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对尾追之敌应使用少数得力部队［约一团兵力左右］进行运动防御，并向敌前出游击，以阻止敌人前进，而主力则应迅速脱离敌人，对侧击之敌，应以少数部队掩护，而主力应迅速脱离敌人，勿为敌人所抑留。
4、当我必要与尾追或侧击之敌进行战斗时，应集结主力进行消灭敌人的进攻战斗，不应以防御战斗等待敌人来攻。
5、夺取和控制长江各渡河点，为实施此计划之最后关键。我先遣兵团应以秘密迅速勇敢坚决的行动，实行最大机动，首先要派遣得力便衣队，夺取沿河船只，以便能以得力部队迅速渡河，占领和控制两岸各渡河点，掩护船渡。当取得某一渡河点，并已开始船渡时，应即扩张船渡范围，可能时野战军应改在同一地域内进行渡河。在某一部队先到渡河点而不能渡河时，应机动地转到另一渡河点，一般地应向泸州上游延伸。
作战计划还对位于湘黔边界的红二、红六军团和位于川陕甘边界的红四方面军提出了策应中央红军的要求：
为配合这一计划的实施，我二、六军团应及时转移和依托酉［酉阳］、秀［秀山］、黔［黔江］、彭［彭水］、松桃、印江、沿河地域发展，并以一部发展咸丰、来凤、宣恩、恩施地域的游击运动，以便造成深入川东行动，威胁敌人长江下游水路交通的有利条件，钳制和分散蒋敌新的围攻兵力，而配合我野战军及四方面军来争取四川赤化。四方面军在我野战军渡河之先，应向重庆方向积极行动，吸引重庆川敌之主力于自己方面，以便野战军顺利渡江。在我野战军渡江后，则转向苍溪至南部之嘉陵江西岸反攻，密切配合我野战军与川敌实行决战，以打通横贯川西北的联系。
前一天，一月十九日，蒋介石也发布了“关于在长江南岸‘围剿’中央红军的计划”：
一、我军以追剿军蹑匪急追，压迫该匪于川江南岸地区，与扼守川南行动部队及各要点之防堵部队，合剿而聚歼之。
二、追剿军除第一兵团以一部围剿萧、贺，并派一部开赴酉、秀，固守乌江东岸，即与徐［徐源泉］部联络外，其大部及第二兵团全部，并联合黔军，应于二月十五日以前渡过乌江，先行扫除湄潭、遵义之匪，而占领德江、凤江冈、湄潭、遵义、黔西之线，而后追击行动愈速愈妙，使匪无喘息余地，尤须控置重兵于兵团左翼，俾得压迫该匪于川江南岸地区。
三、堵剿部队由川、滇军任之。川军对匪主力如犯重庆，则由南川与龙门场部队夹击之；如犯泸州，则由龙门场与泸州、纳溪部队夹击之；如向西窜，则第一步防堵于泸、叙、毕线，并于横江、老鸦滩及安边、叙府间金沙江下段，叙、泸大江一带，构成第二道防线。滇军应分任叙永、毕节线及老鸦滩、横江，衔接川军防堵。各该部队，应于本月三十日以前，完成各地区碉堡工事及通信设备，严阵固守，以待追剿军赶到，联络川军机动部队夹击之。如被匪窜过其防地时，则立即蹑匪追剿。
四、徐清泉部，以一部协同湘军剿办萧、贺，一部如限速接彭［彭水］、黔［黔阳］之线，联络友军防堵，上官云相部到达夔［奉节］、万［万县］、涪陵，扼要布防，并备切应。
五、追剿军第一兵团，占领德江、凤江冈、湄潭线后，以一部扼守原防，其主力须两师以上兵力，向绥阳、桐梓、松坎方向；第二兵团会同黔军，占领遵义、黔西，向古蔺、叙永方向兼程追剿。两兵团应切取联络，互相策应。其行进路线，由薛总指挥负责，相机处理。
六、川军南岸总指挥潘文华，正安穆［穆肃中］旅，松坎廖［廖泽］旅，南川陈万仞两旅，每旅计三团。合江徐［徐国暄］团，叙府四团，赤水、古蔺侯［侯汉佑］部，另以各县团防分任以西防堵，须依情况，联络第一、第二两兵团夹击聚歼之。
七、滇军应以十团以上之兵力，扼守叙永、毕节之线，并限于二月十五日部署完妥。如匪窜过该线，即联合第二兵团及川军，堵追围剿。另以三团防守安边、横江、老鸦滩及其上游。
八、徐清泉及上官云相二部主力为预备军，在指定地区待命。
至此，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已经不是军事秘密。
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两军都清楚对方的行动，因此注定要狭路相逢。
根据中革军委的部署，位于黔北的红一军团开始向赤水方向移动。二十二日，在击溃了一个营的黔军和四个中队的民团的阻击后，进占了温水和良场。二十四日，红一军团从东皇场出发，经过三元场抵达赤水河中游的土城。黔军教导师的一个旅先于红一军团到达，已经在河上架设了浮桥，但是远远地看见红军风尘滚滚地开来，黔军立即丢弃阵地和浮桥逃向了赤水县城。二十五日，红一军团军团部到达土城以北的猿猴镇后，立即部署了占领赤水县城的作战计划：一师于北向葫市和旺隆方向，二师于南渡过赤水河向丙滩、复兴方向，两师共同对赤水县城形成包围态势。
赤水县城位于贵州的西北角，坐落在贵州与四川的边界上，只有打下这里中央红军才能走出黔北进入川南。
