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参谋长李天佑；
第三十一军：军长余天云，政委詹才芳，参谋长李聚奎；
第三十三军：军长罗南辉，政委张广才，参谋长李荣。
组织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在部队建制上，只要中央红军的基本建制和骨干将领仍在，不被张国焘“混编”，毛泽东根本不在意如何改变番号。特别是，从上述任命中可以看出，中央红军中的优秀指挥员李聚奎、张宗逊、李天佑、陈伯钧等已被加强到了红四方面军的队伍里。
中央红军在历尽千难万险的转战中，始终不遗余力地保存干部。朱德说：“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尽管在中央红军的每一次战斗中，红军干部总是冲在最前面，但是他们一旦负伤，就会被抬着跟随部队行军。中央红军“甚至抽调战斗兵来抬着他们”。无论路途有多么遥远而艰险，无论敌人的围追堵截有多么紧迫，即使不得不把伤员留给当地的老乡，也是将战士留下而决不放弃干部。因此，中央红军这个曾经的巨人虽然几乎血肉耗尽，可是这支部队依然拥有着极其结实的骨架，骨架未倒血肉再度丰满只是时间的问题。那些政治上和军事上皆可信赖的红军干部，对于整个共产党红色武装的发展壮大来说，“是极可珍贵”的。
组织任命下达后，红军并没有立即北上松潘，尽管因为前线阵地不断失守再这样耽搁十分危险，但毛泽东认为接下来要开的会才是更重要的，这就是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形式讨论红四方面军的历史问题。
这是张国焘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
张国焘声称“中央的政治路线有问题”，现在，中央要首先深究他的路线是否有问题。
政治局会议的议题让张国焘没有任何反对的借口：两军会合之后，中央有责任听取红四方面军关于放弃根据地的情况汇报，并且有权力提出意见和作出评判。
七月二十日，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各部队军事指挥员陆续到达芦花。
会议开始前，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授予徐向前一枚金质“五星”奖章。
这是徐向前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因此他既兴奋又拘谨——此时此刻，向徐向前授予金质“五星”奖章，具有令人遐想的含义。其中至少有一个信息是明确的，即中央对徐向前的信任与肯定。
中央没有理会陈昌浩让张国焘任军委主席的建议，更没有采纳张国焘让陈昌浩当红军总政委的建议。陈昌浩和徐向前一起赶到芦花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但是中央只授予了徐向前奖章，这不能不使陈昌浩感到了一种难以言表的失落和尴尬。
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两天的政治局会议实际上是在讨论或者说是在争论一个问题：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根据地是不是一个错误的行动？
从向中央汇报工作的角度上讲，红四方面军在放弃苏区等问题上对中央有所交代，是必要的；从纠正张国焘与中央离心离德的思想苗头出发，对他进行政治上的规劝和警告，也是必要的；从理论上解决思想问题，从而达到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合作，更是当前的必要。但是，这时候，整个红军的生存正受到极大的威胁：部队一直在严重缺粮的地域徘徊，国民党军不断地从四面压缩而来，特别是在红军准备突击而出的川北松潘地区，胡宗南部正利用红军在时间上的耽搁推进阻击防线。因此，在这个不毛之地的短暂争论，本应在时间更从容的时候再耐心讨论——事后证明，会议并没有达成中央希望的团结，张国焘与中央的背道而驰反而加剧了。
张国焘首先发言，他讲述了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的前后经过。接着是徐向前发言，他汇报了红四方面军的部队状况：“对党忠诚；服从命令听指挥；纪律较好；作战勇敢；打起仗来各级干部层层下放，指挥靠前；兵力运动迅速敏捷，长于夜战”；“平时注意军事训练”，“战后注意总结经验”。缺点是“文化程度低，军事理论水平和战略战术的素养不够”。最后陈昌浩简要介绍了红四方面军的政治工作情况。
由于徐向前和陈昌浩要立即率前敌指挥部去毛儿盖，他们发言之后就走了。
毛泽东的发言从红四方面军创建鄂豫皖根据地开始讲起，说到根据地在国民党军发动第四次“围剿”后被放弃时，毛泽东认为面对敌人的大兵压境，红四方面军既没有做充分准备仗也没有打好。说到川陕根据地，毛泽东认为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嘉陵江，在取得歼敌十二个团的胜利后放弃根据地，是一个严重错误。红四方面军领导没能了解建立政权与建立红军的密不可分的政治关系。
放弃川陕根据地，这是张国焘的痛处，因此他反驳说：“川北苏区固应保卫，松潘亦应当控制，但这决定于四方面军的力量，而非决定于主观愿望”。红四方面军“当时的主要努力是策应一方面军，而我们的兵力有限，不能过分分散使用。如果中央并不以为四方面军策应一方面军的行动是多余的或错误的，就不应苛责四方面军不能完成力不胜任的其他军事任务”。张国焘认为，“川北苏区即使当时留置了较多的兵力，事实上也不能达到保卫的目的”。“而一方面军当时能否渡过大渡河顺利到达懋功，尚成疑问，四方面军果真全力北向夺取松潘”，也许中央又会批评红四方面军“隔岸观火，看轻休戚相关的大义”。
