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刚亮起来，遵义就再次被各色标语铺满了。大批的红军宣传队队员和民运干部跟着作战部队拥进了城。由于红军曾经在这座县城里住过十几天，因此干部们很快就占据了他们认为应该占据的地方。天主教堂里挤满了伤员，采购人员大规模地采购药品和食品，警卫员们忙着在土豪豪华的住宅里进行安全检查，地方游击队的领导也进城了，他们要求得到武器特别是干部的补充。
王家烈出城的确切时间是二十七日下午三时，那时红军还没有攻城，他的部队还在董公寺一带阻击红军，但是，他已经带着他的手枪队顺着遵义至贵阳的公路往南跑去。二十八日上午九时左右，跑到忠庄铺的王家烈见到了国民党中央军第一纵队司令吴奇伟。这个从江西一路“追剿”红军到达黔北的中央军将领给王家烈的第一印象是胸有成竹。当王家烈向吴奇伟说他身边现在只有一个团的时候，吴奇伟说：“我带的两个师大约还有一两个小时就到了，任务是反攻遵义。两个师加一个团的兵力对付朱毛足够了。你看仗怎么个打法？”王家烈说中央军应该立即进攻遵义。但是吴奇伟说，既然红军已经占领了遵义，中央军就不用再向北推进了，应该在遵义以南找个地方与他们决战。在王家烈的指点下，吴奇伟和第五十九师师长韩汉英共同认为：必须先占领老鸦山和红花岗。于是中央军开始了排兵布阵。吴奇伟让王家烈的那个团守住川黔公路以东的几个高地，说是公路以西全归中央军了。
两个人见面后不到两个小时，中央红军的攻击部队就到了。
这是二十八日上午十一时，毛泽东一直期盼的打一场胜仗的时刻出现了。
中央红军自二渡赤水重新进入贵州以来，从黔北的桐梓地区突然南下，突破娄山关继而占领遵义城，打垮了黔军的主力，现在最凶险的敌人就是国民党中央军了。如果按照中革军委的设想，红军要在遵义地区暂时落脚，以拥有一块获得休整喘息之地，那么就必须如同毛泽东说的那样，将国民党各路大军中的一部甚至是几部给予重创——目前是打击吴奇伟的国民党中央军的绝好时机：川军和滇军虽然依旧在向遵义地区压来，但是贵州终究不是他们的地盘，他们并没有强烈的作战积极性，且红五、红九军团正在桐梓以北死死地阻击着川军和滇军。而受到严重打击的黔军目前分散在各地，由于受到薛岳的制约，王家烈已成了没有指挥权的空头司令，黔军部队要恢复战斗力需要相当的时间。那么，在贵州境内，只有国民党中央军是红军的最大威胁了。现在，吴奇伟部的两个师已经孤军深入到红军的眼前，这个战机万分宝贵且稍纵即逝，如果能够在国民党中央军其他各路大军到达之前，彻底把眼前这两个师的敌人吃掉，那么就可以在遵义南部创造一个军事上相对宽松的环境，使中央红军始终被追击的被动局面在一段时间内得到缓解，还可以避免北上的国民党中央军与南下的川军和滇军再次对中央红军形成大军合围的态势。
二十八日零时，中革军委发出了作战命令：“第一、三军团应不顾一切疲劳，马上乘胜南下，坚决猛追该敌。并部署在新站地域与敌决战……这一追击的决战关系全局胜负，无论如何要扩张战果到灭其全部，不得丝毫动摇。”
彭德怀和杨尚昆立即作出了作战部署：十团、十三团在遵义西南的红花岗、老鸦山一线构筑防御工事，十二团担任迂回包抄的任务。
林彪和聂荣臻也命令第一军团各部队在遵义东南修筑工事，等战斗打响之后，一师包抄敌人的后路，二师准备追歼。
同时，第三军团的十一团和第一军团的三团分别南下接敌，采取边打边撤的战术，将吴奇伟的国民党中央军逐渐向北引诱。
接近中午时分，两军相峙于遵义城南的红花岗和老鸦山。
在江西中央苏区反“围剿”战场上，红军多次与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交手，现在两军骤然在贵州的偏僻一角相逢，战场气氛格外异样。
向红三军团十一团红花岗防御阵地进攻的，是国民党中央军第五十九师韩汉英部。红花岗，主峰九百九十一米，地形险要，是扼守遵义的南大门。十一团首先抢占了红花岗主峰，他们的任务就是死死地阻击，把敌人拖在这里。第五十九师的进攻从一开始就是猛烈的，军官们给每个士兵都发了两块银元，并且在散兵线的后面布满了持枪督战的战场督察队。和黔军不一样的是，国民党中央军的炮火十分密集，并且有飞机的支持。第五十九师的两个营在炮火的掩护下，反复向十一团的阻击阵地冲锋，双方都出现很大的伤亡，尤其是进攻的国民党中央军，担任主攻的两个营“官长伤亡殆尽”。十一团很快就发现敌人出现了动摇，在团长邓国清和政委张爱萍的带领下，红军官兵高举着马刀喊：“不要跑！缴枪就活命！”但是敌人撤退的趋势已经不可遏制。敌一营三连连长宋少华肩膀负伤，他一边组织几个老兵掩护撤退，一边向后奔跑，奔跑中他听见一声大喝：“站住！缴枪不杀！”向他怒吼的是一名腿部中弹正坐在草丛中包扎的红军战士。宋连长愣了一下，随即被追击而来的几个红军扑倒在地。
对红花岗主峰的进攻受阻之后，吴奇伟调整了作战方案，集中兵力向由十团防守的老鸦山阵地发动了进攻。参加进攻的不但有第五十九师，第九十三师唐云山部也投入了战斗。在炮火的轰击和飞机的轰炸下，老鸦山山头上的树木和野草都燃烧了起来，一个整师的国民党兵黑压压地向红军的阵地前沿蠕动而来。十团的官兵连续几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但是敌人的进攻规模越来越大，一部分敌人已经冲到了主峰上。急了眼的团长张宗逊决定立即发动反击，他让政委黄克诚留在主阵地上，自己和参谋长钟伟剑率领官兵开始了反冲锋。红军官兵反冲锋的主要武器是刺刀，在小小的山头上，双方展开了空前残酷的肉搏战。一次次的肉搏战一直持续到下午三时，团长张宗逊负伤倒下，参谋长钟伟剑牺牲，老鸦山阵地遂被国民党中央军占领。