二十六日，红一军团一师师长李聚奎和政委赖传珠了解到，赤水县的县长正命令各乡向县城里运送稻草，以备在川军到来时宿营用，于是他们立即作出了化装占领县城的计划。早晨，一师两个排的红军官兵化装成送稻草的老百姓，把枪藏在稻草里，远远地走在了主力部队的前面。但是，当他们距离赤水县城还有十多公里的时候，突然遇到了向这个方向疾行而来的川军的一个团。在川军的盘问中，化了装的红军官兵的江西口音很快就被川军看出了破绽，双方立即开始了短距离的战斗。川军占领了右侧的高地，尽管一师三团拼死向高地进行火力压制，但是川军凭借精良的武器还是把一师的主力部队压制在了狭窄的路边。为了夺取高地，摆脱被动，一师反复向川军阵地发起冲击，但是始终无法在不断增援而来的川军的火力封锁下冲出狭窄的山口。战斗进行了数小时后形成了对峙局面。就在一个营的红军官兵准备向川军实施包抄以打破对峙僵局的时候，川军的又一批增援部队——一个旅和一个机炮营——到达了战场，接着就向一师展开了更加猛烈的进攻。战后，川军在其作战报告中把此战描绘得极其惨烈：“彼众我寡，往复冲突数次，匪我伤亡均大……我前卫继续仰攻，伤亡甚重，几不能支，乃增加机、炮各二门，前进助战……匪我炮弹，势如雨下，我炮弹迭中匪密集部队，毙匪甚多……”
从另一路向赤水县城迂回的是红一军团二师。二师在抵达距赤水县城九公里的复兴附近时，与已经占领这里的川军的两个团遭遇。复兴三面是山，一面临河，一度冲进去的二师无法迅速摆开战场，在增援川军的凶狠攻击下，红军官兵伤亡极大，被迫撤出战斗。
至此，红一军团占领赤水县城的作战目标没有完成。
首次与川军发生战斗，作战的失利令红军官兵第一次体会到川军攻击性的作战风格和极其强悍的战斗力。
红九军团奉命配合红一军团对赤水县城的攻击，他们在占领了由民团防守的习水县城之后继续向北，在前至黔西北边界集镇箭滩时，与川军徐国暄部遭遇，双方在狭长的河谷里开始了战斗。战斗进行了整整一个白天，红军击退了川军十余次的猛攻，但是川军的增援部队不断到达，并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攻击。红九军团因无法支撑，撤离战场向西南方向而去，试图向左侧的红一军团靠拢。
二十四日，为了掩护中央纵队的行军安全，红五军团在军团长董振堂的率领下，在梅溪河边构筑工事，准备应付突然发生的意外。事后证明他们的准备是完全必要的，因为此时梅溪河对面的山上已经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川军。川军郭勋祺部分三路包抄过来，企图冲过河上的石桥，直接威胁红军中央纵队。红五军团的官兵拼死阻击，双方在石桥附近的河滩上展开了激烈的近战。当川军抽调正面部队向红五军团阻击阵地的侧翼迂回的时候，董振堂乘机发动了冲锋，川军被红军官兵不顾一切的气势所震慑，开始向后撤退。当日，中央纵队通过梅溪。
连日阴雨，山路泥泞，小雨又变成了小雪，路面上结了一层湿滑的薄冰，这给红军的行军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因为不断有人滑倒，因此红军的队伍里都是满身泥浆的人。
一月二十六日，中央纵队到达土城。
从这里向西北，距离赤水县城还有四十五公里。
毛泽东住在土城街上一家绸缎铺后院的一个天然岩洞里。
由于中央红军各部队相继遭遇川军的猛烈阻击，没能按照中革军委的作战计划完成任务，使对实施北渡长江的计划持乐观态度的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心情沉重起来。到达土城后，毛泽东和朱德一起开始研究这个赤水河边的渡口小城周边的地形，试图寻找能够击溃川军主力的战场。
在随即发布的中革军委致中央红军各军团的电令中有这样的话：“迅速向赤水及其附近地域集中，以便争取渡过赤水的先机，在必要时在赤水以东地区与追击和截击的敌人的一路进行决战。”“决战”一词说明此战带有决定胜负的意义。土城一战如若胜利，除了可以鼓舞士气，突破川军的严密阻截外，还有政治上的特殊意义，因为这是毛泽东恢复军事指挥权后的第一仗。况且，对于被压迫在一个狭小地域里的中央红军来说，面前只有一条路，必须像突破乌江，甚至像突破湘江一样从这里冲出去，成功地北渡长江，实现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合。但是，红四方面军现在哪里，他们那里情况如何，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红军中没有一个人十分清楚。只是听闻红四方面军地处富庶地区，拥有十万人以上的红军部队。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七日，中革军委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在土城附近的枫树坝、青岗坡一带与川军进行决战，为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开辟道路。此时，中革军委对敌情的判断是：“川敌潘文华二十六日令郭勋祺指挥官、廖泽指挥官、穆［穆肃中］旅、潘［潘佐］旅各部速向东皇场猛追。依此判断，今日进占枫村坝、青岗坡地域之敌约四团，或有后续四个团左右兵力于明后日赶到的可能。”应该说，如果这个敌情判断是准确的话，虽然中央红军在兵力上不占明显优势，但是至少交战双方势均力敌，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已占据有利地形，并可采取突然伏击的手段，那么击溃或歼灭这股川军的大部是有把握的。而且，如果不迅速消灭追击而来的川军，红军很有可能会陷入川军数旅的三面包围中。因此，中革军委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以红一、红九军团继续阻击向土城方向而来的川军，以红三、红五军团在土城消灭川军郭勋祺旅的建议。遗憾的是，事后证明，中革军委的敌情判断与到达战场的川军的实际兵力有相当大的差距。