徐向前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是：
整个说来，红四方面军退出川陕根据地，有复杂的原因。优势敌人的压迫，常年战争和“左”的政策造成的困难，策应中央红军的紧迫战略需要，都凑到了一起。从这个意义说，是历史的必然。问题在于：主力红军撤出根据地后，没有留下足够的兵力坚持游击战争，只留下刘子才、赵明恩等千把人枪，如果把三十三军留下，要好得多；强渡嘉陵江后，犹豫徘徊，丧失了进击甘南的战机，使“川陕甘计划”流产。川陕甘计划未能实现，非常失策，是关系整个革命命运的问题。如果当时实现了这个计划，我军将能得到更大的补充，中央红军北上就有了立脚点，形势会不一样的。
徐向前所说的“关系整个革命命运的问题”，显然是指由于红四方面军放弃了根据地，且没有在西渡嘉陵江后向北发展，造成了中央红军到达之后没有落脚点，从而导致红一、红四方面军全部拥挤在了西康这片不毛之地中。
由于发起松潘战役的时间被一拖再拖，红军先遣部队逐渐与后续部队“相隔过远”，中革军委被迫对原来松潘战役的计划进行了修改。
此刻，追击而来的川军已经距离红军越来越近了。
川军第二十军第二混成旅向廷瑞部为左翼，经两河口进攻懋功；第三混成旅为中路，其前锋翻越夹金山后直指懋功；第四混成旅从右翼翻越夹金山进攻达维；第二十军军部和第一、第五、第六混成旅为预备队。川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亲自带领军手枪团，跟在第四混成旅的后面翻越夹金山。手枪团快要爬到山顶的时候，一个士兵开枪射击逃跑的民夫，枪声响过之后，天空突降暴风雪，手枪团所有的人都趴在地上不敢动。一个民夫说，翻雪山不能大声喧哗，更不能开枪，否则天神一发怒就别想活着下山。听了这话，杨森先发怒了，他命令士兵把山顶小庙里的王母娘娘塑像推倒扔到山涧里，然后强令官兵顶着风雪快速前进。结果，第四混成旅仅九团就有一百多名官兵死在了夹金山上。七月二十五日午后，第二混成旅首先到达懋功。红军后卫阻击部队在把一条河上的桥板拆了后，撤退了。杨森在懋功的天主教堂里召集了第二十军各部队军官会议，说本军占领懋功，受到蒋委员长的通令嘉奖，这是很光荣的事情。目前红军已经向青海方向去了，咱们川军追到这里，任务就算是完成了。杨森的话音刚落，蒋介石的电报到了。蒋介石认为要巩固懋功，必须占领抚边，因此命令第二十军各部队继续向北进攻抚边。
进攻抚边的战斗经过并不像占领懋功那样顺利，第二十军三路进攻部队都受到了红军后卫部队的顽强阻击。六团二营在进攻中遭到红军的突然反击，十八名士兵全部被红军用大刀砍死。在左翼实施掩护的五团二营奉命向红军的阻击阵地发起冲击。眼看就要冲上红军的阻击阵地时，红军从没有任何动静的阵地后面一下子冒了出来，二营营长李显宗即刻死在了红军的乱刀之下。六团团长李介立连夜派出一营向红军阻击阵地的侧后迂回，并在第二天拂晓再次发动了进攻，两面受攻的红军阻击部队撤退了。六团和五团相继开进了抚边。在这里，川军发现了几十名由于负伤已不能行动的红军伤员，伤员们的身边还有一挺打光了子弹的重机枪，而他们背后的墙上写着“热烈欢迎张主席”的标语。
杨森命令把红军伤员拍摄成影片，影片的名字叫《灵关大捷》。
灵关，抚边以南的一个小镇，距抚边尚有一百多公里的路程。杨森将影片命名为《灵关大捷》，也许是想用几个红军伤员表现他的第二十军从抚边到灵关一路“大捷”。
川军第二十八军邓锡侯部李树华旅奉命配合第二十军的行动。李树华的三个团一直跟在杨森部队的后面与红军后卫部队作战。中央红军翻过夹金山大雪山后，李树华旅接到了军里转来的一封密信，信中转述了红军总司令朱德写给邓锡侯军长的密信内容：国难当头，应停止内战。红军北上抗日，如兄部愿来，我们欢迎；如暂时不能，希望互不干扰。随后，邓锡侯给他的第二十八军各部队长官下达了密令：追击部队要与红军保持一天的路程。既不失红军的行踪，但也不要和红军发生战斗。每天派人向当地藏人打听红军的去向，然后逐级上报足以应付即可。结果，李树华旅一路与红军即使有过短暂的接触，也是一触即退，自己和红军双方都没有伤亡。邓锡侯的官兵由于得不到杨森的接济，到十月大雪封山时，部队粮米断绝。邓锡侯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第二十八军“奋勇追击斩获甚丰”，但是“饥无食，寒无衣，病无药”。
此时，位于川西北的北川、茂县、汶川等战略要地已先后被川军占领。
陷于荒无人烟的西康地区令红军面临着不战即毙的境遇。
松潘，四川西北部川甘大道上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地。四周山高林密，塌方不断，通行极其困难。
红四方面军向松潘实施的战斗攻击均未成功，红军想抢在胡宗南前占领松潘的愿望没有达成。
命令胡宗南部不顾一切地抢占松潘，是蒋介石军事指挥生涯中少有的精明之举。一个月前，蒋介石亲自调动了他的国民党中央军嫡系部队：胡宗南的第一师、陈沛的第六十师、伍诚仁的第四十九师和王耀武的第一补充旅、钟松的第二补充旅。大队人马奉命急促赶往川北松潘地区。
蒋介石最初的目的是阻止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然而这一军事调动的结果却显示出他对红军未来走向的一种预感。
急。
胡师长宗南：
松潘部队既占归化，应速向叠溪节节进展。但一面进展须一面逐段筑碉，对于两侧尤应注意。故横线亦应扼要筑碉据守，勿受匪迂回抄袭。对于向松潘增加后续部队，最好陆续移增，决再增三团，共加六团为妥。如弟能前往亲自督剿更好。决自鱼日［六日］起派空军每日掩护我军向叠溪进展。希告进攻部队协同动作，俾奏速效。
中正手令。
而这一天，中央红军刚刚到达夹金山大雪山脚下。
