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洛阳,再往东不远就是此次偷袭的终点——河南新郑(郑国),秦穆公的作战地图上,已经把这里画了个红叉。为了尽量减少与行经地区的接触,秦军偃旗息鼓,不露声色,但还是被一队郑国商人的骡子迎面拦住了。
就像政客会对钱感兴趣,有钱的商人也会对政治感兴趣。郑国商人“弦高”就是一个热衷于政治的爆发户。它正去洛阳拿政府定单,路上遭遇了秦军。听说秦军是来攻打自己祖国郑国的,弦高突然激发了浓郁的爱国热情。他用四张熟牛皮做见面礼,又拿十二条牛去犒劳秦军,并假用郑穆公名义宣布:“鄙国国君作为东道主,已经给你们准备了热洗澡水,还派出卫戍部队,保障你们的安全呐。Welcome!”
总司令“百里孟明”和两个军长面面相觑,吃惊而无奈地说:“看来郑国人已经知道我们的偷袭计划了,怎么办?”
弦高当晚用国道上的传车,星夜把情报送回郑国。郑穆公闻报神情惶恐,赶紧侦察“秦国驻郑大使馆”。哇塞,秦国大使馆里的人正准备里应外合了:甲胄都已上身了,厉兵秣马(磨砺兵器,给马喂草),就等着开杀了。弦高情报一点没错。郑穆公赶紧宣布秦国大使杞子为不受欢迎的人,驱逐出境。鉴于杞子掌有郑国北门钥匙,郑国北门的锁,连忙换了把新的(当时已经有青铜锁了,常常作成鱼形,因为鱼很警醒,即使睡觉也睁着眼)。
百里孟明听到这些消息,望着郑国的天空,喃喃地说:“我们的卧底也被赶跑了。”副司令白乙丙发言道:“看来不幸还是被我爹说中了,千里袭人不好办。”
“没办法了。我宣布,偷袭计划作废。还是按蹇大叔的意思回去吧。”百里孟明总司令说。
“好啊,但是我们的给养快不够了,司令。”白乙丙提醒说。
是凡战争,给养线总跟不上进攻部队——进攻部队是轻车肥马跑得快,给养部队则老牛重车,连跑带喘跟不上。更何况秦军是偷袭,属于急行军,一天走两天甚至三天的路,给养更跟不上了。给养跟不上也有办法,士兵可以散到附近,抢敌人田野里的小米或稻子。这就是孙子所谓:“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武器从本国解决,粮草从敌国解决。所以当时打仗最好是秋收季节,只有傻瓜才会在坚壁清野的东天出征。然而现在正是清冷的春天,田野里啥也没有呐。
“看来,我们只好抢滑国人国库里的粮食了。”孟明说。秦军三帅于是并力袭破附近的滑城(河南偃师,从前的商朝大城),尽掠滑国子女、玉帛、宝器、粮草。然后载上车,在不祥的空气中,这伙忧心忡忡的秦国战士决定返回祖国。他们西行三百里,登上他们所熟悉的黄土高原,才略略放松了脚步。
俗话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秦军很快来到老头子蹇叔预言的崤山鬼门关了,这是从中原进入陕西的大门,在陕西省东南角。崤山主峰一千七百多米,群山烂漫一片,只在中间开裂出一条深沟,七十多公里,仿佛一个长条大棺材。车马想在沟中通行,都需要提前大声吆喝,让远在深沟对面十里外的人听到,设法提前避让,如果双方不期而遇,在这仅容一车通过的山路上,只好彼此商量,让一方退回原处。这个深沟是外界进出陕西的必经之路,如果在这深沟两端设人把手,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后来战国时期,果真在沟的东端修了著名的函谷关,西边修了著名的潼关。两道关口,易守难攻,捍卫着陕西关中的秦国人,是秦国的东方要塞。秦国在这个关的内部,所以叫关中平原,后来秦汉都定都关中平原的西安,正是看中了这些易守难攻的要塞。)
晋军元帅先轸也知道这个深沟,先轸说:“我们晋文公重耳刚刚驾崩,秦人就蠢蠢欲动,兵进中原,跑去与我们晋国人抢肉,妄图撼动我们的霸主地位。秦国是我们潜在的敌人,为了子孙后代的安康,为了百年基业的稳固,请让我们打秦国人吧。天奉我们一个大机会,奉不可失,敌不可纵。一日纵敌,数世之患啊。”
“那我们应该怎么打?”
