能够给受访人提供新史料(来自于档案文献或其他当事人、以前不为受访人所知道的史料)、新视角(受访人没用过的视角)、新观点(受访人没想到过的观点)等,从而令这种访谈,变成史料汇集、视角碰撞、观点交锋的场所,以及更新的观点、更高的智慧的产生地。如果我们的准备时间不够,或者学识尚远不及受访人,还不能靠知识和智慧吸引人,那么,我们至少要靠热忱和理想主义情怀感染人。一旦受访人对访谈人建立了信任关系,谈兴被激发了起来,访谈就会变得愉悦,甚至成为难得的高峰体验。而受访人心灵深处的记忆也会因此而得以激活,并一吐为快。

(三)录音,并加问一些问题、一些人

遗忘、记错、避讳、隐瞒、涂抹等都出自人性之弱点,甚至人之本能,因而是难以避免的。怎么应对呢?笔者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方法:

(1)一定要录音,且让对方知情。这是口述历史工作的基本规范。没有录音,也没有现场笔录的,只能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2)加问一些问题。譬如“您当时在现场吗”、“您是如何知道这件事的”之类问题,分辨出讲述者和事件的关系,到底是亲历、亲见、亲闻,还是道听途说、想当然。如果只是道听途说、想当然,如果真相对讲述者的切身利益有不良影响,研究者和读者就可只采取“姑且听之”的态度。

(3)多访问一些历史当事人。让这些人的言论相互甄别,相互印证。相合的可信度提升,相互矛盾的则存疑。

(四)分四步整理访谈

既然誊录时容易出现理解错误,我们就不能轻信速记员的誊录稿,对于有疑问的地方一定要重听录音。既然整理时也难免会有理解错误,我们一定要将整理稿发给受访人、访谈人,请其审阅、改定,并以签字的方式表示认可。这也是改正口述时那些吹牛言论的机会。如果因种种原因整理稿未经受访人、访谈人审定,那么,其可信度会打折扣。

对于访谈整理工作,笔者的认识是,人的精力很有限,作为训练有素的历史研究者,我们得把很有限的精力用到较有价值的工作上去,而大部分的访谈并没有将录音全文整理出来的价值(也许两小时的谈话,较有价值的只是其中的两分钟,将那两分钟整理出来即可)。即使是那些价值略高、可以整理出全文的访谈,也未必达到了发表所要求的水准,值得报纸、刊物花费宝贵的版面去刊登。一般说来,好的访谈是充分准备、机缘巧合、辛苦耕耘的产物,甚为难得。

依笔者的经验,全文整理价值较高的访谈,有如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将语音变成文字,所得为誊录稿。可请速录人员做前期工作,但他们难免会出大量错误。

第二步,初步整理誊录稿,将其变成较有可读性的文字,所得为访谈初稿。

第三步,将访谈初稿送交受访人审阅,经受访人、访谈人、整理人商谈、修改多次,并经受访人签字确认,得到访谈定稿。此稿通常篇幅较长,所谈内容繁杂,可存诸档案馆,或发布于口述历史网站。

若访谈稿对某个重要问题有较系统的介绍,则可进入第四步,进一步修订确认稿,将其整理成整理人、访谈人、受访人合写的比较严格的论文;通常需要添加导言以凝练主题;删掉一些与主题关系不密切的枝蔓;以添加注释的方式修正受访人的“错误”、补充整理人的研究所得(包括文献研究所得和访谈其他当事人、见证人所得);增补参考文献等。此稿可能包含对访谈人的商榷意见,如果不涉及对正文中受访人所谈内容的修订,不一定需要再次经受访人过目确认。

值得给报纸、期刊投递的是走完了第四步,经过了多轮修订、完善,凝练、提升了价值的访谈稿,而不是“我说你记”、很少互动、缺乏深度的口授稿或者散漫的闲谈稿。投递后面那两类稿件,必然会让人质疑口述历史的学术价值;而走完前述四个步骤、完成前一类稿件,所耗心力,未必少于访谈人或整理人独自写一篇论文。

近现代研究离不开对重要当事人的访谈,而因为生理、心理和认识方面的原因,口述资料的精准度会或多或少存在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是不能克服的,就像文献史料、实物史料所存在的问题不是不能克服的一样。

通过具体分析影响口述精准度的因素,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针对性的方案以提升口述历史文本的可信度。

高质量的口述历史文章不是简单地从某位历史当事人脑海中钩沉某个既有的清晰的历史画面,而是访谈、整理人从多位历史当事人的记忆和实物、文献中建构、创造出一种前所未见的历史图景。与历史当事人、见证人合作,创造出洞若观火、充满真知灼见的历史作品,是口述历史工作的最大魅力之所在。

本文初发于《社会科学论坛》2016年第10期,第101—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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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玉河:《中国口述史研究现状与口述历史学科建设》,《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4期,第61—67、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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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文纬:《走进老人心灵的深处》,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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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光明等:《谁为老舍收尸》,见王俊义、丁东主编《口述历史》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3—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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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扬宗:《中国当代科学的历史研究刍议》,《中国科技史杂志》2007年第4期,第376-3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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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罗明月:《〈列子〉撰写时代考——从词汇史角度所作的几点补证》,《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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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育群:《两汉医学史的重构》,《科学文化评论》2005年第4期,第46—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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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构想》,《文史争鸣》2008年第7期,第66—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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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玉河:《历史记忆、历史叙述与口述历史的真实性》,《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4期,第9—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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