这是一个危险的时刻。如果中央红军在遵义以南的阻击线被突破，不但红一军团向敌人两侧的迂回包围失去了依据，而且中央红军将面临两面受到夹击的处境。更为严重的是，中央红军自突破娄山关以来的所有努力都将毁于一旦。
彭德怀上了最前沿，组织部队夺回失去的老鸦山。十一团三营的两次进攻都失败了。十团的进攻同样受挫，九连在连长黄思沛和指导员丁三的率领下曾经冲上了主峰，但是遭遇到敌人猛烈的反击，九连在伤亡过半的情况下退了下来。
朱德也上来了。他在电话里对十一团政治处主任王平说：“这是背水一战，如果失败，我们就得到乌江去喝水。”十一团再次组织部队强攻，甚至在加强了一个连的兵力后，进攻依旧没有效果。
双方都知道失败意味着什么，于是无论进攻还是阻击都是决一死战的态势，投入了最后可以使用的最大兵力——重兵对垒，冲突的顶端在一个小小的山包上。战斗进行到这个时候，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哪怕出现一丝一毫的动摇或者放弃的迹象，都会如同岌岌可危的大堤出现一个小小的裂缝一样，瞬间就会兵败如山倒。
中革军委命令：干部团上。
土城战斗之后，干部团再次出现在战斗最危急的时刻。
干部团由北向南正面进攻，十一团从左侧助攻。这次进攻，红军所有的机枪都开了火，官兵们不顾一切地蜂拥向前。这时，迂回的红一军团在敌人的后面已经打到了吴奇伟指挥部所在地忠庄铺，而向另一侧迂回的红军也已经突破了黔军的阻击阵地正向纵深发展——王家烈在红军的再次打击下一跑就无影无踪，致使中央红军对吴奇伟部的合围趋势已经形成。
最后时刻，吴奇伟的信心首先动摇了。
红军的枪声离忠庄铺越来越近，突然，吴奇伟命令第九十三师掩护，指挥部立即向南转移。于是，几乎是一瞬间，在前面与红军血拼的第五十九师终于垮了，洪水般地溃退了下去。
战局的突变令彭德怀和林彪几乎同时下达了一个命令：追！
这是中央红军在长征中第一次大规模地追击敌人。
在五里堡第一军团指挥所里，林彪把各师师长、政委和参谋长都找来了。干部们一进到林彪的那间大木板房里，就发现满墙都是地图，于是立即预感到部队要有大行动了。林彪开会的目的就是命令各部队不惜一切地追击：一师沿着公路东侧，向白蜡坎方向追击；二师在公路上追击，最后以乌江为界聚歼。聂荣臻对干部们说：“我们没吃饭，敌人也没吃饭；我们疲劳，敌人比我们更疲劳。追击的成功关系全局，要不顾一切追下去，力求全歼敌人，这个决心不能有丝毫动摇。”有干部请示追击的范围，林彪说：“给我追出一百里。”
一师参谋长耿飚率领二团沿着公路追击。开始的时候部队还比较集中，但是跑着跑着部队就散开了，因为吴奇伟的部队跑得到处都是。二团的一个班追到了一个小镇上，发现跑到这里的敌人正在百姓家抢食物。红军班长当街吹响了哨子，喊：“集合！集合！”敌人果然乖乖地集合了，然后稀里糊涂地被缴了械。二团沿路抓的俘虏太多，其中不少是黔军官兵，不断有战士被留下来看管俘虏。师部特务排的一名小战士追得高兴，竟然一头跑进了敌人的队伍里，细看才知道这是敌人的一个团部。他只好装作系鞋带落在后面，直到把耿飚等来了作了汇报。耿飚说别的先不管，把那个团长抓了再说。结果这个小战士又追了上去，一把把那个团长拉住了，说：“别跑啦，到家啦！”
晚上，二团追上了黔军的一个师部，师部的官兵挤在一座大庙里，横七竖八地睡了一地。红军官兵先把哨兵抓了，哨兵说这伙人里最大的官是一个副师长，于是红军让他带着去找。哨兵在庙里的大供桌上捅了捅一个蒙着大衣睡觉的人，说：“副师长，他们来啦。”副师长翻个身说：“叫他们到树林子里去睡！”红军的一个侦察参谋一把把副师长揪了起来，说：“我们是红军！”谁知这个副师长抡起胳膊给了红军参谋一耳光：“开什么玩笑？这是闹着玩的吗？”红军参谋被打得火星直冒，他抽出马刀架在这个副师长的脖子上，然后举起一盏桐油灯说：“你小子好好看清楚老子是谁！”
跑在二师最前面的是五团。五团追到一个叫螺蛳堰的小镇时，把吴奇伟的中央军追上了。当时，吴奇伟的第九十三师一〇七团正在挖工事准备阻击。五团侦察排报告说，封锁公路的是十几挺重机枪，工事也修得十分坚固，挖了好几道壕沟，每条壕沟里都配备了很强的火力，还设置了大量带刺的竹桩。五团决定团长带一营正面攻击，政委指挥二营、三营左右迂回。一营三连在一连、二连的火力掩护下分成三个梯队，第一梯队砍倒竹桩，第二梯队疏通道路，第三梯队掩护。一个多小时后，道路基本疏通了，迂回的部队也已经到位，最后的战斗打响了。一个团对一个团，在这场势均力敌的战斗中，五团勇猛地向敌人冲上去。在一条壕沟里，红军和三十多名国民党兵展开了肉搏，七连的一个班长连续刺死了两个敌人，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扑向敌人最密集的地方拉响了手榴弹。战斗结束后，除了少数逃脱的国民党兵之外，国民党中央军第九十三师一〇七团几乎被全歼。
五团迅速打扫战场，然后进入了螺蛳堰，发现一〇七团做好的饭菜还热着。官兵匆忙吃了饭，然后继续追。在追击的路上，一个当地的农民来给红军报信说，一伙国民党军正住在旁边的村子里。于是五团的两个侦察排全部换上国民党中央军的军装，在那个农民的带领下摸进了村庄。他们先解决了哨兵，然后在一个寺院里把正在睡觉的敌人全部俘虏了。在清点俘虏的时候，报信的农民说，那个穿呢子大衣的长官不在。于是，全村的贫苦青年都出来了，农民们高举着火把，带领红军官兵开始搜查，最后在一户地主家把那个穿呢子大衣的长官捉着了。一问，竟然是被红军歼灭的那个一〇七团的团长。
漆黑的夜色中，吴奇伟的汽车被挤在溃兵之中无法通行，无论卫兵们如何开枪恐吓，就是没有人给他的汽车让路。吴奇伟焦急万分，不断地嘟囔着：“这真是老天安排好了让我死在这里。”最后，他只好放弃汽车，在卫兵的搀扶下，和混乱的部队拥挤在一起，向乌江边逃去。
