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红一方面军撤离长沙后，不顾中共中央“回攻长沙”的指示，向已被红军包围多日的吉安进发。红军攻打吉安的战斗大获成功，不但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还有八千多青年农民参加了红军。在这个基础上，以赣西南和闽西为主要地域的中央苏区建立了起来。

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决裂两年后，中国工农红军作为对国民党政权具有对抗能力的武装力量的存在，已经成为现实。

一九三〇年八月二十九日，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召集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的党政军高级官员召开了“绥靖会议”，会议制定了《湘鄂赣三省剿匪实施大纲案》，计划用三至六个月的时间彻底消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

至少从军事常识上讲，国民党政府军与工农红军之间无法构成军事对峙局面，因为双方的军事力量悬殊极大。当时的国民党军队连同各路坚决反共的军阀部队，总兵力至少在两百万以上，且掌握政权的国民党政府有充足的金钱来支撑强大的武装力量。国民党军配备有坦克、飞机和各式先进的火炮。而当时分散在全国的红军总数不超过二十万。二十万红军分散在各个根据地内，每一个根据地都处在国民党统治的包围之中，彼此之间联系十分困难，因此军事上的协同、配合、掩护等等根本无从谈起，这使每一个根据地内的红军都面临着巨大的军事危险。当国民党军对苏区和红军展开全面“围剿”的时候，红军中最强大的一支武装——红一方面军的总兵力还不到三万，而国民党军最终调往江西一地的兵力就达到了一百多万。

国民党军对红军的军事“围剿”持续了近四年。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五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指挥七个师又一个旅向中央苏区发起进攻。红军采取了“诱敌深入，待机反击”的战术，令国民党近十万大军在苏区东奔西跑了一个多月，不但没能接触到红军的主力，而且还不断受到红军小队、农民赤卫队的袭击和骚扰。由于后方补给运输线一次次被切断，苏区内的百姓又早已坚壁清野，国民党军的供给发生了极大的困难。而此时，隐蔽起来等待战机的红军正在加紧学习《八个大胜利的条件》和《三十条作战注意》。这两本军事教材体现了从没有在任何一所军事学校读过书的毛泽东所创造的“另类”作战原则：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十二月三十日清晨，冷雨霏霏。国民党军前线总指挥兼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率部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地带前进。上午九时许，其先头部队突然遭到阻击，阻击异常猛烈，令国民党军无法突破。张辉瓒亲自指挥部队企图发起新一轮的进攻，但就在这时，四面密林中杀声顿起，林彪指挥的红四军、黄公略指挥的红三军和罗炳辉指挥的红十二军已经把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师部加两个旅包围在一个叫龙冈的山谷中了。红军发动了总攻，漫山遍野红旗招展刀枪如林，突围不成的国民党军到处逃窜。两个小时之后，龙冈战斗结束，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长、大个子红脸膛的张辉瓒被活捉。接着，红军乘胜追击逃跑的国民党军第五十师，并最终歼灭了这个师的一个旅。至此，红军在五天之内两战两捷，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毛泽东为此写道：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不久，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兵力增加至十八个师又三个旅近二十万人马。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红军做了大量的准备，包括派出侦察人员，加强战术训练，建立野战医院，甚至在部队集中时为了节约粮食以减轻补给压力而把官兵的一日三餐改成了一日两餐。与此同时，大批赤卫队和少先队队员再次出动，对敌人后方和运输线进行不断的骚扰。这些穷人的孩子生在大山长在大山，翻山越岭如履平地，他们打冷枪、搞偷袭，神出鬼没来去无踪，闹得国民党军昼夜不宁。更让国民党军感到恐惧的是，种种迹象表明，自己的部队里已有共产党派进来的人，可能是士兵也可能是军官，但就是难以确凿辨别，于是部队的每一次调动都无法做到保密。而所有通往红军活动区域的山路，哪怕是一条难以行走的小道，也被赤卫队和少先队封锁得风雨不透，国民党军派出的化装侦察员大多再也没有回来。

红军再次使用了大规模的运动战战术，自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的半个月中，从赣江边一直打到了福建西北的山区里，一路上找到机会就回身一战，不战则已，战就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力求围歼。这一次毛泽东写道：