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向松潘集结的过程中吃尽了苦头。第二补充旅是从北平调来的，这个旅从旅长到团长全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于是与蒋介石皆成为师生关系。早在一九三五年二月的时候，他们就奉命向川陕开拔归胡宗南指挥。第二补充旅从北平坐火车到郑州，再从郑州转车到西安。虽然受到了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的招待，但是官兵们明显感到陕军并不欢迎他们到来。四月，第二补充旅开始向松潘地区靠拢，但他们接到的命令却不是顺着大路走，而是要走秦岭中陡峭的古栈道。国民党军第一师师长胡宗南对此解释道：陕军第七军军长冯钦哉的部队正在大路上转运物资，物资中有从汉中银行提出来的大量现款，如果在路上两军相遇可能要发生冲突——为什么会发生冲突？为了两军路上相遇，还是为了大量现款？第二补充旅被迫在没有人烟的荒山中行军，第一天就摔死了好几匹马，原来驮在马背上的弹药和给养只好由士兵来背。秦岭的春季阴雨连绵，栈道单人勉强可过，山中没有任何可以宿营的地方，由于开小差的士兵很多，被丢弃的弹药和整袋的面粉在栈道上随处可见。第二补充旅从陕西进入四川，翻越了海拔五千多米的雪宝顶大雪山后到达松潘，驻扎在松潘县城第一中学里。
胡宗南亲自率领着丁德隆的独立旅、李铁军的第一旅、袁朴的第二旅、廖昂的西北补充旅、伍诚仁的第四十九师、王耀武的第一补充旅在甘南和川北交界处的文县附近集结，当红四方面军从川北西去之后，胡宗南的大军才开始沿着涪江上游北岸的小路向松潘前进。庞大的部队把沿路百姓的粮食和稻草全都征用了，但仍然无法满足需要。而胡宗南的命令是：不顾一切迅速到达松潘。胡宗南认为如果红军赶在他前边占领了松潘，在川西北那个荒僻的地域里，他想撤退都不知道该撤往什么地方。
六月下旬，胡宗南的部队占领了松潘一线。
国民党军二十七个团挡在了红军北上陕甘的路上。
这就是毛泽东在芦花会议上对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后没能控制松潘地区提出质问的原因。
胡宗南大军驻守松潘，各旅搭起的帐篷遍布在附近的山谷中，红军没有飞机大炮，因此他们不怕暴露目标。山地多变的气候时风时雨，官兵们还都穿着单衣，虽然雇佣了大量的民夫，但由于需要昼夜不断地挑运粮食，因此根本没有力量运送棉衣。民夫从江油县城挑米来松潘，壮夫每人百斤，弱者每人七十斤，近三百里的艰险山路上，倒在路边的民夫不计其数。即使到了松潘，担子里的米也已让民夫在路上吃去了一半。给养成了严重的问题，胡宗南为此下了一道命令：“国难当头，一切要节约，上至司令官下至士兵，每天只吃一餐，放午炮吃饭。”所谓“放午炮”，就是中午的时候，一声炮响各部队统一开饭，每天一炮一顿饭。胡宗南也在炮响之后吃饭，但他携带有大量的饼干罐头，而且当地的土豪经常请客，所以他自己并没有饿着。
西北补充旅的哨兵查获了一名红军便衣，从这名红军便衣身上搜出一张地图，地图是用毛笔画的，川、甘、青三省边界一带的山脉、河流、道路、村庄均在图上。这样一张地图绝非短时间能够画出，胡宗南这才知道这名红军便衣早在他的部队入川之前就已经扮作货郎潜入松潘。胡宗南看着这张甚至比他的作战地图还要详细的地形地貌图，终于明白红军肯定要在这里和他打上一仗了。
胡宗南不想与红军作战，因为他的兵力没有红军多，同时他知道红军能吃苦肯拼命，真的打起来他的部队凶多吉少。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在成都发出了给川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记大过处分的电报。电报以刘文辉各部失守大渡河为由，指出之前一再电示川军沿大渡河北岸“逐段切实筑碉”，而刘文辉也“先后电复一一遵办”，但当中央红军一举渡过大渡河后，蒋介石才发现刘文辉对他的每一次电示“实际全未遵行”。对于这一点，蒋介石说，红军“在两天内能行三百里，还要作战，可为铁证。否则碉堡阻滞，行动决不能如此神速”！所以，必须“着记大过一次，以为督饬不力者戒”。蒋介石终于敢收拾川军了，这是因为中央军薛岳率领的周浑元部和吴奇伟部已经到达成都附近，四川成为中央军的天下已经势在必得。蒋介石在成都认真研究了川西北地形，认为红军现在徘徊在西康地区，东有岷江，西有大小金川，南有夹金山终年不化的积雪，北有无法通行的草地，几万红军根本无法处处布防，加之粮食缺乏，气候恶劣，因此只要北堵南追，红军在劫难逃。
七月十八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发布了《川甘边区“歼匪”的计划大纲》，蒋介石对红军未来行动路线的判断已经准确：
现朱、徐两匪各派一部窜至毛儿盖、哈龙冈、羊角塘、班佑一带，企图袭取松潘。原据北川、墩上各处股匪，已向茂县撤退。威州［汶县］、茂县间之村庄，全被匪焚毁。依据匪之过去行动，均系避实攻虚，且青海南部多属软地，类皆不毛。是可判断该两匪，先各以一部分向毛儿盖、阿坝探进，其余必跟续分途北进，并以大部经毛儿盖进窜岷县，一部经阿坝进窜夏河，期达越过洮、黄两河，接通“国际路线”，或由陇中窜向陕北、宁夏，与陕匪合股。如其不逞，仍回窜川北。
而这确实是毛泽东设想的红军北进陕甘的路线。
于是，蒋介石在这条路线上层层设防，调集的总兵力达三十万之众。
胡宗南知道毛儿盖的重要性。虽然这个小地方在地图上难以发现，但是它处在红军北进的道路上，而且是松潘草地的南沿。如果红军要进攻松潘，必须先占领毛儿盖。因此，胡宗南在到达松潘的第二天，就命令西北补充旅一营营长李日基率部前去毛儿盖。胡宗南给李日基的任务是：“搜索、警戒和打游击。”至于“能不能打游击”，胡宗南的指示是：“自己做主，不要向我请示。”李日基营在两个藏族向导的带领下走了两天才到达毛儿盖，部队住在了寺院供喇嘛住的空房子里。
毛儿盖是河谷中的一块狭长平地。一条不宽的小河自北向南流过，把两座大山隔在平地的边缘。沿河是青稞地，山坡上长满低矮的乱草。由于这里海拔高，从北方来的官兵们很不适应。李日基判断红军只能从南边来，因此他向那里的一个藏族小村庄派出了一个前哨班，并在村庄两侧的山头布置了警戒排。除此之外，一营官兵没有修筑任何工事，因为李日基营长认为此地没有固守的必要。
