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美国所发生的一切。当民主党占据优势，你会发现它独揽公共事务的领导大权。从那以后，它不断按照自己的想法改变风俗习惯和国家法律。[8]

今天你可以说，在美国，富有的社会阶级几乎完全不介入公共事务，而不能成为权力的财富就是使他们在政界失势的真正原因，是他们获得政权的障碍。

因此，富人宁愿放弃争夺，以免同最贫困的公民进行一场通常不平等的斗争。他们不能在公共生活中占据类似于私人生活中的地位，因此他们放弃前者而致力于后者。在美国社会中，他们形成了一个具有自己的品位和爱好的群体。

富人屈服于这样的事态，就像是屈服于无法救治的灾祸；他们甚至小心翼翼地避免显露出这种事态对他们造成的伤害。因此，你听见他们公开赞扬共和党政府的温和和民主制度的优点。因此，有什么比憎恨敌人之后又向敌人谄媚更常见呢？

你见过这样富裕的公民吗？人们不是说过中世纪有一个犹太人害怕别人觊觎他的财富吗？他的装束非常简朴；他的举止非常谦逊。但在他的居所之内，他崇尚奢华；除了几个被他傲慢地称为同僚的人之外，谁也不能成为这座圣殿的座上宾。在欧洲，没有一个贵族人士比他更会享乐，比他更妒忌特权地位所带来的任何好处。但是，当他离开住所前往位于市中心的布满灰尘的小房子工作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同他交谈。假如他在路上遇到了他的鞋匠，他会停下脚步。他们开始与对方交谈。他们会说些什么呢？这两位公民在谈论国家大事，而且不握手不会道别。

在这种虚情假意的背后和这种对主导政权的阿谀奉承的态度之中，不难看出富人对他们国家的民主制度怀有极大的恶感。人民是一种他们既害怕又轻视的力量。假如有朝一日无能的民主政府导致政治危机，假如君主制度有朝一日在美国实行，你很快就会发现我在前面所说的一切是正确的。

政党为了获得成功而使用的两大武器是报刊和社团。[9]

<h4>注释</h4> <hr/>

[1]这个段落和前三个段落的内容几乎一字不差地再次出现在美国之旅的笔记本E中写于1832年1月14日的注释（YTC，BIIa；《旅程》，OC，V，第一册，第260至261页）和口袋笔记本4、5的几近相同的注释中（YTC，BIIa；《旅程》，OC，V，第一册，第197至198页）。最后一个段落之后的内容是：

如今，我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是否存在比被不同的小集团（它们甚至连政党都称不上）划分的联邦所呈现出的场景更悲惨、更不体面的场景。在这些小集团中，你会惊讶地发现那些通常被小心翼翼地隐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狭隘的、不体面的激情全都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至于国家的利益，没有人在乎它；如果有人谈论到它，那么他不过是在例行公事。为了与长久存在的惯例相符，这些政党就像他们的父辈那样把国家利益放在了政党章程的最前面。但它与国王的特许以及我们的父辈印于政党章程扉页的内容在具体作用方面没有太大的相似之处（？）。

看见大量粗俗的辱骂、琐碎而恶毒的流言以及粗鄙的诽谤充斥作为各个政党机关报的报刊是非常可悲的；由于对社交礼仪的无耻蔑视，他们每天都使家族的荣誉和秘密成为公众的谈资。

在1858年10月1日写给威廉·R. 格雷格的一封信中（OCB，VI，第455至456页），托克维尔对格雷格撰写的一篇关于政治党派的文章（《政党的状态》，《国家评论7》，第13期（1858年）：第220至243页）发表评论。他还指出因缺少大政治党派而存在的另一种危险：

当缺少因共同的利益和激情而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大政党，外交政策几乎很难成为议会活动的主要元素……因此，我将这样一种状态视为违背国家的尊严和安全的状态。与其他事务相比，外交事务更需要由具有一致性的少数人秘密着手处理。

他进一步补充道：

我发现就像你所指出的那样，在纪律严明的大政党领导之下，一个自由的国度能够拥有罕见的睿智。如你所说，每个政党都必须作为能够永远划分人类社会的两大原则之一的代表，而这两种原则可以被简称为贵族主义原则和民主主义原则。