天蒙蒙亮，终于跑到了乌江边的吴奇伟接到了薛岳的电话，薛岳说增援的第九十师已经开到了乌江南岸。吴奇伟立即命令第九十师渡江阻击，但是他的命令被第九十师师长欧震拒绝了。欧震在电话里对吴奇伟说：“北岸现在兵败如山倒，过江增援十分不利，在南岸稳住阵地才是上策。”吴奇伟一听，一屁股坐在地上痛哭不止，一边哭一边说：“我不过江了，就在这里死了算了。”红军追击部队的杀声已经越来越近，军参谋长吴德泽厉声命令卫兵把吴奇伟拖过乌江。
吴奇伟一过乌江，在南岸还未立稳，即刻命令道：“把浮桥砍断！”
有人提醒他说：“还有不少弟兄在桥上呢。”
吴奇伟说：“砍！”
浮桥被砍断了。
桥上的国民党军随着浮桥的断裂跌入了滚滚乌江。
乌江北岸，在红军的追击下终于跑到了江边的一千八百多名国民党军发现，他们已经跑到了溃逃的尽头。
红一军团二师最先追到乌江边的官兵大约有九百多人，师长陈光和政委刘亚楼跑在这九百多名官兵的最前面。
两个年轻的红军将领在乌江岸边蹲了下来，掬起了一捧清凉的江水，洗了一把汗津津的脸。
遵义成了一座欢乐之城。
军委纵队进入遵义之后，电令第五、第九军团扼守娄山关，第一、第三军团开始休整。
在遵义的天主教堂里，中央红军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红军干部们穿上了干净的军衣早早地来到了会场，频繁的行军作战使他们相互难得见面，于是相聚时便显得格外亲切。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同志来了，大家突然静了下来，目光集中在个子瘦高头发很长的毛泽东身上——至少有一两年了，毛泽东这是第一次出现在中央红军团以上干部会上。张闻天首先传达了在扎西会议上通过的遵义会议决议。而后宣布毛泽东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宣布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同志组成军事指挥小组。
会后，全体干部就地会餐。为了筹备这次会餐，朱德专门派人买了一头两百多斤的肥猪，采购了大量的蔬菜和大量的茅台酒。由于人多，就用脸盆盛菜，酒杯是当地的大泥碗。各军团的干部自由组合，席地而坐，围成圈子，伙食兵们把酒在大泥碗里斟满，然后把大盆的肉和菜端了上来。中央和军委的领导们也开始到处敬酒。周恩来海量，端着一只大茶杯到处碰杯而面不改色。朱德拿的是个拇指大的酒杯，碰杯的时候憨厚地微笑着。张闻天书生意气，几杯下来已略显飘逸的醉态。毛泽东不善饮却端了只大泥碗，不喝光碰：“各位劳苦功高！各位劳苦功高！”刚开始的时候，大家有礼貌地互相让着，吃一口菜喝一口酒，但是很快就听见有人喊了一嗓子：“同志们！干呀！喝个痛快！”于是大家激动地大口喝酒，大口吃肉，大声说笑。突然，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黄开湘哭了，他想起了在残酷的战斗中牺牲的战友。黄开湘的哭声感染了在场的所有的人，各军团的干部们互相拥抱在一起——能在一次又一次的激战中幸存下来，能在那么多的生命离去之后喝上一口庆祝胜利的酒，年轻的红军指挥员们不禁把手里的铁饭盒和大泥碗碰得当当响：“为了战友！为了胜利！”
三月一日，就在吴奇伟在乌江边上哭着说自己不想活了的时候，蒋介石正在武汉为张学良举行宴会。此前，他刚刚任命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武昌行营主任，要求武昌行营以“剿匪”、“禁烟”和“推行新生活运动”为三大要务。这时候，有人悄悄走进宴会大厅告诉蒋介石：薛岳部在遵义遭到朱毛红军的重创。紧接着，薛岳“听候处理，自请处分，以求宽恕”的电报到了。蒋介石的心情骤然烦躁起来。
此前，蒋介石已被中日关系出现的危机搞得焦头烂额。日本侵吞中国东北地区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平津各界要求抗日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而日本方面更是对国民政府派往北平的最高长官何应钦出言不逊，吓得何应钦无论如何不敢去北平办公了。蒋介石大骂何应钦：“怕死就不要穿军装！”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建议“作出处置”以“稳定华北局势”。蒋介石大发脾气：“拿什么处置？抽部队去？你看抽什么部队到华北去和日本顶？共军把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消耗了，拿什么打日本？”
武汉的公务一完，蒋介石就在陈诚和晏道刚的陪同下飞到了重庆。
在川军师长范绍增的公馆里，蒋介石仔细阅读了关于遵义一战的诸多报告。首先是王家烈关于遵义丢失经过的报告，报告不但说“烈亲赴前线”指挥黔军与中央红军进行了“激战”，而且指出遵义失守的根本原因是中央军无能：
重庆委员长蒋钧鉴：