但是，几天之后，胡宗南来电，说红军有向毛儿盖进攻的迹象，命令一营固守。李日基立即回电说，要固守这里至少需要一个团。胡宗南果然派了个副团长率领一个营来增援了。但是，这个副团长连同他率领的那个营仅仅在毛儿盖待了几天，就又被胡宗南调回去了。李日基后来才知道，这个副团长为了不留在毛儿盖与红军作战，买通了胡宗南的一个参谋，结果这个参谋对胡宗南说毛儿盖的防守一个营足够了。愤怒的李日基只有赶快修筑阻击阵地，以便迅速展开兵力。全营正忙着，电台报务员报告说：附近发现了一个大电台，肯定是红军大部队来了！
攻击毛儿盖的红军部队是黄开湘和杨成武率领的红一军团二师四团。
四团一直是整个红军的先头部队，他们到达毛儿盖的时间是一九三五年七月十日。
先是南边那个藏族小村庄里的前哨班跑了回来，然后整个毛儿盖被红军包围了。红军从南面的山地冲过来，警戒排很快就溃败了，负伤的排长被士兵背回了营部。晚上，李日基亲临阻击阵地指挥战斗，企图以此鼓舞士气。李日基发现红军的装备很差，火力根本无法和自己相比。由于李日基离开了营部，副营长吴剑平负责给胡宗南去电报告战斗情况。这一下弄得胡宗南不断地问“李日基如何”。天亮之后，李日基回到营部，发现一营请求增援的电报再也没有了任何回音，不禁怒火万丈。后来他才知道，自从副营长署名的电报一再发出后，胡宗南先是以为李日基已经死了，后来又怀疑他投降了红军，因此无论如何不敢派出增援部队，怕中了红军的计谋。
第四天，红军已经占领了毛儿盖的大部分地区。李日基营营部和各高地之间的联络被切断了，全营大部分人马被围困在那座叫索花寺的寺院里。一连几天，红军的攻击并不猛烈，李日基怀疑红军在挖地道，忙派人前去侦察。果然，红军的地道快要挖到寺院里了。此时，在寺院大门防守的副营长吴剑平和一连连长郭全喜相继阵亡，全营粮弹全无，增援无望，军心崩溃。李日基连续发电大骂胡宗南无情无义。胡宗南的电报终于来了，在确信李日基还活着后，他命令一营撤退：“电到后该营即可撤回并将电台砸毁，回来士兵一人赏洋十元，带回武器一支赏洋二十元。”已经魂飞魄散的李日基立即命令部队砸了电台开始突围。一营能够突围的官兵仅剩了约五百人，其余一百多个伤员和体弱者全部被红军俘虏。天降大雨，李日基营的官兵饥寒交迫，看见红军冲上来，坐在地上马上缴枪投降。李日基顺着一条山沟拼命跑，跑了一夜之后发现身后的官兵不足一百人了。毛儿盖四周的小路上到处都有红军的警戒哨兵，李日基不敢走出树林，在流浪了几天之后才回到松潘。胡宗南没有斥责狼狈不堪的李日基，而是让他去领赏。由于根本没把胡宗南的那封电报听完就跑了，所以李日基一头雾水，不知道让他去领什么赏。
胡宗南丢失了毛儿盖，但是他的收获是：确定了红军现在的具体位置，同时明确了红军定要进攻松潘。因为红军如果不走松潘，就只能进入没有人烟的大草地。胡宗南认为，数万红军无论如何也不会走进那条绝路。
占领了毛儿盖的四团缴获甚丰。除了粮食和酥油外，竟然还有前门牌香烟！黄开湘和杨成武立即派出一个骑兵班把这些香烟送到了师部，因为他们知道聂荣臻政委和陈光师长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抽到真正的香烟了。
占领了毛儿盖的红军先头部队在那里停留了很长时间。
四团曾向松潘方向发起进攻，但是由于敌人兵力多火力强，在付出了很大牺牲之后不得不撤回——红军的后续部队没有及时跟进。
红军各部队虽都在执行北进计划，但是行动的速度极其缓慢。
八月初，毛泽东到达一个叫沙窝的地方。
由于内部的矛盾再次激化，张闻天发出了开会的通知：时间是八月四日。
北上毛儿盖的行军被再次耽搁。
粮食的匮乏更加严重，疾病开始流行。疾病流行的原因是饥饿的官兵吃了死亡后风干或腐烂的牛羊尸体，还有有毒的野菜或者有毒的蘑菇。
在沙窝附近负责收容伤病员的女红军李伯钊把刘少奇的烟叶子吃了。这些像萝卜叶子一样的绿色野草被刘少奇采集来当烟草，因为整齐地摊在地上晒着，饥饿难耐的李伯钊看见后就拿来煮着吃了。刚吃到一半，李伯钊就开始趴在一座牲口圈里不停地呕吐。不久，女红军们发现了一个可以找到粮食的办法，那就是在牲口粪里寻找没有被消化的青稞粒。这个发现居然使她们一粒一粒地从牲口粪里挑出来好几斤青稞。
沙窝会议在一座喇嘛寺院里召开。
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周恩来、博古、邓发、凯丰等人。
矛盾爆发的导火线还是一篇文章。由于张国焘一直延误着红军的北进，仍试图促使红军实施他的西进川康计划，由此引发了一、四方面军之间的种种猜测。张闻天出于对党和红军的团结的担忧，写了一篇名为《北上南下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文章，送到红军总政治部内部刊物《干部必读》编委会要求发表。编委会由张闻天、陈昌浩、凯丰、博古、杨尚昆组成。陈昌浩发了脾气，说希望红军一致北上没错，但“何必又端出个南下来批判”？将北上与南下之争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其真实意图只能是“整”红四方面军。张闻天没想到自己的文章会惹来陈昌浩这么大的火气，他跑到毛泽东那儿从头到尾学了一遍，说他无非是想让红军北上的战略方针顺利实施。毛泽东听后笑了。他告诉张闻天，现在写这样的文章没有用，张国焘仗着人多枪多不会听进去的。张闻天忧心地问：如果张国焘坚持南下怎么办呢？毛泽东的回答是：“忍耐、斗争、等待，不可操之过急，最好一起北上。”
