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完成这一任务，即使按照急行军的速度，也得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奔跑才行。没有时间进行动员。四团立即跑步前进。团政治处的同志跑在了最前面，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们在跑，敌人也在跑。如果让敌人跑在了前面，整个红军就危险了。”官兵们就说：“咱们四团一直是红军的尖刀，这把刀什么时候都不能卷了刃。”
前面又出现了一个川军把守的隘口。没有时间观察敌情，组织了一个先头营就往上摸。仅仅用了十分钟，先头营摸了上去，一个冲锋就把川军冲垮了。顺着山路，四团官兵在这股川军的屁股后面猛追，一直追出去十几公里，追到了一个叫摩西面的大山前，溃逃到这里的川军和在这里防守的川军会合在一起，起码有两个营以上，但是四团犹如开了闸的洪水，根本停不住，没等命令就冲了上去。川军被冲得没了命一样开始逃跑，跑的时候把小路上的一座桥给破坏了。重新架桥用了四团两个小时的时间。过了桥的四团继续奔跑，一口气又跑了二十多公里，傍晚七点，部队到达一个紧靠大渡河的小村庄时，杨成武计算了一下，距离泸定桥还有六十公里。
仅仅喘了一口气，四团继续奔跑。
夜深了，一道闪电划过山谷，暴雨瓢泼而下。
这是一个万分艰难的夜晚。大雨中四周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因为有敌情，不能点火照明；但山路湿滑崎岖，一脚踏空就会跌下深渊。在这样的路上，红军官兵不能缓慢地移动，而是要竭力奔跑。更严重的是，官兵们已经整整一天没有停下来吃口饭了，每个人的体力透支几乎都到了极限，如果一旦倒下就很可能再也起不来了。这时候，红军各连队党支部的同志被分散到战士们中间，所有的党团员都配上了帮助对象，他们用绳子把体力不支的战士绑在自己的身上，用最后一点体力拉着他们，显示出与每一个战士同生共死的决心。他们在黑暗的大雨中把身上背着的米拿出来，让战士仰起脸喝一口雨水，然后边跑边嚼湿漉漉的生大米。
四团在不顾一切地奔跑，但还是来不及了。黄开湘和杨成武算了一下，按照现在的速度，天亮时无法到达泸定桥。这时，大雨停了，突然间，他们看见大渡河对岸出现了一串火把，经过辨认，认出是川军的行军队伍。川军能够打着火把走，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如果对岸向这边联络，就让队伍里的川军俘虏用四川话骗他们。于是，四团官兵也点起了火把，而且比对岸川军的火把还要亮。点着了火把之后，黄开湘和杨成武命令把所有的牲口、行李和重武器统统留下，由一个排在后面看管，其余的官兵必须以每小时奔跑十里以上的速度前进。黄开湘要求给腿上有伤的杨成武留下一匹马，杨成武说：“咱们要走就一起走，看谁先到泸定桥。”
暗夜中的大渡河两岸，红军在南岸，川军在北岸，敌对双方的两条火龙在齐头并进。
与四团齐头并进的是川军第三十八团的一个营，营长叫周桂。周桂正奉命率部火速前往泸定桥。他挑选出全营最精壮的官兵组成了一个突击排，远远地跑在了全营的前面。这个排的任务是把这支部队的军旗插到泸定县城的城墙上，同时负责把泸定铁索桥上的木板拆卸下来。
周桂营果然向南岸的四团发出了询问信号，红军司号员根据川军俘虏的指点，用号声回答说是“自己的队伍”，并且说出了刚才被击溃的川军部队的番号。并行跑出了几十里后，北岸川军的火龙突然不见了，司号员赶紧吹号询问，对岸的川军用号声回答说：“我们宿营了。”
大雨又下起来了。
四团官兵被对岸川军宿营的消息所鼓舞，以更快的速度向前跑去。大雨中的大渡河山洪暴发，河水冲击着黑暗中的岩石，发出震耳欲聋的怒吼。山路上不断有官兵跌倒。为了防止有人跌入河中，极度疲惫的官兵用绑腿带子把自己和队伍连接在一起，这样即使在奔走中睡着了也会不断地被拉醒。
天色逐渐亮了起来。
前面，就是泸定桥了。
在大渡河北岸，由刘伯承率领的红一军团一师和干部团也在向泸定桥奔跑。
队伍出发不久，就遇到了川军的一个团，这支部队是奉命前往安顺场阻击红军的。二团政委邓华指挥部队与川军的前哨刚一接触，川军就边打边撤，二团的红军官兵紧追不舍，一直将川军追到瓦坝附近，川军急忙向富林方向退去了。第三天，部队快要接近泸定桥了，一个叫铁丝沟的险要隘口却横在了路上。隘口的一面是大渡河，另一面是高耸的海子山，这里是川军袁国瑞旅第十一团杨开诚部的防区。因为没有时间与川军周旋作战，刘伯承命令对川军的阻击阵地发动强攻。担任先头部队的二团分成两路：政委邓华率领二营向川军主阵地的侧后迂回包抄，攻击海子山主峰；另一路由萧华率领二团主力，向海子山下的川军阵地发起正面进攻。铁丝沟果然名不虚传，一道参天的石壁之中裂开一道狭窄的缝隙，隘口的通道正好从缝隙中穿过。川军用猛烈的火力封锁了这条缝隙，红军的几次正面攻击都未能得手。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萧华与突击连连长商量了一下，决定在火力的掩护下冲击到石壁下面，用搭人梯的办法登上敌人的阵地。掩护火力很快组织了起来，十九岁的红军指挥员萧华大喊：“共产党员们！跟我上！”对于红军来讲，这里的战斗是不进则退的背水一战。官兵们冒着巨大的牺牲，冲到了石壁下一个川军射击的死角里，然后搭成人梯翻了上去，在石壁顶上与川军展开了搏斗。支持不住的川军开始向龙八部方向撤退，一直退到了第四旅谢洪康团的阵地上。但是红军的追击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更加凶猛。在红军的连续攻击中，川军团长谢洪康自己开枪打伤了自己，并借此早早地逃出了阻击阵地。旅长袁国瑞派出了增援部队，试图继续与红军作战，但是随着伤亡的逐渐增大，川军最终开始了全线撤退。撤退之前，旅长袁国瑞接到了第三十八团团长李全山从泸定打来的电话，李团长语气慌张，说泸定桥遭到了红军的攻击，请求袁旅长赶紧派部队增援。袁国瑞一听显得很不耐烦，只说了句“我这里也很紧张”，便把电话挂断了。
铁丝沟距离泸定桥仅剩二十五公里。
二十九日清晨，沿着大渡河南岸一路奔袭而来的红一军团四团，已经向泸定桥守军川军李全山部发起了进攻。