匪有日［二十五日］乘我驻桐蒋［蒋德铭］旅部队奉令推进松坎，及由遵所派接防部队尚未到达之际，攻陷桐城后，复向遵义南进，与杜肇华旅及十五团激战于娄山关、黑神庙一带，达两昼夜。我方伤亡官兵千余员名。感日［二十七日］迫近遵城，复与我第一、第八两团激战于校场坝一带。烈亲赴前线指挥，战斗甚烈。我杜旅长及江副旅长，均负重伤；营、连、排长一时尚难确查；士兵伤亡过半。匪徒伤亡倍我。适吴司令官奇伟率部于感日傍晚至忠庄铺，烈即赴忠庄铺商洽附近剿匪机宜。夜过半，匪攻城益急，城内官兵殉城者极众，至伤亡过半之第一、第六团突围退至附城之马坎，布防于附城之丰乐桥一带。俭［二十八日］晨，吴司令由左翼进剿；烈收集兵力，仅约两营，由右翼进剿。殊匪以大部向我压迫，烈身边护卫士兵使用殆尽，而左翼亦无进展，我宋团长亦负重伤，万团长失踪，连长连副伤亡又复过半，士兵已亡伤殆尽，是以无功。烈冬日［二日］移驻新场附近，收容散部，速加整顿，待命反攻。刻匪一部已到后坝场及新站附近。自遵义至老蒲场及中坪大小道上，均有匪踪。我何［何知重］副总指挥率魏［魏金荣］、李［李成章］等部到大坝场；蒋旅在松坎附近，除令向桐梓、遵义西南地区猛进截击，并令正安蒋［蒋在珍］指挥严密警备，详侦匪情外，烈正集结各部，力行整理，以图报称。至于唐云山师等，冬日始达息烽一带，欧［欧震］、郭［郭思演］、梁［梁华盛］三师驻贵阳，周代总指挥浑元三师在仁怀附近。特闻。
职王家烈叩。冬二于鸭溪本部。
而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第九十三师师长唐云山关于在遵义以南忠庄铺与红军作战的报告，是一个文过饰非的典型。战前部署极其啰嗦，战斗经过却简单扼要，除了描述自己的部队在“赤匪冲击甚烈”的情况下如何“阻匪追击”和“毙匪枕藉”外，还把部队的狼狈溃逃写成了“由于众寡悬殊”而作出的“相机处理”。至于战斗失利的原因，则被列在了“经验”一栏里：
一、以寡敌众，预备队使用无余，无法挽回战果。
二、友军久战饥疲，同置一线，以致波动全局。
三、在外线作战，未行稳扎稳打，又未与各纵队切取联络，遭匪各个击破。
四、我军进取心太急，在敌况不明，远来未定之际，遽行攻击，遭匪主力倾力冲击。
五、各部大行李跟进太近，仓促之际，混乱拥挤，以致影响前线士气。
广西的李宗仁就遵义一战给广东的陈济棠打的电报似乎有点幸灾乐祸：“遵城二十七日夜已失，黔军五、六两团伤亡殆尽。”川军潘文华的电报却说：“匪大部在遵义附近，被我中央军围攻之中。”滇军孙渡对中央军的溃败明知故问，他给周浑元打了一封电报，居然关切地问道：“不知二纵队各师现达何地？”
从黄埔军校延续下来的国民党军的军法是严厉的：“一班同退，只杀班长；一排同退，只杀排长；一连同退，只杀连长；一营同退，只杀营长；一团同退，只杀团长；一师同退，只杀师长。”遵义一战，大军溃败，王家烈、吴奇伟直至薛岳，统统难逃惩治。但是，吴奇伟是薛岳的人，薛岳是陈诚的人，陈诚将尽全力保护这些家伙；而那个家底已经丧失殆尽的王家烈根本不值得大张旗鼓地惩罚了。眼下，蒋介石急于考虑的是中央红军下一步要往哪里走。
中央红军大规模的移动作战，令蒋介石东南西北难以理清头绪。三天之内，蒋介石连续发出了一系列命令：
三月二日，致电中央军周浑元和吴奇伟，命令他们沿乌江南岸“疾进”，“相机再渡乌江北岸”，以堵截中央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三月三日，致电何键，要求湘军李韫珩部急调第五十三师“兼程向石阡及其以西疾进”，然后“沿乌江扼要布防”。
三月三日，致电入黔各路部队，命令黔军、湘军和中央军在乌江以西、黔巴大道及其以西“数线布防”，“严密守备，坚固防堵”，“阻匪窜渡”。
三月三日，致电中央军薛岳、吴奇伟，命令以凤江冈、湄潭为目标“寻匪迹所向而击之”。
三月四日，致电重庆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要求上官云相的“第四十七师应全部向桐梓推进，并限本月八日前到达”。
因为对红军的作战风格感触颇多，蒋介石不禁对国民党军痛心疾首，他先是致电川军各将领，明确指出了与红军相比国军的致命陋习：
查赤匪行动，飘忽不定，我军剿匪作战，处置贵在神速。各带兵长官，必须身临行间，方能应付机宜。近人常谓剿匪战略，前方反指挥后方，确系洞见症结之论。乃查川中各将领，每每安处后方，前方责任，委诸部属，而所谓将校亦相习成风，层层委托。以致平时则废弛军纪，有事则坐失戎机。
三月六日，蒋介石在致川军将领刘湘和潘文华的电报中，干脆明确要求川军以“朱毛红军”为借鉴：
重庆刘总司令、刘主席、宜宾潘总指挥：
庭密。据报，前朱、毛匪部窜川南时，对人民毫无骚扰，有因饿取食土中萝卜者，每取一头，必置铜元一枚于土中，又到叙永时，捉获团总四名，仅就内中贪污者一人杀毙，余均释放，借此煽惑民众，等情。希严饬所属军队、团队，切实遵照上月养巳行［二月二十二日］参战电令，爱护民众，勿为匪所利用，为要。
蒋中正。鱼午行参战印。
四面八方部署完毕，谆谆教诲也传达完毕，蒋介石给刘湘和薛岳发出了收复遵义的电令：命川军郭勋祺部并指挥现位于桐梓的黔军，限六日集结完毕，即向遵义东北地区进攻；命中央军周浑元部六日集结在枫香园、鸭溪一带，即向遵义西南地区进攻；命中央军吴奇伟部仍在茶山渡至乌江一带防御，另派一部向鸭溪、枫香园与周浑元部联络，准备无论红军向何方移动，“不失时机取直径堵剿”。
蒋介石收复遵义的军事部署立即被中央红军截获了。
正是因为这封电报的截获，引发了后来的一连串事件。
三月五日凌晨三时，中革军委发出的军事命令是：第九军团在桐梓至遵义一线钳制敌人，中央红军主力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和干部团即日集中于鸭溪附近地域。
当日，毛泽东和朱德到达鸭溪，并以前敌司令员和前敌政治委员的名义发布了“关于消灭萧［萧致平］、谢［谢溥福］两师的作战部署”。
这是自一九三二年宁都会议以来，毛泽东第一次签署中央红军的作战命令。
