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多曾见过这类女人，攀上稍微大点的人家，便以为麻雀成了凤凰，动不动便以豪门贵族自居，究其内里，其实仍是俗不可耐的小市民而已。她们判断人的标准，只在于对方对她是否有用，能不能帮她的忙。如果你对她们无用，她们便会或当面或背后往死里奚落嘲笑你。一旦你远比她们强，她们则一边诅咒你，一边又会毫无羞耻地攀附利用你。一般来说，她们在人前总是趾高气扬，觉得自己混得不赖，挺美气的，但又老是不肯满足，觉得自己应该得到世间最好的，而所有的人都亏欠她的。此类人的优劣姑且不论，而且她们也往往能顺利地过完自己的一生，但刘秀每次遇见，总是不免为之齿冷。

妇人蹦跳着，很想扇刘秀几记耳光，以彰显自己的豪门气质和贵族修养，但见刘秀一副莫测高深的模样，却又有些不敢。正在这时，李轶终于出现，一把拽过妇人，狠狠赏了一巴掌，怒斥道：贱妇，你可知此人是谁？此乃刘文叔，出身舂陵刘氏，前朝汉高祖之后。人家才是真正的豪门，人家才是真正的贵族，有眼无珠的泼辣货，所谓豪门贵族，岂是你一张贱嘴自封来的？

妇人被打得眼泪汪汪，又羞又恼，不敢反驳。李轶又喝道：“还不道歉？”

妇人捂着脸，心不甘情不愿地向刘秀道歉。刘秀哈哈大笑，伸手止道：别，千万别，嫂夫人可没有骂错。你们家本来就是豪门贵族，我们可万万不敢比。你们血统高贵，我们血统低贱，比不得哟。

妇人被刘秀挖苦得无地自容，看向刘秀的眼神，最早是轻蔑，此刻则充满怨恨，她的世界观是：只许她辱骂别人，却不许别人辱骂她，哪怕只是损上两句也不行。

刘秀虽然是在挤对妇人，李轶在一旁却也是听得颜面尽失。论豪门呢，不客气地说，他们李家现在是要比刘家强那么一点，但论起贵族来，那就不在一个重量级了。他们李家虽然不是暴发户，但也只能往上追溯五代，家族中既没出过三公，也没出过九卿，自然无法和身为前朝宗室的刘家相比。

李轶心中懊恼，本想反唇相讥，为娇妻护气，但毕竟正事要紧，于是压下怒火，赔笑道：贱内不晓事理，冒失唐突，还望文叔海涵。我家诸位兄弟已恭候多时，烦请随我前往。

刘秀暗道惭愧，和这么一位没品的妇人较劲，传出去有损名声，于是撇下妇人，随李轶而去。而这妇人的出现，刘秀除了得到一顿辱骂，其实也有别的收获。首先是心里踏实下来，李轶为了他对妻子又骂又打，看来并无替申屠臣复仇之意，而是真有大事商议。其次则是原本对李轶还算良好的印象，至此已是大打折扣。孔子曰：“不知其人视其友。”刘秀则是不知其人视其妻，李轶之妻既然是这般德行，李轶的操守想必也好不到哪里去，日后当多加警惕。

刘秀跟在李轶身后，手有意无意地抚摸着袖中的佩剑。越接近目的地，他的心跳便越剧烈。刚才他所对付的，只是一个简单的女人，而现在他所要对付的，则是一群复杂的男人。

<h3>No.8：化敌为友</h3>

李轶领着刘秀，七拐八绕之后，到了一处厅堂，堂内已聚集有近十人，皆是青壮男子，见了刘秀，纷纷起立施礼。李轶一一引见，这是李倏，这是李宠，这是李松……都是同一辈的李家子弟，刘秀依次还礼不提。独有一人，瘦眉鼠目，倨傲高坐，冷冷扫了刘秀一眼之后，便掉头不顾。