白云山头云欲立，

白云山下呼声急，

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发生在一个月以后。屡遭军事失利的蒋介石亲任“围剿”军总司令，并发表了《告全国将士书》，发誓要彻底“剿灭赤匪”，表示“幸而完此夙愿，决当解甲归田”，否则“舍命疆场”。这一次，国民党军调集了二十三个师又三个旅，总兵力达到三十万，对苏区发起了坚决的攻击。

中国南方的盛夏闷热难当，国民党军已深入到苏区内七十至一百公里处，所到之地按照蒋介石的命令“一律平毁，格杀勿论”。在逐渐向红军主力接近的过程中，双方发生了局部战斗。红军在莲塘偷袭了国民党军第四十七师第二旅的一个侦察营，将旅长谭子钧击毙。接着在良村歼灭了国民党军第五十四师大部，击毙副师长魏我威和参谋长刘家祺。红军官兵伤亡一千一百人。

随着不断与红军交战，国民党军八个师逐渐向根据地压缩，最后从三面将红军包围。八月十六日黄昏，红军主力两万人趁着暗夜开始突围，在国民党军第一军团与第二路军之间大约十公里的缝隙间悄悄地移出——能够令两万官兵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悄无声息地大规模移动，也许只有红军才有这样的胆量和能力。接着，突出包围的红军与紧追不舍的国民党军都开始在移动中寻找战机，一旦交战便苦战不休，每一次战斗都进行得十分残酷。在老营盘战斗中，国民党军死伤两千多人，红军伤亡也达两千，红四军十一师师长曾士峨、红三军团四师代理师长邹平阵亡。最后一战发生在方石岭，红军发现国民党军有退却的迹象后猛烈追击，先截住一个营将其歼灭，然后对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发起攻击，几乎将其全歼。但是，在红军撤出战场转移时，部队遭遇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红军第三军年仅三十三岁的军长黄公略在轰炸中牺牲。

红军连续三次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剿”，不但歼灭了敌人大量的有生力量，而且还使赣南、闽西两个苏区连成了一片，中央苏区自此成为全国面积最大的红色根据地。红军在三次反“围剿”中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毛泽东说：“对于我们，当敌举行大规模‘围剿’时，一般的原则是诱敌深入，是退却到根据地作战，因为这是使我们最有把握打破敌人进攻的办法。”诱敌深入作战原则的确立，是中国工农红军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的重要标志。

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在远离苏区的上海秘密召开。一部分中央委员被剥夺了参加会议的权利，一些根本不是中央委员的人参加了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发表了啰嗦的演说，在涉及中央人选问题时，他首先表示对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决不能让他们滚蛋”，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由此松了一口气。接着米夫又提到周恩来：“应该打他的屁股，但是也不是要他滚蛋。”最后他开始吹捧王明为“天才的领导者”。在讨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候选人时，不同立场的代表提出了五花八门的名单，有的名单竟把原来政治局的人一个没剩地全部剔除了出去。候选人还没吵出结果，表决权问题又再次引发冲突。会场上互相指责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操着异国语言的米夫不停地拍着桌子咆哮，一遍又一遍地勒令声音最大的代表滚出会场。最后，在米夫的干预下，也就是说在共产国际这个不可抗拒的权威的干预下，会议终于“选举”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向忠发、周恩来、项英、张国焘、徐锡根、卢福坦、陈绍禹［王明］、陈郁、任弼时。候补委员是：罗登贤、关向应、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刘少奇、王克全。政治局常委是向忠发、周恩来和张国焘。

但是，没过多久，悲剧发生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特科重要领导人顾顺章和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先后叛变。

