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钱伟长有点傲气，钱学森也很骄傲。
熊：您是如何成为钱学森的学生的？在美国时您和钱学森的交往密切吗？
郑：在我印象中，钱学森是在1949年暑期从MIT回到CIT的。那时我已经取得了硕士学位，正在考虑在博士阶段做什么题目、选哪位教授做导师。到校之后不久，钱学森开了一门喷气推进方面的课。我选了他的课程。他让我考虑航空材料在高温时的结构问题，做一个热应力方面的研究。我对此感兴趣，就请他做我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他同意了。
熊：您的硕士毕业论文做的是什么题目？导师是谁？
郑：我是在CIT的机械系获得的硕士学位。根本不需要做论文，通过考试就可以了。
熊：建立师生关系后，您和钱学森往来亲密吗？
郑：大概算不上太亲密。他和我一直都是师生关系，并未发展为朋友关系。除了隔两周左右去他的办公室报告一下研究进展，偶尔做做babysitter（看孩子的人）帮他照顾照顾孩子、并到他家去吃过几顿饭外，我和钱学森并没有多少亲密的私人往来。
熊：钱学森好像有点心高气傲，其内心似乎很少对他人敞开。
郑：他的自尊心很强。他不但不认为中国人低人一等，在洋人面前，他还常常要表现得高人一等。除了冯·卡门，大概他看得上的人没有几个。在谈话和讨论时，他常给人以盛气凌人之感，这种风格使他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朋友都少。我记得在我做一个报告之前，钱学森曾对我说：“如果台下的问题问得不好，你要把他顶回去。”他自已经常这么干，以至于别人不大敢问他问题。1949年我去上他的课，一学期下来，就我一个人在不熟悉他的风格时提过一次问题，别的人都不敢提问。而只要他在场，别的报告人往往会比较紧张，因为他的问题和点评常常锐利过人，有时甚至显得有点尖酸刻薄。
熊：冯·卡门的风格与钱学森的是不是有显著差别？您能比较一下他们俩吗？
郑：他们俩配合非常默契，感情十分融洽，早已从师生关系进化为了父子关系。冯·卡门有更敏锐的直觉，常能看出问题和猜到答案，而钱学森则能迅捷清晰地把握冯·卡门的思想，将其变成缜密的论文。冯·卡门很喜欢东方的人和物，钱学森曾带我去过冯·卡门家，我发现他家挂有很多中国的绸锻。冯·卡门有贵族风范，亲和力强，人脉关系广阔，这些优点是钱学森所不及的。
熊：在培养人才方面，钱学森恐怕也不及冯·卡门。冯·卡门培养出了包括钱学森在内的众多在某些方面要超越他自己的优秀学生，而钱学森似乎没能做到这一点。
郑：后来钱学森办系统科学讨论班，学生们普遍没有提不同看法的。连不同意见都没有，当然也就谈不上对老师的超越。
熊：像您和庄逢甘、罗时钧等取得了很大成绩的人，恐怕也并非仅仅由于受教于钱学森。你们也从很多别的老师那里获益。
郑：是的。我们也受益于整个CIT的环境。
熊：时候不早了，最后，我想请您谈一谈罗时钧先生。
郑：回国之初，我和罗时钧没有联系。当时他和庄逢甘在军队里，我根本不敢联系他们。为躲嫌疑，我避得远远的。他在“文革”之前的遭遇我不了解。“文革”过后，他到北京来找我，说起了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被批斗得很厉害，家破人亡。有一次他还说，他想离开西北工业大学，去上海钱伟长那里。但后来他并没有去上海工业大学，而是选择去美国。2008年我到美国时，曾去看过他。他住在以前的一个学生——加州大学尔湾（Irvine）分校机械与宇航工程系教授刘锋——的家里，身体硬朗，情绪不错，还在发表文章，并通过互联网指导西工大的研究生，他当年费了千辛万苦才回国，可最后又选择了去美国定居。至于后不后悔自己当年的选择，我没有直接问过他。
本文初发于《科学文化评论》2012年第6期，第101—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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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时钧，1913年生，空气动力学家。1945年毕业于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1947年9月考入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航空工程系，1948年8月获硕士学位，同年9月入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攻读博士学位，师从钱学森。1950年夏天提前完成博士论文归国，历经艰辛于1950年11月底方才到达。1952年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航空系工作，1970年随该系并入西北工业大学，1978—1983年任西北工业大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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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逢甘（1925—2010），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年）。1946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1947年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航空工程，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1950年回国，历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教授，航天工业部总工程师和第一、三研究院副院长，北京空气动力研究所所长，国防科工委基地副司令员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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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指旧金山的扶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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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元桢，1919年生，美籍华裔生物力学家。1941年从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大学毕业，1943年在该系获得硕士学位，不久赴美加州理工学院留学，1948年获得博士学位。先后任加州理工学院、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并当选为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66年）、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1979年）、美国国家医学科学院院士（1991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92年）、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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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实义（1913—1996），空气动力学家。1935年从中央大学电机系毕业，1937年赴美国留学，1938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1940年在加州理工大学获航空工程和高等数学博士学位，同年归国，到已迁重庆沙坪坝的母校中央大学任航空工程系教授兼系主任，1947年再次赴美国，先在康乃尔大学任客座教授，后到马里兰大学流体力学及应用数学研究所任研究教授直至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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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有祺，1920年生，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年）。1942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化学系，1946年赴加州理工学院留学，1950年获博士学位后留校做博士后，1951年7—8月转道欧洲历经艰辛归国，后历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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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林（L. C. Pauling，1901—1994），美国化学家。1954年因对化学键本质和对蛋白质结构的研究获得诺贝尔化学奖，1962年因反对地面核试验的行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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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健（1920—1984），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年）。1944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1947年赴美国留学，1949年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得科学硕士学位，同年归国，历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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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森（C. D. Anderson，1905—1991），美国物理学家，因发现了正电子而获得193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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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耀祖，1924年生，美籍华裔流体力学家，加州理工学院教授。1946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航空系，1947年赴美国留学，1948年获爱荷华州立大学硕士学位，1952年获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61年起任教于加州理工学院。他是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1982年）、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84年）、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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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沛霖（1913—2011），电子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年）、中国工程院院士（1994年）。1935年毕业于国立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1948年9月接受中国共产党指示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1950年夏天提前进行博士论文答辩（1952年被授予电工、物理、数学专业特别荣誉衔哲学博士学位），1950年9月归国，先后在二机部、三机部、四机部、电子工业部担任重要领导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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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武（1916—2013），原名李整武，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年）。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46年留学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师从诺贝尔奖的获得者W. A. 福勒、M. 德尔布吕克人，1951年获博士学位，1955年10月与钱学森同船回国，先后在江苏医学院、复旦大学、交通大学、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等单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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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文奎（1916—1995），遗传育种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年）。