李轶尴尬一笑，向刘秀介绍道：此乃申徒建，申屠臣之弟，于李家也并非外人。刘秀也是尴尬一笑，理解理解，毕竟他老哥杀了人家老哥，只挨了人家一顿白眼，已经是大大占了便宜。

宾主落座，刘秀见正主李通并未现身，于是询问。李轶答道：家兄抱病在床，已服药歇下。待家兄醒转，自当引见。

敌不动，我不动。刘秀游目四顾，欣赏起厅堂的摆设和装饰。李轶有意挑起话头，笑谓刘秀道：今日我家兄弟齐聚，有请文叔纵论天下大势。

当一个人年岁渐长，而且多少混出些许名堂，便免不了要经常被人请教意见，但在今天这个场合，李轶与其说是在请教，不如说是在试探。

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刘秀连一分话也不肯说，搪塞道：我在舂陵，终日躬耕田亩，于天下事久已淡漠，正欲请诸君赐教才是。

李轶大笑道：如今天下乱兵四起，王莽败亡在即，如此大事，可谓有耳共闻，有目共睹，文叔焉能不知？

李轶所言，刘秀岂会真的不知，只是李家的意图不明，闲聊也有可能致命，于是继续推辞道：我也卑微，不堪谈论国事。

李轶见刘秀执意逃避话题，面露失望之色，厉声言道：刘文叔乃前朝高祖之苗裔，志气何其小也！今四方扰乱，新室且亡，汉当更兴。南阳宗室，独阁下兄弟泛爱容众，可以谋大事。因此诚意相邀，欲共举大业，光复汉室，阁下一再回避，是何道理？

李轶已经亮出底牌：刘秀，让咱们合伙造反！

刘秀此前已有隐约的预感，李家找他可能正是为了造反。但一旦亲耳听到李轶如此赤裸裸的告白，还是大吃一惊。这就要造反了吗？仿佛是期待已久的事情终于发生，反而怯生生地不敢相信。

以李家的势力，如果真有诚意造反，固然将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强大盟友，但李家是否真有诚意，刘秀心中存有严重的怀疑。李通之父李守，在王莽朝中官居宗卿师，李氏一门，则是新朝的既得利益者，本来应该是保皇党才对，怎么反而要主动变成造反派呢？

李轶一提到造反，诸李立时情绪激昂，七嘴八舌起来：

“新朝将亡，人心思汉，正是起兵时机。”

“官军羸弱，不堪一击，反不如贼。咱们可不能让流民白捡了便宜。”

“合刘氏和李家之力，远则取长安，定帝业。事有不谐，亦可坐镇南阳，割据一方，如同诸侯。”

李轶止住众人，目注刘秀，大声道：文叔，事已至此，就等你一句话。

刘秀深知，李家的话语权掌握在李通手上，李通才是真正的决策者。在见到李通之前，在摸清李通的想法之前，刘秀绝不敢轻易表态，于是道：秀初以士君子道相慕，故来答之。诸君所言起兵之事，非我所敢担当，幸勿再言。

申徒建盯着刘秀，耻笑道：“懦夫，竖子！早知道就该直接和刘伯升商议，此等大事，也非你一介小儿所能定夺。”

面对申徒建的辱骂，刘秀嘿然一乐，惹不起咱还躲不起嘛，正欲借机告辞，却见一仆从走将进来，与李轶耳语。李轶听罢大喜，对刘秀说道：“家兄已醒，欲与文叔一见。”

刘秀盛情难却，只能跟着李轶，进入到李通的卧房。李通还真是卧病在床，面白如纸，形容憔悴，见了刘秀，难掩欢喜，强自坐起。刘秀急忙上前，道：“李兄抱病，切勿多礼。”

李通不依，勉强坐起之后，便伸手过来，要和刘秀把臂言欢。刘秀大惊，擒拿手！然而已是躲避不及，也无理由躲避，当即被抓个正着。李通抓牢刘秀手臂，使劲摇晃，道：“久慕文叔之名，今日总算是见着了。”

