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手稿的一份复印件中还找到了同样题目的两段：

集中化。

我刚刚指出的是某种独裁能够将自己附着在民主人士身上的情况，它仍然留在我这里，表明了它能利用的方法。

［在其一旁写着：太过教条。］

我以来历抽象地审视一个民主人士，而我相信要在不身处某个特权国家的情况下建立起一种当地的知识是更加困难的。没有人有统治的实权。没有人有闲暇、总体思路和开化。

所以长期的教育总是需要的，这样才能让民主本地化，让民众自治。

但是如果我将民主人士在其存在的某个阶段进行思考的话，那样难度就变得更大了。

［在其旁边写着：当贵族制度刚被摧毁，民主尚未得到训练和评估的时候，该将当地的权力交到哪些人的手中？］

在人群之中，有些通过指导获得了民主的教育，就像英格兰那样，而其他的则是通过绝对权力做到的，就像我们这样。

这就改变了问题的条件。

在第一种情况下，当贵族制度失去其力量的时候，其所有的继任者都准备好接替它的位置了。甚至在这种情况下都有集权化的倾向。对英国人做出评价，表明他们并非是对好的政府有着兴趣才进行集权的，而是因为对于民主的兴趣才这样做的。

在第二种情况下，贵族制度唯一可能的后代就是贵族权力。唯一的问题在于知道它是否能一直保持自己的地位。（YTC，CVd，第41—42页）

集权化。

集权化是一种政府具有更强代表性的荒谬的说法。当首相在议会中为自己辩护达到六个月的时候，他怎么能有时间来指导所有省份的利益？担忧（模糊不清的文字）它的责任就落到了书记员身上。这样一来，书记员的智慧所提供的保障难道要比当地的行政长官的要更好吗？

1837年4月4日。（YTC，CVd，第31页）

[10]托克维尔似乎阐述的是卢梭的《契约社会》（Contact Social）第一本书第七章那个著名的片段。

[11]一个中央集权，但是行动缓慢喜欢红色带子和文件的政府。

在第二次会话中，1838年3月在赞美了我的政府之后，用他最高的音调，他抱怨道，这个政府的成员并没有像他们应该的那样访问我们政府中所有那些控制他们检查的东西，在红色带子和文件下统统被毁掉了。就好像一个集权的政府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日程行事，也就好像它并非从根本上是喜欢红色带子和文件的。最后的这一点是跟进得最为接近的。

从所有一切都来自中心的那个时候来说，机器的操纵者自己没办法看到任何东西，但是却一定知道所有一切，他需要大量的消息，以挨个检查手下的雇员。在一个巨大的集权政府里，等级是必需的，这也就是说一个.s.-.-.-的秩序和回应。这些就是必需品。激情更为亲睐红色带子和文件。首相永恒的倾向却是希望做到所有一切，知道所有一切，安排所有一切，这需要更多的回馈。

控制着首相的那些部门有兴趣将所有的一切都引向他，也就是都指向他们。他们拥有跟首相同样的激情，他们从来都不会有，就像首相一样，能够抑制这种激情的政治或宏观的观点。

所以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在自己本职里就是缓慢和喜欢文件流程的。它拥有巨大的优势，但是它的劣势也很明显。

在不知晓彼此无穷无尽的文件流程的情况下处理所有事务的责任。

爱德华告诉了我某种正确的事情：对于红色带子和文件的热爱在事务越小的时候越是强烈。庞大的事务是在巴黎接受处理的。人们达成了理解，看到彼此都对此感兴趣。但是对于那些不能看到彼此，又没人感兴趣的人而言，为了理解为什么公社想要卖出六英尺的土地，这就需要无穷无尽的文件了。（统一、集权化、行政独裁，草稿，卷2）

托克维尔所讲的是对矿区的行政讨论，发生在1838年3月的时候的议会里（参见1838年3月21日的《辩论》）。在Rive-de-Gier矿区的洪灾过后，政府向议会提交了一份法律草案，在其中要求在征用费用之下，要对矿区拥有者进行危险系数上的测量。各部门反对此项法案，他们通过引用1810年4月21日法律的第七款来捍卫了所有者的权益，这条法律将矿区视为一项公共财产，它的开采和征用都属于当地法律的范畴。更多细节请参照托克维尔的笔记5。