顾顺章，大革命前是上海烟厂的工人，一九三一年四月，他在护送张国焘等人前去鄂豫皖苏区的时候，在武汉街头被叛徒认出被捕。出乎国民党当局的预料，顾顺章立即声称自己有“对付共产党的大计划”，要求速“安排本人晋见总司令蒋公”。武汉的国民党当局一边打电报请示，一边将顾顺章押往南京。万幸的是，发往南京的电报被打入国民党内部的中共党员钱壮飞截获，钱壮飞立即破译了电文并连夜派人赶往上海密报李克农，许多共产党人得以平安转移。但是，顾顺章的叛变依旧导致了一些著名的共产党人遇害：恽代英，他刚刚被中共营救出来便再次被捕，随即被枪杀于南京雨花台；蔡和森，他在香港被捕，随后被引渡到广东，敌人将他的四肢钉在墙上，他坚贞不屈英勇就义。顾顺章的叛变还导致了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被捕。此前，因得知向忠发不喜欢自己的农村妻子，顾顺章便给他介绍了一个女人，正是因为这一点，向忠发在顾顺章叛变后设计的一次幽会中被捕。向忠发没等敌人用刑就供出了中共中央机要处所在地，这令审讯他的人都有点怀疑这个共产党主席是不是个冒牌货。蒋介石得知向忠发叛变的消息立即电令上海警备司令部“暂缓处决”，但是电报到达时这个窝窝囊囊的老头已经被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下令枪决了。

白色恐怖之下，实际掌握着中央领导权的王明不得不到处躲藏，最后他想起能够救他于危险之中的还是苏联人。王明给米夫打电报要求去苏联，米夫立即回电邀请他到共产国际工作。临走，王明安排了中共中央的工作，这时张国焘已被派往鄂豫皖苏区建立中央分局，周恩来将被派往中央苏区任中央局书记，由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已经所剩无几，经共产国际的批准，成立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其成员是：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生，总负责人是年仅二十四岁的博古。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发起了第四次进攻，红军开始了更为艰苦的反“围剿”作战。

“必须向外发展，必须占领一个两个顶大的城市，不要重复胜利后休息，致使敌人得以从容地退却。”——这是中共中央对红军的指示。但是中国的哪一座城市是“顶大”的？早在二月，红一方面军曾经攻击过赣州。赣州三面环水，往来通畅，是赣南政治、经济、军事要地。城内驻有国民党守军三千人，地方武装五千人。在其南北还驻有国民党军第十八军和第一军。毛泽东坚决反对红军攻打赣州，他认为红军还不具备攻坚作战的能力。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想占领赣州，拿毛泽东的话说，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四周农村群众发动起来”，把“游击战争普遍开展起来”，那时候赣州的城墙就会一块砖一块砖地被“搬掉”——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著名战略思想那时还没有最后形成，但是他这个“搬砖头”的比喻已经十分形象有趣。但是中共中央不同意，要求红军必须占领苏区附近的大城市，“使革命发展更迫近夺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

从二月底至三月初，红军一再向赣州发起攻击。攻击西门的红三军团一师几次冲锋都未能突破。攻击南门的红三军团二师组成了突击队，把炸药秘密埋在了城墙下，但是炸药用量的计算失误导致爆破时城墙向外倒塌，突击队队员全部被埋在了废墟下。攻击东门的红七军爆破成功，一度冲进城墙内并占领了城楼，但在国民党军猛烈的反扑中，坚守城楼的红军官兵全部牺牲。国民党军开始大量增援赣州，当红军准备再次爆破时，城内的国民党军突然出击，城外的国民党援军也发起了进攻。在腹背两面受敌的时刻，一师政委黄克诚亲自组织部队用大刀与冲上阵地的敌人展开肉搏，掩护大部队撤退。赣州一役，红军伤亡三千多人，红四军十一师政委张赤男、红十三军三十七师政委欧阳健阵亡。接下来发生在水口的战斗，被称为“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战斗几乎全部在肉搏中进行，沟渠中双方官兵的尸体交错重叠，河水因为注入了浓浓的鲜血而流动迟缓。严峻的局面使红军领导人毅然放弃了城市攻坚战，避免与敌人主力决战，在战略转移中寻找有利的战机。红军先战黄陂，左翼部队全歼了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俘虏了师长李明；右翼部队全歼了国民党军第五十九师，活捉了师长陈时骥。再战草台岗时，红军歼灭了国民党军第十一师大部。红军连续两战两捷，迫使大规模“围剿”苏区的国民党军纷纷撤退。

这时，由于险象环生的局势，上海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迁往中央苏区。

一九三三年一月，经秘密交通站护送，博古、张闻天、陈云先后到达瑞金。自此，创建于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在繁华的大城市里存在了十二年后，搬到了中国的乡村，并且一直在这样的乡村间领导中国革命直至一九四九年赢得胜利。