刘秀双臂大穴被李通擒住，动弹不得，只能含糊应道：“愧不敢当。”

李通见刘秀神情古怪，不免蹊跷，双手稍一摩挲，触摸到条状硬物，大感惊奇，怎么长这儿来了？细细再摸，这才醒悟原来是袖刀，于是大笑道：“怀刀见病夫，文叔真是英武！”

刘秀大为窘迫，笑道：“人在江湖漂，谁能不带刀。不求伤人，但为防身。”

李通面容一肃，道：“申屠臣之事早已过去，文叔不必再有顾虑。今日邀见，实是有要事和文叔相商。我家兄弟此前想必也透过口风，未知文叔意下如何？”

刘秀推搪道：“兹事体大，尚需从长计议。”

李通微微一笑，道：“人道舂陵刘氏兄弟，伯升豪放雄阔，文叔睿智谨慎，今日一见，果非虚言。文叔此时心中一定在想，我李家资财富厚，家父又为朝廷宗卿师，也算是受新朝重恩，薄有权势，为何偏要抛家破产，起兵兴复汉室？”

刘秀被点中心思，只得老实承认道：“正有此疑。”

李通身体前倾，低声道：“文叔想必听说过国师公刘歆。”

刘秀都到人家府上放过火、烧过楼，又怎会不知刘歆，只是不解李通为何提及，于是淡淡答道：“听说过。”

李通又问：“文叔信谶否？”

刘秀心中一惊，嘴上却不置可否，道：“天意玄远，不敢妄言。”

李通点点头，道：“家父出仕，初事国师公刘歆，学星历谶记，闻得一谶，云‘刘氏复兴，李氏为辅’。不才以为，此刘氏便是阁下兄弟，此李氏便是我家兄弟。谶文既然如此，天意不可违，是以不揣冒昧，特意相邀，欲合力起兵，上应天意，下安社稷！”

经李通这么一说，刘秀全明白过来，李通所以造反，原来是受了谶的诱惑。动机既明，刘秀开始认真考虑李通的提议。然而，双方毕竟是第一次见面，彼此并不熟悉，再加上刘縯杀申屠臣的一段仇怨横亘当中，使得双方只能保持戒心，慢慢接近。好有一不雅之比，刘秀和李通的关系仿佛嫖客与小姐，虽然明知合作可以双赢，但又都担心对方不干不净。不过话说回来，担心归担心，但在达成生意的愿望上，小姐无疑比嫖客急切。具体到合作谋反上，则是李通比刘秀急切。

李通也曾在新朝做过官，先后担任过五威将军从事和巫县县丞，本来仕途前景一片光明，但正因为信了“刘氏复兴，李氏为辅”之谶，抛下大好前程不要，辞官归家，一心酝酿造反。如今，整个李家的年轻人都已被他煽动起来，造反之事有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刘秀也正是看穿此节，于是抛出心中最后一个疑问，不怕李通不答。刘秀问道：“倘若起兵，而宗卿师人在长安，当如之何？”言外之意便是：你在宛城造反，而你老爸人在长安，被王莽攥在手心，难道你为了造反连老爸的性命都可以不管？叫我如何相信？

李通料到刘秀必有此问，答道：“我自有安排。”当下将他如何营救其父的计划细细道来。

刘秀听完大喜，道：“李兄谋虑深远，胸中必早有起兵之策，愿闻其详。”

李通之惊喜更胜刘秀，本已虚弱的声音，此时越发颤抖，问道：“如此说来，文叔是应承了？”

刘秀点了点头，幅度虽然不大，但分量心中自知。他是在代表长兄刘縯点头，代表刘家的宾客点头，代表舂陵刘氏点头。此头一点，便再无退路，只能担当到底，绝不可能造反造到一半，突然说，得，我不造反了，造反不好玩，造反没前途，王莽同学，来，来，敬个礼，握握手，咱们还是好朋友。