沙窝会议进行了两天。第一天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特别指出：“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地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唯一的绝对的领导之下生长与发展起来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决议告诫全体红军：“一、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部分，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领导的”。“一、四方面军兄弟的团结，是完成创造川陕甘苏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任务的必要条件。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决议号召“全体党员与红色指战员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
第二天，会议开始解决组织问题。会议拒绝了张国焘提出的增补红四方面军九名干部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意见。当时中央政治局一共才八个人。会议决定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两人为政治局委员，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并任命陈昌浩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为副主任。虽然中央在人事安排上对张国焘作了一些让步，但毛泽东坚持政治局不能人太多，因为“还有二方面军和全国白区的秘密党的组织”。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作出了“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的决定。周恩来被任命为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个决定在未来巨大突变发生时，几乎起到了拯救危亡的作用。
沙窝会议结束了，张国焘说：“深夜三时左右散会之后，我步出沙窝山口，与陈昌浩会晤，并告以会议经过。陈昌浩非常难过……”
沙窝会议召开的前一天，鉴于攻打松潘的战机已经失去，中革军委制定了一个新的作战计划，即《夏洮战役计划》。计划的中心意图是：红军继续北上，穿越松潘草地，经阿坝进入甘南，在洮河与夏河的广大地域形成发展趋势。
集中优势兵力突击一点，是红军一贯的作战原则。但是，张国焘坚持兵分两路——张国焘不愿意没有相对独立的军队。《夏洮战役计划》将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两路红军由两个方面军部队混编而成：左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第五、第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组成，共二十个团，由朱德和张国焘率领北上，向阿坝方向开进；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组成，共十二个团，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北上，向班佑方向开进；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等共七个团为钳制部队，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为总预备队并担任后方掩护，归右路军指挥。
张国焘离开了沙窝，毛泽东目送着他的身影渐渐消失。
与毛泽东告别的，还有朱德。
根据夏洮战役作战计划，朱德将和张国焘一起指挥左路军。
朱德与毛泽东的分开，对于依然处于危机中的中国工农红军来讲是十分危险的。
高大而消瘦的毛泽东站立在风中，他的心情恶劣到了极点。
在与朱德分别的那一刻，毛泽东无论如何都没想到，他们两个人再次相见竟然是一年以后了。
周恩来的病情在这个时候到了危在旦夕的地步。
自中央红军踏上长征征途以来，周恩来的精力和体力消耗已经达到了极限。他终于倒下了，高烧不退。医生开始以疟疾病来治疗，但是没有任何效果。当周恩来因腹部剧烈疼痛而陷入昏迷状态时，医生终于诊断出他得的是肝脓肿。
周恩来的肝脏已经严重化脓，疼痛使这位性格坚韧的共产党人彻夜呻吟。邓颖超被从休养连叫来了。看着随时会有生命危险的丈夫，邓颖超没有任何办法减轻周恩来的痛苦，只有不断地为他擦去脸上疼出的汗珠。性急的陈赓命令官兵到雪山上弄来冰块，为周恩来做腹部冷敷，以期减轻他的痛苦，但是周恩来的病情日益恶化，没有人能想出什么办法救他。
毛泽东来看望周恩来了，红军中不能没有周恩来。
昏迷三天之后，周恩来排出一大盆绿色的脓血，而后他的疼痛竟然减轻了。周恩来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近四十年后，周恩来被诊断出患了癌症。那时，毛泽东也同样被重病折磨着，他无法再看望周恩来了，周恩来在最后一次手术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四十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后得的肝脓疡病在那里穿肠成便治好的位置……”
毛泽东体质之好是惊人的。在中国红军的艰苦征战中，他除了被蚊虫叮咬患过疟疾之外，再也没有患过其他任何疾病。但是，从沙窝开始一路北上毛儿盖，毛泽东觉得自己十分难受，这种难受来自内心的巨大忧虑。