大渡河经泸定的这段河段古称“泸水”。海拔七千多米的贡嘎雪山和海拔三千多米的二郎山隔河对峙，大渡河在奇峰险山切出的深谷中冲出，犹如脱缰的野马奔腾咆哮。这里是川康要道上的天堑。康熙四十四年，为了打通京城、成都至拉萨的通道，清廷下令在这个巨大的峡谷上架桥。这是一座由铁索支撑起来的空中吊桥，十三根碗口粗的铁索连接两岸，其中九根为桥面，四根为扶手。铁索分别固定在两岸的两根铁桩上，铁桩上刻有“康熙四十四年岁次乙酉九月造汉中府金火匠马之常铸椿重一千八百斤”字样。桥的两端各建有亭式桥楼。北端紧邻泸定县城。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大渡河两岸间的河谷上铁索空悬。
泸定桥桥长一百零一点六七米。此刻，桥面铁索上铺的木板已被拆去，北岸桥头的桥楼已被沙袋紧围，形成了一个坚固的桥头堡垒，从堡垒的射击孔中伸出的机枪正对铁索。泸定城一半在山腰，一半紧贴河边，城墙高约两丈，上面的堡垒所配置的火力在桥面上形成了一张火网。
在北岸防守的是川军李全山的第三十八团。这个团的先头部队三营，就是与红军隔河举着火把齐头并进的那支川军。三营的先头连比红一军团四团早两个小时到达泸定桥，连长饶杰命令士兵立即拆桥板，但是由于士兵们实在太累，又有不少人犯了鸦片烟瘾，因此桥板拆得极其缓慢。三营营长周桂到达之后，增派了士兵去拆桥板，同时开始构筑阻击工事。天亮的时候，团长李全山率李昭营到达北岸桥头堡，南岸红军的四团也到了，双方没有犹豫就开始了射击。团长李全山命令周桂的三营负责守卫桥头堡，李昭营配置在两翼火力掩护。在持续了一个上午的相互射击中，李全山团竟然有五十多人受伤。
万丈深渊之间，仅凭几根铁索就想突击到河这边来，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至少川军是这么想的。因此，他们一边向河对岸射击，一边不断地向红军高喊：“有种的你们飞过来！”
下午，四团夺桥的作战方案定了：二营和三营火力掩护，特别注意用火力阻击两侧的增援之敌；一营分三个梯队正面强攻。
首先发动进攻的是一营二连连长廖大珠带领的二十二人突击队，他们必须强行攀索到达北岸；三连在他们的身后，任务是跟在后面铺桥板；三连的后面是一连，任务是在铺好的桥板上发起最后的冲锋。
下午四时，中国工农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战斗打响了。
没有任何别的可以选择的出路，只有迎着枪林弹雨强行冲过十三根寒光凛冽的铁索。
四团政委杨成武后来回忆说：
当事先准备的全团数十名司号员组成的司号队同时吹响冲锋号时，我方所有的武器一齐向对岸开火，枪弹像旋风般刮向敌人阵地，一片喊杀之声犹如惊涛裂岸，山摇地动。这时，二十二名经过精选的突击队队员，包括从三连抽调来的支部书记刘金山、刘梓华……他们手持冲锋枪，背插马刀，腰缠十来颗手榴弹，在队长廖大珠同志的率领下，如飞箭离弦，冒着对岸射来的枪弹，扶着桥边的栏索……向敌人冲去。
激越嘹亮的军号声震荡着千年峡谷。
二十二个年轻的红军勇士向铁索冲去。
铁索剧烈地摇晃起来。
川军开始了疯狂的射击，红军的掩护火力也开始了猛烈的压制。炮弹呼啸，大河两岸皆成一片火海。川军的子弹打在铁索上，火星迸溅。红军勇士一手持枪，一手抓索，毫无畏惧地一点点向北岸靠近。
三连连长王友才带领的官兵紧紧地跟在后面，他们人人抱着木板，只要前面的突击队队员前进一步，他们就在铁索上铺上一寸。
川军无法想象红军竟然这样向他们靠近了！看着在铁索上越来越近的红军，他们惊骇地瞪大了眼睛，他们不知道世间除了红军，还有什么人能够空悬在万丈深渊上顺着那些摇晃的铁索发起冲击。
南岸的军号声连续不断地怒号着。
红军所有的掩护火力愤怒地喷射着。
二十二名红军突击队队员没有一人中弹掉下深渊，勇士们在川军轻重机枪和炮火的阻击下已经靠近了泸定桥北岸的桥头堡。
这与其说是一场战斗，不如说是意志和勇气的较量。看着攀着光溜溜的铁索冲过来的红军勇士，川军目瞪口呆，惊恐万分。他们平生从未见过这样舍生忘死的场面。他们曾经听说过红军是打不死灭不尽的，今天终于亲眼看见了，他们射击的手开始忍不住地发抖。
就在红军勇士即将接近北岸的时候，北岸桥头突然燃起了大火——川军把拆下来的桥板堆在桥头，泼上煤油点燃了。
大火封住了桥头。
火势凶猛，映红了渐渐暗下来的黄昏天色。
南岸的杨成武大声喊：“同志们！这是最后的关头！莫怕火！冲过去！冲呀！敌人垮了！冲呀！”
南岸所有的红军官兵都呐喊起来：“冲呀！莫怕火！冲过去就是胜利！”
攀在最前面的廖大珠连长喊了一声：“同志们，跟我前进！”然后他站起身，第一个冲进了火海。
第二个迎着火海冲进去的，是一个苗族小战士。
接着，突击队队员一个跟着一个冲进了大火之中。
头发、眉毛和衣服都被烧焦的红军勇士冲过了火焰，冲上了泸定桥桥头堡阵地。
后续梯队踩着桥板，不顾一切地过了桥，蜂拥进泸定县城。
泸定县城里的巷战进行了两个小时。
最后的时刻，川军团长李全山得知自己的身后也出现了红军，他立即命令周桂的三营掩护团主力撤退。而周桂则把掩护的任务交给了饶杰连长。但是，饶杰连长没等红军到跟前就先跑了。周桂营长一边撤退一边收容自己的官兵，最后发现他的三营只剩下十几个人了。
傍晚时分，刘伯承率领的红一军团一师和干部团沿大渡河北岸到达了泸定桥边。
两军在桥头会合了。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晚十时，大渡河谷夜风强劲，刘伯承和聂荣臻提着马灯，在四团团长黄开湘和政委杨成武的引导下，走上了泸定铁索桥。刘伯承从桥的这头走到那一头，然后又从那头走回来。在桥中心，他停下了，用脚跺了几下桥板，铁索桥剧烈地晃动起来。刘伯承自语道：“泸定桥，泸定桥，我们胜利了，胜利了！”
第二天，由林彪率领的红一军团主力和由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团主力，以及中央纵队先后到达泸定桥。
一九三五年五月的最后一天，毛泽东走上了泸定铁索桥。走到桥中央，毛泽东扶着冰冷的铁索说：“应该在这里立一块碑。”
