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生不逢时</h3>

遇到朱以海、朱亨嘉这两个“愣头青”，朱聿键难免有“生不逢时”之感。所幸广西的那个二愣子挂了，浙江的那个虽然继续愣，但除了让郑芝龙发点牢骚以外，对福州政权没有构成什么实质上的威胁。

朱聿键真正的麻烦，还是在福州政权内部。

蹲大狱的经历，对朱聿键而言实在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造就了朱聿键坚忍不拔、励精图治的性格，也塑造了他安贫若素、艰苦奋斗的品德。清代史学家徐鼒在《小腆纪年附考》中，对朱聿键有一句比较中肯的评价：“王少遭患难，慨然以复仇雪耻为务，布衣蔬食，不御酒食”。

但另一方面，常年蹲大狱也让朱聿键当政面临着一个先天的缺陷——与文臣武将相当生疏。一朝天子一朝臣，古往今来都是金科玉律。作为南明政权的最高当政者，刚出大狱的朱聿键对官场两眼一抹黑，这个局面就相当被动了。

当然，不是朱聿键不懂得招揽人才，而是常年与世隔绝，拉帮结派这种活，实在是心有余而身不给力。别说混脸熟了，就连拉几个“狱友关系”都是痴心妄想。朱聿键第一次坐牢，跟他爹做“狱友”，结果自己倒是重获自由，爹死牢里了。第二次坐牢更惨，一个人住单间，连“狱友”都没有（一般人也进不了凤阳高墙）。

没有下级，就得现招，所以朱聿键广纳人才。只要是个人，愿意跟着我抗清，照单全收，包吃包住还发工钱。（只有马士英名声太臭，没要成。）

朱聿键任命内阁大学士，一下就整出三十多人（一说二十多人）的内阁，看上去挺人才济济的，但由于没有至关重要的“票拟权”（也就是决策权），绝大多数纯属摆设。

不是群臣不想抓权，而是大权早就被朱聿键一人给抓了。（凡有批答，皆上亲为之。）当然，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谁放心把大权交给一个临时拼凑起来的班子？更何况朱聿键常年蹲大狱，跟很多人还是第一次打交道，不放心是很正常的。

于是，隆武朝廷的内阁大学士成了一群“参议员”，光发言，不决策。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坏事，至少效率比较高。如果什么事情都要交给一个二三十人的内阁讨论，看法比较一致的还好办，遇到分歧大一点的，从早吵到晚都吵不出什么结果，大家回家睡一觉，养好精神第二天继续吵。一两次还行，长此以往的话，朱聿键要么抑郁，要么抓狂。

说完“中央”，再来看地方。

隆武政权的建立，得到江南大部分地区的广泛响应。不过，响应不等于支持，口头上的支持更不等于行动上的支持。尽管江南大部分“非敌占区”纷纷响应，声称接受隆武政权领导，但能够保证“政令军令畅通”的，其实没多少地盘。

云南、贵州此时天高皇帝远，还要再等几年才能登上南明的舞台，现在只说其他的几个。

朱聿键所在的福建是郑芝龙、郑鸿逵的势力范围，两广是丁魁楚的地盘，湖南又有一个何腾蛟。这几只“地头蛇”，才真正让朱聿键感到束手无策、生不逢时。

一扒拉下来，留给朱聿键发号施令的，只有小半个江西（赣州、南安两府），至少江西总督万元吉比较听指挥，另外，两广的丁魁楚也算稍微好一点。

丁魁楚，河南永城（今河南商丘，与归德府县同城）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历任户部右侍郎、河北巡抚。崇祯九年（1636年），阿济格率清军突袭延庆、昌平等地，侵掠北京，时任河北巡抚的丁魁楚以失职罪，被崇祯皇帝罢官流放。两年后，丁魁楚交纳饷银获释，回到老家永城。

丁魁楚赋闲期间，永城发生了刘超叛乱事件，丁魁楚抓住机会，协助前来镇压的凤阳总督马士英，一举平定叛乱。丁魁楚得到朝廷重新启用，担任河南湖广总督加兵部尚书衔。

北京失陷后，丁魁楚凭借与马士英的关系，投靠了弘光政权。丁魁楚以前管着河南、湖广（今湖北、湖南两省），但由于河南被清军占了，湖广又干不过左良玉，只能“委屈”一下，担任两广总督。

隆武政权一建立，丁魁楚携两广官员率先响应，深得朱聿键的欢心。就这样红口白牙表个态，丁魁楚不仅继续留任两广总督，还从福州讨了一大笔赏赐，赚得盆满钵满。

几十年的宦海生涯，丁魁楚早锤炼成了十足的投机分子、老油条。此人讨封赏的时候比谁都精，接任务的时候就装傻充愣。朱聿键刚开始挺高兴，认为丁魁楚是“深明大义”，后来就发现这人相当不地道，只拿钱不听命，但也拿他没办法。

