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关于文学的见解导致了各种各样的评论：凯瑟琳·哈里森在《南大西洋季刊》第25期，1926年第四版第350—356页中提到的《美国文学的法国预言》；唐纳德·D. 库明斯在《比较文学研究》第二部分，1974年第四版第306—319页中提到的《民主的诗作：托克维尔的贵族观点》等。

[3]“对于这些统计学的细节，见博蒙的作品。”（草稿，卷1）

参看《玛丽》，I，第238—258页。博蒙总是比托克维尔更对文学感兴趣。在他们1835年在英国的旅程中，博蒙询问了J. S. 米尔关于文学和民主之间的关系。

与约翰·米尔的谈话，1835年6月18日，伦敦。

提问：

直到现在我都将民主看作是被大多数人的良好物质条件所认同的东西，并且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也是它的拥护者之一。但是有一个阴影一直存在于我的心中；一种麻烦一直困扰着我。我不知道民主的倾向是否是反智力的；它为人民大众带来了物质上的良好条件；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它通过摧毁腐朽的巨大财富，或者终结让人们低人一等的极度穷困，甚至成为了那些被它赋予了中等条件的人的道德来源。这有着它的好处；但是从何种程度上来说它才能不与文学的品位、科学的发展进步、思索的研究和智力的沉思相对立呢？为了让一个人投身于对文学的热爱和思想的享乐之中，闲暇是必须的，如果不是富人的话又有谁有闲暇时间呢？为了生活而工作的人，是否能找到思考的闲暇呢？他又没有时间和喜好还有能力来达到这一点？难道说现在我们不应该同时对在大多数人中广为传播的普通指导和即将被遗弃的高级指导感到担忧，担忧文学的品位即将遗落，只有实用性的书才会被人们阅读吗？没有人会对理论和推理感兴趣了吗？难道人们只会考虑应用而不再考虑发明创造了吗？

回答：

我相信民主的倾向将会与你表达的担忧大相径庭。正如经常在民主上发生的一种争论，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倾向赋予人们对文字和智力的喜好。随着民主的传播，为了生计而工作的人将会增多；同时，有着闲暇时间的人的数量将会减少。但是正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才确立了自己的信念。我们将之看作是由一种经验而建立的事实，那就是工作得最多的人是学习得最多，也思考得最多的人；而虚度光阴的人才既不学习也不思考。一个无所事事，过着闲暇生活的人是很难找到做任何事情的时间的。对他来说，学习是一场审判，并且十个富人中有九个一年也读不了一卷书；他们经常忙着做一些无意义的事情，只对奢侈享受、服饰、赛马、财富等这种毫无意义的消遣感兴趣，而不是工作。对他们来说，让他们的思维发散一小会儿，进行一点点的写作都太难了，就像接受审讯一般，进行一点点阅读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繁重的负担。（BYC，博蒙，CX）

[4]“<这些是欧文先生的作品、库珀先生的小说、钱宁博士善辩的专著>”（草稿，卷1）

小笔记本A中未发表的游记：

有趣的书籍和值得购买的书籍：

1. 《美国生活的故事》，由美国作家所著，玛丽·罗素·米特福德编辑（科尔本与本特利：伦敦，1831年），共3卷。在《威斯敏斯特评论》给予了一个有价值的评论，1831年4月，第395页。它们包含了三种画面的描绘：（1）历史生活或者说60年前的生活方式。（2）边境生活，也就是外来移居者的生活。（3）城市生活，包括如今生活在纽约、费城和其他大城市里的各种公民的生活画面。（小笔记本A；YTC，BIIa）

托克维尔似乎没有读过这本书。

托克维尔和博蒙是能够与凯瑟琳·玛丽亚·塞奇威克这位他们经常听到别人提起的作家进行一次会谈的。但是，他们没有耐心去往波士顿，于是在斯多克布里奇错过了与她会面。（乔治·W. 皮尔森：《托克维尔与博蒙在美国》，第349—350页）托克维尔似乎读了库珀的信。在游记笔记E中，你会读到“寻找库珀的信”（YTC，BIIa；《旅程》的另一种解读，OC，V，1，第65页）。这大概涉及詹姆斯·费尼莫·库珀（《美国人的观念：一位旅行学者的偶然发现》，伦敦：亨利科尔本，1828年，共2卷）。