多年后，聂荣臻这样评述了中国工农红军何以能够突破大渡河：“这是全体红军集体作战的结果。没有红四团英勇无畏，川军不会如此就放弃了抵抗。没有红五团去大树堡吸引敌人，红一团在安顺场能否抢渡成功还是个疑问。如果不是红一师从安顺场渡了河，威胁了泸定守敌的背后，泸定桥能否顺利得手也很难预料。如果我们不能夺取泸定桥，我军将是个什么处境？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的牺牲精神，是任何敌人不能比的。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就能够绝处逢生，再开得胜之旗，重结必胜之果。”
二十二名抢渡大渡河的红军勇士每人得到了一套列宁服、一支钢笔、一个笔记本、一只搪瓷水杯和一双筷子——这是当时中央红军官兵所能得到的最高的物质奖励。二十二名勇士的大部分姓名已无从查考，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战史》中留有姓名的仅五人：
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二连连长廖大珠。
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二连政治指导员王海云。
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二连党支部书记李友林。
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三连党支部书记刘金山。
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三连副班长刘梓华。
今天，泸定桥畔矗立着一个红军士兵的巨型雕像，雕像年复一年地面对着汹涌澎湃的大渡河水。每当晚霞满天，喧闹的生活沉寂下来，如果你靠近这个红军士兵，也许会听见他依然在重复那位著名的红军将领说过的话：“我们胜利了！”
刚刚摆脱了危机的中共中央在泸定县城作出了一个微妙的决定：派政治局委员陈云离开中央红军经上海去莫斯科。
陈云在天全县一个叫灵关殿的地方离开了中央红军。
中共中央派陈云去上海白区恢复党的组织，同时设法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这一决定的作出是基于这样一个现实：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组织上必须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于长征途中召开了遵义会议。这次会议事先没有向共产国际请示，事后也没有汇报，这在中国共产党以往的历史上是破天荒的。遵义会议不但更换了中共中央的领导，还剥夺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权力，这样重大的事件如果不能取得共产国际的认可，将关系到目前的中共中央是否“合法”的问题。特别是在当时的中共中央内部，一些干部已经习惯了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指挥，他们对没有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的遵义会议决议始终抱有怀疑的态度。
当时，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是王明和康生。
中央红军在贵州二渡赤水以后，因为没有大功率的电台，只能派人去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当时派出的人是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潘汉年。潘汉年化名杨涛到达上海，发现党的组织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连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敦也被捕了。没有办法完成任务的潘汉年只能先辗转到香港以寻找新的时机。
潘汉年没有参加遵义会议，因此派一个参加过遵义会议的人去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一直是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一个愿望。
陈云是一个合适的人选。
陈云在一个小学教员的带领下，利用当地哥老会的关系，通过了川军的检查线进入天全县城，然后经雅安到达成都，又通过刘伯承的关系安全抵达重庆，在那里他乘轮船到达了上海。在上海，陈云与在香港的潘汉年取得了联系，他们决定分别起程去苏联。
就在中共中央千方百计地试图恢复与共产国际联络的同时，共产国际也在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试图恢复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一个叫史蒂夫·纳尔逊的美国青年曾受王明的委托带着五万美金来到上海，但是这个美国青年除了把美金交给了在上海的一个德国人和一个俄国人之外，再也没有了任何消息。后来，共产国际又派了一个叫张浩的同志去上海，张浩是中国共产党老资格党员，原名林育英，是中央红军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的堂兄。林育英是带着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回中国的，在共产国际的“七大”上，对中国共产党现状毫不知情的共产国际依旧选举了王明、毛泽东、朱德和张国焘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
当陈云一行到达莫斯科的时候，林育英已经在去上海的路上了。
到达莫斯科的陈云和潘汉年向共产国际汇报了遵义会议决议，以及中共中央和中国红军领导人的变动，还有目前正在进行的军事转移的情况。