张国焘回到了卓克基。徐向前的意见是，部队必须马上离开这块不毛之地：“这里没有吃的，得赶紧走，我们在前面打仗，找一块有粮食吃的地方……部队天天吃野菜和黄麻，把嘴都吃肿了……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要命第一！”但是张国焘就是按兵不动。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催促左路军部队“专力北上”，口气急促而恳切：
朱、张二同志：
（一）不论从敌情、地形、气候、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时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疾进。右路军及一方面军全部，应即日开始出动，万不宜再事迁延，致误大计。
（二）新麦虽收，总数不多，除备行军十五天干粮外，所余无几。此事甚迫切，再不出动，难乎为继。
（三）目前洮、夏敌备尚薄，迟则堡垒线成，攻取困难。气候日寒，非速到甘南夏河不能解决被服。
（四）毛儿盖到班佑仅五天，到夏河十二天，班佑以北，粮、房不缺，因此，一、四两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支队，掩护后方前进。5K、32K［部队代号］即速开毛。
（五）目前应专力北上，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
（六）望立复。
中央
八月十五日十四时
八月十五日，朱德和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先头部队从卓克基出发前往阿坝。
同一天，右路红军的先头部队在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的率领下也从毛儿盖向北出发了。
但是，左路军的行进方向不是在向右路军靠拢，而是越走离右路军越远。此时的张国焘仍在试图自阿坝向西，进入甘肃和青海交界的边远地区。
张国焘表现出的动摇严重威胁着红军的整体行动计划。
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举行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博古、陈昌浩、凯丰、邓发，列席会议的有徐向前、李富春、林彪、聂荣臻、李先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因在左路军没有到会。叶剑英因在右路军先头部队，彭德怀因跟随担任后卫的第三军团也没有到会。周恩来因病缺席。会议再次强调了迅速占领甘南洮河流域的战役计划，特别指出“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那里是少数民族聚居地，物资匮乏，难以保障大军长期驻守。同时，一旦敌人在黄河东岸布防起拦截线，红军将被困于其中，前后左右都将难于伸展。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决定明确了一个重要原则：以右路军为北进主力，左路军作为战略预备队迅速东出跟进。会议要求“全体党员与红色指战员，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定，以工农红军特有的英勇，团结在中央的路线之下歼灭敌人，实现赤化川陕甘，而为苏维埃中国确立巩固不拔之基础”。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右路红军离开毛儿盖，陆续进入了无边无际的松潘大草地。
松潘大草地，位于今天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北部，南北绵延约两百公里，东西最宽处约一百公里，是一片平均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原湿地。
如果之前能够按时发动计划中的松潘战役，近十万红军本可以避免进入这片犹如巨大陷阱的草地。
无论是红一方面军还是红四方面军，自离开苏区开始长征以来，所遇到的艰难险阻不计其数，但就自然环境之恶劣而言，以松潘大草地为最。
四团再次成为整个红军的先遣部队。
四团出发前，杨成武被毛泽东叫到了毛儿盖。
毛泽东对杨成武说：“这一次你们红四团还是先头团。必须从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毛泽东详细询问了四团的各项准备工作：粮食、衣服、向导……毛泽东告诉杨成武，克服困难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把可能遇到的一切困难向官兵们讲清楚，把为什么要过草地北上也向官兵们讲清楚。“只要同志们明确这些，我相信没有什么困难能挡得住红军”。杨成武走的时候，毛泽东让警卫人员把自己的晚饭——六个鸡蛋大小的青稞馒头——端出来送给了杨成武。毛泽东最后嘱咐杨成武：“必须多做一些‘由此前进’并附有箭头的路标，每逢岔路，插上一个，要插得牢些，好让后面的部队跟着路标顺利穿过草地。”
四团找到了一个六十多岁的藏族老人作向导，专门安排了八个战士轮流用担架抬着他。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一日早晨，在穿过一条无名山谷后，红一军团二师四团进入了松潘大草地。
在大草地的边缘，杨成武举起望远镜看去，心情骤然紧张起来：大草地野草丛生，水流交错，水草上雾气缭绕，天地间苍茫无边，人一旦置身其中根本无法分辨方向。没有树木，没有石头，几乎没有干燥坚硬的地面，只有长在沼泽上的一丛丛几尺高的乱草。黑色的积水散发着腐味，草丛下是无法预测的泥潭，脚踩在上面软软的，若是一不小心下脚过猛，就会陷下去直至被淹没。
六十多岁的藏族向导用生硬的汉语说：“往北，只能从这里走。”
