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ockquote>
昨天报告讲“三不”，不扣帽子，可是我们头上就有一顶大帽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凭为谁服务来判断，那就不能说我们还在为资产阶级服务。如果说是有资产阶级思想，或者是思想方法是资产阶级的，所以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么脑子里的东西，不是实物，是没法对证的。这个问题谁能从理论上说清楚？<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59546.png" />
</blockquote>
纪要整理出来后，会议秘书处没敢立即把它印到简报里，而是将其登入了油印的《情况反映》之中。后面这个材料是绝密的，只登极敏感的问题，发给聂荣臻、张劲夫、蒋南翔、韩光等少数几位会议的核心领导小组成员看。他们看了之后，大概稍微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将其公开到简报之上。所以，这个2月17日的发言，我们到2月20日才看到。
简报一登，马上所有代表都知道了。大家对这个问题的感触都太深了，现在马大猷先开了口，讨论就热烈了。有人说：地主劳动三年可以摘帽，我们都工作十多年了，资产阶级的帽子还戴在头上，什么时候才能摘掉？但这些话语没有被登到简报上。直到3月初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发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后，简报才开始又一次登这方面的意见。
周总理就是聂荣臻专门请来回答马大猷这个问题的。<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59546.png" />在3月2日的报告中，周总理说，从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往往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受过资产阶级乃至封建主义的教育，曾经为旧社会服务过，因为这三个“根”，所以，“不管现在如何，过去都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类型”。但建国后经过七年时间的自我改造，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和极大的进步，他自己在1956年，刘少奇主席、毛泽东主席在1957年的讲话中都承认和宣布过这一点。虽然最近几年进行过反右派等运动，但实际上，党对知识分子的估计是一贯的，“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59546.png" />
可以说，周总理的讲话，基本重申了他1956年在知识分子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在表述上还略微有点退步。与会的科学家们一方面为获得了“劳动者”、“非党员同志”的称号而高兴，另一方面也觉得不“过瘾”。后一类观点在简报中有较多的反映。
稍后，陈毅副总理也到了会场。他肯定知道代表们的这些意见。所以，3月5日下午在科学工作会议上，3月6日在戏曲家会议上<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59546.png" />，陈毅又讲了这方面的问题。在周总理4日离开广州之前，陈毅已经把自己的讲话要点跟周总理说了。周总理也同意陈毅的提法。
陈毅关于知识分子的讲话，最激动人心的是下面这几段：
<blockquote>
同志们听了周总理的报告很满意，但有的同志说周总理没有明确脱帽子。那么我今天明确一下，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总理报告中讲得很清楚，是资产阶级出身，这几年有很大进步嘛……如果说一个科学队伍十二年还不能改变，说明共产党没有本领，社会主义不代表真理，对工作做了过低的估计。人是可以改变的，是能服从真理的。为旧社会服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么为社会主义服务，怎么不承认是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总理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是人民的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联盟一部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国家的三只脚。我们是三大部分之一，是国家的一只脚。
</blockquote>
在给知识分子脱帽的同时，陈毅副总理还向大家公开承认错误：“我们……相信了一亩地打十万斤，不听专家的话，做了蠢事”；“几年来连续几次大运动，是正确的，方针、目标是正确的，但具体方法上有毛病，国务院有责任”。他要求别的犯过错误的领导者也做检讨，并对那些喜欢教训人的领导者做了尖锐的批评：
<blockquote>
现在还有人依旧以领导者的口吻讲话。知识分子最讨厌就是阿猫阿狗随便上台教训人……我们没有好多知识，不如科学家，没有什么好吹的。马列主义，你有多少？究竟有几斤？八斤、七斤？别狂妄，党没有给你权力教训人。都以胜利者、改造者自居，谁能接受？我是胜利者，你是俘虏，这种做法能团结谁？
</blockquote>
陈毅声音洪亮，富有儒将风度。他的报告很长，从国际形势（主要是谈如何反对美帝）和国内形势（还是肯定人民公社、总路线是正确的，只是在具体执行中有错误）讲起，最后讲知识分子问题，尤其是上面这些内容确实动人心弦。在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真是掌声雷动。在讲完之后他还给大家鞠躬，给大家行脱帽加冕礼，更是让大家热泪盈眶。
后来讨论陈毅的讲话时，在小组会议上，有些科学家也是讲着讲着就哭了。大家真是舒心极了。这从简报和聂荣臻的总结报告上可以看出来：
<blockquote>
有同志说，听了陈副总理的报告，确实是如坐春风，其乐也融融，一席话真说到了心底深处，福气不小……有同志说，胜食十斤人参……有同志说，听了报告后，像食了通心丸一样，心情无比舒畅。<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59546.png" />
会议基本解决了对知识分子的估计与看法，解了疙瘩、脱了帽子，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脑力劳动者。大家很满意，我也很满意。……有人说会议出了气、通气、和气、争气和扬眉吐气。<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59546.png" />
</blockquote>
在会议的最后几天，大家才把主要精力集中到会议最初的议题，也即讨论《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上来。大家对编制规划的方法提出初步意见，也初步提出一些重点研究项目。然后，聂荣臻讲了讲话，没对犯错误的原因做分析，就散会了。
<h2>大会总结和遗憾</h2>
广州会议的大概情况就是这样。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那次会议，总的气氛比较和谐。虽然大家对以前的工作，尤其是“大跃进”运动提了很多尖锐的意见，但并不意气用事。有些人挨过整，但他们并没有表现为发泄怒气。有些领导做了检讨，但那些反思并没有减低他们的威信。大家普遍感觉和党的距离拉近了。
就我的感觉而言，我觉得那个时候科学家们都开心极了。那几十天，我们吃饭不需要交粮票。所谓“两干一稀”，那只是东道主陶铸谦虚的说法。实际上，那是我参加工作以来吃的最好的一次。餐桌上经常有整只的烤猪、烤小狗，等等。我第一次享受到那么好的食物（但我不敢吃狗肉），从以前的饿得有点浮肿吃到一下子胖了二三十斤。回来的时候，我们的专列（我们来去广州都包了一整列直达专车）塞得满满的，大家带的都是食物。晚上的电影、戏和舞会也比较多，不过我那个时候要整理纪要等，实在太忙，没多少机会享受。