共产国际肯定了遵义会议决议，肯定了张闻天和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共产国际的肯定，是毛泽东政治上的胜利。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采取了政治上的灵活机动战术，巧妙地回避了王明路线这一敏感话题，而且还违心地表明党的“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同时，毛泽东坚持让共产国际认可的张闻天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也依旧被留在了政治局里，这些都使遵义会议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少了许多阻力。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对于毛泽东的政治生涯来讲至关重要。
在泸定县城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还讨论了中央红军下一步的行军路线。踏着那些摇摇晃晃的铁索走到了大渡河北岸的红军将领们，此时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强烈的念头：尽快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结束没有尽头的移动。
从泸定向北有三条路可以选择：走西面，要从大雪山的西麓绕过去，是一条马帮走的小路，通往川北的阿坝地区，由于绕路，这条路的路程较长。走东面，是一条大路，沿途都是人口稠密的城镇，可以直通成都，但是这条路上肯定会有敌人重兵把守。还有一条路，在东西两条路的中间，由于需要翻越险峻的雪山，连马帮都很少通过。
会议决定中央红军走中间这条路。
当时，中央红军并不知道红四方面军的确切位置。但事后证明，这条中间的路恰恰是两军会合距离最近的一条路——此时此刻，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中间，仅仅隔着一座雪山。
向雪山前进首先要翻过大渡河北岸的二郎山，翻越二郎山必须经过一个叫林化坪的集镇。从大渡河沿岸溃败下来的川军袁国瑞旅堵在了红军的这条必经之路上。
红一军团一师向被土围子围起来的林化坪发起了攻击，镇子很快就被红军占领。阻击的川军逃到了镇北的一个险要的山垭口凭险据守，一师的攻击持续了一个晚上，山垭口依旧没有被攻破。
清晨时分，红一军团二师师长陈光和政委刘亚楼把黄开湘和杨成武叫来了，说：这里距离大渡河仅仅几十公里，中央红军的大队人马即将到达。如果不赶快开辟出前进的道路，调动完毕的敌人一旦发动反击，情况就会非常危险。因此，要不惜一切代价迅速拿下这个山垭口。
细雨霏霏，莽莽丛林和层层山峦都被遮盖在浓重的雨雾中。只有一条很窄的小路顺着山势蜿蜒向上，小路的一边是悬崖，另一边是峭壁，阻击主阵地就在峭壁的顶端，川军在小路上和路的两旁都埋了地雷。
攻击任务交给了四团六连。
刘亚楼问六连连长黄霖有什么困难，黄霖说：“连队一天多没吃饭了。”
部队本指望打下林化坪镇的时候得到粮食补充，但是占领了这个镇子之后才发现，川军已经把镇子里的粮食全都转移走了。
刘亚楼说：“告诉师机关和直属队，把干粮全给六连！”
吃了干粮的六连很快消失在被雾气笼罩的山林里了。
红军官兵刚开始向崖壁攀爬，川军的冷枪就飞了过来，其中一颗流弹把指导员的脸擦伤了。连长黄霖说：“好兆头，好兆头，这叫见面红！”
六连攀上了山腰，山风渐渐强劲，吹散了云雾。黄霖观察了川军的阻击阵地，发现左边的崖壁没有设防，于是决定从左边爬上去，打他个措手不及。
崖壁上野藤和乱石交错。遇到笔直的峭壁，六连就搭人梯，有官兵被苔藓滑倒坠落了下去，人梯接着就被后面的战士连接起来。在接近崖顶的一道石壁前，一个战士爬上了一棵古树，利用树梢的柔韧，居然荡到了悬崖顶的边沿。他在那里落下站稳后，从上面放下了系在一起的绑腿带子。下面的官兵一个跟一个拉着绑腿带子往上爬。爬上崖顶，每一个人都大汗淋漓。黄霖督促官兵检查枪支准备战斗。这时，一个战士看见一股白雾飘上了崖顶，再一细看就看出了蹊跷：这不是雾而是烟，冒烟的地方就是敌人的主阵地。
黄霖一声令下，六连的官兵抱着枪从陡坡上开始往下滑。
不管下面是什么，只管直接向敌人滑下去！
果然是川军的阵地。川军受不住湿冷的天气，正在烤火。他们无论如何不会想到红军会从头顶伸出的崖壁上落下来。
六连没有任何犹豫，管他是一个团还是一个旅，机枪朝着阵地来回扫射。
川军借助兵力优势试图将六连压下去，但是身后是绝壁的六连如同大树一样死死地扎在山崖上。黄霖下达了上刺刀的命令，在敌人近得可以听见喘息声时，六连的决死拼搏开始了。在六连牵制敌人的同时，四团主力从正面冲上了阻击阵地。团长黄开湘和政委杨成武看见了令他们震惊的情景：山崖上到处是川军丢弃的武器和尸体，数十名红军官兵躺在血泊中，和敌人的尸体摞在一起。三排长的身后是一条长长的血迹，他一直爬到敌人的机枪前，与这个川军射手紧紧地抱在了一起。黄开湘团长看见牺牲的三排长时，忍不住落了泪，年轻的红军排长身上布满了还在冒血的弹孔。二排长也已经奄奄一息，手里还握着刺刀，刺刀的刀刃深深地插在一个川军的肩胛骨里。一排长没负重伤，但也是浑身是血，黄开湘和杨成武上来的时候，他正抱着一挺“花机关”向川军逃跑的方向扫射，他一边打一边说：“我早就想缴获一挺这玩意了。好使！真好使！”看见主力来了，他扔掉手中的机枪，蹲在牺牲了的三排长跟前哭了。
杨成武万分悲痛。他们都是他生死与共的战友。在以往艰苦征战的日子里，他和他们每个人都拉过家常，他知道他们每个人梦想着什么。梦想还没有实现，他们就死在了这个细雨中的山崖上，年轻得还都没有结婚成家。不知道以后革命胜利了是否还会有人记得他们，自己是否能有机会再来这个荒僻的山崖看望他们。杨成武走到一排长身边，替他擦着脸上的血，将他抱了很久。这位一直想得到一挺“花机关”的红军排长在不久后的战斗中也牺牲了。