土城，位于赤水河中游的一座小城，古称滋州，从前是川盐进入贵州的集散地。这里是黔北的大道要冲，城北三公里处是青岗坡，一个由主峰白马山和莲花山对峙而成的险要关隘，一条弯曲的山道沿着关口而去。如果北出贵州进入四川的话，土城是必经之地。
二十八日凌晨，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分兵两路，对青岗坡的川军阵地发起了进攻。两路红军在抢占了前沿的几个要点后，直接向青岗坡北端的营盘顶冲去。川军拼死抵抗，两路红军进行了数次冲锋，在这个方圆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山顶上，阵地在反复争夺中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在双方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之后，红军官兵终于占据了这个阵地。前面的村庄叫永安寺，是山脚下的一小块平地，平地中央的一座小寺庙就是川军的指挥所，指挥所四周修筑了坚固的环形阵地。围绕着这个阻击阵地，红军官兵遇到了川军的顽强抵抗。战斗进行了三个小时，红军依旧没能突破，而川军潘佐旅的到达使红军的战斗进行得更加艰苦。为了摆脱困境，中革军委命令正沿着赤水河向北开进的红一军团二师迅速返回参加战斗，但是二师最快也需要三个小时才能到达青岗坡。这三个小时，成为这场战斗最残酷的时刻。川军采取正面、多梯次连续冲锋的战术，很快就转守为攻，红三军团出现了大量的牺牲，官兵们在子弹打完的情况下，与川军进行了长时间的肉搏。十团政委杨勇在战斗中负伤，子弹从他的右腮打进，从嘴唇穿出，他掉了六颗牙，血流将整个前胸都染红了。
突破了红军阻击阵地的川军开始向土城迅速攻击，瞬间便打到了中革军委指挥部的前沿。这是战斗最危急的瞬间，如果不能迅速扭转局面，一旦土城被川军彻底突破，小城的后面就是赤水河，中央红军将陷入背水一战的绝境。
朱德提出要去前沿亲自指挥战斗，他对毛泽东说：“老伙计，不要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能够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
朱德的话让毛泽东动了感情，他一个劲地吸烟，不知该说什么好。
听说朱德要上前沿，指挥部里所有的人都出了指挥部站成了两排。
朱德说：“不必兴师动众，礼重了，礼重了。”
朱德和刘伯承上去了。
毛泽东问：“附近有部队吗？”
身边的陈赓回答：“有，有我们干部团。”
毛泽东说：“上去，跟着总司令把敌人压下去。”
陈赓大喊：“干部团集合！”
中央红军干部团是一支奇特的队伍，它组建于中央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前夕。那时，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央苏区的四所红军学校，即红军大学、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红军第二步兵学校以及红军特科学校合编组成干部团，由原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校长陈赓为干部团团长，红五军团十三师政委宋任穷为干部团政委。干部团下设三个步兵营和一个特科营，以及一个“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上干队”队长是红军大学教员萧劲光，政委是红军大学的另一位教员余泽洪。全团共一千多人。
干部团团长陈赓是中央红军里的传奇人物。一九二四年他和后来成为国民党军陆军中将的宋希濂一起报考黄埔军校，军校只招收年满十八岁以上的青年，二十一岁的陈赓对十七岁的宋希濂说：“我可以借给你两岁。”一九二七年陈赓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在起义军撤退途中，他的左腿被国民党军的机关枪射中。危急中陈赓将腿上流出的血抹在脸上和身上，装成死尸躲过了敌人的搜捕。辗转到达福建长汀医院后，傅连暲医生告诉他，他的左腿已经皮肉腐烂，要想保住性命只有截肢。高烧中的陈赓叫了起来：“没有腿，我拿什么走路？我怎么带兵打仗？”傅连暲说：一刀一刀剜掉烂肉“那个滋味不比截肢好受”。陈赓恳求傅连暲：“打惠州的时候，是我自己把子弹从腿上抠出来的。你大胆做吧，我要是叫一声就不是人！死我都挺过来了，还怕疼？只要能保住这条腿，我陈赓年年给你做寿！”手术做完了，因忍受了剧痛而面色惨白的陈赓对傅连暲说：“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好医生。到我们革命队伍里来吧。”从那以后，陈赓一生都没有忘记傅连暲医生的生日是中秋节，直到一九六一年，陈赓在去世前依旧叮嘱家人：“每到中秋节，不要忘了向傅连暲同志祝寿。”