博古到达中央苏区两个月后，一位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也到达了中央苏区。他是博古请来的，博古要求同志们一律称他为“李德”，取姓“李”的德国人之意。关于这个德国人如何带着几百美元和奥地利旅游护照乘英国商船到达中国广东汕头，如何在甲板上不断地响起国民党士兵皮靴声的船舱里躺了好几天，如何冒充考古专家通过了国民党军的严密封锁进入中央苏区等等惊险的情节，叙述与描绘的版本如何众多如何过分都可以理解，因为正是这个人的到来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进入了充满磨难的岁月：红军损失了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兵力，中国南方的红色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各个根据地的红军被迫进行大规模军事转移。

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几天后，在他所住的那座散发着新鲜石灰味道的“独立房子”里，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博古召集了会议。除了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周恩来之外，政治局书记处书记张闻天［洛甫］、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翻译伍修权，以及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等参加了会议。博古严肃地说：“今天，中央和军委，热烈欢迎我们盼望已久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李德同志是一位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又是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国际主义战士。他来到中国，体现了共产国际对我们党和红军以及中国革命的关怀和支持，更体现了这位革命家和军事家献身世界革命的崇高感情。”然后，这个穿着特大号红军军服，腰间扎着缴获来的国民党军官使用的带有铜圈的宽大皮带，脚上穿着一双中国人很少见过的厚底运动球鞋的外国人开始了演说：“我，李德，遵照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其书记处的要求，来到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的革命根据地，担任派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之职，负责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工农红军提供军事上的协助和指导，帮助建设正规的红军部队，建立强大的苏维埃军事体系，粉碎中国资产阶级政府和反动白军的军事进攻，保证苏维埃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让共产主义的革命红旗迅速插遍全中国、全亚洲、全世界！”

所有的领导人一时间都没有从眼前突然出现一个外国人的惊愕中反应过来，只有角落里的毛泽东在卷烟飘出的烟雾中漠然地看着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外国军事顾问。当李德主动走过去向毛泽东伸出手的时候，他发现这个中国人的身高竟然和他差不多。他看见毛泽东似乎嘟囔了一句什么，于是把头扭向站在他身后的博古，博古赶紧翻译说：“毛泽东同志说，见到你很荣幸。”此时正在生病的毛泽东极瘦，极高，颧骨凸出，头发长而蓬乱，神情漫不经心，视线飘忽不定——在李德和博古的眼里，这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重要缔造者是最不可忽视的，也是最难以琢磨的。

一九三三年夏，沿着中央苏区越来越缩小的边界，枪炮声再次隆隆作响，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开始了。

蒋介石认为这是与共产党人的最后一战。他设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坐镇南昌处理一切“剿共”事务。为了筹集战争经费和改善武器装备，国民党政府向美、德、法购买了八百五十架作战飞机和大量的其他军火物资。据《大公报》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二日统计，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捐税已经达到了一千七百五十六种之多。蒋介石这一次采取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战略方针：政治上推行保甲制和“连坐法”，控制交通，实行禁运，以地主武装加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军事上则推行堡垒政策，“以守为攻，乘机进剿，主用合围之法，兼采机动之师，远探密垒，薄守厚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九月，五十万国民党军被调往江西前线。

面对国民党军的强大进攻，住在瑞金那座“独立房子”里的军事决策者不顾敌我力量对比的悬殊，仍然命令红军对敌人的坚固堡垒实行攻坚战。这使红军的反击从一开始就连续受挫，经黎川、硝石、资溪桥、浒湾、八角亭、大雄关等一系列战斗，红五军团十三师减员过半，红三军团四师政委彭雪枫负伤，红七军团十九、二十两个师因为伤亡过大合编为一个师，红一军团一师、二师师长都身负重伤，二师政委胡阿林负伤后不治牺牲。

