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成王没撤，下令攻城。他指挥士兵先去森林里砍伐大树，树干前端套上青铜，再搭个木架子，用绳索把树干悬挂在木架子上。木架下边垫着滚木为轮，大家一起使劲，推着木架接近城门，用木架上的大树干猛撞宋国城门，像和尚撞钟似的，想把城门撞开。城上宋人不傻：“跟我们玩这个？”城上乱箭齐发，射得楚人丢下了撞城锤，抱着脑袋跑了回去。子鱼带领军民顽强抵抗，抑制了楚人一次次进攻(一般从技术角度来讲，攻城难度大，守城的占便宜，所以宋人还可以支撑。如果是野战，骁勇的楚人就占优势了)。楚成王会盟毕竟所带军队不多，更好用的大型攻城机械也没有带，一时捞不到什么好，粮食也不济了，就想回家去。

可是宋襄公这个烂货砸在手里也没有用，杀了又怕失去诸侯各国人心，为楚人自己树敌，干脆放了，卖个人情吧。于是，宋襄公就被放了。楚人收兵南归。宋襄公虽然得自由了，但国内已有新君，不过他的理想却一点也没挫伤，想上山打游击去。正这时，“新君”子鱼派人来了，说子鱼是出于保家卫国才临时冒名称君，还请宋襄公回去继续主持政府吧。

灰头灰脑的宋襄公回到宋国复位，决心一辈子跟楚国对着干(这个立场在整个春秋时代都没有变过，宋国遗民的骨头是很硬的)。

如果说宋人是自大狂，那么郑国人就是两面派。这也没办法，郑国地处河南正中心，国家规模二级，处在四方夹隙之间，不得不以妾妇之道，左跳右跳地过活。齐桓公在地时候，他有老齐撑腰。近年屡屡被南楚攻打，受不了了，只好在齐桓公死后变节，倒入南边楚国怀里，与楚人眉来眼去。宋襄公恨楚国，恨一切与楚国眉来眼去的人。他以维护国际风化为己任，遂以霸主身份去打郑国。“你个好好的中原国家，不接受我的中原霸主领导，干吗去跟南边的楚蛮搞得火热？”

楚成王听说郑国要挨打之后，叫道：“好你个宋襄公兮，敢打我的小蜜!”于是立马发兵救郑。楚国将星“成得臣”此时初出茅庐，建议不必救郑国，而是调拨主力直接打宋国。宋襄公必然撤去郑国之围回救国都，郑国自然脱险了(看来，围魏救赵的战术，早有人在用了)。

楚成王一听直接打宋襄公，兴致更高了，命“成得臣”从湖北北上，连踢带踏直奔河南东部的宋国商丘而来。打商丘之前，楚人先伐陈国，遏制住陈军可能对宋提供的军事援助(陈在河南东南部的淮阳，是宋国的小尾巴国，在宋国南边，给宋国捧脚。陈国是史前大舜的遗民聚集地，跟商朝遗民的宋国臭味相投，所以两国相好。陈以前还曾经把宋国的弑君犯“南宫长万”捕捞归宋。)

楚军打压了陈国之后，宋襄公被孤立，情等着楚将“成得臣”的队伍离陈北上，直奔宋境而来。大敌当前，宋襄公的哥哥子鱼脑子比较清醒，说：“楚军武器装备比咱好，作战人员又比咱多，咱还是跟它和平谈判吧。”意思是求和、服软。

有自我崇拜情结的宋襄公慷慨陈词：“我军是仁义之师，虽然甲兵不利，但仁者无敌，我这有道之君怎么能跟他无道之国谈判。”

于是，公元前638年的一个美好的十月黎明，唐吉珂得宋襄公骑士，作为不自量力的食草恐龙，打了一场叫人哭笑不得但影响力重大的仗——泓水之战。

宋军和楚军在宋境的泓水地区展开会战(巴尔干东端，河南东部柘城县北)。宋军本来占了地利，已经进入泓水岸边预定阵地，楚军却还在摆渡过河。子鱼依据兵家常识，劝宋襄公半渡而击之：“趁楚人过河一半儿，首尾无法呼应，一击必乱，可以得胜。”

“我是一向主张仁义的，怎么可以这样不择手段啊？！”宋襄公不同意。

过了一会，楚军完成渡过作业，开始布置阵势。子鱼又劝：“敌众我寡，要打快打，错过机会，咱就悬啦!”宋襄公还是满口仁义道德，说君子不困人于厄(险阻)，不鼓不成列，等楚国佬儿排好阵式，咱再一本正经地跟他打，打他个心服口服。

宋襄公传下命令：“亲爱的军士们，等会儿开打的时候，要先看看敌人头上有没有白头发，对于白发老人，以及已经受了伤的，我们不许再打。”