一九三五年初，在黔西北的土城战场上，红军真的要感谢傅连暲医生救下了陈赓，使他依然是一名生龙活虎的红军指挥员。
端着步枪冲向敌人的干部团果然是一支英勇无比的队伍，他们迎着川军猛烈的火力，呐喊声和冲锋的脚步不曾有过瞬间的犹豫和停顿，而朱德亲临前沿更使他们勇气倍增。川军被这群头戴钢盔的红军前仆后继的冲击吓住了，之前国民党军还从没见过头戴钢盔打仗的红军队伍。干部团四营营长韦国清指挥特科营的迫击炮把仅有的几发炮弹轰向了川军指挥所。下午两点，增援的红一军团二师赶到了，与干部团一起发起了新的冲击。这一次，红军一直打到了川军指挥所的跟前。
毛泽东一直在望远镜里看着干部团的冲锋。虽然事后他说干部团的学员是红军的宝贵财富，以后千万不能再这么用了，但是看见川军凶猛的进攻终于被压了下去，毛泽东还是兴奋地说：“这个陈赓，可以当军长！”
为了取得战斗的主动，二十八日下午，中革军委调整了战斗部署：红一军团二师从正面，红三军团从左翼，红五军团从右翼，向川军发动总攻。
但是，红一军团的攻击很不顺利，川军占据着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把红一军团二师压迫在一个葫芦形的隘口里。由于地形所限，红军只能仰攻。尽管红军官兵来回冲杀，但是部队始终无法展开，二师只好把部队调向川军的两翼，然后在正面部队佯功的同时，两翼部队突然发动猛攻，川军不得不掉转火力保护侧翼，红军抓住这一时机直扑川军在永安寺的指挥所。永安寺被占领令川军的整个防线发生了动摇，川军被迫退守，与红军形成对峙局面。
川军的拼死作战，与川东南的社会动荡关系密切。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后，因为惧怕红军北渡长江，川东南的富裕乡绅们开始举家迁徙，一时间人心惶惶。尤其是在川东南的中心城市重庆，军阀富豪们更是纷纷转移财产，致使四川汇往上海的金钱数额比平时骤增了百分之七十以上。为此，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给川东南各县县长发去了电报，电报表明“围剿”形势一片大好，各县大可放下心来不必惊慌：
赣匪西窜，经中央军，粤、桂、湘、鄂各军追击，奔逃数千里而入黔中者，仅残部三数万人，枪支不过万余，其已渡乌江者，仅一部分。现在参谋团业已率兵抵渝，中央追击部队已达五万人，正向遵义追剿。滇军五个旅集中毕节，与泸、叙方面切取联络，桂、黔军亦向遵义前进，与本军出击部队相犄角……综计各省及本军在黔边兵力数在二十万以上，军事部署极为周密，决于最短期内在黔边将该匪歼灭。
刘湘要求川东南各县“应抱有匪无我之决心”，“众志成城，精诚团结”，“全民动员，一致防御”，“开导绅民，不得闻风惊惶”，“倘或遇事张皇，或擅离职守，定按军法从事”。最后，刘湘向川东南各县县长保证说：红军已经“奔驰数千里，所谓‘强弩之末不穿鲁缟’，械弹既极缺乏，粮食尤感困难，以十倍于匪之兵力歼三数万疲极之残匪，本总司令确有把握”。
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五时，在中革军委位于土城后山的指挥部里，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紧急会议。这是自中央红军踏上长征征途以来，唯一的一次在战斗还在进行时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中革军委决定在土城附近与川军进行决战时，对敌情的判断有严重的失误，中央红军不是在与川军的三个团打，而是在与六个团的川军共一万多人打，而且川军另外两个旅的增援部队很快就会到达，土城战斗再打下去凶多吉少。与会者认为：由赤水北上进入四川，从泸州至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无法实现。为了保存中央红军的实力，必须立即轻装脱离战场，西渡赤水河，向川南古蔺方向前进。会议决定毛泽东、朱德和刘伯承仍在指挥所指挥战斗，周恩来负责天亮前在赤水河上架好浮桥，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那些不符合轻装原则的物资。
土城战斗让红军官兵牢牢记住了一个川军旅长的名字——郭勋祺。