就在红军陷于军事被动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有可能缓解甚至扭转危机的机会：驻扎在福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反叛，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表示与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决裂。蒋介石不得不立即调动部队前往镇压。面对国民党营垒中出现的大分裂，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建议：红军主力抓住机会立即离开中央苏区，深入到杭州、苏州、南昌，甚至是南京附近去开辟新的游击区，在没有堡垒的地区寻求作战机会，迫使“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回防，让红军的作战态势由防御变为进攻。同时，这样也可以分散国民党军对造反的第十九路军施加的军事压力。

这个建议后来被国民党高层人士获悉，仔细分析之后他们不寒而栗：如果中央根据地的红军与第十九路军合为一股，兵力便会膨胀近一倍。这些军队如果活跃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心地带，不但云集于共产党苏区的军队要全数调回，而且一旦瑞金的红军与湖南、湖北等地的红军会合，那么国民党军所要面对的局面将难以收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红军被迫开始军事大转移的前一年，毛泽东就已经提出可以暂时放弃苏区。这再次体现了毛泽东“不要固守一城一地，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军事思想。但是，一九三三年夏，在中央苏区，这样的军事思想不被接受。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红军被一再命令向敌人层层叠叠的坚固堡垒发起进攻。团村一战，虽歼灭国民党军千人，但红军也伤亡千人，红三军团四师师长张锡龙、红五军团十五师师长吴高群阵亡。面对红军遭遇的损失，朱德提出将红军主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转移。建议没被接受反而传来了继续反击的命令，结果红军再次出现大量伤亡。一九三四年一月，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起了最后孤注一掷的军事进攻。强大的攻击兵力在中央苏区的东、北两个方向上集结：东路军共十六个师又一个旅和两个团，由卫立煌指挥；北路军共二十五个师又两个旅、三个团和一个支队，由陈诚指挥。二十五日，国民党军首先向苏区北面建宁方向的红军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红军的阵地上瞬间腾起一片火海，国民党军一步步筑垒推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其前锋直指中央苏区的中心。

此时的毛泽东孤独地住在一座破旧的寺庙中，伴随他的只有妻子贺子珍以及他们三岁的儿子毛岸红，还有一位法号叫“乐能”的老和尚和两个小和尚。

不断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的国民党军已经距离瑞金不远了，瑞金开始遭到国民党军飞机的连续轰炸。苏区的党政军机关已经迁到了瑞金以西二十公里处的梅坑。领导人被分散安排住进各个村庄里，唯独毛泽东住在高围乡云石山山顶的这座寺庙里，无法得知在以防空为目的的隐蔽疏散中，为什么把毛泽东安排在目标明显的山顶上。青瓦黄墙的寺庙寺门上有一副对联：“云山日永常如昼，古寺林深不老春。”横批取上下联的前两个字为“云山古寺”。寺中满院芳草，寺后一棵大樟树，树下两个青石凳，坐在石凳上可以静静地读书，或者远眺四周平展的稻田和袅袅炊烟。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无公可办。

此前，毛泽东刚刚受到党内的严厉批判。他的“四大错误”是：一、“狭隘经验论”和“游击主义”，与中央“夺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精神背道而驰；二、“富农路线”，主张在土地分配时“要给富农出路”，与中央“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精神背道而驰；三、“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战略是“单纯防御路线”，与中央“先发制人，积极进攻”的精神背道而驰；四、“以党治国”，建立中央苏区最高领导机关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赋予总前委书记对红军的指挥权，这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余毒”。因为这四大错误，毛泽东被撤销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

那一年的春节，毛泽东过得十分冷清。节后没多久，一个大雨倾盆的日子，警卫员报告说两匹马正往山上来，看不清楚马上是什么人。两匹马到了寺庙门口才知道是项英和他的警卫员。项英对毛泽东说：打赣州进行得很不顺利，恩来同志请你到前线去。项英并没有给毛泽东带来马匹，毛泽东抓起一把雨伞冲出庙门径直往瑞金走。到了瑞金，浑身湿透的毛泽东向前线发了一封电报，建议刚刚起义来到苏区的红五军团前去赣州解围。然后他乘上一条小船赶向赣州。两天三夜后，毛泽东到了赣县的江口圩。刚刚撤退下来的红军和中央局的领导项英、王稼祥、任弼时、彭德怀、林彪、陈毅等在这里召开了会议。会上又爆发了冲突，因为面对攻打赣州的失败，中央局依旧坚持攻打大城市，而毛泽东十分强硬地坚决反对。周恩来、朱德和王稼祥鉴于当前严重的敌情，主张重新任命毛泽东为红军总政委。由于他们的一再坚持，毛泽东重新拥有了军事指挥权。但是，恢复了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与苏区中央局的矛盾更加激烈了。在数次军事决策中，毛泽东的建议连续被否决，毛泽东不能眼看着红军一再失利只有擅自发布命令，结果招致了中央局的勃然大怒。