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离开了遵义，向着与蒋介石预测完全相反的方向开进。拿毛泽东在中革军委会议上的话讲，这叫“声东击西”。毛泽东认为，既然蒋介石依旧判断中央红军要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并且决心在遵义地区与中央红军决战，那么，根据“把五个手指一个一个地割掉”的原则，下一步最重要的战略目的就是寻找合适的战场和合适的时机，继续歼灭国民党中央军的一部或几部，使中央红军能够在遵义地区最后落住脚。现在，红军的作战目标已经出现了，这就是顶替受到重创的吴奇伟部从南向北开来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和万耀煌部。
中革军委判断向遵义方向扑来的敌军共有周浑元部两个师七个团、万耀煌部一个师六个团以及黔军何知重部一个师三个团。前敌司令部要求中央红军首先消灭周浑元部的萧致平、谢溥福两个师。具体部署为：第一军团及干部团为右路攻击纵队，由北向南突击，其一师需绕到敌人的后方突击，二师迂回侧击，干部团随二师前进。前敌司令部随第一军团司令部前进。第三军团为左路攻击纵队，由南向北进攻，并以一团吸引敌人东进，还应派出小部队迷惑并钳制何知重的黔军。第五军团为总预备队。部署要求各兵团必须于六日“以猛烈动作解决敌萧、谢两师，以便七日继续对万师作战”。
发自鸭溪前敌司令部的作战计划，其制定依据就是红军截获的蒋介石关于收复遵义的作战部署的第二条，即周浑元部六日集中枫香园、鸭溪一带，即向遵义城西南地区进攻。
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出动了，设伏在周浑元进攻的必经之路上。
毛泽东在这个详细的作战部署中把该想到的都想到了，但是，就在这一作战部署被以电报的形式发至中央红军各军团的时候，蒋介石用专用的电报密码给薛岳和周浑元又发出了一封加急电报——在贵州遵义西南方向那个叫鸭溪的小镇里的毛泽东，与在四川重庆豪华的范公馆里的蒋介石，两个人给各自部队发出电报的时间居然都是三月五日晚二十三时——蒋介石在这封加急密电中突然全盘否定了他三日作出的收复遵义的计划，决定贵州境内的所有国民党军“暂取攻势防御”。蒋介石不但要求吴奇伟部不要急于渡过乌江，而且自此要“秘其行动”，待敌情明确后再有动作：“如匪果向西窜，则吴纵队主力用最快行动，星夜兼程，即向黔西西南地区挺进，不得延误片刻；若匪果与我周纵队在枫香园附近接触或对峙时，我吴纵队亦用最速方法，渡江北岸猛进，寻匪侧背围剿之。”蒋介石还要求周浑元部放弃向遵义方向进攻的计划，在鸭溪以南的长干山附近集结并构筑坚固工事：“如匪不敢向我进攻，仍在枫香园附近停止，则我军可逐步前进，先诱其来攻，然后双方夹击之。否则，匪如向黔西窜去，则周纵队亦应取最速行动，向黔西之西北地区兜剿”。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在密电的开头阐述了他对中央红军未来动向的分析：“察其企图，不外以下两种：甲、放弃遵义，仍向西窜，求达其原来目的；乙、先求与我周纵队决战，然后再向南对贵阳压迫。”——事后中央红军的行动表明，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蒋介石的判断已经有了相当的准确性。
三月六日清早，当预定的战场上始终没有出现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的部队时，在鸭溪指挥部里的毛泽东立刻意识到问题复杂了。
这个时候，双方都在观察对方的行动，都在等待对方的主动进攻，然后试图在对方的调动中寻找到打击的破绽。
毛泽东和朱德命令第一、第三军团在遵义、鸭溪至白蜡坎一带徘徊诱敌，希望能够调动起国民党军周浑元部的急躁情绪，诱使他们离开坚固的据点前出到红军眼前。但是，周浑元部在蒋介石和薛岳的一再密令下，不但始终不为红军频繁的调动所迷惑，而且还制定了完整的作战方案：如果红军有向另外任何一个方向大规模运动的迹象，就以迅速的行动追击围歼；如果中央红军主动前来决战，就把红军拖在战场上，等待国民党军各路大军包抄而来。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中央红军反复诱敌没有效果，遵义四周的敌情却已越来越严重了。
蒋介石决心不再和红军比机动，他不允许任何一支部队贸然出击，而是打算在根本不交战的情况下，将红军包围在狭窄的地域内，然后逐渐缩小合围的范围。蒋介石认为，在贫瘠的贵州西北山地里，不但粮食困难，而且陡峭的山势也不利于大部队机动，因此只要稳稳地步步合围，中央红军插翅难逃。
就在中央红军不断徘徊的时候，川军的三个旅和国民党中央军上官云相部的两个师已从桐梓向遵义方向推进；周浑元部则以缓慢移动并层层筑垒的方式，逐渐占领了遵义以西的战略要点仁怀和鲁班场；滇军孙渡部已经进入贵州西部并在逐渐向东压缩；而黔军一部在打鼓新场配合周浑元部拖住红军主力，另一部则驻守在黔北的土城以防红军突然北渡长江；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的四个师也已从贵阳动身向遵义方向开进；湘军、桂军和粤军联合在遵义地域的东面和南部设置了防线。
一九三五年三月七日，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主力向西移动。