郭勋祺，四川华阳县一农家子弟。早年从军，投效川军潘文华部。一九二一年，潘文华率部投效川军总司令刘湘，潘文华任四师师长，郭勋祺升至第七旅旅长。他与共产党人刘伯承、陈毅曾是好友，与另一位共产党人吴玉章更是来往密切。一九三五年，蒋介石命川军入黔阻击中央红军，刘湘思虑再三派出了郭勋祺的部队。因为刘湘知道，郭勋祺既能打硬仗，又同情共产党。这样一来，当红军一旦入川北渡长江的时候，郭勋祺的部队就会不惜一切地阻击；而如果红军并没有占领四川的意思，那么郭勋祺一定会“相机行事”。土城一战，领受了决战任务的红军显示出必入四川的态势，忠于刘湘的郭勋祺只有率部拼死抗击。川军的猛烈火力造成了红军的严重伤亡，并迫使红军暂时放弃了北渡长江的计划。
土城战斗结束后，郭勋祺被蒋介石晋升为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模范师中将师长。而眼看着战友一一中弹牺牲的红军官兵也记住了郭勋祺，他们表示在日后的战斗中一旦面对这个川军将领的部队绝不手软。整整十二年后，郭勋祺在蒋介石的胁迫下出任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副司令，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襄阳发动进攻时，为了避免与共产党人作战，郭勋祺要求部队撤离战场，但是蒋介石三次电令要求死守待援。最后，郭勋祺在襄阳战役中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俘虏。刘伯承闻讯后特电前线，要求将郭勋祺送至河南宝丰中原军区政治部。正在山东战场上的陈毅闻讯也特意赶到了宝丰。想必郭勋祺见到刘伯承的那个瞬间想起的定是惨烈的土城一战，他对刘伯承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过去在战场上对抗，我很惭愧。”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把手一挥，说：“明打不算，不必介意！”陈毅在一旁大声说道：“你呀你，大炮是没长眼睛的，你怎么跑到襄阳去了？”郭勋祺被刘伯承释放后，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四川前夕，他成功地策反了五个师的国民党军起义，为成都的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凌晨三时，朱德发布了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的命令——史称中国工农红军“一渡赤水”的行动开始了。
中革军委的渡河部署是：红一、红九军团，中央纵队第二、第三梯队，干部团的上干队为右纵队，由林彪指挥，从猿猴场渡河；中央纵队第一梯队、干部团、红三军团五师为中央纵队，从土城下游渡河；红三、红五军团直属队和红三军团四师为左纵队，由彭德怀指挥，从土城上游渡河。为了轻装，中革军委命令把打完了炮弹的炮统统扔进河里。
红一军团二师五团二营奉命抢占右纵队的渡河地点：猿猴渡口。营长刘新金准备挑选三十名水性好的战士组成突击队，在一个机枪小组的掩护下泅水过去打开突破口。第一个报名参加突击队的是共产党员温长。突击队组成后，在机枪排排长陈国辉的率领下出发了。他们向老乡借来个杀猪用的大木盆，让机枪连同射手坐在里面，然后其他人下水推着木盆前进。木盆被推到河道中间的时候，对岸防守的黔军发现了。黔军的枪一响，木盆里的红军机枪手立刻开始了还击。在激烈的对射中，突击队迅速登岸，并攻占了两个碉堡。渡口这边的营主力也乘势开始了强攻，二营最终控制了猿猴渡口。在占领渡口的战斗中，二营伤亡十人，其中包括第一个报名参加突击队的温长。
能否迅速地在土城附近把供中央纵队渡河的浮桥架设起来，是最让周恩来担心的。在土城战斗还在进行的时候，周恩来就迅速召集各部队的工兵，命令他们想法收集船只，同时向土城居民购买各种架桥物资。这是一个万分紧张的夜晚，土城方向枪声依旧激烈，周恩来在架设现场亲自指挥，工兵们也立下了军令状，他们把收集到的贩盐用的十几只木船在河中沉锚固定，然后用竹竿将船连接起来，再在船上铺上木板。天亮起来的时候，赤水河上的浮桥架设完毕。
红军撤离土城的那个夜晚是混乱的。在战斗打响的时候，城内所有的人都等着前边的部队把敌人赶跑，之后他们还要继续赶路，准备晚上在赤水县城里休息。但是，接近傍晚的时候，战斗失利的消息传来了，跟着就接到了立即向西转移的命令。在一条狭窄湿滑的山路上，休养连的序列很快就被撤退下来的红军作战部队冲乱了，撤退下来的部队的身后就是追击的川军。子弹在队伍的上空呼啸，康克清在最后沉着地阻击着敌人。这个勇敢的女红军在敌人冲到眼前的时候依旧镇静地发射着子弹。一个川军士兵竟然抓住了她身上的背包，康克清一转身，把背包留给了那个川军士兵，自己迅速消失在黑暗里。
摆脱了川军的追击后，休养连的牲口损失了大半。由于民夫的逃亡，很多伤员被迫放在了老乡家，其中一个伤员是军委机要科的干部，周恩来听说后大发雷霆，命令休养连立即把这个干部找回来，无论怎样都得带上他走。
二十九日中午十二时，中央红军从三个渡口全部渡过了赤水河。
