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记下了民众对赵尔丰之死的微妙反应：“他病了，全无抵抗地遭了别人的屠杀，尽管在他生前人人曾经以‘屠户’目之。待他一死，大家对他却隐隐有些惋惜起来。”
赵尔丰被四名强壮的士兵按着，坐在地上。
1911年12月22日，冬至日的凌晨，阴冷的朔风吹拂着他满头的白发，家人已经在地上为他铺了块大红的毡子。闻讯赶来的人群挤满了明远楼下的空地，荷枪实弹的士兵们艰难地维护着秩序。
65岁的四川总督知道自己的大限已到，也不挣扎，盘腿坐在毡子上，怒骂道：“尹娃娃，你装老子的桶子啊！”
新任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26岁的尹昌衡，简短地公布了他的罪状，然后向着围观的看客们问：“这个杀人不眨眼的赵屠户，该怎么办？”看客们齐声回答：“杀！杀！”
尹昌衡的亲信军官陶泽锟早已站在赵尔丰的身后，此时手起刀落！在看客们的惊叹声中，在照相机的镁光灯闪耀中，赵尔丰人头落地，并被定格在照相机中，他那花白的头发和胡子被鲜血溅得通红、通红……
兵变
这一切都要从蒲殿俊的阅兵说起。蒲殿俊新任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没几天，便执意要进行大阅兵，过过当老大的瘾。
他以前只在日本留学期间短暂地接触过军队，却也深知枪杆子对自己的重要性。上任之后，他已经宣布给士兵们发放3个月的“恩饷”，但财政却囊中羞涩，一时拿不出钱了。
各种情报显示，军队可能在阅兵这天哗变，有好几股势力在合纵连横，想借机端掉这个刚刚诞生的军政府。前司法厅厅长、保路运动的幕后主谋之一周善培，再三劝阻蒲都督万不可阅兵——在这非常时期只能让城里的军队赶紧退出城外，各回营区，怎么能聚集在一起呢？
正在兴头上的蒲殿俊，哪里肯听！1911年12月8日上午9点，大阅兵在成都东校场外如期进行。军乐铿锵，刺刀佩剑闪亮，蒲殿俊正沉浸于兴奋之中，忽然士兵们骚动起来，后边的士兵对空鸣枪，局面登时大乱。“当时如有人挺身而出，立可弹压，因前列新军并未动，后列巡防军亦只有少数异动，稍作处理，即可弭祸无形”。
站在检阅台上的都督蒲殿俊、副都督朱庆澜立即撤离。乱兵从校场上蜂拥而出，冲向藩库。藩库的保安人员早已逃之夭夭，乱兵砸开藩库，看到了光灿灿的两座银山，这里就是四川全省的财政所在，总共约800万两白银。
士兵们疯狂地冲向银山，纷纷解开绑腿，尽力捆扎。“一人抢三锭五锭，心重的人抢十锭八锭，最贪婪的抢得多，拿布扎成包袱，背上如背两扇磨子，一步一步慢慢走”，黑吃黑，“遇黄雀（黄雀在后之意）”，“击毙重抢的不少”。人人满载之后，便放起一把火来，顿时烈焰冲天。
乱兵随后冲向大清银行及各银号、票号，成都城内的主要商业街及各处豪宅均不得幸免。根据当时的报纸报道，军队变乱后，警察也加入了抢劫队伍，随后是外州府县前来成都庆贺大汉军政府成立的人们，再就是成都本地的地痞流氓，“蜂拥而起，一时遍地皆盗，草木皆兵。其被劫情形，自一而再，自再而三，甚至有被抢五六次者”。枪声阵阵，火光冲天，已经200多年没有遭遇兵灾的“锦绣成都，遂变为野蛮世界矣”。
亲历此事的郭沫若日后回忆，兵变发生时，他正好要到堂姐和大哥家中去，在东大街遇着一位“上穿灰鼠马褂，下穿狐皮袍子”老爷模样的人，在他的狐皮袍子下露出了一条有红色标记的军裤来。当人们把他的马褂、袍子剥开后，里面还有一件女人的狐皮袍子——原来是一位参与抢劫的士兵。