看着杨成武一脸的难以置信，藏族向导详细地解释说：“要拣最密的草根走，一个跟着一个。我就这样走过，走了几天几夜才出了草地。草地里的水是淤黑的，有毒，喝了肚子发胀，还会死。如果脚被划破了，伤口被水一泡就会溃烂。”杨成武和黄开湘立即制定了一条纪律，要求部队一个一个地传下去：除了河水和雨水，不准喝也不准用草窝里的水。
四团进入松潘大草地的第一天，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发出的电报是：
聂抄转周、徐、陈：
一、二师于十七时到达腊子塘露营。
二、由毛到腊约八十里，路平好走，途中无人烟，须过五次河，有三次无桥。因天雨，水深及流速均正在增加，此刻水深约七十生的［厘米］。
三、编入四团之二九四团共三百余人全无雨具，通身湿透。
四、腊子塘从前有牧牛及架帐篷遗迹。今晚各部均在雨中拥坐，此地树林甚少，不能全部搭棚子及烧火。
林
二十一日十八时
二九四团，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在红军进入松潘草地前，被编入四团。
草地天气多变。早上乌云滚滚，冷雨霏霏，中午的时候突然晴朗起来，但顷刻之间又是大雨滂沱。大雨使草地里的河水骤然暴涨，四团无法徒涉，只能停下来等待。四团走了两天之后，藏族向导指着前面突然出现在草地中的一座山丘说：“那就是分水岭。我们从毛儿盖来，一路所有的河都往南流，流入岷江，接着又流进长江。过了那个山丘，所有的河都往北流，流入玛曲江，最后流到黄河里去了。”
红军官兵们登上那座山丘一看，眼前绿茵茵的草地铺展到天边，无数条水流在草地上蜿蜒如同玉带，草地里的野花色彩斑斓，在阳光下令人昏眩地摇曳着。
这里是中国的大河之源。
在这里，十七岁的小红军郑金煜死了。
进入草地的第二天，四团就有官兵倒下了，他们都是在消耗了身体里的最后一点热量后一头栽倒在泥水中的。有的人夜晚还在大雨中与战友们站在一起露营，天亮时分却没有了踪影，他们站立的地方只剩了一个泛着黑水的水涡。即使那些仍在行走的官兵，也因为饥寒而脸色黑黄。一些官兵只要倒下就再也站不起来了。郑金煜从江西石城加入红军，成为一名小宣传员，他虽然个子不高人又长得秀气，但打起仗来毫不含糊，因为作战勇敢十六岁就入了党。四团进入草地后，小红军郑金煜背着武器、背包，还背着部队生火用的柴火。他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宣传鼓动的时候笑眯眯的，会讲故事还会唱歌。后来，杨成武发现有两天没见着这个活泼的小红军了，一问，才知道郑金煜因为呼吸困难已被送到卫生队去了。红军官兵都表示无论如何也要把他带出草地。杨成武把自己的马给了这个小红军，但是郑金煜已经无法在马背上坐住了，卫生队把他绑在杨成武的马上，让人跟着马看护着他。第四天中午，被绳子绑在马背上的小红军郑金煜突然说：“让政治委员等我一下，我有话要对他说。”走在前面的杨成武立即赶了过来，郑金煜断断续续地说：“政治委员，我在政治上是块钢铁，但是我的腿不管用了，我要掉队了，我舍不得红军，我看不到胜利了。”周围的人都哭起来。杨成武说：“你一定能够走出草地，我们一定会帮助你走出草地。”——四团走出草地的前一天，十七岁的小红军郑金煜死在了马背上。
四团给后续部队留下了路标，但是不断的大雨和泥潭令路标很快就模糊了。
与冰冷的大雨、稀薄的空气和近似陷阱的泥潭相比，最大的威胁还是缺粮。一旦进入松潘大草地，几乎所有的死亡和消耗都与无法得到补充有关。尽管事先用强制的方式要求官兵筹集和携带至少可以支持一周左右的粮食，但能够筹集到的粮食十分有限。于是，不少官兵在行军的前两天就吃光了携带的干粮。
红三军团的一个连队有九名炊事员。班长姓钱，矮个子，不大爱说话。他带领的这个炊事班，每个人挑的担子都超过了规定的重量。钱班长说草地里弄不到粮食，多挑一点有好处。虽然受到了上级的批评，但是在向草地出发的那一刻，钱班长还是带上了连队的那个大铜锅。这个大铜锅从江西一直跟随着他们到了松潘草地。大铜锅有几十斤重，上级命令把锅扔了，钱班长说：“锅扔了，炊事班干什么？”虽然钱班长很严厉，但是大家还是很喜欢他，因为他对革命无比忠诚。在贵州打土城的时候，官兵们眼看着他在给阵地送饭时倒下了，大家都以为他牺牲了，难过了很久，可是半夜时分他又一个人爬回来了，敌人的子弹打在了他的腿上。炊事班行军负重大，别人休息的时候他们还要忙。钱班长发现官兵们的脚被黑水泡肿了，于是每天都要用大铜锅烧热水让官兵们烫脚。进入草地的第二天，大铜锅就没有粮食可煮了。炊事班给那些没有了干粮的官兵不断地补充着事先炒好的小麦和青稞。但是大铜锅还照常被挑着行军。一天早上，一个炊事员刚挑起大铜锅，身子一歪就一声不响地倒下了。另外一个炊事员挑起大铜锅继续赶路。中午的时候狂风大雨，部队被迫停止前进。炊事班在雨布下忙着用大铜锅烧姜水给大家喝，好容易把水烧开了，那个挑大铜锅的炊事员端着一碗姜水想给病号送过去，没走几步就连人带碗摔在了泥水里，官兵们赶忙上前想扶起他来，却发现他已经死了。这时候官兵们才知道，炊事班的同志自从进入草地以后谁都没舍得吃一粒粮食。第四天的时候，半夜里，钱班长突然想喝水，他走到篝火前坐了下来。大铜锅里一滴水也没有，钱班长就这样守着空锅一直坐到天亮。篝火已经熄灭，部队又要上路了，官兵们发现钱班长还在那里坐着，走过去一看，他就这个样子死了。官兵们叫着他，轮流把他抱住，试图让他活过来，但是钱班长的身体已经凉了。和钱班长一起转战了这么远的路途，大家竟然谁都不知道他的家乡在哪里，也不知道他在世上还有什么亲人，只知道在江西的时候他跟在红军的队伍后面走了很远才被批准参加红军。