由于遵义四周敌人的威胁越来越严重，中央纵队也撤出了遵义县城。
中央红军的徘徊引发了红军官兵的急躁。三月十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进攻黔军占据的打鼓新场，以打开战场上的僵持局面。
已经到达鸭溪与前敌司令部会合的中共中央立即召开了会议，会上除毛泽东之外所有的人都赞同打这一仗。毛泽东反对的理由是：如果按照目前敌军的前进速度，很可能在战斗还没结束的时候，红军就会受到各路敌军的多方侧击，那样就会使红军陷入极其被动的境地——站在众人的对立面，对于毛泽东来讲，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时刻，周恩来后来回忆说：
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着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可以想象那个夜晚毛泽东的心绪是何等的焦虑。但是，他之所以坚决反对在打鼓新场作战，除了作战结果可能不利之外，必是在策划着另外一场战斗——此时，打上一仗是生存的需要，必须从敌人合围的某个方向冲出去，再不动作，就等于等待覆灭。
三月十四日，天亮的时候，前敌司令部发出了战斗命令，要求全体红军官兵“以全部力量和毫不动摇的决心”开始战斗，而战斗攻击的目标却是比黔军防守的打鼓新场更坚固的一个据点——由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八个团坚守的鲁班场。
鲁班场，贵州仁怀县内的一个小集镇，三面环山，只有南面是一片山间开阔地，地形险要，易守难攻。
周浑元部按照蒋介石的指令，在鲁班场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等待着红军主动进攻。
十五日下午，红军的进攻开始了。
对于中央红军来讲，攻击坚固阵地的战斗是极其艰难和危险的。
在突破碉堡前面的深壕的战斗中，担任主攻的红一军团三团和六团的官兵迎着敌人密集的子弹前仆后继，虽然攻击在局部地段显出了成效，但是整个战局始终无法突破。红军官兵伤亡多达一千五百人，最后不得不放弃攻占，与周浑元部形成对峙局面。
这种对峙是蒋介石最希望看到的结局，因为此战不但暴露了中央红军主力的位置，造成了红军兵力的严重损失，而且一旦对峙形成，国民党各路大军将飞速合围而来。
危险已经临近。
十六日黄昏，中革军委下达命令：放弃鲁班场，立即向北，“于今十六日晚和明十七日十二时以前”在茅台镇附近全部渡过赤水河。命令详尽安排了中央红军各军团渡过赤水河的次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各军团渡河具体计划的后面都附加着这样一句话：渡河后向西或西北走出二十至三十里“隐蔽休息”。
迅速撤离鲁班场战场的中央红军主力突然掉头向西北方向，于十六日当天便占领了茅台镇。
这个赤水河边的小集镇以出产优质的白酒闻名中外。占领了茅台镇的红军官兵没有侵犯酒厂的酒窖，但还是在当地大土豪的家里搬出了数百坛的茅台酒，然后和全镇的贫苦百姓一起享用，几乎所有官兵的水壶都灌满了茅台酒。红军的野战医院更是忙碌，他们储存了大量的酒以便当作消毒的酒精用，红军小卫生员们忙着用酒给伤员擦伤口，把脏的绷带在酒里浸泡后赶紧晒出去。干部们建议脚肿了的战士用酒洗脚，头上生虱子的用酒洗头。霎时间，茅台镇里酒香四溢。
在茅台渡口渡河的时候，毛泽东不但没有强调部队隐蔽，还问红军官兵们：“看见敌人的飞机了没有？”小红军抢着说：“看见了，狗日的飞得很低，就不怕被咱们打下来！”
这时，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将沿着旧路向北进入川南，然后再次试图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于是，他严厉催促国民党军各部队迅速向黔北和川南地域推进。
吴奇伟部因心有余悸而推进缓慢。十四日十七时，他致电蒋介石说“先遣队到达枫香坝附近，有匪阻我，前进即止”。蒋介石不禁大发雷霆，将薛岳、周浑元、吴奇伟一并斥责道：
梧生［吴奇伟］部到枫香坝后，其主力不得停留片刻，应即向太平场、井坝道路转进。如遇匪后卫拦阻，更应猛力冲击，并设法绕至其后卫两侧，竭力抄袭。若照梧生寒［十四日］酉［十七时］电称，“梁［梁华盛］师先遣队到达枫香坝附近，有匪阻我，前进即止”，此乃为我军之大耻。当此釜底游魂之匪，若再不乘机聚歼，运其智勇，各尽职责，则何颜再立于斯世？希严令遵行！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日，已经渡过赤水河并在西岸附近隐蔽休息的红军各部队接到了立即疾行的命令：“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向东，限二十日夜由二郎滩至林滩地段渡过赤水河东岸。”中革军委指出，再渡赤水是“野战军此后行动的严重紧急关头”，“渡河迟缓或阻碍渡河的困难不能克服，都会给野战军最大危险”。最后，中革军委命令第一军团派出一个团，继续向西“逼近古蔺方向之敌”，“伪装我主力西进”，但“遂行此任务后”，“限于明晚渡过太平渡”。