在一封未发表的记述中（依照字母顺序的笔记本A；YTC，BIIa），你可以发现如下的名单：“活着的美国作家：维尔普兰克—波尔丁—霍尔—斯通—尼尔—巴克尔—威利斯—塞奇威克女士。”这些提到的作者是出现在由玛丽·罗素·米特福德编辑的书中的，也在这部作品的前言中提到了。

在《玛丽》（I，第392—393页）中，博蒙提到了以下的美国作家：塞奇威克女士、詹姆斯·费尼莫·库珀、亨利·克雷、爱德华·埃弗雷特，还有威廉·埃勒里·钱宁。雷诺·维塔南曾提出，钱宁的《国家文学的评论》也许影响了这几章的关于文学的写作。就钱宁而论，见雷诺·维塔南的《托克维尔与威廉·埃勒里·钱宁》（《美国文学》，1951年，第22期，第21—28页）；还有《托克维尔与浪漫主义作家》（《论文集》12，第2版，1959年）第167—185页。威廉·埃勒里·钱宁在《国家文学的重要性和方法》（爱丁堡：托马斯·克拉克，1835年）第31页中声称美国还没有文学，并提出了建立文学的方法。

托克维尔也许还受到了费拉雷特·沙勒的一篇文章的影响，这篇文章发表的题目为《论北美的文学》，出现在《两个世界》第三卷，1835年，第169—202页中。

[5]“美国人处在一个最不利于得到文学的位置上。一个新的国家每天都在它的各种事物上发现古时的国家留下的文学作品。

“民主产生了许多劣质的作品；但是它却无法阻止好的作品产生。”（草稿，卷1）

[6]“在所有民主的词典中寻找，你都无法找到‘博学’这个词。”（草稿，卷1）

[7]我记得有一天，先驱者不在了，在等着他回来的时候，我拿起了这几卷另一个半球的天才所著的被孤立的作品。偶然间翻开，我便开始阅读戏剧《亨利五世》的第一部分。时间和我的过于活跃的好奇心击败了其他的一切。在这次阅读中，我很快忽略了环绕在我身边的各种情感，作者所塑造的一个个角色一点点地围在了我的周围。我觉得我看到了他们的交谈，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热情，他们的偏见，他们的美德和他们的陋习。

我们历史上英雄时代的记忆在同时侵袭着我；我的脑海瞬间被封建社会的盛况所占满；我见到了高高的塔楼，千种旗帜在空中飘扬；我听到了盔甲的铿铿作响，号角的长鸣，披甲战马的沉重脚步声。我沉思了一会儿这种痛苦与财富、力量与弱小、不平等和壮丽交织的描绘出中世纪的画面，然后我睁开了我的眼睛，发现我自己正坐在我昨天才建造的木头小屋的中间，四周鲜花盛开，让我想起了世界最初的场面，在这个世界中同样居住着欧洲人的后代，他们已经变成了民主共和国中无名而和平的公民。我很感兴趣，将我的观点在这两个展现在我面前的人类命运的极端中转变着。我被它们之间延伸出来的，人们不得不涉及的广阔空间所震惊了。

你想清楚地看到这几段的运动和人类命运的奇怪弯路吗？你想通过某种方法看到无法抗拒的时间奔流从你眼前掠过的景象吗？紧靠着美国的先驱家庭的边上坐下来，在原始森林的树荫中读读莎士比亚吧。

［边上写着］读欧文先生所著的书，他的书中有着译本的所有优点和不足之处。（草稿，卷1）

[8]在最初的版本中是这样的：

<费尼莫·库珀先生从矿业的自然中借鉴了他的主要场景，而并不是从民主的形式中。他从色彩上将美国描写成一个不再是与今天的美国相异的国家。W. 欧文先生在外在和内在上都是一个英国人；他擅长借用英国的贵族生活中的优雅和美丽的场景来进行表达。他乐于处在老旧的封建废墟中，也不会借鉴>他生长的国度中的任何一样东西。我所谈到的作家，除了他们的天赋和他们经常用来提高他们在同伴中的形象的好斗的爱国主义之外，在美国并不能像在英国一样激起更为现实的相同观点。因此，他们在向我们赞美的国家中，是活得非常卑微的，而为了获得荣誉，他们来到了欧洲。（草稿，卷1）