见刘秀点头，李通一脸解脱，道：“我早有与刘氏合兵之意，可惜一直不得时机。我家兄弟都说应当专程到舂陵一行，与伯升当面商议，以为定夺。适逢文叔来宛，刘氏之事，文叔也能做主。文叔之诺，便是伯升之诺。”

见李通将他和刘縯相提并论，刘秀不喜反忧，在外人面前，他必须时刻维持长兄刘縯的权威，于是答道：“我素知家兄之志，因此斗胆应承。刘氏之事，自然悉数决于家兄。”

李通意味深长地看了刘秀一眼，似乎明白刘秀的苦心，于是切入主题，道：“既然文叔应承，便由李家在宛城发兵，得此重镇，南阳可定。阁下兄弟于舂陵举兵相应，期间联络四方豪杰，一时并起，以为燎原之势。”

刘秀问道：“李兄如何取宛？”

李通笑道：“我已与南阳府掾史张顺等人连谋，届时里应外合，取宛不在话下。”

刘秀再问：“何时发动？”

李通答道：“凡兵欲急、疾、捷、先，一旦准备妥当，立刻发动。”

李通之语豪且壮，刘秀听罢，非但不予鼓掌，反而报以沉默。李通见刘秀面有难色，因问道：“文叔有何高见？”

刘秀答道：“我等起兵，与流民不同。流民作乱，乃是迫于饥寒，但求活路，故择日不如撞日。我等无饥寒之虑，大可相时而动，择机乃发，故而撞日不如择日。”

“依文叔之意，以何时为宜？”

“秋熟之后。”

秋日起兵，有诸般利好：此时百姓须上缴各种苛捐杂税，心中正愤懑怨恨；农活已罢，民多空闲，容易招兵；田地刚刚收割，粮草易于筹备。为我们所熟知的秋收起义，其道理也大致如是，与刘秀可谓是不谋而合。

事物也许外表复杂，而内核却往往简单，凡大智慧者，无不一眼击溃表象，直视内核。是以西人语：Great mind think alike，中文云：英雄所见略同。

李通一点即通，当下依允，见刘秀还是面有难色，于是又问。

刘秀再道：“取宛不须力战。”

李通奇道：“倘不力战，计将安出？”

刘秀道：“擒贼先擒王。立秋之日，各地壮丁会宛城，都试练兵，南阳太守、都尉皆亲临校场。趁此日，就地劫持二人，号令大众，莫敢不从，宛城不取自得也。”

依刘秀之策，不费吹灰之力，便能捉官缴印，取城得兵。李通以掌拍床，床板断裂有声，道：“此计大妙。”言罢，见刘秀仍是面有难色，不得已，只得不耻再问。

刘秀心知，对外的起兵谋划已经初步确定，接下来，该轮到内部谈判了。有些话，必须现在就先行说明，不管这话有多难听，说出来多伤感情。

刘秀沉吟片刻，从容言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今民心思汉，我等起兵，当以刘氏为号，以汉军自称，唯其如此，方可名正而言顺，居高而声远。”

刘秀的意思很明白，造反不是结婚，没什么所谓的婚前财产公证，一旦造反，便必须用刘氏之名，以刘氏为主，军队是刘氏的军队，领导也是刘氏的领导。

李通从来就没太大野心，也没打算称王称霸，他之所以造反，全因为信了他老爸传给他的那句谶。在他看来，他就是注定了辅佐刘氏的命，没什么好争好不平衡的，于是肃容答道：“谶文云：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天意如此，李通岂敢逆天！主仆之势，今日即定，愿听文叔号令。”

刘秀正色道：“主事者，吾长兄伯升也。”

李通改口道：“愿听伯升号令。”

刘秀闻言下拜，李通急忙搀扶，问道：“文叔为何行此大礼？”

刘秀挣扎不从，道：“此拜李兄，为刘氏而拜，为汉室而拜，请李兄受礼。”