毛泽东后来一生都没忘记在江西宁都城郊的一个农家小院里召开的宁都会议。宁都会议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但是，现存的一份《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上有这样的表述：“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毛泽东坚决不承认自己有错误。周恩来不得不站出来表态，他同意“毛泽东有某种倾向”的说法，但是建议让毛泽东随军行动。为此，他提出两个方案：一是让毛泽东在前线当红军总政委的助理；二是让毛泽东全面负责前线指挥，自己给毛泽东当助理。中央局同意了第一种方案。但是最后的决定却是：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请了病假的毛泽东从宁都走了两天回到了瑞金。贺子珍不在家，有人告诉他说贺子珍快要分娩了，去了汀州的福音医院。毛泽东心情烦躁，一连两天没出房间。第三天，他骑马直奔汀州。在汀州，他看见了他的老朋友、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傅院长连声恭贺，原来贺子珍生了个儿子。他们为这个孩子起名为“毛岸红”。儿子的诞生使毛泽东郁闷的心情缓解了一些，他在汀州住下边治病边读书。这是毛泽东政治生涯的最低潮，他的住处门可罗雀，因为可能被归入“小集团”之中，所以没有人敢与他来往。毛泽东也不愿意连累别人，他不再与别人接触、谈话，这位健谈的共产党领袖有时一连几天都不说一句话。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那个时候共产党中央领导人与毛泽东之间的冲突个中原因不难解释。首先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认识差异不可调和：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感悟到革命的真理，他没有按照共产国际所奉行的革命模式行事，特别是在如何建立革命武装、依靠什么阶级成员以及武装斗争的样式上，他虽然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一生都竭力反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这使他从一开始就被那些在苏联受过系统政治训练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们认为是个“土包子”。特别是，这个农民出身的“土包子”从来就没有向“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们低头或妥协的任何迹象。其次是对中国革命领导权认识的差异不可调和：自从毛泽东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确定在农民中间，并在深山中建立了农民武装和革命根据地之后，当时共产党中央的主要领导者中，没有一个人在政治威望上能够超越毛泽东，其原因是红色政权根据地的主体和红色军事武装的主体就是广大的青年农民。当共产党中央在大城市里无法生存继而转移到乡村根据地时，享有很高威望的毛泽东从一开始就令他们感到了无法立足的威胁。在以后的数十年间，毛泽东一直清晰地记得那段难熬的日子：“我是政治局委员，但是他们却不要我参加中央全会，把我封锁得紧紧的，连鬼都没有一个上门来找我。”“那个时候，我的任务就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前线阵地不断后撤的战报雪片一样飞到红军总部，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毛泽东正在寻找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好使自己的装束与“国家主席”的身份更加吻合——就在国民党军队逐渐逼近瑞金的时候，中央苏区召开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开幕前举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阅兵式，红军官兵、农民赤卫队和少先队队员列队走过主席台。毛泽东已经没有了军事指挥权，他现在是一位行政领导，因此他所作的报告在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声中不免令人感到幻象丛生。毛泽东讲了苏区的民主选举工作，强调提高选民中妇女的成分；讲了八小时工作制，要求建立专门的机构监督；讲了农村的“查田运动”，指出土地分配是否公平要由群众会议来检查；讲了苏区内学校和学生的详细数字，说目前至少有百分之六十九的妇女参加了扫盲运动。毛泽东的报告还涉及了植树问题、公债问题、卫生问题和调整各种农作物的种植比例问题。针对年轻人想早点娶媳妇的倾向，毛泽东细致地讲解了苏区的《婚姻法》，他说：“等二十年有什么关系？早婚对人不好，安心点！长工们往往干活到四五十岁还没希望讨到老婆哩！”最后，毛泽东展开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徽和国旗的图样，他解释说国徽和国旗是这样规定的：