[9]最初版本：“此外美国总是以集体出现，而不顾其独立出现的努力，对于欧洲的关系仍像是二级城市与首都的关系一般，并且你会注意到，在其最微小的行为中总是可以发现骄傲与奴性的混杂出现，就像各个地区面对着它们的首府所表现出来的行为一样。”（草稿，卷1）

[10]你想我用例证来澄清我的观点吗？比较现代文学和古代的文学吧。

我们的写作是如此的高产，如此有魄力，如此的多元化！而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作品是多么富有智慧、艺术性，完善和完美啊！

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不同？我考虑了存在于古代时候的数目众多的奴隶，为数不多的征服者，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权力和财富。这启发了我，但是还不能让我满足，因为在我们中或多或少地也能找到这样的因素。必然还存在一些强有力的因素。我终于在书籍的稀少和昂贵中，再版和传播书籍的极度困难中找到了这个答案。专注于思想享乐的情形只是少数时，广大的政治贵族中就会形成一种小而精锐的文学贵族。

[11]作者注：对于长期和完全服从于一个王权统治的贵族制国家来说，这种情况就更加明显了。当自由在贵族社会处于统治地位的时候，上层阶级将不断加惠于下层阶级，并通过为下层阶级服务来和下层阶级接近。如此，民主精神的某些东西就会不断地进入到上层阶级中间。随后在承担统治任务的特权集团当中，就会养成进取的毅力和习惯，以及对活动和热闹的爱好，但是，这又不能不影响整个文学活动。

[12]“形而上学。也许是由反应的精神而变得神秘吧。”（草稿，卷1）

[13]“欧文是一个具有贵族优雅的典范。

“欧文不应当被当作民主文学的形象，但是他在美国的巨大成功证明了民主本身是具有造就伟大文学的优势的，不管这种优势是什么。”（草稿，卷1）

另一处是这样写的：

W. 欧文先生在美国获得成功是这样一个证明。我知道没有什么比这位作家的精神更为坚定和亲切了。没有什么比他的作品更优雅。他的作品构成了一系列用无限的精美刻画而成的美丽画面。欧文先生的特殊优点不仅没有阻碍他在美国获得极佳的声誉，并且他还将他的成功归功于这个优点，因为很难再找到一个像他这样的人。（草稿，卷1）

[14]“对科学、文学和艺术的发展来说最为有利的时刻是当民主开始冲入贵族社会之中的时候。然后就形成了存在于秩序中的时刻。接下来人们开始快速地运动起来，但是就像一支战斗中的军队一样，并没有打破阶级，也没有在纪律上失去热情。”（草稿，卷1）