<h3>溶贼、限贼</h3>

丁魁楚不过是做惯了“土皇帝”，虽不听指挥，倒也不怎么顶牛，但湖南的“土皇帝”何腾蛟可就没这么单纯了。

何腾蛟（1592～1649），字云从，贵州黎平人，天启元年（1621年）贵州乡试举人，历任南阳知县、兵部员外郎等职。崇祯十六年（1643年）冬，何腾蛟升任右佥都御史、湖广巡抚（代理），协助左良玉镇守武昌。

弘光时期，左良玉起兵叛乱，何腾蛟被威逼同行。但是，何腾蛟坚决反对与朝廷为敌。大军尚未抵达九江，何腾蛟便跳江逃走，经宁州（今江西修水）、浏阳辗转来到长沙，号集堵胤锡、傅上瑞、章旷等部属，又招抚了黄朝宣等地方势力（其实就是“山匪”），逐渐在湖南坐大。

何腾蛟不愿意跟左良玉瞎起哄，而是在湖南优哉游哉地做起了“土皇帝”，但不久就遇到了麻烦，这个麻烦来自李自成的大顺军。

前面说过，李自成率残部进抵襄阳，吓跑了左良玉。接下来，李自成并未进入武昌，而是继续向江西鄱阳湖地区逃窜。五月初，李自成在九宫山一带（还有一种说法是罗公山）神秘失踪。

李自成失踪后，大顺军残部乱成了一锅粥。当时，跟随李自成向南逃窜的有泽侯田见秀、绵侯袁宗第、磁侯刘芳亮、光山伯刘体纯、太平伯吴汝义，还有一般将领郝摇旗（后赐名郝永忠）、王进才、牛万才等。这些人各带一支人马，互相不买账。从五月开始，大顺军残部纷纷逃窜到湖南平江、浏阳地区。

在担任南阳知县时，何腾蛟就跟“流贼”打过交道。当年的何腾蛟跟陈子龙一样，对“流贼”采取剿抚并用的方针，甚至单枪匹马前往招降，协助河南巡抚陈必谦平定了暴乱。何腾蛟的能力得到朝廷的赏识，将他从地方上调中央，担任兵部员外郎。

有这个经验，何腾蛟对付大顺军残部应该是得心应手的。但时过境迁，何腾蛟已不是小小的知县，二是独霸一方的“诸侯”。视湖南为己有的何腾蛟，绝不容许任何势力有所染指。

远在长沙的何腾蛟误以为这些人不过是一般的“土贼”，动动指头就能捏死。另外，何腾蛟也没有掌握一个至关重要的信息：这些所谓的“土贼”，不远千里来到湖南，不是来找何腾蛟打架的。

不打架，难道只是路过？也不是，他们是真心诚意来“投奔”的。李自成失踪了，大顺军残部群龙无首、各自为政，但在田见秀的倡议下，各部将领一致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策：联合南明军队抗清！

六月初，大顺军残部开始向长沙方向运动，希望与何腾蛟取得联系。

一边想联合，一边不知情，这玩笑就开大了！

何腾蛟情报不明，认为平江、浏阳地区不过是小股“土贼”骚扰，当即派长沙知府周二南、副总兵黄朝宣率两千兵马前往剿灭。几万大顺军为了表示诚意并避免冲突，主动向后撤退。

大顺军一撤，周二南以为对方真是不堪一击的“土贼”，一路得寸进尺地穷追猛打。大顺军怒了，在浏阳渡回手就是一拳，把何腾蛟的军队揍得七荤八素，周二南在混战中丧命。

战报传来，何腾蛟总算搞明白了，对方不是“土贼”，而是多年来令官军闻风丧胆的大顺军。何腾蛟惊魂未定，匆忙布置长沙防守事宜，准备与长沙共存亡。

如果几万大顺军想攻占长沙，就凭何腾蛟手下那点人，只能等死。幸运的是，大顺军的首领确实深明大义，虽然受到误解，但并没打算耍横，反而主动派人到长沙接洽合作事宜，何腾蛟总算躲过一劫。

七月，何腾蛟与大顺军残部达成“协议”，田见秀等部悉数归入何腾蛟麾下，“招安”为南明官军。

有几万大顺军的加入，湖南的声势一下壮大了许多。特别是多尔衮判断失误，阿济格于六月奉命北撤后，湖广的态势瞬间发生逆转，给何腾蛟向北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羽翼渐丰的何腾蛟如果能抓住机会，挥师北上直抵武昌，再顺江而下威逼南京，江南的形势将发生不可预知但明显有利于南明的逆转。