红军工兵在向船主们付了钱之后，把浮桥全部炸毁了。
一支川军追到了河边，看见赤水河河面上漂满了木板的碎片。
向西撤退的中央红军分三路进入了川南叙永县境内。
叙永是川南重镇，处在从贵州西进四川和云南的交通要道上。一条小河穿城而过，河上有两座石桥。县城的城墙十分坚固，早在中央红军刚刚到达黔北的时候，叙永县县长就强行把城外的一千多幢民房全部拆除了，然后沿着城墙挖了壕沟修了碉堡。在中央红军向叙永靠近的时候，在这里防守的是川军教导师第一旅的一个团和第二旅的两个连，还有县民团的五个“义勇”大队。
如果从古蔺北渡长江，就必须占领叙永。
二月一日，红一军团二师奉命向叙永县城攻击。
攻击叙永的战斗进行得极其艰苦。红军官兵分成多个小组，在火力的掩护下架设云梯强行登城，守城的川军和民团用猛烈的火力和马刀、刺刀、镰钩枪、石灰罐拼死抵抗，红军的多次强攻都没有成功。夜晚，一队红军潜入了城墙东北角大碉堡的地道里，与地道里的川军扭打在一起。负责在这里指挥战斗的是川军营长刘光耀，他勒令县城里的大盐商交纳八百块大洋，然后以每人二十块的价格招募了一支敢死队。但是这支敢死队的十二人战死后，就再也无人应征了。川军无法指望别人只好自己死拼，在将红军击退后，他们用乱石封闭了地道口。
叙永县城依旧没有被攻破。
这时，川南“剿匪”总指挥潘文华已经判断出中央红军的目的依旧是从叙永北渡长江，于是立即改变部署，命令川军的八个旅和一个警卫大队直扑叙永。同时，蒋介石也调整了战斗序列，以黔军、滇军各部队和中央军薛岳部共同组成“剿匪军”第二路军，共十三个师加四个旅，分为四路纵队，急促向川南地区推进。
二月三日，中央纵队在红五军团的掩护下到达古蔺的石厢子。石厢子是古蔺县城边上的一个偏僻的山村，中央纵队到达这里时正值春节的大年初一。二月四日，在叙永县城久攻不下和川军增援部队不断到达的情况下，中革军委作出了新的决定：放弃在叙永一带北进的计划，向云南东北部的威信和扎西转移。
土城战斗的失利和北渡长江的夭折，令红军官兵再度迷茫起来。
首先，中央红军长途征战的目标再次模糊了。从中央苏区出来的时候，目标是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路线，去湖南西部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合，但是由于路线被国民党军严密封锁而没有实现。经过湘江突围和渡过乌江之后，尤其是对黔北地域的顺利占领，令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可能性突然显现，这给全体红军官兵带来了极大的振奋。可是，红军每一次试图向长江靠近的战斗都未能取得突破，现在中央红军又重新回到了“到底要走向哪里”的起点。
其次，接连失利的战斗令中央红军损失严重，尤其是主力军团损失更为巨大。红三军团四师十团在掩护师指挥所的战斗中，一营和二营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兵力，其中七连最后使用了预备队，到战斗结束时，全连活下来的只有连长一人，太多的牺牲令这个五尺高的汉子大哭不止。为了保持作战能力，彭德怀对部队进行了整编。九连解散了，九连连长黄荣贤被降到班里任班长。到了班里，黄连长才发现，这个班的九名战士竟然全是各连的连长。十名连长彼此相互看着心里直发酸，最后他们把手拉在一起说：“咱们早晚要重新拉起一个团来！”
中央红军从突破乌江直到土城一战，在黔北的遵义地区留下了不少伤员，他们被红军托付给当地的贫苦百姓收留看护。红军撤离遵义地区后，土豪劣绅在国民党军阀的支持和怂恿下，对拥护红军的百姓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他们封山封路，到处搜查，以“杀一个红军伤员或掉队者给一块大洋”的悬赏，大肆捕杀掉队和受伤的红军和曾经帮助过红军的人。黔军师长柏辉章在遵义城内连续屠杀三天，城内有六百多人遇害。在红三军团驻扎过的懒板凳，一名红军伤员被搜查出来，腿被打断了也宁死不跪，牺牲的时候趴在地上面向红军主力转移的方向。遵义城里的大地主罗徽五，不但在回到遵义后大肆抢掠，说要把他家“被赤匪分的东西全部找回来”，而且还提着马刀到处寻找红军伤员。他在遵义附近的新街把生病倒在路边的一名红军战士砍死，然后抓了一名在老乡家养伤的十四岁的小红军，在把那家乡亲全家杀尽之后，罗徽五对小红军进行了残酷的折磨。新街的老人至今还记得当时整条街都听得见小红军的叫骂声，老人们说那叫骂声最后变成了一丝一缕的气息。国民党区长刘焕章把抓到的二十多名红军伤员全部用大刀砍死，然后对最后一个小红军说：“只要你愿意当长工就可以不死。”小红军用清脆的江西话破口大骂：“我给你们当爷爷！”这位至死带着八角帽的小红军被砍倒在水沟里时依旧怒目圆瞪。在一个叫蒲家洞的地方，刘焕章的手下从老乡家搜出了十名红军伤员，红军官兵像在战场上一样拖着负伤的身躯与敌人进行搏斗，最后全部被害。其中一个大个子红军，头被砍了一刀后依旧扑向刽子手。当地的百姓数十年之后依旧说，红军把脑袋抱在怀里和土豪们拼命。在遵义东南有个叫桑木垭的地方，红军驻扎在那里的时候，红军小卫生员经常给百姓看病。在红军撤离遵义的前一个晚上，红军小卫生员被一个孩子叫走了，因为这个孩子的母亲生病就要死了。红军小卫生员看完病回到桑木垭时，部队已经撤离了。小卫生员一个人上路去追赶队伍，没走出多远就被国民党保长拦住杀害了。当地的百姓们把红军小卫生员的遗体洗干净，埋在了路边，那里从此被百姓们叫做“红军坟”。一些百姓生病了，就到“红军坟”边去祷告，回家后果然会觉得好了些。于是一传十十传百，那里的百姓都说红军小卫生员死后变成了“包治百病”的菩萨。后来，国民党军队来了把坟平了，但是第二天，“红军坟”就被百姓重新堆了起来。