中国革命史上最绝妙的一刻到了：刚刚西渡赤水的红军官兵，现在又掉头重新东渡赤水，并且迎着包抄而来的国民党大军，从他们三天前走过的原路又折回去了。这是国民党军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因此他们依旧在向北昼夜行军，然后几乎与突然返回的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擦肩而过——没有确凿史料表明这个惊人的举动是毛泽东策划已久的，也没有确凿史料证明毛泽东这个异常冒险的想法产生于哪一时刻。也许在发布鲁班场战场命令的时候，毛泽东就已经把红军三渡、四渡赤水的路线想清楚了——在撤离鲁班场战场开始西渡赤水的时候，毛泽东曾问刘伯承：“咱们第二次渡赤水河时，在太平渡和二郎滩的浮桥还在不在？”刘伯承立刻明白了毛泽东话里的玄机，他马上派人去赤水河边查看，并且安排部队把河上的浮桥看管起来。
红一军团伪装成主力继续西进的那个团行动极其成功。他们在快要到达古蔺县城的时候，遇到了前来阻击的川军的一个团，红军官兵毫不犹豫地扑了上去，把川军打得疯狂逃窜，其士气之凶猛颇有主力部队横扫一切的样子。消息传到蒋介石那里，他更加确信中央红军一定会北渡长江。于是，就在中央红军开始再渡赤水的时候，国民党各路大军依旧在昼夜兼程向川南前进。蒋介石不断地发出催促电报，措辞中流露出无法掩饰的兴奋：“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勉之勉之。”
至三月二十二日上午，中央红军各主力部队，连同中央纵队在内，全部秘密而迅速地渡过了赤水河，再次进入贵州境内。这是自一月二十九日因土城战斗失利中央红军第一次西渡赤水河之后，红军官兵第四次跨越这条纵贯黔北的大河。
两天后中革军委命令红九军团伪装成红军主力，一部分在长干山，一部分向枫香坝，沿途张贴标语，放火烧山，制造红军大军北上的假象，以吸引敌人继续北进。然后，中革军委向中央红军各军团发出了迅速南下的命令。
蒋介石偕同夫人宋美龄和一支庞大的随行队伍到达了贵阳。一下飞机，他就发表了一个热情的讲话。基于他对中央红军北渡长江的判断，蒋介石说：“浩浩长江俨如天堑，已经成强弩之末的共军，现在正为寻找渡江的地点而彷徨。”蒋介石亲赴贵阳，是来指挥与中央红军的最后一战的。当他听说黔北重镇桐梓现已经没有了驻防部队时，立即写了一封怒火万丈的信，让飞机空投给位于桐梓以北松坎的上官云相：
据飞侦报告：“本日桐梓已无我军，亦无匪踪，而只见土人向遵义逃跑。”此种不遵命令，放弃县城，只图自保生命，殊为军人最大之耻辱。如果以兵单不能两守，则盍不放弃松坎而守县城？不应弃重就轻，乃竟放弃桐梓，此非怕死而何？中［蒋介石］自治兵以来，未有见如此之奇耻，痛心盍极！限令裴［裴昌会］师速于明日恢复桐梓城，并希松坎亦派部队前往桐梓。否则照“连坐法”处治不贷！
蒋介石严令收复黔北重镇桐梓，他哪里知道，此时的中央红军正大举南下，已经抵达了乌江岸边。
在暴风骤雨中首先到达乌江北岸的，是黄永胜为团长、林龙发为政委的红一军团先遣三团。
当地的百姓把这段乌江称为“乌龙江”。两岸绝壁，江水湍急，绝壁上只有一条小路通往一座浮桥，浮桥上的木板已经被抽掉，并且桥头有哨兵巡逻。三团决定强行突击，偷渡不成就强攻。被聂荣臻临时派到三团加强政治工作的萧华作了战前动员，然后三团突击队登上竹筏子开始强渡。竹筏子未到江心就被敌人发现了，突击行动很快失败。接着，三团的第二次强渡又开始了。四只竹筏子，三十名突击队队员，在大雨中勇敢地向对岸冲去。红军官兵冲上了南岸，他们把米袋子系成绳子，抠着悬崖上的石壁缝隙，在风雨中爬上了敌人的阻击阵地，然后迅速控制了浮桥。三团的主力沿着浮桥一边前进一边发起了冲锋，把江对岸国民党军守军和援军的各一个营几乎全歼了。
大雨倾盆，惊雷滚滚。
中央红军和中央纵队前进至乌江边，然后分别从乌江的大塘、江口和梯子岩渡口急促地渡过了乌江。
在大雨中的一棵大树下，毛泽东来到了红一军团二师。干部们撑起雨衣，毛泽东向师长陈光和政委刘亚楼询问了部队的情况，然后拿出一张地图，二师的指挥员们惊讶地看见了毛泽东在地图上画出的那条巨大的弧线：从乌江边向南，穿越贵阳和龙里之间狭窄的缝隙，然后慢慢地弯向西，最后径直向西，从贵州的西南角进入了云南。毛泽东向大雨中的远方望了望，然后对陈光和刘亚楼说：“把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
年轻的红军指挥员还不能完全理解这条巨大的弧线意味着什么，但是他们对毛泽东最后说的那句话印象深刻：“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敦厚的朱德发火了。原来，走在最后面的干部团一直守卫着浮桥等待第五军团渡江，当他们得知第五军团已从另外一个渡口渡过了乌江之后，立即把浮桥拆了，开始追赶主力。一追就追出二十多公里。追上了之后把拆桥的事情一报告，朱德听了大怒：“岂有此理！罗炳辉的九军团还没过江，谁让你们擅自把桥拆了？回去把桥给我架起来！”陈赓立刻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带着干部团和工兵连就往回跑，二十多公里的路跑完了天已经黑了，谁也没有提出吃饭和休息，所有的人立即开始砍竹架桥，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把浮桥架好。但是，红九军团最终没能赶到乌江。在完成了佯装红军主力的任务之后，罗炳辉所率领的第九军团由于不断遭遇敌人，激烈的周旋令他们始终无法向指定的渡江地点靠近。军情急迫，中革军委只有命令第九军团暂时留在贵州，作为一支特殊的游击部队，另寻机会与主力会合。于是，罗炳辉只好率领部队掉头往回走，红九军团一头扑进了黔北的大山之中。