不过，南明的历史犹如一趟扣人心弦的“过山车”，每一个欢欣鼓舞的时刻，扼腕叹息的事情总是接踵而至，大起大落是家常便饭，所以任何时候都不能高兴得太早。

“招安”大顺军，以“土皇帝”自居的何腾蛟其实是迫不得已。他不希望湖南出现新的军事力量，但人家十几万大军摆在自己家门口，总要给口饭吃，否则就轮到自己没饭吃了。

合作不过是何腾蛟的缓兵之计，所以归附到湖南以后，大顺军的日子并不好过。

何腾蛟视湖南为己物，排斥一切外来势力，特别是由于长期的阶级对立，何腾蛟、章旷、傅上瑞等人始终对“流贼”出身的大顺军抱有成见。尽管隆武皇帝一再强调要坚定执行“联寇抗清”的战略，但何腾蛟依旧在湖南我行我素，对大顺军采取“溶贼”、“限贼”的方针，百般刁难同盟军。

何腾蛟的“溶贼”，主要是对大顺军进行分化瓦解。随着李自成失踪，大顺军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一盘散沙。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何腾蛟很快就发现了可乘之机。

原来，大顺军在长期征战中，各部兵力损耗不一。再加上“树大招风”，将领级别越高，伤亡往往越大。比如田见秀，虽然高居“一字侯”（泽侯），但掌握的兵力也就七八千人，绵侯袁宗第更惨，只剩下三千来人，而郝摇旗、王进才等将领，虽然没有爵位，却掌握了上万的人马，郝摇旗有四万，王进才有七万多。这种军事实力与政治地位的反差，极大地加深了大顺军内部的矛盾。

何腾蛟利用这个矛盾，大肆笼络没有爵位但手握重兵的将领。他不经请示福州，便私自加封郝摇旗为南安伯，并处处显示出对郝摇旗、王进才等人的偏爱。

与郝摇旗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田见秀、刘芳亮等人一直坐着冷板凳。这样一来，大顺军内部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实际上已经开始分道扬镳、各奔前程。

何腾蛟的“限贼”做得更绝，他不给大顺军指定驻防地，也不派发粮饷。大顺军不是神仙，一天也得吃三顿，官府不给粮食，只能到处“借”（其实就是明抢）。等大顺军一动手，何腾蛟就定个掠夺之罪，该抓的抓，该罚的罚。

费尽心机的何腾蛟想通过“溶贼”、“限贼”的“一条龙服务”，逼迫田见秀、刘芳亮等大顺军将领不堪其辱，愤然离开湖南，爱上哪儿上哪儿。

话说回来，何腾蛟能够得逞，主要还是大顺军将领对这些官僚的“反动性”认识不足，准备不充分，导致自己一联合就丧失了独立性，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

大顺军的“归附”如此彻底，跟其内部的松散和混乱有很大关系。

李自成莫名其妙地失踪，没有来得及指定继承人，大顺军缺乏能够力挽狂澜的核心人物。在逃窜到湖南的将领中，田见秀算是资历比较老的，说话也有些分量，但远远没有达到一呼百应的程度。

接受“招安”之后，大顺军内部的思想难以统一，组织也比较涣散，很容易受何腾蛟的摆布。拥有十多万兵马的大顺军奉行一味妥协退让的“右倾路线”，坐视何腾蛟“反动势力”对大顺军的分化瓦解和排挤刁难，没有采取比较强硬的应对措施。

如果大顺军人心齐一点，腰杆子壮一点，以其有压倒性优势的军事实力，逼着何腾蛟搞联合，也不至于混得这么凄惨。不过，“自食其果”绝不是一句空话，“溶贼”、“限贼”造成的恶果，最终还是得让何腾蛟自己吃掉，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在何腾蛟的百般刁难下，不堪忍受屈辱的田见秀、刘芳亮等人准备另寻出路。真的走到这一步，田见秀等人才发现事情不妙。对大顺军而言，没有李自成，自己就成了“丧家之犬”。其实天下说大也不大，要么投靠南明，要么投靠清军，张献忠那个老冤家就算了，除非嫌命长。

既然归附南明不靠谱，那就只有北上降清，死马当成活马医吧！

八月，田见秀秘密派人前往武昌，联络清湖广总督佟养和。佟养和是阿济格大军北撤后正式上任的，此时正苦于兵力不足，难以对付湖南的何腾蛟。

田见秀等人主动“投诚”，佟养和当然举双手欢迎。寒暄一番之后，立即进入实质性谈判。双方谈得相当顺利，官职、粮饷、防区都不成问题，但在一个关键的问题上卡了壳：发型！

大顺军坚持归降但不变发型，佟养和做不了主，多尔衮下达的命令也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双方互不相让，结果就是没谈成，无意中给南明保存了一支颇具实力的军事力量。