在地球形上交叉的镰刀与锤子，右为谷穗左为麦穗架于地球形之下和两旁，地球之上为五角星。上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再上书“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地球形为白色底子，轮廓经纬线为蓝色，五角星为黄色。

国旗为红色底子，横为五尺，直为三尺六寸，加国徽于其上。旗柄为白色。

就在代表们热烈讨论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旗样式的时候，距离会场并不遥远的前线，为保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而战的红军正经历着从未有过的巨大牺牲。坪寮战斗最后以红军撤退结束。鸡公山战斗中红军只有边打边退，红七军团三师七团一营营长岳忠山带领部队与敌人反复争夺阵地，最后时刻手拿一把大刀扑向敌群，连续砍杀十余名国民党军士兵后，流尽鲜血牺牲在阵地上。红一军团一师一团在团长杨得志的率领下抵抗着国民党军三个师的进攻，弹药全部用光之后，红军战士用石头砸、用拳头打、用牙齿咬，阵地竟然数昼夜岿然不动。只是，无论红军官兵多么不惜生命，阵地往往在红军全部伤亡之后一一落入敌手。

一九三四年四月，国民党军逼近了中央苏区的北部门户——广昌。四月十日傍晚十八时，国民党军十一个师向广昌发起了大规模进攻。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中，红军的阻击阵地被连续突破。十四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联名致电中革军委，建议红军主力避免与敌人长时间对峙，应采取“运动防御”的战术“机动地消灭敌人”。但是李德和博古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红军总政治部的名义发布了《保卫广昌之政治命令》：“应毫不动摇地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有生兵力。”面对这用词蹩脚生涩的命令，一脸硝烟的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愤怒地说：“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一万二千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广昌附近是开阔的平地，极不利于防守，而国民党军的坦克可以毫无阻拦地向前碾压。战至四月下旬，广昌已被国民党军三面包围，红军被迫撤离。惨烈的广昌保卫战历时十八天，红军伤亡五千多人，其中红三军团伤亡近三千——没有比大量的红军干部阵亡更令红军指挥员痛心的了，因为对于整个红军有生力量的保存和发展来说，丧失了红军干部比丧失苏区的土地更加不可挽回。

一九三四年六月，国民党军占领广昌之后，调集了三十一个师的兵力于七月初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发起了全面进攻。在李德、博古作出的“全线抵御”的战略部署下，已经连续苦战了近十个月的红军又开始了更加艰难的防御作战。高虎脑一战，国民党军倾泻在红军阵地上的炮弹达数千发，直至红军的阵地成为一片焦土。万年亭一战，红三军团五师政委和军团卫生部部长阵亡，全师团以下干部牺牲三百四十二人。驿前保卫战，红军官兵决心“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仅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十五师就有两千三百五十二名官兵伤亡。而在兴国方向的阻击战斗中，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陈毅身负重伤。一九三四年十月六日，国民党军占领了石城地区，这里已经十分接近中央苏区的核心部位了——敌人拟于十月十四日对瑞金发起总攻。

危在旦夕的前夜，瑞金的四周十分寂静。

不久前，中央已决定第六、第七两个军团撤离根据地。

无法得知毛泽东获得这个消息时的反应，但毛泽东前往于都视察还是引起了诸多猜测。有相当多的史料认为，毛泽东在红军即将出发的时刻到远离瑞金的于都去，是博古想令毛泽东就此留下来。但也有史料证明，到赣南视察的要求是毛泽东自己提出的，他向中央书记处请示并且得到了同意。毛泽东到达于都的时候，他憔悴的模样令赣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龚楚吓了一跳，他问：“主席身体不舒服吗？”毛泽东答：“身体不好，精神更坏。”接着，周恩来的电话打来了，他要求毛泽东着重了解一下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毛泽东很快就判断出这个要求的真实含义，于是他对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作出了详尽的调查——二十天后，苏维埃共和国与中央红军正是从于都突围出去的。