中央红军开始通过林化坪。整整一夜，周恩来站在没过脚脖子的烂泥中指挥部队。毛泽东也在徒步行军，他把担架让给了身边一位正生着病的工作人员。突然，国民党军的飞机来了。毛泽东仰起头去看，一颗炸弹朝着他落了下来，警卫员们飞身扑了过去……巨大的爆炸声响过之后，警卫员陈昌奉被爆炸的气浪推出去很远，警卫员胡昌保被严重炸伤。毛泽东和医生们赶快给他包扎，但是这个小红军已经呼吸微弱。毛泽东抱着胡昌保轻声说：“会好起来的，会好起来的，我们抬着你走。”小红军胡昌保说：“主席，我感觉血都流进我的肚子里了。我不行了。我没什么牵挂，主席多多保重！”胡昌保死在了毛泽东的怀中。毛泽东把胡昌保平放在地上，当他站起身的时候，他掉了泪。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黄有凤说，这是他第一次看见毛泽东掉泪。战士们挖了个简单的土坑，毛泽东把一条毛毯盖在胡昌保的身上，安葬了这个小红军。队伍继续前进，走出很远后，毛泽东又迈着大步折了回来，在胡昌保的坟上又添了一把土，然后才离去。
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翻过二郎山后，迅速突破川军在天全、芦山的阻击线，接近了大雪山夹金山。
中革军委收到了红四方面军的电报，电报称已派出部队去懋功方向迎接中央红军。一九三五年六月八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出了《为达到红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任务给各军团的指示》，首次以命令的形式明确了中央红军要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目的。会合的地点被确定为懋功。
林、聂、董、李、罗、何，并各分送彭、杨：
（甲）今后我军战略任务，是以主力乘虚迅取懋功、理番，以支队掠邛崃山脉以东，迷惑敌人，然后归入主力，达到与四方面军会合，开展新局面之目的。现敌杨森取守势，薛岳、邓锡侯到达需时。我军必须以迅雷之势突破芦山、宝兴线之守敌，夺取懋功，控制小金川流域于我手中，以为前进之枢纽。懋功南至天全约三百里，东至灌县六百五十里，东北至理番五百五十里，西北到崇化、绥靖约三百里。
（乙）一、三两军团统归林、聂指挥，经宝兴向懋功前进，军委纵队率五军团继进；九军团为右翼支队，经芦山东北迂回大邑、懋功之间，然后到达懋功。因洋油缺乏，无线电指挥有中断之虞，届时各军团首长除随时用徒步与军委联络外，应本此战略意图机断专行，完成总的任务，并将此任务传达到每一中下级首长。
（丙）我军基本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四方面军直接会合。但在遇特殊情况使我们暂时无法直达岷江上游时，则以大、小金川流域为临时立足之地，争取在以后与四方面军直接会合。
（丁）取得懋功及小金川流域是关系全局的枢纽。各兵团首长必须向全体指战员指出其意义，鼓动全军以最大的勇猛果敢，机动迅速，完成战斗任务，以顽强意志克服粮食与地形的困难。此时，政治工作须特别努力。
中央及军委
六月八日
夹金山主峰海拔四千二百六十米。当地的一位老者说：这座雪山是一座神山，如果事先不向神祷告，贸然上山是会受到惩罚的。红军官兵们说：红军就是神仙。
年轻的红军官兵坚定而乐观地确信，在雪山前面不远的地方，他们一定能见到红四方面军的战友。两支红军部队一旦会合，革命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中央红军离开天全、芦山的那一天，中革军委命令红九军团再次脱离队伍独自向东佯装主力行军。而蒋介石接着就认定这支行进的部队就是中央红军的主力，他无法想象中央红军会选择翻越大雪山——蒋介石知道毛泽东急于与徐向前的部队会合，但是他没有想到毛泽东的心情竟是如此急迫。
蒋介石飞抵成都，召开了川军高级将领会议。
之前，薛岳向蒋介石建议，中央军不要急于进川，因为四川境内此时已有十万红军，刘湘想保四川肯定是保不住了，四川早晚是中央军的，让刘湘去与十万红军作战，正好可以彻底削弱川军的实力。薛岳甚至还建议把黔军也调到四川来，这样不但可以减少中央军对贵州的守备，还可以让川、贵两省的军队在与红军的作战中互相制约。薛岳告诉蒋介石，川军中目前普遍奉行刘文辉的“十六字方针”，即“只守不攻，尚稳不追，保存实力，避开野战”。蒋介石不禁怒火中烧。当时，四川军阀的部队已达到了六个军、二十七个师、一百一十九个旅、三百四十个团，这一兵力已占当时全中国国民党军队总数的三分之一。四川全省一年财政收入约六千七百万元，而军费支出竟然就占了六千万元，军费支出占整个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九十。从这一比例上看，四川全省可谓“全民皆兵”，所有的经济活动只为养活军队。但是，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后，连续突破了川军的金沙江、大渡河防线，致使国民党各军都对川军的战斗能力和政治忠诚产生了巨大怀疑。尽管川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对薛岳说：“虽然朱德当年曾在我手下干过，但我反共的立场是坚定的。”但是，他的部队却在天全、宝兴、芦山一线阻截中央红军的战斗中节节败退，致使蒋介石一再慨叹“剿匪前途良堪浩叹”！
但是，蒋介石在成都会议上还是表现出了克制。他对川军高级将领们讲了很长的一段话，依旧是军事教官循循善诱的口吻——他喜欢国民党军的军官们永远称呼他为“校长”。蒋介石认为目前四川的情形，“若与三年以前江西比较，实在是要好得多了”。只是官兵们“对于作战最要紧的协同动作实在差一点”。现在，最重要的是必须“踞匪紧围”：“我们一定要有得力的部队穷其所住，加紧追剿，使匪军不得稍舒喘息，亦不使他有一刻工夫得以停止下来，做他补充整理和诱胁民众的工作。如此，则残余的匪众久在疲困饥饿疾苦之中，便自然要一天一天减少下来，很容易被我们消灭”。蒋介石提醒川军将领一定要注意红军的战术：“避重就轻，避实就虚，声东击西，以迂为直，专用一些诡谲飘忽的计术来欺骗我们”。而我们“总是因为疏忽大意，中了他的诡计而受了损失”。因此对付红军必须要“研究透彻，观察明确，就运用他的战术，来剿灭他”。蒋介石还要求川军仿照红军的训练方法，因为这种方法能够提高战斗力：“他们最注意训练连排长，对于一般的匪兵，他们也都能因其所长而编为特种队伍，例如专门的观察手、射击手、冲锋队、侦探队等等，施以专门的训练，用以担负各种特殊的任务。最近还选出长于游泳的官兵编为抢船队。诸如此类，总是按照实际的需要，使每个士兵都能发挥个人的特长，以增加整个的战斗力。”接下来，蒋介石讲的话就更不像是国军的“校长”了：