李通无奈，只得受礼。刘李二家既已结盟，于是设坛，刘秀居中，李氏兄弟四围，歃血为誓：

刘氏复兴，李氏为辅。共复汉室，永不相负！

没有电闪雷鸣，没有阴风阵阵，没有鬼神号哭，没有小儿夜惊。山照样有棱角，海依旧很深沉，一场即将震惊天下的结盟，就这样在暗室中悄然发生。

人情向背无常，世事荣枯不定。王维《西施咏》有句：“当时浣纱伴，莫得同车归。”今日同为伴，彼此一般无差，他日各有际遇，已分尊卑高下。此刻的这些年轻人，起誓立盟，要结伴同行，永相支撑，光芒在他们的脸庞闪耀，未来在他们眼眸中憧憬。殊不知不久之后，他们将各有祸福盛衰，升沉起落，有的早早身首异处，有的很快反目成仇。

然而，此时的他们，对此并不知情，他们只是一心想要执拗地前行，要以青春的热血，见证未知的命运。

再说刘秀和李通合谋既定，正好此次贩谷狠赚了一票，于是在宛城购置了大量兵甲弓弩，秘密潜回舂陵。李轶作为李家代表，一路随行。

关于起兵，刘縯此前只有三分把握，所以一直犹豫未决，引而不发。刘秀这一回，不仅带回大批军备，更带回和李通联合起兵的完美计划，刘縯的把握顿时有了七分。然而，七分犹嫌未足，刘縯又遍撒英雄帖，广邀南阳各地豪杰。所谓豪杰，通常都是闲得蛋疼的主，有空得很，加上刘縯的巨大声望，因此召之即来。刘縯置酒高会，席间举杯，慷慨言道：“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连年，兵革并起，此乃天亡王莽之时，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也！”

酒壮熊人胆，况豪杰乎！于是个个脸红脖子粗，未语泪先流，齐声应诺。刘縯大喜，约定都试之日同时举兵，诸豪杰各回其县准备不提。

刘縯志得意满，起兵把握已有了十分。从账面上看，他的实力已经足够强大，只等立秋都试之日一到，各地同时举兵，不出三天，便可控制南阳全境。既得南阳，则天下可望。

再说李通这边，除了在宛城积极备战之外，另有一事尚须了结，那便是先捞出身在长安的老爸李守。

<h3>No.9：悲惨世界</h3>

世事有不忍言者，世事有不能言者，世事有不得而言者，世事有言而不能尽者……地皇三年七月，长安这座当时地球上最伟大的都城，生机黯然，满目凄凉，仿佛一夜之间，便时光倒流，回到了史前的大黑暗时代。从东方飞来的蝗虫，几乎无穷无尽，持续袭击着这座都城，遮天蔽日，难见光亮。蝗虫所到之处，啃噬咀嚼，洗劫了贫民的口粮，掠夺着穷人的家当，庄稼化为乌有，牲畜唯余白骨。

跟随蝗虫而来的，是从四面八方拥来的数十万饥饿流民。他们抛弃了世代厮守的乡土，怀着最后一线希望，跋山涉水，抵达帝国的都城。他们只有一个朴素的念头：如果全天下人都在饿肚子，至少皇帝那里总还是有东西可吃。至于长安有没有足够的食物，他们并不知道。就算有足够的食物，皇帝会慷慨赐予吗？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只知道：他们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否则也绝不敢来麻烦皇帝和朝廷。如果皇帝赏赐食物，那么就吃；如果皇帝不肯赏赐食物，那么就死。死在长安也好，死在天子脚下，至少可以让皇帝知道：他们是被活活饿死，至少可以让皇帝看看，他们在死前又过的是怎样的日子！

他们将用他们温顺的死亡，作沉默的反抗。

面对流民大规模拥入长安这样的突发事件，王莽本来早有预案。王莽颁布过五均政策，当粮食价格处于低位时，由国家从市场购买粮食，作为储备，一旦市场价格大幅上涨，则抛售储备，以平抑粮价。