从叙永往西，中央红军在四川、云南和贵州交界处的荒凉的山区中整整徘徊了十二天。
这是中央红军面临的又一个危急时刻。
毛泽东走在茫茫的风雪里。他知道，土城战斗的失利必会引起部队官兵的议论和不满。这是他恢复军事指挥权后的第一场战斗，战斗指挥确实存在着问题：北渡长江的企图没有隐蔽性，打的是红军不擅长的阵地攻坚战。而目前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央红军始终没有摆脱被国民党军“追剿”的局面。从战略战术上讲，在过去的日子里，红军能够取得战斗胜利的原因是什么？是机动灵活，是行踪不定，是动作突然，是出其不意，是在运动中打击敌人。
雪后初晴，朗月高天悬挂。
中央红军刚进遵义的时候，毛泽东曾说：“走呀，咱们进夜郎国！”所谓的夜郎国，并不只存在于传说中，它在中国的历史上确实存在，虽然位置不断游移，但至少从战国到汉朝，此刻毛泽东脚下行走的地方就是那个叫“夜郎”的小国的领地。
一九三五年二月六日，大年初四，中央红军在天寒地冻中到达云南东北部的扎西镇。扎西镇孤悬于云南的东北角上，全镇仅三百户人家。毛泽东宿营的那个村庄叫做鸡鸣三省。
中央红军在这里停下了一直向西的脚步。
因为是春节，中央纵队和红军各军团负责民运和筹粮的干部们四处奔走，试图尽一切可能让官兵们能够吃上一顿饱饭。
蒋介石的春节是和宋美龄一起在庐山上过的。在那里的一幢西式别墅里，他们夫妇和张学良夫妇度过了一个愉快的除夕之夜。刚上庐山的时候，蒋介石发表了一个讲话，讲话里没有提到“赤匪”，因为他认为这个话题已经不值得一提了，那些特意赶上山的记者们也没多问。几天前，蒋介石看到了一个材料，材料里有这样的话：“共军内部在遵义井冈山派与苏俄派斗争非常厉害，井冈山派只谈主动硬干，坚决反击国民党军，苏俄派则空谈理论避重就轻，斗争结果毛泽东的井冈山派胜利。”对于蒋介石来讲，这没有什么意外，因为他一直只把毛泽东当作真正的对手，而现在这个对手已经跑进没有人烟的山里去了。蒋介石目前讲的最多的是社会舆论的焦点问题——中日关系，他特别强调了“中日亲善”的观点：“日本广田外相在议会所发表的对我国之演说，吾人认为亦具有诚意，吾国朝野对此有深切之谅解，我全国同胞亦当以堂堂正正之态度与理智道义之指示，制裁一时冲动及反日行为，以示信谊。”
一九三五年中国的春节没有什么特殊的事件可以记述。《申报月刊》所描述的当时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的有闲日子也显得平淡无聊。北平人照旧喜欢听京剧，“他们对拍子、转板和神态都有很精致的考究”。他们照旧在茶馆里喝茶，“喝了一会儿茶，躺了一下子，看看报，也许谈谈天，有的干脆就在那里睡了一觉”。他们还爱玩鸟，“他们永远不会寂寞，因为小鸟是他们的良伴”。当时“标准的天津人是大胖子”，“你如果看见一个面部像一只肥硕的鸭梨，上面窄小向下阔大臃肿起来，由胸以下到大腿根凸起一个地球仪式的大肚子，那便是天津人的标准”。天津人胖的原因是“喝茶有惊人的海量”，他们在茶馆里喝，在戏院里喝，在澡堂里喝，而且吃得很饱。至于首都南京人，“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说是乡下人，却没有乡下人的敦厚；说是城里人，又没有城里人的气魄”。南京城里遍地是“长”，任何人一旦荣任了什么“长”，就像坐在了金銮殿上，“头是八角的，两眼朝天”。夫子庙那块地方就是他们的俱乐部，“他们笑、谈、吃、喝，津津有味，乐而忘返”。南京的板鸭实际上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好吃。女人“多穿旗袍，臃臃肿肿的，好像里面塞了许多草，她们说话的声音比男人还粗重，女孩子如果学了南京腔调，就只能嫁给南京人了”。
读报纸的中国人也许还可以看见蒋委员长最近签署的最新“赏格”：
（一）朱德、毛泽东、徐向前，生擒者各奖十万元，献首级者各奖八万元。
（二）林彪、彭德怀、董振堂、罗炳辉，生擒者各奖八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五万元。
（三）周恩来、张国焘、项英、王稼祥、陈昌浩，生擒者各奖五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三万元。