蒲殿俊在都督府宪兵营营长汤存心（仲桓）的保护下，跑到东校场演武厅，由几个士兵背着他上了城墙，避开乱兵，逃到同在城根下的周善培开办的幼孩工厂（童装童具工厂），才赶紧换下那身金灿灿的都督礼服，穿上蓝布衫，继续逃跑，结束了12天的都督生涯。
镇压
兵变发生后，军政部长尹昌衡飞马而出，急赴凤凰山军营，召集与他亲近的川籍军官们迅速商议。随后，尹昌衡率领数百名全副武装的新军，策马进城，搜捕乱兵。
抢劫之后的乱兵，早已成了乌合之众，难以与有备而来的尹昌衡部队交锋，纷纷逃窜出城；逃得慢的都被当场处决，街上到处可见他们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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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权选择在成都皇城办公。石牌坊上中间有“为国求贤”四字。
在成都最为紧急的时候，人们又想起了退位的总督赵尔丰，他毕竟威望卓著，手里还有担任他的警卫部队的三千巡防军。于是，“商民纷纷诣尔丰……吁请维持治安”。赵尔丰“初以恐涉嫌疑不便干预，绅民固请不已，此心凄恻万分；又闻军队肆扰不休，若不急行设法，更不知伊于胡底”。于是，赵尔丰发布了一张布告，要求所有乱兵必须立即回营，既往不咎，否则就军法从事。布告的落款是“卸任四川总督，现任川滇边务大臣”，没有盖印，只用朱笔画了一个“印”字。赵尔丰和那些恳求他出面收拾乱局的人绝对没想到，这会给他招来杀身之祸。
如同事先安排好一般，数万名“同志军”突然从四门进入成都，兵力远远超过城内任何一支部队，他们四处搜捕乱兵，抓住就当街枪决或斩首，迅速恢复了秩序。这些同志军只听命于罗纶，逃出成都的乱兵也被各地同志军纷纷劫杀，当然，不只是为民除害，更是为了他们身上的银子和珠宝。
根据英国总领事务谨顺的记载，哥老会此时将成都分为几个码头进行管理，成了真正的当家人。在这场骚乱中，最为敏感的满城却风浪不惊。一些乱兵逃入了满城，将军玉崑在同志会要求下，收缴了乱兵们的武器，将之驱逐出满城。满族人的举动始终是极为小心谨慎的，因此成都没有像西安和武昌那样发生汉人屠杀满人，或像南京那样发生满人屠杀汉人的行动。
分裂
当时成都的军队主要是两支，即巡防军与新军。新军是正规军，独立前负责清剿同志军；巡防军相当于武装警察部队，主要负责安全警卫。城内主要是巡防军。这支部队为旧军，装备训练等都不如新军，但人数总共2万多，超出新军一倍。巡防军的首领原是田征葵，四川宣告独立之后，军队都集中在新军统制朱庆澜的手中，但实际上朱庆澜也无法有效控制巡防军。
四川宣告独立之后，深谙内情的周善培多次规劝蒲殿俊，设法将巡防军尽快调出城外，各回防地，免得在城里滋事。巡防军的军官们也表示希望都督接见一次，他们就好回防。蒲殿俊却多方推延。随着军饷日竭，军心开始浮动，负责管理军队的朱庆澜急了，带了巡防军的11名主要军官去拜见蒲殿俊。蒲殿俊无奈，只好全身披挂，穿戴军服佩刀接见他们。蒲殿俊站着训话不到十分钟，据朱庆澜讲，“只听见佩刀在地上夺夺地响”。接见之后，巡防军军官都笑着说：“天气还不冷，都督为什么这么夺夺地抖呢？”蒲殿俊暴露的这种紧张害怕情绪，令这些骄兵悍将更为猖狂。
对于朱庆澜这样一个外乡人掌管军队，新军中的川籍军官们十分不满。陆军十七镇是四川唯一的一支正规军，高级军官多是外省人，“本籍人众俱处下僚”，“每愤不平”，久而久之形成两个集团。本地军官人多势众，“每于宴会场合，狂饮之后，常予外籍军人以难堪甚至指名叫骂”，如有一人向外省军官“大发脾气”，另一人就会“拔出手枪”，第三个人就“把指挥刀击在石板上”，每每能够得逞。陆军小学堂总办、在日本学习过军事的彭州人尹昌衡，就是他们的核心人物。