[12]1837年，托克维尔曾请求博蒙给他从英格兰带回各种各样关于苏格兰银行的小册子和消息，用以完成其著作《贫穷回忆录》（Mémoire sur le pauperisme）的第二部分。博蒙搜集的东西让托克维尔确定了自己对于将集权国家视为储蓄的恐惧（《与博蒙的书信》（Correspondance avec Beaumont），OC，VIII，第185、191、193、196页）。

[13]从一方面来讲，对于福利的争论一直在继续，而政府掌控着越来越多的福利资源。

所以人们从两个不同的方向趋近奴役。对于福利的需要将他们从参与政府行为中驱逐开去，对于福利的热爱也让他们更加狭隘地依赖于统治者。

[14]“米歇尔·布尔吉的观点（1838年3月23日）思考道：我来这里是想要根据我的政治原则强化超过对于财产原则进行衡量之外的东西，这种东西总是被强有力地捍卫着。这导致了反射，因为看起来似乎所有现代人，不管他们的起点是怎样的，都在统一的原则下联合到了一起，并从那里一起走上了通向共同奴役的道路”（统一、集权化、独裁统治，草稿，卷2）。它的内容可能是关于一种源自矿区的讨论的延伸。

[15]这个理论被吹嘘得很厉害，在今天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而现在又自我维系（零散的字词），立法和行政力量必须经由检验，要挨个、仔细地检验。这个理论只被用于谈论相关话题，它是圣坛。让我们刺穿它的外壳，让我们大胆地讨论被当作宗教来信仰的东西是什么，让我们看到赤裸的真相并直面它。

从大体上来讲，立法和行政力量必须分开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实情确实如此。

但是对于国家的救赎和对一个好的政府很重要的是，立法系统和行政力量永远都不能在同一个行动内结合在一起吗？这就是我所怀疑的。你从好的原则开始，但是却将它推到了荒谬的地步。在行政力量行使权力的时候司法力量的介入对我而言似乎经常都是有效的，而有些时候也是必要的，我并不会想象着没有它们自由存在的可能性。

也许这个问题必须让我来做出更加深层次的阐述，但是在此之外，它值得用我对于法国的方法来进行一次特别的、细致的、实际的检验。这对我而言一定是完成这本书之后首先要做的工作。因为我相信我对未来感到害怕的主要恐惧就在这里。行政力量不可避免地会担任更为重要的角色和五花八门的角色的看法是不争的事实。

［在页边处写有：国务委员会（Conseil d'état）很重要，但是这还不够，如果没有新闻自由那么这就没什么意义。］

整个问题在于知道你是否能将自由的承诺与行政力量必要的行为结合到一起。

你无法停止此种力量的增加，但是你能赋予它某种平衡。（统一、集权化、独裁统治，草稿，卷2）

[16]要区分两种不同的趋势：

1. 一种倾向于集中国家中的所有力量。

2. 另外一种倾向于集中行政中的所有力量。

从所有司法控制中解放行政力量的倾向。

对所有人而言，司法力量就像是对个人独立的支持，不管它的贡献在哪个地方减少了，个体的存在都会变得岌岌可危。

我相信，一定就是从这里遇到的那些问题。今天存在着一种要摆脱司法力量控制的明显倾向。（草稿，卷2）

在另一个文件夹中：

法国的集权者将国家一词以某种方法进行利用。这些区别通常会让我们分裂。

他们声称，国家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以及在我们即将进入的那个时代里必须参与到众多事务中去。人们同意了这种说法。但是国家几乎总是代表着行政权这种东西，在没有立法和司法保障的情况下行事。在这方面我们无法达成一致。

国家在民主人士中也必须拥有大量特权，但是行政力量一定不能在单独行事，不能不受控制，为了得到被拯救的自由以及对于个人而言不在社会力量面前完全消失。

［在其一旁写有：你发现政府毫不避讳地增加着自己的特权，就好像政治的影响力迟早会在后者的头上平息下来一样。我更愿意相信一个拥有众多政治权力和较少公民权的政府比一个拥有较少政治权利和较多公民权的政府相比更能保障在未来的自由。