[2]关于联邦党和共和党的历史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博蒙与美国银行主席比德尔先生的谈话（未按字母排列的笔记本2和笔记本3；YTC，BIIa；《旅程》，OC，V，第一册，第122至123页）。在乘坐哈维号横渡大西洋期间，博蒙在与施列尔梅霍恩交谈时提到这个观点，即美国在1831年4月尚不存在真正的政党（笔记本E；YTC，BIIa；《旅程》，OC，V，第一册，第292至293页）。博蒙将在于1831年5月6日写给其父亲的信中提到这次交谈（《美国通信》，第40页），并将在《玛丽》中提到它（I，第360页）。关于托克维尔的政党理论，具体可参阅尼古拉·马陶西撰写的《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提出的政党问题》，《政治思想》，第1期（1968年）：第39至92页；以及杰拉尔德·M. 博内托撰写的《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政治理念》，《美国研究22》，第2期（1981年），第59至79页。

[3]政党。/

.-.-.-大政党同时存在于早期联邦之中.-.-.-但是它们的原则得到重建。事实上，两者之一取得了巨大的优势。那导致了现如今这种悲惨的政党精神。原则不再是悬而未决的，但人们至少迫使原则隐藏在利益和人民之后。法国也出现了类似的例子。自由党与保皇党之间存在庄严的斗争。但是，自从前者取得胜利，其内部就只能激发琐碎的争论。（YTC，CVh，第四册，第35页）

[4]古斯塔夫·德·博蒙：

这样的理论能够免受批评吗？因此，你口中的大政党仅指那些依据政治理论的党派，并且拒不将那些以巨大利益为基础的党派称为大政党。这真是武断的说法。

我清楚地认识到不同政党引发的道德后果和政治后果是不一样的。但它们是政党。

你所说的“与其说是政党不如说是敌对的国家”能够很好地避免这一点吗？

但是，涉及的政党（比如说，支持自由贸易的政党和反对自由贸易的政党）不仅有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政党，而且有地区内部的公民与公民之间的政党。

我认为区别以政治理论为目标的大政党和与物质利益相互关联的大政党本来是比较正确的。的确，美国的大政党因为与自由贸易有关的问题而完全陷入混乱并有被解散的危险；但它们与我们法国的大政党有所不同，它们还不够强大。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没有竞争对手，这些政党在法国会发展得更加强大。总而言之，作者的论述会发展至同样的结果。（YTC，CIIIb，第二册，第57至58页）

[5]手稿是这样描述的：“……而南方仅发展生产业，限制性制度……”

爱德华·德·托克维尔：“经济学家会发现‘仅发展生产业’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制造业者也是生产者，就像农民或糖果制造商那样。”（YTC，CIIIb，第二册，第51页）

[6]“引用共济会和反共济党的诞生来展示政党在美国是如何形成和壮大的。”（YTC，CVh，第四册，第35页）参阅博蒙在《玛丽》中描述的共济会员摩根的故事，第一册，第353至355页。

[7]在手稿中：“……与书籍的主题没有任何关联。”

古斯塔夫·德·博蒙：“我请求你的原谅；国王颁布的所有许可都是与书籍和书籍主题相关的。因此，你可以这么说：我们的父辈以前在出版书籍时要在他们的作品扉页印上国王的特许，并将其纳入作品之中，即便这个许可与该书内容没有任何关联。”

[8]这通常是一种使因舆论而产生分歧的国家重新恢复和平的非常有效的手段；它使其中一个政党占据绝对优势，其他政党则彻底消失或陷入沉默。经验证明，这种获取和平的方式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当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驱逐了西班牙境内的摩尔人，他们解决了导致内忧的一大问题；但是他们使国家变得贫困，工业因遭受重创而一蹶不振。

民主党在美国以同样的方式展开行动。一旦当权，它将独揽公共事务的领导大权，并按照自己的想法改变风俗习惯和国家法律。（YTC，CVh，第四册，第40至41页）

[9]“概貌。大多数人虽非慷慨激昂，但仍想得到好处。在这些人中，政党设法创建能够使它们的观点合法化的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