他们每次经过大小战争之后，无论胜败，必定集合一般干部，详细讲论战役经过的情形，探求种种的缺点，讨论改进的办法，都一一记录下来，好叫大家改正。其实这本是行军作战必不可少的要务，我们以后要剿灭土匪，一定也要如此……土匪和我们打仗，每次伤亡之数，总是几百或者几千，为什么到现在还是打不完？他们为什么无论死伤怎么多，仍旧可以作战，甚至还敢来进攻我们呢？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一点不放松时间，每次作战以后，立即住下来即刻整顿缩编，赶紧补充，惟其整顿补充来得快而且得法，所以每个单位的实力不减，士气不馁，兵心不动，战斗力始终能够维持……
国民党军中军官吃空饷已成惯例。不仅仅是川军，各部队往往“只摆一个有名无实的空架子，单位虽多而力量不够，甚至两团人还不能真正当一团的力量使用”，结果是部队虽多，但“战斗力却一天一天地减少”。
蒋介石这番苦口婆心不久之后就显出了他的真正目的。六月下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下达了缩编川军的命令。命令表明：“竭全川之财，不克养全川之兵，且以兵越多饷越绌；饷越绌，则质越不良。不唯剿匪作战难期有效之进展，即军风纪，亦复不易维持。地方人民，既深感剥削骚扰之痛苦；恐各军长官，因多兵为累，亦将有不戢自焚之忧；一切地方善后，及省政财政之改革，更因此而无法实行。故为救国救川及各部队长官之自救计，舍立即厉行缩编，极力裁减军费外，实无其他善法。”因此，“现据刘总司令——湘——陈报，以各军缩减半数，非一蹴即能达到，拟请暂行缩裁三分之一；而由其所兼领之二十一军，率先奉行，身为之倡。各军长官，亦应彻底觉悟，切实办理，各以缩编三分之一为最低限度”。
由于要翻越雪山，红军必须把一些伤员和病号留下来。在政治工作人员和这些伤员和病号谈话的时候，他们都流了泪。
对于大部分官兵都是南方人的中央红军来讲，即将翻越雪山比面临一场战斗更令他们心情紧张。从福建参军的小红军问十九岁的少共国际师师长萧华：“师长，雪是什么样子？”萧华说：“和面粉差不多，但是比面粉还白。”从江西参军的小红军接着问：“雪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云吗？”萧华愣了一下，认真地看看这个江西小老表，说：“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文化。”在和当地老乡们的交谈中，红军官兵对有关雪山的一切譬如雪崩、寒冷、缺氧有了初步的了解。年长的老乡说：“如果你们一定要过的话，早晨和黄昏是一定不行的。要过，必须在上午九时以后、下午三时以前，而且要多穿衣服，带上烈酒、辣椒，好御寒、壮气，最好手里再拄根拐棍。”
部队开始着手准备粮食、御寒的衣服和辣椒。但是，大雪山下人烟稀少，烈酒和辣椒无法买到，御寒的衣服更是无从找寻。之前抢渡金沙江时闷热难挨，红军官兵大多是单衣单裤，有的还穿着短裤；后来为了快速向泸定桥奔袭，官兵们把多余的衣物全丢掉了。因此，杨成武政委说：“看来，我们也只能穿着单衣去翻那座雪山了。”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二日一早，前卫部队红一军团四团将仅有的两串辣椒煮成了两大锅辣椒水，每个官兵一人一碗。喝完，上午九时部队向着夹金山大雪山出发了。
四团的前卫是二营六连。在陡峭的雪路上，穿着单衣的红军官兵用刺刀在坚硬的冰面上挖出脚窝，后面的队伍踩着这些脚窝前进。由于行进极其缓慢，没过多久，队伍便拉得很长很长。头顶上有人，脚底下也有人，山势越来越陡，空气逐渐稀薄，官兵们开始剧烈地喘息，雪面上反射的强光令他们睁不开眼睛。黄开湘团长建议鼓动一下，杨成武政委就站在一个雪坎上喊：“同志们，老乡都说雪山是神仙山，只有神仙能过，如今我们上来了，岂不成了神仙！”阳光刹那间就不见了，狂风骤起，卷起了漫天雪雾。冰雪在官兵们的脚步下发出了令人心惊胆战的“嘎嘎”声，雪流撞击在冰岩上激起巨大的雪浪。接近山顶的时候，天空又下起了冰雹。跟随先头部队四团前进的萧华走着走着，发现一个雪窝里好像缩着一个人，仔细一看，是少共国际师一名十五岁的小战士。萧华摇摇晃晃地走过去，试图把小战士拉起来，但是小战士说他再也走不动了。萧华在剧烈的喘息中命令他立即站起来，小战士依旧一动不动。萧华知道，如果在这里坐着，就等于是等着冻死。于是他掏出了手枪：“从江西出来，咱们走了一万多里，那么多苦都过来了，你想死在这里吗？这里除了你没有别人，只有这座大雪山。站起来，不然我枪毙你！”小战士哭了起来。萧华叫来了自己的马夫老刘，让他扶起小战士拉着马尾巴走。小战士站起来了，萧华说：“记住，红军战士，不能掉队。”冰雹瞬间就停了，头顶又变成万里晴空。六连爬到了山顶上，跟着上来的萧华看见战士们正堆雪堆，雪堆埋着牺牲了的战友。其中一个战士刚喝了雪窝里的一口水就倒下了，还有一个战士抬头看太阳的时候一头栽倒在雪地上。萧华立即对他带领的宣传队作出三项规定：上山后不准四下张望，防止晕眩；山上雪窝里的积水不能喝，渴了可以吃雪；要低头走路，视线不能超过三米。下山的时候，萧华发现老刘的情绪不对，原来他负责照看的马滑进雪谷中不见了。萧华急忙问：“那个拉马尾巴的战士呢？”老刘说：“被三个战士扶着走了。”萧华于是安慰老刘说：“那就好，只要过了雪山，山那边马多得很！”老刘还是痛苦：“不光是马，还有吃的，打土豪时留下的罐头，咱们带了那么远都没舍得吃呢。”
对于经过了漫长征途的红军官兵来说，翻越夹金山大雪山是比任何残酷的战斗更为艰难的过程。远远地看，雪山并不是那么高，但是来自平原的他们对高海拔的威胁显然没有准备。他们预先想到了路滑、寒冷、疲惫和剧烈的喘息，但是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过死亡。
中央纵队中的女红军们也是一身单衣。贺子珍和刘群先一起拉着马尾巴爬山。无论刘群先如何劝说，贺子珍都不肯骑在马上。她认为红军要走的路还很远，如果把马累死了，困难就更大了。一向身强力壮的担架队队员刘彩香实在太累了，她一头栽倒在雪地上后，无论如何也爬不起来了。挣扎的时候她听见有人对她说话：“小同志，快起来，这里是停不得的。”刘彩香抬头一看，是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她一鼓劲儿，居然一下子站了起来。彭德怀连声说：“好，好，你很坚强。”