在宣告独立之前，尹昌衡等曾向蒲殿俊提出三点要求：一、由尹昌衡任军政部长；二、在第十七镇之外再另编一个镇的军队；三、参谋部内要设一个四川人任参谋。蒲殿俊只能答应。其实，川籍军官早已放风：“殿俊文治才，安知兵，必欲为都督非尹昌衡不可！”军政府成立后，尹昌衡出任军政部长，成了本地官兵的真正指挥者，两位都督“令诸军不从，召诸将不至”，其实是光杆司令。
黄雀在后
兵变当晚，成都城内的三帮人——同盟会、保路运动首领们及军官们，分别召开了三个会议，各自商议应如何在善后中获得更多的好处。
军官们的会议在四川陆军小学堂举行，十分热闹，会上有军官高喊：“匹夫可以为天子，难道尹昌衡不可以当都督？”尹昌衡成为军方的候选人。
第二天晚上，各派在皇城内至公堂开会。同盟会提出民选都督，在这样的乱局下，这种超前的想法当然被否决。其实，同盟会在四川实力很弱，需要时间来壮大自己。对于这个自己没捞到好处的新政权，同盟会早已不满，一面联络同志，一面遣人到渝请兵，“谋即日推倒之”。根据英国领事的报告，在一次会议上，董修武就公然提出，“人民对蒲殿俊行政当局极为不满，将必须进行二次革命”。当时董修武在成都南校场召开万人大会，会场上高悬一块牌，上书“同盟会会长孙文、副会长董修武代”，于是“孙文之名传至家喻户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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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上，四川的主要兵权本在朱庆澜手中，但他在兵变中落荒而逃。
并没有太多的争执，实力最强、腰杆最粗的尹昌衡被公选为都督。这次会议本来不推选副都督，但巡防军代表提出罗纶应该担任副都督。此时的罗纶当然不是那个只会高喊宪政民主的副议长，而已经完全恢复了会党老大的声势，城内数万同志军就是他的小弟，实力实际与尹昌衡不相上下。此时罗纶也正坐在会场内，众人恍然大悟，一致通过。
董修武随后出任总政处总理兼财政部长，“为一切政事之总汇，凡出入文牍及发布命令皆须经过本处始为有效”。同盟会取得了四川革命的领导地位。
未雨绸缪
兵变后，看到罗纶当了副都督，周善培恍然大悟。
早在赵尔丰交权、宣告四川独立前夕，在新政权中只捞到了军事参议院院长的罗纶就大为不满。这位有着会党背景的四川谘议局副议长并不甘心。11月26日晚上8点，罗纶派人前往总督府接收赵尔丰的督印。而根据协议，大印必须交给蒲殿俊。如果大印到了罗纶手里，加上他的会党势力，四川的局势将发生巨大的混乱，赵尔丰自然不能应允。他立即致电周善培：“现有两个人在督署官厅说是罗纶派来的，要我把印交给他们。你们干些什么事，叫我为难！”
周善培赶紧打电话询问蒲殿俊，蒲殿俊说：“这是两个混蛋，请赵帅把他们拿下就是了。”
周善培说：“赵尔丰要是能拿人，他两个怎么敢去？他是要交卸的人了。你还是问下罗梓卿（罗纶）。”
蒲殿俊说：“罗梓卿没有这么荒唐。”
周善培坚持道：“局面到了今天，父子兄弟也难免各有意见，你还是问一下的好。”
蒲殿俊便给罗纶挂了个电话，随后告诉周善培：“问过梓卿了，他没有派人。”
周善培松了口气，道：“那就请军政府赶快派人到督署，把那两个人带到军政府去追究根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