三月三十一日，蒋介石收到了中央红军已经南渡乌江的报告。报告令蒋介石真的不知所措了。他发出了一个照例充满怒火的电报，斥责防守乌江的吴奇伟部第五十九师三五四团团长黄道南“无耻之极”：
查现在大部股匪，任意窜渡大河巨川。而我防守部队，不能于匪窜渡之际及时制止，或于匪渡河之际击其半渡。甚至匪之主力已经渡过，而我军迄无察觉。军队如此腐败，实所罕见。推其缘故，乃由各级主管官事先不亲身巡查沿河地形，详询渡口，而配置防守部队。及至部队配置后，又不时时察其部下是否尽职，并不将特须注意之守则而授予防守官兵。是上下相率懒慢怠忽，敷衍塞责。股匪强渡，乃至一筹莫展，诚不知人间有羞耻事。军人至此，可谓无耻之极。此次匪由后山附近渡河，在一昼夜以上。而我驻息烽部队之主管官尚无察觉，如此昏昧，何以革命。着将该主管官黄团长道南革职严办，以为昏惰失职者戒，并通令各部知照。此令！
蒋介石企图整理出一个头绪来，但是无论如何还是一头雾水，因为他发现如果按照现在的情报，中央红军至少分成了三股：一股还在黔北，因为桐梓方向说他们正和红军主力作战。一股在东面的清水江上架桥，这个情报是空军提供的，相信不会有错，难道朱毛要往东走，重新去湖南西部与萧、贺会合？另外的一股更令人担心，竟然直接朝着贵阳来了！情报显示的情况太不合乎常理了。毛泽东向来是讲究集中兵力作战的，不到万不得已他绝不可能把主力分散，况且在兵力紧张形势危急的时候，分兵作战乃是兵家大忌。或许，朱毛红军真的走投无路开始分散逃亡了？但是，新的报告到了：在贵阳附近发现了红军！这股红军正向贵阳机场靠拢！
蒋介石立刻在地图前查看他所能指挥的部队目前的位置。他这才发现所有的部队都已被他昼夜兼程调到了黔北，而那个黔北重镇桐梓距离贵阳起码有两百公里。
蒋介石立即召开了军事会议，命令贵阳城防司令王天锡指挥一个宪兵营、两个消防连和四百名警察负责贵阳的城防，责成三天之内要把贵阳周围的碉堡修好，并且组织一个别动队严密警卫要害部门，同时严查城内户口。蒋介石说：“我的性命是小事，贵阳不是遵义，让朱毛占领有碍国际视听。”会后，蒋介石把王天锡留下了。在亲热地谈了几句家常话之后，蒋介石问起了贵阳机场的防卫情况。当王天锡报告说已经在机场附近发现了红军的便衣队时，蒋介石的脸色即刻阴沉起来，问：“有去机场的小路吗？”王天锡答有一条。蒋介石说：“你去准备一下，挑选二十名忠实可靠的向导，预备十二匹好马和两顶轿子，越快越好。”
王天锡走了之后，蒋介石立即给滇军将领孙渡发出了一封特急电报：
孙司令官志舟［龙云］兄：
胜密。
甲、自本日起，匪约六百人，由后山搭浮桥两座，窜渡乌江以南地区，正午匪渡江者已有千数，尚有陆续部队。
乙、望兄部星夜兼程，经黔西限明日到达镇西卫待命。
盼立复。
中正。世申贵参印。
靠近贵阳机场的是红一军团二师四团，那个地方叫霓儿关，红军官兵可以看见贵阳市区的烟囱了。四团官兵在路边的墙上写的标语是：“攻打贵阳城！活捉蒋介石！”
四月五日，从黔西一路向东疾行的孙渡终于到达了贵阳。一路上疲惫至极的滇军抱怨脚都走肿了，中途向国民党中央军第五十九师借了三辆卡车，装了两个连直接赶往贵阳机场，才算按时完成了蒋介石的命令。孙渡到达贵阳城下的时候，受到了薛岳中央军的阻拦，直到薛岳出面说这是蒋委员长亲自调来的救驾部队，中央军的守城卫兵才让滇军开进城去。
这时，国民党当局的报纸对中央红军的行动展开了各种各样的预测。其中有一条消息说：中央红军现有两万人，平均每天伤亡一千人。还有一条消息说，“匪首”朱德已经被中央军打死了，现在他的士兵正抬着他的尸体行军呢。
朱德说：“这是国民党第十次宣布我死了。”
中央红军并没有进攻贵阳，而是迅速从贵阳郊区穿了过去。
飞到昆明的蒋介石又回到了贵阳，因为贵阳已经没有危险了。于是，他立刻命令孙渡的滇军去追击红军，结果孙渡与中央红军的后卫部队真的交了火，但立即被打得丢盔卸甲。当孙渡把战斗情况向龙云报告之后，龙云立即命令孙渡：“我军若再超过贵阳前进，经费立将断绝。无论何人令赴黔东，均须考虑，不能轻进也。切要！”其实，前几天，龙云已经给孙渡发过密电：“若匪窜过贵阳后，我军应即暂行告一段落，停止前进……若委座有令，饬我军前进时，可将上述各种困难情形迳电婉呈。倘有滞碍，可借后方推托耳。”但是，已经觉得靠上了蒋介石的孙渡对龙云的警告不再复电，龙云只有再三去电要求孙渡停止前进。结果，龙云在贵阳的情报人员向他密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如果在湘军和桂军的压迫下，中央红军依旧不再往东的话，很可能会向西进入云南。这一判断令龙云十分不安：难道在贵州无法立足的中央红军决心要占云南不可？
回到贵阳的蒋介石判断红军已经西去，于是，他在贵阳召开了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大会，发表了“剿灭黔匪之要领”的训词，训词对红军的战略战术大加赞赏，令与会者惊愕地感到他们的委员长犹如在进行红军战斗总结：
我看现在土匪唯一的长处，就是惯于运用掩护战术，他只要找到十里或四五里正面的空隙，就可以安全窜过去。他的掩护部队配置得非常之好，例如此次由息烽的西南石洞向东南窜去，而他的掩护部队并不配置在东南方面，却在西南方面离开息烽十五里的底坝，一方面掩护他的主力过去，一方面又对息烽逼近，使我们在息烽的主力五十三师竟被他牵制，以全力来进攻包围他主力所窜反方向的掩护部队，结果他的主力安全向东逃走了。他当时配置在底坝的掩护部队，据我判断，最多不过一二百人，你看他以如此少数的部队，便牵制了我们在息烽的一师多兵力，何等巧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