死亡最多的是担架员和炊事员。担架员的负重太大，他们因为不愿丢下那些在作战中负了伤的红军战友而直至自己累死。炊事员们死亡的原因大多是因为违反了轻装的规定，他们在登山时的负重甚至超过了担架员。他们总是想多带些食物，以便日后别让官兵们饿着。他们无从估计雪山对自己有限体能的巨大消耗。
毛泽东在山脚下也喝了一碗辣椒汤，然后他拄着根木棍向大雪山出发了。毛泽东没有严重的不适。在喘得太剧烈的时候，他会停下来站片刻。毛泽东看着皑皑雪峰，对身边的人说：“蒋介石认为红军不能从雪山上爬过去，咱们今天就是要创造出个奇迹来。”——毛泽东真正盼望的奇迹不只是翻越大雪山，而是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合。
四团已经开始下山了。下到山脚的时候，一条深沟挡在了路上，红军官兵沿沟寻找继续北进的路。就在这时，沟口方向传来了一声枪响。
前卫二营营长曾庆林报告说：弄不清是什么队伍，喊话也听不清楚。二营立即展开了战斗队形，四连做好了出击准备。团长黄开湘和政委杨成武在望远镜里观察，发现前面竟然出现了一个小村庄，村庄的四周影影绰绰地有不少人在走动，这些人都背着枪，头上戴着大檐帽。
这样的装扮黄开湘和杨成武以前从未见过。
司号员用号声联络，对方用号声回答了，但是双方都没听懂是什么意思。
四团派出三个侦察员摸了上去。然后主力部队以战斗队形缓慢前进，一点点地向对方靠近。
一阵风把对方的喊声又送了过来，但是声音微弱得还是听不清楚。
四团官兵沉默着，继续向前摸索。
对面的声音越来越清晰了：“我们是红军……”
四团是整个中央红军的前卫，前卫的前边怎么会有红军？
没有人跟四团的红军官兵说过红四方面军会出现在夹金山的北麓。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派出的三个侦察员飞奔而来，一边奔跑一边高声叫喊：“是红四方面军！是红四方面军！”
黄开湘和杨成武终于听清了来自前面那个雪山脚下的小村庄的叫喊：“我们是红四方面军！我们是红四方面军！”
这一刻，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官兵永生难忘。
只愣了片刻，两支队伍的红军官兵开始奔向对方，然后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这是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二日中午时分，地点是夹金山北麓达维小镇以南一个叫木城沟的藏族村庄。
那一刻，阳光下的雪山一片金黄，木城沟里的高山杜鹃迎风怒放。
与中央红军第一军团二师四团会合的是红四方面军的哪一支部队？《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对此作了如下表述：“六月十二日，方面军第二十七师第八十团（一说第二十五师第七十四团）和红一方面军第二师第四团在夹金山北麓胜利会师。”这一表述的依据是：中央红军第一军团二师师长陈光在致中革军委的电报中称：“我四团于本［月］十二日十二时，在夹金山、大卫［达维］之间与四方面军八十团取得联络。”而时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二十五师师长的韩东山回忆说，六月十二日中午，他在达维接到了被派往夹金山的第七十四团三营的报告，说他们已经与中央红军的官兵会合了。李先念的回忆证实了韩东山的说法。
还在中央红军通过彝区向大渡河靠近的时候，红四方面军命令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和第九军军长何畏，率第三十军八十八师和第九军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各一部，由岷江地区日夜兼程西进，开往懋功地区去接应中央红军。由于双方的电台联络并不通畅，红四方面军接应中央红军的路线只能保证大方向正确。接受任务后，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和政治部主任李天焕立即与二十五师师长韩东山一起研究了行动计划。李先念还赶到理番向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和政委郑维山传达了方面军的命令和部署，决定熊厚发率领二六三团留在原地作战，郑维山率领二六五团、二六八团与接应中央红军的大部队一起行动。接应部队分两路出发：一路是第九军二十七师的一部，从汶川向西南的卧龙方向前进，阻击由巴郎山方向西进的敌人；一路是第九军二十五师和第三十军八十八师，分别从汶川、理番出发直取懋功。
从理番到懋功一百五十多公里，必须翻越一座海拔四千多米的雪山，红四方面官兵与翻越夹金山的中央红军一样为此历尽艰辛。直取懋功的先头部队是韩东山率领的二十五师。出发前徐向前找韩东山谈了近两个小时，谈话的中心意思是：要不惜一切代价迅速接应中央红军。两军的会合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徐向前说：“你韩东山是四方面军派去迎接毛主席的代表，说不定将来你的名字还能进入史册呢。”徐向前的一番鼓励令韩东山十分兴奋。回来向师里的官兵一传达，官兵们也很激动，有的连队甚至加了餐喝了酒。在向懋功前进的路上，二十五师不断地遇到川军的阻击，大小战斗打了二十多场，但是为了完成接应中央红军的任务，全师官兵无心恋战，每一次都是把伤员匆忙留下之后继续赶路。在两河口附近，二十五师拼尽全力击溃了川军邓锡侯部两个营的阻击，然后一路直取懋功。根据行动计划，韩东山命令两个营据守懋功，其余部队向达维方向疾进。二十五师准备翻越夹金山，到宝兴、芦山和天全一带去寻找中央红军。但是，到达达维之后，寒风呼啸大雪漫天，韩东山决定大部队暂时休息，命令七十四团团长杨树华带领三营向夹金山接近。三营在到达巴郎地区时与川军遭遇。由于红军兵力少，遭遇战进行得十分残酷。三营官兵抱着一定要尽快找到中央红军的决心，奋不顾身地向数倍于己的敌人冲了上去。阻击的川军在被消灭了大半后溃逃，三营营长陈玉清却由于伤势过重停止了呼吸，全营牺牲的官兵多达六十四人！