虽然投降清军不成，但受尽何腾蛟白眼加挤兑的田见秀等人去意已决，只是一直犹豫向何处去。很快，湖北传来了好消息：另一支大顺军残部在李锦（又名李过）、高一功的率领下抵达湖北，在荆州地区活动。

早在李自成进军北京时，李锦、高一功的部队就被安排在山西一带布防，北京陷落后撤往陕西榆林地区。李自成从西安撤退以后，李锦、高一功率残部从榆林南下，经汉中、达州，辗转运动到湖北西部的三峡地区，又顺江东下，进抵荆州。

田见秀当机立断，决定北渡长江，与李锦、高一功部会合。于是，除了得到实惠的郝摇旗、王进才留在湖南以外，其余大顺军部队悉数离开湖南北上，进入湖北境内，何腾蛟的目的终于达到了！

<h3>李自成生死之谜</h3>

接下来想说的，跟朱聿键面临的困境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我觉得有必要停一停，先解决前面遗留下来的一个疑问。

李自成在九宫山“神秘失踪”，这是怎么回事？

得知我在写南明的历史，有不少朋友都在问我：李自成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地人间蒸发？

我给了三个答案：

A.做和尚

B.自杀

C.他杀

朋友又问：然后呢？

我说：你猜！

答案显然只有一个，于是史学的大家、小家、草根、业余爱好者纷纷开始引经据典地“掷骰子”，有人选A，有人选B，也有人选C。当然，还有人认为“此事必有蹊跷”，因而懒得选。

或许是工科出身的缘故，我一直觉得解出答案的过程远比答案本身重要得多。答案无非是一些冰冷而没有趣味的字母或者数字，推理、演算的过程才能让人尽情挥洒智慧，从而感受丰富多彩的世界。

所以，我决定先说一说大家的“骰子”是怎么掷的。

A.做和尚

见于清初文人张潮的《虞初新志》、清初佚名的《甲申朝事小纪》，还有民国时期李健侯的小说《永昌演义》（只能算间接史料），以及李自成故里的《米脂县志》（李健侯参与编撰，也是间接史料）。

根据这些史料的记载，李自成被阿济格撵着到处跑，眼看大顺军江河日下，绝望的李自成萌生了遁入空门的想法，在九宫山削发为僧，并侥幸逃过了清军的追捕，得以善终。

那么，《虞初新志》、《甲申朝事小纪》的根据是什么呢？——路边社！

B.自杀

最有力的证据是阿济格给清廷的奏报，上面说道：“自成窜走时，携随身步卒仅二十人，为村民所困，不得脱，遂自缢死。”

欧了，李自成必是上吊无疑了！阿济格是专门负责追剿李自成的，他哪里敢跟多尔衮打马虎眼？

别忙着下结论，阿济格还有一句“尸朽莫辨”，“或有或亡，俟就彼再行察访”。

这是什么情况？我来解释一下：

阿济格接到下级报告，说李自成跟大部队走散，被一群村民困住，已经自行了断了。等阿济格亲自到现场“指导工作”的时候，尸体已经面目全非，认不出来了。所以，阿济格需要“再行察访”。

不久之后，阿济格的第二封奏疏来了，说李自成“身死是真”。

那么，前一封奏疏所谓的“自缢”是否还作数呢？阿济格心里没底，提都没提。多尔衮也不是八卦的人，反正死了就“结案”了，死法、死样之类的可以忽略不计。

阿济格前后这么一捣腾，“自杀”的说法也不可靠了。

C.他杀

这种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可以分成三类，使用排除法来分析。

第一，清军干的。

从阿济格的第一封奏报看，不可能。如果真是清军干的，阿济格早就把大清列祖列宗吹嘘一番，顺带把自己稍带一笔了，怎么会把如此“不世之功”扣到无名无姓的“村民”头上？

第二，自己人干的。

迄今为止，没有史料佐证这一说法，再说动机也有些匪夷所思，也可以排除。

第三，乡民干的。

排除了前面两种，也只剩下这一种情况了，史料也有相应的佐证，但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误伤。

清初文人吴伟业在《绥寇纪略》中写道：李自成率残部路过一个庄子，村民“疑以为劫盗”，于是将他干掉了。

——故意的。

何腾蛟在给隆武朝廷的奏报中说：李自成“以二十八骑登九宫山为窥伺计，不意伏兵四起，截杀于乱刃之下”。

清初文人费密在《荒书》中记载得比较有板有眼（其实也来源于路边社），说李自成与大部队失散，遭遇了山民程九伯率领的乡勇，山民“闻有贼至，群登山击石”，李自成寡不敌众，被乡勇所杀。姚雪垠的长篇小说《李自成》基本采信了这一情节。

“掷骰子”的过程就是这样，是不是觉得有些凌乱？好吧，先将各种可能的答案缕一缕，被排除的直接打“×”，尚有疑问的打“？”。

A.当和尚　？

B.自杀　？

C.他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