“崤山地区山高涧深,都是绝壁峻岭,沟中马不能行,车不能转,是秦军回国的必经之路。如果我们在那里伏击秦军,就可以全部歼灭之。”
晋文公重耳的儿子晋襄公批准了先轸的作战方案。晋军在崤山的峭壁绝顶上完成作战部署,以逸待劳。公元前627年4月13日,先轸从壁顶往下眺望,看见轻率的秦军终于在大笨蛋孟明的带领下,终于慢慢走进了棺材。两侧都是悬崖绝壁,面前是一条幽谷狭道,这支几千里奔走、长期暴露的军队携带着从滑国抢来的给养,疲劳不堪,谁也没有力气去侦察前方和头顶安全。在他们头顶上,身穿黑色军装的晋国埋伏军,已经像乌鸦那样,等待着深沟底的尸体了。
晋国伏兵们静静地掩藏在草丛里,向下眺望,他们看见在只可容纳一辆战车的谷底小道上,秦军行动迟缓。你甚至可以看清秦人的鼻子。除了牲口的嘶叫和车轮的辚辚,你甚至可以听见秦国人的呼吸。其实那是你自己紧张的呼吸,埋伏在草丛中蓄势待发,你手心里渗出汗水。为了避免谁激动得忍不住大喊一声,埋伏者们都口中含枚——含枚就是横含着一个竹筷子样的东西,这导致很多人的口水流出到草上,招来很多古代得蚂蚁。
最后的惨剧如期而至,先轸挥令击鼓。这时候,春秋时代流行的各种青铜武器,都不如满山遍野的石头最有攻击效力——放箭还有个命中率的问题,石头却一定会滚到谷地。满山的石头轰击而下,秦军三百辆战车就像三百只弱不禁风的虱子,扑哧扑哧全部稀烂。你知道“掐虱子”吧,把虱子放在背对背的两手拇指中间,指甲背互相一挤,虱子就爆炸了。三万骁勇的秦国军汉(相当于现代五个师)的脑袋,全部在石头轰击中爆炸。秦军在不见天日的狭沟里发出短暂的鬼哭狼嚎之声,很快哭声被石头掩埋,化为满沟的肉饼,成为山脉的一部分。这还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牺牲。牺牲者甚至至死都不知道敌人是谁,这挨千刀的坏事是哪个混蛋干的。
笑着从山腰站起来的山西人,赢得了阻遏秦国东向争霸的决定性胜利。先轸由此一战成名,载名史册。先轸早年以九袋长老身份跟随重耳流浪,回国后,长期担任三军元帅,多谋善断,性格刚直,先后指挥“城濮之战”和“崤之战”,均获得压倒性胜利。特别在此“崤之战”首创了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第一次伏击歼灭战形式(一个活口都没留下),俘虏了秦军三个统帅,达到其个人军事生涯的辉煌顶峰。超群出众的俊义之士“先轸”,也因此成为春秋时代最牛的军事战略家和战术指挥家,并为晋文公、晋襄公两代霸业打下强硬的军事基础。晋文公生前常说:“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先大将军。”
说先轸是最牛的军事战略家,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主张和推动发起的“崤之战”,对于保持晋人中原霸权地位,扼制秦人东出,具有重要意义。说他是著名战术家,因为他首次利用山地复杂地形给敌人设套,伏击敌军,一改从前打仗是观兵的文雅古风,彻底结束了二十年前宋襄公时代“为战以礼”的奥林匹克公开精神,开创了“战争诈谋化”。
先轸勇创“诈谋化”的心路,缘因他是山西晋国人,脑皮层多多,给人设套是山西人的传统,早在“假虞灭虢”就开始用套了。还最有趣的一次,晋国人跟楚国人打仗,晋国人想逃跑,就告诉楚人说:“你们后退三十里,腾出个地方咱们好好打一场。”楚人傻呼呼地一退,晋人却转身平安跑掉了。楚人想追,却来不及了。晋人一边跑,还一边欢呼:“我们把楚人打退三十里了!!乌拉!!”晋人的多智多诈常如此。先轸成长于这样的环境,必然受其传统影响。后来他跟随重耳流浪期间,又“备尝艰难阻险,尽知民情真伪”——意思是把自己磨练得很精,打仗就更精了。“城濮之战”和“崤之战”,先轸都使劲设套。他这种“战争诈谋化”的实践,被后来的孙武子总结为“兵不厌诈”革命性新军事思想。
关于“兵不厌诈”,我们也可以说出它的一大串坏话来:从此打仗开始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其极,宋襄公“不伤二毛”的精神再也没有了。甚至不打仗的时候也开始坑蒙拐骗,导致世道开始浇漓、人心慢慢不古,每个人都很机巧,绝对不让自己吃亏。交际也好、上班也好,干活也好,当官也好,都是稳赚才行,付出的尽可能最少、获得的尽可能大,那才算本事呐。“亏了单位也不能亏个人”是一度常闻的口头词儿。至于做实业的人不走正轨竞争,造造假货、偷偷税款、走走捷径、钻钻漏洞、利用利用特权,那就是更符合“诡诈致胜”之道了。所以《孙子兵法》被津津乐道,不光是因为能经商致用,更迎合了中国人不肯打正规战的行事心态和机巧的文化心理。不是常听人说吗:中国人聪明、中国人确实聪明、太聪明了!——这大约就是从先轸的时候开始“聪明”起来的罢。
不管你赞同也好,批判也好,先轸开创的“兵不厌诈”后来成为东方中国人战争术的最大特色,《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打仗几乎都是这个(而西方则不太这样),慢慢形成中国人重智谋而轻实力的特色,即便民间比武打擂,也是赞赏“四两拨千斤”的巧劲而轻视巨拳粗膀的挥舞。中国人不如西方人喜爱户外体育锻炼运动,而强调内心体验修养(练心练气、休禅打坐),大约也可以归结到这一点上。它甚至把中国人的审美情趣也培养成求巧求奇,比如把大树弄成盆景,天足缠成小脚。如果说,春秋战国时的中国人显得大气滂沱、慨慷直朴(而不像真正的“中国人”),到了“兵不厌诈”的后代就更机巧玲珑、奇思善想——像“中国人”了。春秋时代的中国人,像“老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