此时，中央政府拥有的粮食储备，正好派上用场。王莽于是命宦官王业为养赡官，责成其开仓放粮，赈济流民。王业荣任养赡官，粮食分配大权在握，再没有比这更肥的肥缺了，尤其是在今年满世界饥荒的大背景之下。如今，王业手中的粮食乃是比黄金更为稀缺的物资。汉代的米价，平均一石约为一百二十钱，在汉宣帝时，最低曾经到过一石五钱，如果是这时，王业将粮食赈济出去自然不会心疼。然而，眼下的米价却已经飙升到一石五千钱，暴涨了数十倍不止，而且依然供不应求，王业就不免开始了算计：与其送给流民白吃，不如拿去高价卖掉。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趁此时大赚一笔，等到灾年过去，米价恢复正常，再想有这样暴利的机会可就难了。至于流民的饥饿嘛，忍忍也就过去了，这么贵的粮食，白给你们这些贱民吃了岂不可惜。

于是乎，王业伙同手下小吏克扣公粮，中饱私囊，大发国难之财。灾民的食欲只能屈服于官吏的贪欲，长安城中饥馑日甚一日。大臣纷纷上书弹劾王业，王莽接书大怒，责问王业。王业狡辩道：“陛下不必多虑，所谓饥馑者，皆流民也。”王莽斥道：“天子无外，流民也是朕之子民，何得使其饥饿？”

王业匍匐汗下，唯恐贪污败露，只能嘴硬到底，谎称流民都已安置妥当，并从市场买来粱饭肉羹，持示王莽，道：“居民日常饮食，皆如此。”但凡帝王，大多幽处深宫，对民间何尝有过调查研究，最多临朝听政，做一耳食之徒。而这也就决定了历代帝王之通病：总是高估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准，同时也高估手下官僚的道德水准。王莽也不例外，看看王业手中的粱饭肉羹，嗯，有荤有素，有粗有细，既健康，又营养，当即大喜，对王业厚加赏赐，奖励其办事得力。

而真实的情况却是：王业只是象征性地发放了些许粮食，导致的结果便是流民十有七八被活活饿死。以流民总数五十万人计，则饿死者当在四十万人上下。饿死四十万人是什么概念？因为不曾亲见，只能说毫无概念，因为你根本无法想像。白起长平之战，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万人，虽是战争行为，却也因此背负了千古骂名。而在长安活活饿死的这四十万人，却并非因为战争，纯属帝国官吏的腐败和不作为。《左传》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观新朝王莽之败，岂虚言哉！

孟子曰：“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而在这样的乱世，孟老夫子笔下的君子看起来更像是伪君子。流民们为了生存下去，且莫说是禽兽，就算是人，也开始被杀死充作食物。

那些侥幸没被饿死而且也不愿吃人的流民，每日在官兵的监督之下进入长安城，排队领取限量供应的菜汤或稀粥。他们在队伍中安静地等着，也不知道轮到自己时，菜汤稀粥是否还有。而在等待的过程中，也许就有人忽然跌倒，头一歪，睡了过去，再也不会醒来。其他的人，只能相对无言，心内饮泣，不知道下一个倒下的人会不会就是自己。

我们所谈论的，并非一朵花的凋谢，并非一滴水的湮灭，而是无数条鲜活的生命，在饥饿中凄凉死去。陆游有诗云：储泪一升悲世事。此情此景之下，这句话是多么的小资！面对如此惨剧，即便以东海为双眼，以长江为泪腺，其悲又如何能够？《四十二章经》记佛说：“既离三恶道（地狱、饿鬼、畜生），得为人难；既得为人，去女即男难；既得为男，六情完具难；六情完具，生中国难。”呜呼，这些流民虽得生于中华上国，却罹遭乱世，其命运之凄惨，反不如盛世之犬马，而又何幸之有！