（四）王宏坤、王树声、何畏、孙玉清、余天云、王维舟、刘伯承、叶剑英、倪志亮暨伪中央政委、伪军团政委、伪军长等，生擒者各奖三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二万元。
在中国西南部的荒山野岭中，共产党中央的领导人围着火盆，吃着烤山芋，又一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
扎西会议实际上是遵义会议的延续。
这次会议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是：博古彻底交出了共产党总负责人的权力。关于这一事件，所有的史料都记述简单，即使当事人的回忆，也存在着很大差异。但是，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博古自此没有了决策权。应该特别说明的是，博古将党中央的领导权交给了张闻天。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当时对他讲：“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权力的交接形式很简单，让那几副一直跟随博古行军的装有党内文件、中央档案和印信公文的担子，从此跟随着张闻天行军。新上任的张闻天是中国共产党第五任总负责人。前四任是：一九二七年以前，陈独秀；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瞿秋白；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一年，向忠发；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空缺；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博古。
扎西会议讨论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并且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将中央红军的征战目标改为：“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会议还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除干部团外，中央红军共编为十六个团，其中红一军团两个师六个团，其他各军团取消师，红三军团四个团，红五、红九军团各三个团。同时，抽调一百多名干部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并组建川南游击纵队。
周恩来亲自向那些被留下的干部作了动员。
上干队政委余泽洪被留了下来，任中共川南特委宣传部部长兼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政委。这一年年底，他在四川江安的战斗中牺牲，年仅三十二岁。
女红军李桂英也被留了下来。
二十五岁的李桂英是江西寻乌的一个贫苦家庭的女儿，她在家乡听了红军总司令朱德的演讲之后跟着红军的队伍走了。之后成为红军中著名的“扩红”突击队队长。中央红军军事转移开始时，她在中央工作团当战士，后被调到总卫生部担架连任指导员。这是一个工作繁重的职务，每天要组织两百多名挑夫行军。担架连的红军每人每天发一茶缸米饭，李桂英从来舍不得吃，因为怕挑夫丢下红军伤员，所以每天她都把自己的那一茶缸米饭给了挑夫，她一直在靠吃野菜行军打仗。担架连还有一个庞然大物——X光机。X光机被装在一个大箱子里，足有七八百斤，需要八个战士才能抬起来，李桂英每一天都为了它前呼后喊，当男同志实在抬不动了时，她就对担架队里的姐妹们说：“男同志不干了，我们女同志抬。”担架队在枪林弹雨中把X光机从江西南部的中央苏区，一直抬到了贵州北部的遵义县城。在遵义，毛泽东看见了这个令人惊奇的大箱子，他问李桂英：“那个像棺材一样的东西是什么？”李桂英告诉毛泽东：“照肺用的镜子，宁都暴动时带来的。”毛泽东吃惊地看着瘦弱的李桂英，问：“你们就一直抬着它？”李桂英点了点头。毛泽东毫不迟疑地说：“扔掉它，轻装前进。”坚强无比的女红军李桂英被留下来不到一个月，她的丈夫、川南特委组织部部长戴元怀就在掩护战友突围的战斗中牺牲了。不久，川南游击纵队被打散，她在数百名敌人的包围下被俘，遭受了比死亡更残酷的折磨。直到第二年的秋天，李桂英才被组织设法保释出狱。一九三八年元旦，在中共中央长江局招待新四军领导的宴会上，周恩来看见了留着齐耳短发的李桂英，周恩来对站在他身边的项英说：“她叫李桂英，长征中没有到达延安，但她走得比我们还要艰难。”
扎西会议急于解决的问题是：被围困的中央红军要到哪里去？哪个方向才是敌人最预料不到的方向？
毛泽东建议：向东，再渡赤水，回到遵义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