哇！我服了you，子鱼听得直翻白眼儿，差点直接从车上掉下去。

说时迟，那时快，楚军大阵已经摆好，主帅成得臣把战鼓擂得山响，人跳车跃，呼声动地，实施强力突破。宋军哪里抵挡得住，来不及数完敌人的白头发就纷纷溃退。宋襄公的精锐“门官”(禁卫军)悉为楚军所歼，宋襄公大腿挂花。

败回城里以后，宋国人都议论宋襄公的错误战术。宋襄公还解释呢：“君子作战，不重伤(不二次伤害受伤的敌人)，不以阻隘(不阻敌人于险隘，也就是不埋伏于峡谷上面压袭敌人——比如后来的崤之战)，不鼓不成列(不主动攻击尚未列好阵势的敌人)，不禽二毛(不俘虏老大爷——头发有两种颜色的白鬓老年人)。你们懂不懂？”宋襄公说得一点没错，古代战争都是这样很有古风的，所谓为战以礼。

子鱼说：“您才不懂呢？战法云，以正合，这您明白，战法还云，以奇胜，您就忘了。致胜关键在于出奇制胜。对付敌人还讲什么仁义?”

宋襄公因为腿伤，第二年就像“唐吉珂德”那样愁闷地死掉了。人们后来讥笑他，把对敌人仁义叫作“宋襄之仁”。宋襄公在“泓水之战”败死，标志着商周以来“成列而鼓”的“礼义之兵”行将寿终正寝。诡诈奇谋的作战方式正在萌生。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迂阔可笑战败者宋襄公，却被《春秋》一书算做了“春秋五霸”之第二(继齐桓公之后)。很多人不乐意，说他不配：“与其让他当霸主，还不如让楚成王当呢！能打胜仗是第一位的，宋襄公打输了，还有什么话讲！”

其实，我们应该反对“唯战胜论”，至少要警惕之。不择手段的战胜，只能给人类和自己带来后患。宋襄公所坚持的“为战以礼”的传统古典战法，在我看来，最具有奥林匹克体育精神：交战双方都遵守统一的游戏规则，约好时间地点，公开地行军到指定地点(往往是开阔场地，行军路上没有偷袭、夜袭和伏击这些诈谋)。然后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公正地比一把。打仗目的只是为了分出个胜负，从而使政治上的争端和争议(比如土地归属、国与国之间的主次关系)有了裁定的依据，点到为止，人员杀伤不是追求的主要目标，一方溃散就达到判定胜负的目的。所以，春秋时代的战争描写，最终常见都是“某某师溃”。溃——就是阵形乱了。退了，也就完了，不求杀伤多少。战车的杀伤力不如步兵和骑兵，但大家并不介意，依旧发展战车，即使南方山林水网密布的楚国，或者远在西垂的秦国，也用战车。这都是为战争为政治服务，而不是掠夺杀戮为目的。直到某一天，不遵守游戏规则的异族武装迫使中原放弃车战，战争技术才进一步残忍化。

同一时期的欧洲也是如此，地中海畔的古希腊城邦国家的重装步兵也是“公开公正”地战斗，为战以礼、不搞诈谋：他们排成严格的方阵，踏着笛子的节奏缓慢前进，简直像开幕式表演，或者是一场体育比赛。士兵超越前排作战不但不被认为是勇敢，反倒是违规。这种呆板的阵形败给了后来灵活机动的古罗马军团，这一地区也被罗马所占领统治。但我们不能因此就笑话它们呆板。其实，刻板战术流行的时代是有福的，至少表明那是祥和的社会，无所不用其极的残忍战争术还不是必要。

所以，宋襄公为战以礼、不搞诈谋是符合当时的礼仪时代的，我们不要嘲笑他。宋襄公是大周朝“为战以礼”时代的最后一人，宁可失去一个胜利，却维护了礼仪和秩序，这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意义深远。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那我也没法多说了。

到了宋襄公以后二十年，诈谋出现了，晋楚“城濮之战”开始有佯溃诱敌，接着又出现“崤之战”的峡谷伏击，“令狐之战”的夜袭。这些都是不按约定、不公开就战的做法，不是奥林匹克精神了。并且在未来的战国时期，无所不用其极的战争手段愈演愈烈，兵车这种观礼性的打斗模式，也慢慢改成胡服骑射——仿佛摘掉拳击手套改成散打。战争的残忍性在加剧，坑掉赵卒四十万的事也有了。呜呼，盛矣哉

有趣的是，经过否定之否定，现代社会的战场居然也开始回避不择手段的战术，遵守一定的道德规则，采取有节制的“精确打击”、“外科手术”“定点清除”之类。这不由得不让人想起遥远时代的宋襄公，对他心存敬意。至少，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生活在宋襄公的仁义时代，进行有节制的礼仪化战争而不必猛走极端地玩儿命，堵枪眼、挡炮灰，倒还满划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