公民权没有任何意义。这个词汇对我而言不能产生影响，但是理念却是存在的。］（统一、集权化、独裁统治，草稿，卷2）

[17]手稿上写的是：“……但并非公平其自身。”

[18]关于此点在法国却存在着一种奇怪的论点。当在政府和个人之间产生分歧的时候，我们拒绝将其交给普通法官进行审判，随后会说不要将行政力量和司法力量混为一谈。这就好像说在让政府同时拥有评判和执行的权利这种最为危险和最暴君的形态里，这两种力量并没有混合在一起一样。

[19]1. 导致工业产生中央力量的主要原因是：

（1）工业以及占据政府的工业阶级的属性。

（2）新的商品和人的产生。

2. 特殊的欧洲原因：

对此行业和阶层所有的古老的偏见。

支持这些观点的事实。（草稿，卷2）

[20]“你所看到的工业发展产生了一个依赖每天的薪水生存的阶级，他们只能用薪水作为一点一点征服自己独立性和改变他们自己的方法。这个阶层一直存在于世上，但是他的发展却是新兴的。他们数量巨大，已有变得无限大的倾向。”（草稿，卷2）

[21]“我相信实业家必须被理解为所有那些通过诸如铁匠工人、木匠工人和最终的制造者的商业艺术的帮助获得金钱的人。”

“我并不相信只买卖的商人能被归入实业家之中。”

［在其一旁写着：我所谓的工业财产究竟是什么意思？

你很清楚地知道实业家是什么，但是工业资产呢？］

“农民当然不能被计算在内，说得更细一些，佃户。”（草稿，卷2）

[22]在页边写着：“民主阶层是卓越的阶层。”

[23]“要统治我们时代的民众，需要新的恶习和美德。”（草稿，卷2）

[24]在另外一处写有：“要保持和产生更多的思想，但是我并不知道在何处和以何种方法来将其加入到我的分类中来。”

“人们让我觉得惊讶的是在对抗大量自然敌人的时候人所展现出来的脆弱并不多，这是他服从于某种深藏在其体内的不可见力量的表现。”

［在页边处写着：将“可能”一词放到我能对那些持续不断的东西进行描述的地方，尽管这些东西遭受到了现代社会前进脚步的挞伐。］

人类不管处在什么位置以什么方向，不管他们看起来是走向哪里，他们总是被推着到了同一个地方，这样的日子已经有数个世纪那么长了。你一会儿看见他们冲向相反的方向，一会儿他们又打破了所有对抗他们的禁锢，他们突破了这种局面，他们又自己停下了，重新走上老路。

有些时候政府会希望强迫他们采纳某种观点以及某种习惯。他们奋起反抗。而在当他们战胜自己的主人的时候，他们又会做起他们原本想要强迫他们所做的事情来。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臣服于某种深藏在自己胸口中的力量。

有些时候，要作用于一个人并且控制住他需要伟大的品德和卓越的天赋。也有些时候重大瑕疵也能够让人感到满意。

为了作用于诚实的人并且控制住他，伟大的品德或卓越的天赋就是必要的了。为了在一个堕落的民族身上产生出同样的效果，重大的瑕疵也能让人感到满意。（YTC，CVa，第33—34页）

我将例举几个事实来支撑这个观点。工业财富的源头发现于矿藏中。正如欧洲工业的发展，在矿业产品成为更为重要的利益以及因为平等所带来的对矿区所有权的分割探测到更好的矿脉变得更难之后，大多数的政权都收回了矿业资源的所有权，并且开始对其进行监管。在任何其他形式的财产上都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矿脉是受制于与土地资源同样的责任，也提供了同样的利润，这样它才能进入公众的领域。对它们进行勘测或做出让步的是国家。所有者们被变成了使用者。它们从国家那里得到了相关权力，从而，国家能够在几乎所有地方都能对它们进行引导。它为它们制定规章制度，作用在它们身上，将其受制于某种习惯性的监控之下，如果它们反抗，行政法庭就会剥夺它们的权力，公众管理会将它们的特权转移到其他人的身上，这样，政府能控制的就不仅是矿脉，还将所有的矿主掌控在它的手中。