从夹金山上下来的中央红军第一军团二师四团，在大雪山北麓遇到的那支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应该就是红四方面军第九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三营。
三营为迎接中央红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两军官兵终于会合的那一瞬间，他们仍没从众多战友牺牲的悲痛中解脱出来。这个营的红军官兵在很短的时间里经历了真正的悲喜交加。
四团团长黄开湘和政委杨成武所率领的中央红军官兵，在红四方面军七十四团官兵的簇拥下进入了达维小镇。衣衫褴褛的他们受到了极其热情的款待。徐向前要求红四方面军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大盘的牦牛肉、羊肉、土豆和青稞饭端到了中央红军官兵的面前。晚上的时候，两支红军部队开了联欢会，联欢会的主要内容是唱四川民歌和兴国山歌，最后中央红军的官兵一齐高唱了宣传队刚刚谱写的《两大主力会合歌》：
两大主力军邛崃山脉胜利会合了，
欢迎四方面军百战百胜英勇兄弟！
团结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力量，嗳！
团结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力量！
坚决赤化全四川！
万里长征经历八省险阻与山河，
铁的意志血的牺牲换得伟大的会合！
为着奠定赤化全国巩固的基础，嗳！
为着奠定赤化全国巩固的基础，
高举红旗往前进！
联欢会的篝火熄灭后，黄开湘和杨成武住进了他们自离开遵义以来再也没住过的温暖的房间。但是整整一夜，两个人谁都没有睡觉，他们围着炭火，一一回忆了自离开中央苏区之后所有的战斗，他们还谈到了革命的未来，一直谈到天亮。
六月十四日下午，韩东山的二十五师在达维列队欢迎了从雪山上下来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领导：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王稼祥……这些领导人韩东山都听说过，可他一个也不认识。在逐个握手敬礼之后，他突然看见了一张熟悉的面孔，是陈赓！韩东山在鄂豫皖根据地任十二师三十六团副团长时，陈赓是十二师师长。后来听说陈赓去上海养伤时被捕了，韩东山还以为自己的师长会遇害，没想到在大雪山下又见面了，韩东山一下子泪如泉涌。
作为红四方面军的第一个代表，韩东山忙前忙后地招呼着去搞炖牦牛肉，然后他被毛泽东等领导人叫去了。毛泽东细心询问了红四方面军的所有情况，包括建制、干部成分、思想状况以及部队的生活、训练和学习。问得韩东山有了一点紧张。在一旁的周恩来递给他一杯水，说：“师长同志，讲得不错嘛。别慌！别慌！”韩东山在汇报的最后说：“我们部队的指战员都是来自鄂豫皖和四川的贫苦农民，打仗都非常勇敢，一上战场没有一个怕死的，都是拼死往上冲的！”
清晨时分，韩东山的二十五师再次列队，送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出发去懋功。毛泽东向韩东山交代了他们在这里掩护后续部队通过的任务，然后向韩东山道了一声“再见”。数十年后，韩东山依旧难忘在中国工农红军艰苦征战的岁月里，因为两支红军终于会合而出现的欢乐时光。这位时年二十九岁的红军师长一直记得毛泽东说的那句话：“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是一家！”
在离开达维北去懋功的路上，毛泽东接到了红四方面军发来的贺电：
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政委，中央红军全体指战员同志们！
懋功会合的捷电传来，全军欢跃，你们胜利地转战千余里，横扫西南，为反帝的苏维埃运动与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历尽艰苦卓绝的长期奋斗。造成了今日主力红军的会合，定下了赤化西北的最有利的基础的条件。我们与你们今后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指挥之下，共同去争取西北革命的胜利，直至苏维埃新中国胜利。
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
及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启
六月十五日
之前，六月十二日，张国焘致电中央红军，要求：“立发整个战略，便致作战，今后两军行动大计，请即告知。如有必要，请指示会面地点。”同一天，张国焘再次致电中央红军，详细介绍了川西北的敌情和红四方面军的兵力部署与当前任务，同时特别表明“以后关于党政军任务如何组织，行动总方针应如何决定，兄等抽人来懋或我们抽人前来，请立即告知”。十三日，张国焘仍是一天之内两封电报，电报告知中央红军主力可来懋功：“疲劳之部队可在懋功、绥靖、崇化一带休息”。但“懋功一带粮食困难，不能养大兵，须用一切力量解决经济问题”。
十五日这天，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二师向朱德转发了红四方面军目前总兵力的电报：“主力约四十个团，分编为四军八团，九军七团，三十军九团，三十一军八团，三十三军五团，三十四军三团，有五个独立师两个团，其余四个师每师平均约三千七百人。”尽管这一数字不甚准确，但是，红四方面军近乎十万人马的兵力，还是让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所有领导都感到了万分惊讶。此时此刻，中央红军的全部人马加在一起也不过三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