<h3>No.10：胎死腹中</h3>

在流民入城的队伍之中，有两个并不起眼的人，其中一人将另一人背在肩上。他们混进长安城后，便离开了流民的大队伍，直奔宗卿师李守府上，用力捶门。老仆人袁九开门一看，原来是两个流民，拿棒来打，边打边叱道：滚。那人迎棒而跪，泪如泉涌，大叫道：九叔，别打了，是我，袁安呀。

袁九定睛端详，果然是自己的侄子袁安，大惊，连忙让进，又问背上背的是谁。袁安并不回答，只是大声催促，赶紧带我去见老爷。

袁九见袁安从故乡宛城千里而来，必是有要紧之事，不敢怠慢，立即将袁安领入。袁安见到老爷李守，放下背上之人，叩头流血。

李守身长九尺，合今两米零九，高大威猛，容貌绝异，居家如宫廷，最为看重礼节。李守坦然接受着袁安的跪拜，又见袁安背来的那人瘫软在地，头戴罩帽，看不清面目，便问是谁。

袁安答道：“是李季少爷。”

李季，乃是李通从兄之子，李守的侄孙。李守闻言大怒，道：“大胆李季，见了老夫，为何不行礼？”

袁安大哭道：“老爷可怪不得李季少爷。”

李守怒目而视，道：“见尊者而无礼节，为何怪不得？”

袁安道：“因为……李季少爷已经死了。”说完伏地痛哭，不能自胜。

李守大惊，急忙近前，揭开罩帽，果然是李季，都不用试鼻息，仅看其形状，便知已死去多时。李守大为伤感，黯然问道：“几时死的？”

袁安道：“五天前。”

“这么说，你是一路背尸背到长安来的？”

袁安木然地点点头，他平静地叙述着，仿佛在诉说别人的故事：他和李季一起从宛城出发，走到半途，李季得了急病，不可医治，转眼便死。他一时间也没了主意，本想把李季带回宛城安葬，但此行是特地要给老爷报信，十万火急，耽搁不得，必须要尽快赶到长安。本想先就地草草掩埋，又怕被流民或野兽吃去，留不了全尸。这才将李季背来长安，等报完信，再用车运回宛城，体面下葬。

李守老眼含泪，欷歔良久，赞道：“好个袁安，真义仆也。这一路行来，该是怎样的辛苦！”

袁安道：“不觉苦，只要把信带到，死已足矣。”

李守道：“什么信这般紧急？”

袁安于是将李通起兵造反的计划详述一遍，又道：“请老爷早作逃亡打算。”

李守闻言大恨，好你个李通，也不同我商量一声，就自作主张，擅自准备起兵谋反，你这不是把老子往死路上逼吗？李守转念再一想，又觉出了自己的咎由自取，是他告诉了李通那句“刘氏复兴、李氏为辅”之谶，而李通这孩子，居然也就信了，既信之，则行之，“吾爱吾父，吾更爱真理”是也。

事已至此，李守只得开始谋划逃归之策。李守有同乡黄显，时任中郎将，两人最为死党。李守找来黄显商议，黄显听罢，大摇其头，道：“逃亡不可取，不如自首。”

自首？无异于羊入虎口，焉得生还！李守大急道：“黄兄，此事可不能随意玩笑。”

黄显笑道：“你不信我？我几时害过你？”

李守改容道：“请黄兄赐教。”黄显道：“今关门禁严，君状貌非凡，人皆识之，如何得出长安？”

李守默然。此时的长安，一片混乱，门禁森严，进出都要经过层层盘查。像李守这样的身高和容貌，太过扎眼，想不让人认出都难。于是有问：像你这种级别的官员，为何未经朝廷批准，便胆敢私自离开长安？这一问，他根本没有答案。

黄显再道：“谁说自首就一定会死？李兄难道不曾留心本朝掌故？”