更重要的是，陈毅代表周总理，并声称代表“中央精神”给知识分子摘掉了头上的紧箍咒。同时，包括陈毅、陶铸、张劲夫等人在内的高级干部当众向知识分子承认了错误，表示要改正，并虚心地向他们征求意见。而后者也确实倒出了大量肺腑之言，出了憋了数年的闷气。上下通了气，与会的知识分子的心情都非常舒畅。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有人还提议：“这春风之福不能由到会的科学家独享，建议大会把周总理和陈副总理以及将来大会总结印发给全国，让全国的知识分子也分享这春风之福。”<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59546.png" />
可惜的是，我们没能高兴多久。参会的有些高级干部，对陈毅的讲话根本就不服气，而更高层的一些人更是很快就明确地反对陈毅的提法，不许传达，所以他的讲话长期以来都没能公布。仅仅过了几个月（1962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重提阶级斗争，明确表示不同意摘掉知识分子头上的“资产阶级”帽子。<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59546.png" />于是，知识分子刚刚被摘掉的帽子很快又被戴了起来。然后就是“四清”等运动，不少科学家还因为在广州会议上提的那些意见受到了打击。
本文初发于《科技中国》2006年第11期，第8—13页。收入本书时略有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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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同志在广州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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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段引言全部引自《陶铸在广州会议开幕会上的黑话》，《科研批判》（首都批判刘邓科研路线联络委员会主办）1967年第2期，第33—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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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长江同志在化学组作了自我批评发言》（1962年2月17日），见《广州会议简报》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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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攀皋：《与农民竞赛放“卫星”——1958—1959年生物学部种高额丰产田的回忆》，《科技日报》1993年11月14日、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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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劲夫同志在生物组的发言摘要》（1962年3月6日），见《广州会议简报》第6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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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劲夫同志在生物组的发言摘要》（1962年3月6日），见《广州会议简报》第6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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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润生同志在物理组的发言摘要》（1962年3月6日），见《广州会议简报》第6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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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润生同志在物理组的发言摘要》（1962年3月6日），见《广州会议简报》第6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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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黑云滚滚的广州会议》，《科研批判》（首都批判刘邓科研路线联络委员会主办）1967年第2期，第1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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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均伦等：《聂荣臻年谱》，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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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论知识分子问题》（1962年3月2日），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23—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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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文化部还在广州召开了中国戏曲家协会创作座谈会，也称为广州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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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全国的知识分子分享春风之福》（1962年3月6日），《广州会议简报》第5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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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总总结报告》（1962年3月12日上午），引自薛攀皋先生的广州会议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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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会议简报》第5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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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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