钱班长和他的炊事班的战士全都牺牲在了草地里。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也断粮了。开始的时候还可以用野菜充饥，但是很快连这些东西都找不到了。彭德怀命令他的老饲养员把连同他的坐骑在内六头牲口全部杀掉。老饲养员急得直落泪，因为他知道彭德怀对他那头大黑骡子感情很深，平时无论他心情多么不好，只要看见大黑骡子脸上就有了笑容。为了这个，老饲养员经常和大黑骡子一起分享自己的干粮。大黑骡子在彭德怀面前十分温顺，但是打仗的时候却毫无畏惧。部队过湘江的时候，不少不会游泳的战士都是拉着它的尾巴才死里逃生的，它在那条被敌机狂轰滥炸的大江中游了好几个来回。平时行军的时候，它不是驮器材就是驮伤员。部队翻越夹金山大雪山，它的背上不但有沉重的行李，还有几个走不动的战士，尾巴上还拖着两个小红军。当时，老饲养员万分心疼，生怕大黑骡子会累死。彭德怀的命令下达之后，老饲养员和警卫员们谁都不愿意执行。彭德怀命令军团部的一名干部去。干部带上了一个叫印荣辉的战士。印荣辉后来回忆说：六头牲口被集中在一起，二十多分钟过去了，谁也不开枪。彭德怀叉着腰站在远处喊：“开枪！立即开枪！”最后，那位干部开枪了，用机枪扫。五头牲口倒下了，可那头大黑骡子依然安静地站着。它是个老兵了，根本不害怕枪声。老饲养员扑了上去，抱着大黑骡子的脖子喊：“把它留下！把它留下！”彭德怀走了过来，低声说：“同志，人比牲口重要。”然后看了那个干部一眼，干部又开了一枪，大黑骡子很慢地倒了下去，老饲养员趴在它身上失声痛哭，就是不让人对它动刀。彭德怀转身走了，看得出来，他不忍心回头。彭德怀自己不吃，也不允许军团部的人吃。包括大黑骡子在内的六头牲口的肉全部给部队送去了。彭德怀特别嘱咐，好肉要分给战士，特别是伤员和病号。干部们要分，就分一点下水和杂碎。老红军印荣辉说：“这些肉不知救了多少红军的命。”
红军官兵每人身上都有一个干粮袋，这个袋子是他们最重要的东西，走路时带着，露营时抱着，如果能够有块相对干燥的地方，可以躺下来睡一会儿的话，他们就枕着这个袋子。不少官兵在袋子上用线缝上了自己的名字。红一军团的小红军谢益先也不例外。由于不识字，他把他那个笔画很多的“谢”字用白线缝得很大，歪歪扭扭的。谢益先入伍前是一个赤贫的农民，红军到达他家乡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帮助红军带路，结果红军走后他的父母被地主打死了。谢益先把自己的小弟弟送给了乡亲，然后徒步走了十几天追上了红军。参加红军的那一年他才十六岁。红军大部队刚一进入草地，小红军谢益先就遇到了迷失在草地里的一对母女，她们是从已经被国民党军占领的川陕根据地逃出来的。看见她们，谢益先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在以后的行军中，只要部队停下开始吃干粮，谢益先就躲在一边，别人问他他说自己已经吃饱了。两天后，他走路开始摇晃，副班长就扶着他走；第四天，谢益先一头栽倒再也没能站起来。当这支红军部队到达草地边缘的时候，官兵们才发现队伍的最后面走着那一对母女，她们到处打听一个姓谢的小红军，手里捧着的那个干粮袋上缝着歪歪扭扭的一个“谢”字。副班长顿时声音哽咽，他告诉那对母女小红军谢益先已经死了。那位母亲一下子跌坐在地上。直到部队走远了，官兵们还能听得见她的哭声。
先头部队出发后的第三天，毛泽东走进了松潘大草地。他的警卫员吴吉清后来回忆道：
天空像锅底黑刷过的一般，没有太阳；眼前是一望无际的茫茫草原，看不见一棵树木，更没有一间房屋……如果一不小心，踏破了草皮，就会陷入如胶如漆的烂泥里。只要一陷进去，任你有天大的本事，也别想一个人拔出腿来。我因为性子急，走进草地不久就碰上了这种倒霉的事，幸好主席那宽大有力的手一拉，我才摆脱了危险。一上来，主席就对大家打趣地说：“别看他外表像个泥人，那泥里包着的可是钢铁。”
和毛泽东走在一起的，是红军中的老同志和女红军。这是一支衣衫奇特的队伍。为了避寒，羊皮、狗皮被用来缝成衣服和鞋子。由于缺少雨具，每人手里都拿着块草编的垫子，下雨的时候遮挡在头上，休息的时候放在屁股下面。因为草地中几乎没有一块干燥的地方，露营时大家都忙着试图点起一堆火。极度的潮湿令火很难点着，无论谁好不容易点着了火，大家便都会凑过来围在一起。携带的青稞面粉经雨水浸泡，结成了一团黏稠的东西，女红军们小心地弄下一点放在嘴里。头发斑白的徐特立已经年近六十，他在红军大学任政治教授，但是生活却如同一名普通士兵。他穿着自己找来的一块旧红布缝成的裤子，披着一件破旧的皮袍子，手里拄着一根拐杖，肩上还背着他的干粮袋子，身后跟着分配给他的那头小毛驴。毛泽东问徐特立为什么不骑驴，他回答说驴背上驮着三个学生的行李，还有他的书籍。遇到掉队的官兵，徐特立总是停下来用湖南方言笑着说：“同志，快宿营了，努力呀！”
红军断粮以后，警卫员们开始四处寻找野菜。谢觉哉老人跟着他们一起找，居然找到了一张烂马皮，这让他很是兴奋。他用小刀刮去马皮上的毛，将马皮切成小块块，然后在瓦盆里煮。煮的时候，女红军们围着盆子看，但是煮着煮着，瓦盆突然炸裂了，马皮掉进了火堆里。谢觉哉赶快扑灭火，把零碎的马皮小心地捡起来，找了个铁锅继续煮。煮了很久也煮不烂，于是干脆就这样吃。包括林伯渠在内的几个老红军根本嚼不动，只好生硬地往肚子里吞。林伯渠老人边吞边说：“留得生命在，革命就开花。”毛泽东知道了，由于没有吃到马皮，总是问林伯渠：“那东西如何？”
晚上终于到了露营地，大家还是挤在一起坐着。开始的时候，他们交流着可以在湿地上睡觉的经验：挖一个洞，把油布铺在洞底，然后躺进去盖上毯子，最后把雨布蒙上。说这样不怕下雨，也不怕敌人骑兵的袭击，因为这等于是个掩体。松潘大草地的夜晚阴风萧瑟，无论怎样交流关于睡觉的经验，实际上既没有可以睡觉的地方，寒冷和饥饿也令人无法入睡。大家只能互相用体温温暖着，然后听那些曾经去苏联学习过的红军指挥员用俄语轻轻哼唱着：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
是我们劳动群众。
一切归劳动者所有，
哪能容得寄生虫。
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
吃尽了我们的血肉。
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