李守大悟，自首者不死反贵，在本朝早有先例。

十六年前，时为王莽居摄元年，安众侯刘崇起兵谋反，其族父刘嘉诣阙自首，王莽不仅赦刘嘉无罪，而且加封为师礼侯，其子七人也皆赐爵为关内侯。

十三年前，时为王莽始建国元年，徐乡侯刘快结党数千人谋反，其兄扶崇公刘殷，自系入狱，静候朝廷发落。王莽同样赦刘殷无罪，而且将刘殷的封国增至百里，享万户。

按照判例法，李守如果自首，就算不能因祸得福，保命总应该不成问题。然而，李守仍是犹豫不决。黄显瞟了李守一眼，冷言道：“以李兄之见，李通此番谋反，胜算几何？”

李守老实答道：“不知。”

黄显笑道：“既然李通成败未可知，则李兄更应自首。李通反王莽，而李兄顺王莽，父子异志而同心，共为李氏而已。李通谋反成功，富贵不可限量，必能光大李氏，则李兄虽死无憾。如李通谋反失败，李兄依顺王莽，大义灭亲，朝廷必感念此功，李氏也因而有望保全，不至于合族诛灭也。”

黄显的思路，类似于基金对冲，旨在将风险降到最低。父子两人分别下注，儿子赌王莽败，老爸赌王莽胜，不管王莽是败是胜，李家都可以从中获利。李守这才怦然心动，于是听从黄显之计，上书请罪。

殊不知，眼下正逢帝国动荡之时，大事比比皆是，海量奏章涌向王莽的案头，王莽不可能一一看过，只能先挑最为紧急的批阅。李守的奏章，就这么被积压下来，连呈给王莽过目的资格都没有。世事便是如此，在你看来或许性命攸关，在别人眼中却根本不值一提。

李守虽然上了奏章，却并不知道王莽没看，他见奏章已呈上数日，王莽却连一点反应也没有，不由得惴惴不安，度日如年。想改主意逃出长安，又怕王莽迟迟不表态，正是意在引蛇出洞，于是越发不敢。

而在宛城李家这边，并非尽是袁安这样的义仆，李家也有奸仆，见卖主可以求荣，便向官府告了李通的密。南阳太守甄阜大喜，马上下令抓捕。李通和李松等人侥幸逃脱，而其余兄弟、门宗共六十四人，皆落入了官府手中。

甄阜紧急上奏朝廷，王莽闻之大怒，将李守投入牢狱。黄显为死党开脱道：“李守闻子无状，不敢逃亡，早已上书自首，归命宫阙。”王莽怒道：“李守何曾上书？”黄显道：“一查便知。”王莽这一查，还真有，顿时感觉面子十足，于是心情大悦，赦免李守无罪。

黄显趁热打铁道：“臣愿押解李守，俱至宛城，晓说李通来降。如不得成功，臣必令李守北向刎首，以谢陛下大恩。”王莽可不傻，让你们二人回宛城劝降李通，估计就一去不回了，于是道：再理会。

很快，甄阜又给王莽上了第二道奏章，云：在李府发现大量兵器粮饷，李通和诸兄弟畏罪逃亡，不知去向。王莽再次大怒，下令捕杀李守及其在长安的家眷，一个不留。

此时的王莽，已经顾不得自首免罪的惯例，他又新立了规矩：一个都不宽恕。当年刘崇和刘快的谋反，只是孤立事件，王莽当时政权稳固，有足够的安全感，所以能够表现出容忍和大度。今非昔比，帝国上下反贼如麻，王莽的安全感越来越脆弱，越来越迷信以牙还牙、以暴制暴，捕杀李守，正是要恐吓立威之意。由此也可见出，在帝王独裁之时，判例法根本不可能成为现实。朕即法律！帝王的个人喜怒，随时都会改变法律的适用尺度。

黄显自恃辩才，劝谏王莽，想要救回李守一家性命。王莽耐心听完，叹了口气，道：“君言甚佳，那就连你一起杀吧。”

长安开了杀戒，宛城自然见样学样。甄阜将李通兄弟、门宗共六十四人押入宛市，当着无数市民的面，一一诛杀，然后焚尸示众，命官吏拿着烧焦的残尸，晓谕南阳各地：敢有犯上作乱者，视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