[15]在1834年7月31日，托克维尔写给查尔斯·斯托菲尔斯，希望他投身于文学的信中，构想出了下面这些关于风格的评论：

布丰确实在他进行声明说风格就代表整个人上，是不完全正确的，但是确实风格是一个人的大部分。给我指出几本保留下来的，有着它们所包含的正如唯一的优点一般的思想的书籍吧。它们已经非常稀少了。如果不是有几本书的风格是如此极度的朴素的话，我甚至不知道以什么为例来说明了；这些负面的缺点并没有像相反的缺点一样完全的驳斥读者，你会看到风格的主要品质是描绘对象，并让它可以被想象所接受，我也有同样的观点，但是难点不是在于发现目标，而是达到目标。是这种将思想放到信念中的欲望占据了现在所有接触写作的人的思想，这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陷入了奢侈的享受之中。我还没有得到一种能在各方面让我感到满足的风格，但是我却已经学到了许多，并且对别人的风格做了长时间的研究，而且我十分确信我将要告诉你的内容。在伟大的法国作家中，不管是哪个时代的作家，他们中都会有一种思想的特质，能以某种方式抓住读者的思想。我相信你也有这种与生俱来的特点；或者至少我承认我没有办法获得这种特质；因为如果你想模仿一个作家的特殊品质的话，你就会堕入被画家们称之为拼凑模仿的境地；然而如果你不想模仿某人的话，你的作品又会显得苍白。但是所有的作家之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品质；这种品质是他们风格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他们才各自着上了各自的色彩。这种品质是一种非常朴素的理智。对所有的作家为我们留下的路易十四时期的作品进行研究，还有路易十五时期的，以及我们这个时代最初的作家，如斯塔尔夫人和夏多布里昂，你会发现在所有的特质当中，理智是最为基础的。那么理智是怎样运用在风格之上的呢？要定义这个需要的时间久长了。我们在意的是用最简单的方式表达，让人最容易弄懂。与此同时，是这种注意力向读者提出了这种仅有的简单和清晰的观点，不管在这本书里论述的是多么具有多样化的事物，因此思想可以说是不具备两种观念的。从真正意义上来说，并且尽可能地从他们最有限和最确定的意义上来说，是他们对词语运用的谨慎选择，以某种方式让读者明白你将向他们展现什么样的事物或者什么样的画面。我知道人们是聪明的，如果你在句子的意义上与他们模棱两可，他们立刻就会用另一个可以说不会换掉任何一个对事物来说合适的单词的作家来替换掉你的位置。前者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外交官，但是却绝对不会成为优秀的作家。也被我称作理智的东西引用在风格上就是只将能与你将要展示的事物相提并论的东西引入来作为“例证”。用例子来说会更容易理解。每个人在说话的时候都会举例来证明自己，如M. 茹尔丹喜欢做无聊的讨论一样；例证是最强有力的缓解你想获知事物的方式；但是存在一些这种事物的类比也是必要的，或者至少你能清楚地明白作者想在它们之间建立起来的类比的类型。当帕斯卡在描述了宇宙的伟大之后，是以这样的名言来结束的：“世界是一个无限的球体，它的边缘存在于任何地方，但是它的中心却无法得知。”人们的精神是被这样的画面所牢牢缚住的，并且不管它所表达的观点是多么庞大，人们思想的构思在第一次的震撼时就已经形成了；帕斯卡所用于比较的对象是相似的；读者们完全知道它的原始大小，还有形状；但是随着作家所进行的修饰，它变成了一种绝妙的与无限宽广的宇宙的比较的对象，就好像你的周围有一个巨大的圆圈，而你认为不管你走到哪里，这个圆圈的中心都是你自己。帕斯卡的思想让（无法辨认的字迹），可以说抓住了一种确切的（无法辨认）的潮流，这种潮流是思想本身无法构想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引用这样的例子。我本可以引用其他上千种例证的。在最为无知的、最为熟练的，或者最为纤弱的作家的观点中，你总是可以发现一种有理智作为基础构建的根基。我说服了自己继续比其他事物更多地谈论风格这部分内容，因为这是我们时代的作家经常发生错误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将P. L. 库里耶的文学术语称作他们的风格的原因……如果你想写的很好的话，首先你在研究“风格的观点”的同时，进行阅读。在我看来最为有用的办法就是成为路易十四时代的散文作家一般的人，没有之一。你不是必须模仿他们的发展变化，这些已经过时了，但是他们的风格的基础是值得尊敬的。坚持下去，你就会发现在所有时代中能将优秀的风格区别出来的所有主要的特质。（YTC，CIc）

在这几章中解释的这些观点与夏多布里昂、圣伯夫或者拉哈普的观点几乎都是相同的。托克维尔的文学爱好总是包含了17世纪和18世纪的经典作品，如帕斯卡、博须埃和博尔达卢。在1838年中，他所读的作品包括了拉伯雷、普鲁塔克、塞万提斯、马基雅弗利、冯特内尔、圣埃维蒙的作品还有《古兰经》。见查尔斯·德·格兰梅森的《阿力克西·德·托克维尔在都兰》（《信件》，114，1879年，第933页）以及《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与拿索·威廉·西尼尔的通信与交谈》（伦敦：H. S. 金公司，1832年）中他与西尼尔的谈话，第140—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