1939年从中央大学农学院毕业，1947年夏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留学，1950年6月获得博士学位，1950年9月归国。先到四川农业科学研究所任食粮组副主任，1956年后任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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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6月18日，留美中国科协在匹兹堡大学举行成立大会，来自匹兹堡、芝加哥、纽约、波士顿、费城等13个区会的50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参见傅琳《留美科协成立始末》，《北京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40—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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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福田（1897—1956），外国语言学家，哈佛大学教育学硕士，1923年起执教于清华大学，曾任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主任、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主任。1948年离开中国大陆，移居出生地夏威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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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1945—1949年间赴美国留学的中国人多达5000人。而1950年初，留美中国科协极盛时会员只有800人。也即，多数中国留学人员没有参加留美中国科协。据留学生丛书编委会编《中国留学史萃》，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88—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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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忠尧（1902—1998），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5年）。1930年从美国加州理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49年后历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和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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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可参阅《沈善炯自述》（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的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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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家训（1918—1997），流体力学家。1941年从中央大学工学院土木系毕业。1945年赴美爱荷华大学留学，1948年获博士学位。毕业后曾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科罗拉多大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法国南锡大学等校任教和指导研究，1956年后一直在密歇根大学任教授，先后当选为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70年）、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1980年）。据冯元桢《悼念流体力学家易家训》，《力学进展》1997年第4期，第433—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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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传鉴（1888—1966），教育家。1908—1910年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堂，1919年从北京大学法学院大学毕业后，应天津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之召，回南开服务。先任英语教员，从1920年起任教务主任，1930年赴美深造，193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获得教育硕士学位。抗日战争结束后，他先后担任天津南开中学代理校长、重庆南开中学校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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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初，华罗庚携全家人乘船离开美国。1950年2月到达香港后，他发表了一封致海外留学人员的公开信，称“梁园虽好，却非久居之地”，热情洋溢地号召海外学子“归去来兮”，为新的中国服务。1950年3月11日，新华社播发了这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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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儆（1924—2013），爆炸力学家。194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1948年赴美国布路克会理工学院研究院留学，1950年9月中断学业回到北京。回国后历任华北大学工学院、北京工业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副教授、教授、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副校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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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南：《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86—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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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国民革命军军歌》的一段。此歌分三节，全词如下：“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工农学兵，工农学兵，大联合！大联合！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齐奋斗！齐奋斗！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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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2月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法令，全部废除以往通过的一切排华法令。从此，在美国的华侨可以申请加入美国国籍，成为美国公民。但仍然带有一个配额制度，即每年只给予105个名额，其中75%分配给来自中国出生及居住的移民，25%分配给世界其他各国的华族移民。直到1965年10月6日，美国总统约翰逊签署“移民与国际法案附录”，才废除种族限额。据刘汉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华侨、华人社会的变化》，《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第54—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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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1950年钱学森因试图归国而遭逮捕、拘押、审讯，并被报道为间谍之事。详情可参见[美]张纯如《蚕丝——钱学森传》，鲁伊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169—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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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娴士是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获得的数学硕士。据王作跃对冯元桢、喻娴士夫妇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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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崇熙（1901—1952），无机化学家和化学教育家。1919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2年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化学系学习，1926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归国，历任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系主任等职。为尽快改变中国化学试剂生产的落后面貌，1950年，他倡议并筹备成立了新华试剂研究所。在“三反”运动中，为抗议无理的猜疑和批判，他于1952年2月12日服氰酸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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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伟长是郑哲敏的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1947年郑毕业留校后，任钱伟长的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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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哲敏从1978年起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1984-1989年任该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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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劲夫（1914—2015），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1966年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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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维护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权——科学家揭穿曾昭抡钱伟长制订反动科学纲领的阴谋》,《人民日报》1957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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