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对老旧矿区的开采增加了。新的矿区也打开了。矿区的人口得到了扩张变得更多。每天，国家在我们的脚下进行扩张，并在其仆人身上流行开来。（y.）

y. 统一、集权化、行政独裁。

与吉尔矿区相关的讨论（1838年3月）刚好让我得出了下面的这些想法：

新世界将看到不断增长的关于工业资产的争论。它才是一种新型的、杰出的财产，是民主的财产。

现在，我很清楚地看到，政府通过掌控方向和对这种财产的管理，在这种财产不断发展的时候就会对其影响产生相等比例的争论。这个并不需要任何托词甚至是理由。

［在其页边上写着：开始的时候展示政府其自身将是怎样变成一个巨大的实业家的，是怎样经营庞大的工业企业的，与此同时又是怎样变成所有其他实业家的主人和引导者的。它通过庞大的企业和中央银行将所有的工业资本都吸引到一起来。］

第一个原因是这种财产在我们进行讨论的时候刚刚诞生不久，被所有的其他人都通过陈旧的观念进行保护并且允许自己得到更多的调节。

但是我想要对一些更细的原因进行更细致的阐述。煤炭、铁矿和其他矿石从宏观上来讲都是巨大的商业财富的源头。有钱人都是正式世袭下来的。最顶端的拥有对最低端的所有权。政府用自己那套似是而非的原因声称财富应该是国家的而非个人的，将拥有这些财富的人赶走，除非他有利用的价值，它才会对他们进行授权（1810年法令）。在许可权实行的以来产生了巨大的权力滥用现象。政府宣布对新的拥有者们负责，那些人在它眼里不过是特许经营商，它能够尽情地利用他们，做自己所指示的事情，否则它就会收回许可权将其转给他人。1这个拥有或者开采矿产的巨大的人群不断增长着自己的数量和最为重要的重要性，他们变得只能做那些行政代理人所允许他们做的事情，除此之外什么都做不了。政府并不拥有矿产，但它拥有矿产的所有者们。

1. 如果司法力量在此处介入的话，所有的一切都会变得合理而且公正。它之所以没有出现就是因为存在着的恶。行政力量和司法力量绝对的和不断的分离的原则和自由以及国家繁荣是势不两立的。如果行政没有介入到这种商业财产中来的话，民间的繁荣就会碰到危险。而如果只有行政力量的介入的话，自由就会碰到危险。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将它们结合在一起。

再来一个例子。河岸上土地的所有者们并不同意自己保证对河岸进行处理。政府强迫他们联合在一起以便一起做一些必需的工作。没什么能比这更好的了。但是政府引导这个联盟强迫它拯救这片区域。这样它就将所有住在河岸上的人握在了自己手中。但是这却和我所想要的商业财富渐行渐远。

［在其页边上写着：波拿巴在1810年曾说过，凭借着大量的障碍，你让法兰西朝着暴君又跨出了一大步。你看到的是一个完美的例子，因为房屋主人拒绝他的计划而让一栋房子的修建计划搁浅。他还补充道：特许经营人的财产在他同意放弃的时候必须被掠夺。从这一点来看，矿产和农场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拿破仑并未否认特许经营者要受限于某些条件，他只希望人们对这些条件不会提出任何的异议，也不会要求对许可造成的损失索求赔偿。法庭会判罚，他说，这些特许经营者，就像在其他的合同中所做的那样。］

在文明国家中存在着巨大的商业企业，它们无法在没得到社会力量、政府或是法院授权的情况下得以存在。这种情况尤其发生在必须摧毁某种财产以及必须对某种公众需求，比如修路、运河、桥梁、港口等，做出回应的庞大工程身上。这对于矿产方面的争论也有同样的意义。国家授予特许经营权，宣布自己拥有引导权力，如果某人不遵循它的引导就会被剥夺权利。而在这些社会力量中，政府是唯一一个拥有不混合立法和行政力量的权力，也只有它能够将行政力量和司法力量混合在一起。

在英国，能够授予权力的是它的议会。参见西蒙所著的关于伯明翰铁路的那一章。

这样，除了那些它所拥有的通过它的代理人进行修建和引导的运河、道路、桥梁之外，它还是那些拥有、建造或是引导其他东西的人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