调查电报发出之后，毛泽东突然发起高烧。警卫员吴吉清打电话向瑞金报告，张闻天派傅连暲院长赶到这里。毛泽东被确诊为恶性疟疾，他在床上昏沉沉地躺了整整八天。一个叫刘英的女红军此刻正在于都征兵，她后来成为共产党领导人张闻天的妻子。刘英来看望病中的毛泽东，毛泽东抱着被子斜在床上，他迷迷糊糊地给刘英背诵了一首明朝金陵人陈全作的曲子，以形容自己此时的痛苦：

冷来时冷的在冰凌上卧，

热来时热的在蒸笼里坐；

疼时节疼的天灵破，

颤时节颤的牙关挫。

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

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

真个是寒来暑往都难过。

病中的毛泽东挣扎着给博古写了一封信，建议中央红军转移到外线作战。具体路线是：从兴国方向突围，攻万安，渡赣江，经遂川北面的黄陂，沿井冈山南麓越过罗霄山脉的中段，迅速进入湖南境内，再攻攸县、茶陵，在衡山附近过粤汉铁路到达有农民运动基础的白果一带休整和补充，然后攻永丰、蓝田或宝庆。当调动敌人远离苏区之后，再返回中央苏区所在的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这封信的内容表明，毛泽东那时没有将中央红军大规模转移到中国西北地区的打算。只是他提出的这条作战线路简直就是返回他的故地的路线，而李德和博古无论如何也不会到毛泽东的老家去。由于信件涉及了极端的军事机密，毛泽东派警卫员送信的时候要求带上火柴和汽油，以便在发现敌情的时候立即将信烧掉。

毛泽东送出的信没有任何回音，但是一个秘密通知到达了于都，毛泽东被要求立即回到瑞金。

毛泽东知道，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来讲，一个极其重要的时刻到了。

瑞金的“独立房子”里正在召开小型会议，与会者除了李德和博古之外，还有张闻天、周恩来和朱德。这是一次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的高度机密的会议，会议作出的重大决定和向共产国际发出的重要电报，如今没有任何可以核对和考证的文字线索。只是那个重大决定已经成为没有争议的史实：放弃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军事转移。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喜欢吃鸭子，因此，“独立房子”的周围养着大群的鸭子，鸭子们的嬉戏喧闹和领导们的经常云集已经成为这里的一景。突然，细心的红军官兵发现这一景象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领导们的会议多了，但是鸭子越来越少了。

红军的高级将领们也嗅出了苏区空气中的异样，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找到了毛泽东，小心地试探着问：“我们要到哪里去？”毛泽东面无表情地答：“去命令你们去的地方。”

除此之外，在红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前，苏区的田野中依旧是一派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景象，红军干部们依旧三三两两地走村串户，写出“人”、“马”、“手”或“太阳”教农民们识字，然后给各乡的贫协干部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苏维埃共和国的百姓绝大多数搞不清楚“马克思列宁主义”到底是什么，他们甚至无法准确地把大胡子的马克思和小胡子的列宁区分开来，他们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全部热情来源于对共产党和红军的信任，他们坚定地相信只要跟在共产党和红军的身后，他们梦想中的无产阶级的好日子就会天长地久。尽管此刻他们也听说了前线的情况有些不妙，但他们依旧相信苏维埃共和国不会消失，他们相信红军是不可战胜的。

正是秋天，稻子金黄。为了庆祝丰收，红军剧社的小演员们在广场上搭起了演出的席棚，演出的内容有自创的《丰收舞》和《红军舞》，有学习苏联的《水兵舞》和《高加索舞》，然后红军女战士嘹亮地唱道：“红缨一杆捅破天，贫苦的人们笑开颜！”台下的红军官兵和四乡的百姓看到这儿时，的确是个个喜笑颜开。和他们一起席地而坐的还有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毛泽东已经习惯在快开演的时候走进人群找个空儿坐下来，有时为了坐着舒服些他的手里还提着两块砖头。天黑下来的时候，聚集在这里的人们点燃了火把，火光闪闪烁烁地连成一片。如果从空中看下去，四周残酷的战场在沉沉黑夜中一片死寂，唯有被死寂包围着的这一小片土地上闪耀着人间欢愉的光芒——这样的景象对于中国历史宛如罕见的绚丽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