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屏不向外界募捐，艰难时都由校董会自设法。我曾陈述我的意见：“受人之惠而不感激则无良，受人之惠而即改观感则无宗旨，教育与其他善举不同，宁缺无滥。”同人无异议。抗战后，我的亲友由川滇归来，分别送我现款，指明转赠南屏。此事由君怡、性元提议；远道而返，不送我其他礼物，而助我正需要的地方。他们知道庾村毁损太多，难于着手，而南屏则根基已固。我后来知道这些是他两家摆地摊卖去行李之钱。胜利初期情绪兴奋，则亦受之而安。在昆明植桑制酒成功的运成舅汇来五十万元，是最大的一笔款，在当时亦不算少数。赠款者还有其他朋友。这是南屏惟一接收赠款的一阵，后来闻者渐多，却之不恭而受之不安，恐违同人原来之意，我婉转请停止。这笔款成为南屏基金的一部，在后来金圆券时代悉数遵令拿出兑换，有负赠者盛情，故记此以志不忘。

南屏立案成功后，季肃提议定“校训”“校歌”。在第一次校庆典礼，我代表校董会解释“校训”，及其“用功标准”如下：

“忠”：忠于国，忠于事，忠于人群；不以小忠害大忠，不以私忠害公忠。

“诚”：不妄言，不妄行，不自欺欺人，守信义，守信念。

“仁”：敬长，扶幼；同情可怜者，援助不能者。

“毅”：不浅尝而止，不畏难而退，不见异思迁，迂回曲折以达目的。

“宏”：心境宽大，善与人同；责己重，责人轻；不嫉人之胜己，乐他人之成功。

“勤”：心不懈怠，体常劳动；今日事今日毕，明日事今日定。

校训匾额挂在礼堂，我说明，讲的人亦只“高山仰止”，与同人共勉之。最后我口述一付对联，送与全体同学为祝，辞曰：“求得有用知识，表现合理行为。”这付对联在南屏十周年校庆时，请沈尹默先生写了木刻，由教职员合送，挂在两旁；那是我最后一次代表校董会的时候，我自己亦属教职员一份子。

我从未作过歌曲，莫干小学“校歌”不是我作。我觉得校歌要以唱者——学生为主，不能自称自赞，亦不能用命令或受命令口气。最好做到“若自其口出”。于是南屏的校歌又派到我身上。草稿先给季肃和夏尊先生看过，同人同意，即请音乐家李君制谱，歌曰：

江潮滚滚，郁郁群伦，以播以迁，诞我南屏。

木欲茂兮培根，水欲长兮资深。

满堂同学兮莘莘，载磨载硺；满堂同学兮莘莘，载磨载硺！

成德成能，百年之基在吾身；成德成能，百年之基在吾身！

亦由我在校庆时先解释歌意而后合唱。“江潮滚滚”是浙江之潮，推动教育者之热情，不忘南屏前身由杭州而来，记历史而不是分门户。南屏每年有两次大典：元旦的校庆，六月间的毕业式：两次我都作校董会的代表致辞，每次都唱国歌为始，唱校歌散会。我最后一次听此歌声，在一九五〇年的元旦，卅八年（一九四九）暑假前，局势甚紧急时，我完成教书十年之约，参与所教最后一班高三毕业式。向例，行毕业式之下午，同学会演剧送毕业同学。这年是最寂寞的一次，代以师生聚餐，我亦参加。在这以前几个月，我的亲友陆续离沪，仲完和性元离沪时都邀我同行，仲完且为我定妥船位，我均以十年之约相差无几，情不能已，而得她们谅解未同行。自抗战以来，我又一次自愿孤立矣。这次，季肃不但未强留我如往日，且时时为我耽心，私问同事中之比较“左”倾者：“如沈先生者，留着不要紧否？”有一个时期，我亦见季肃日夜或冒暑奔走，老人与老人有难言之同情，然不愧对责任矣。卅八年的除夕，我备好两封信送南屏：其一是正式致校董会的辞职书；其二是致季肃、元璋、元琪、之微、韵漪、仰苏六位最初来邀我参加的同事，说明次晨我不再代表校董会出席校庆典礼，下午当到学校看同学会的戏，吃学校寿面。附花篮一只为我的贺礼。时季肃正北上为女儿入院分娩不在沪。我所以只早一日送信，免同人再来相劝，十年之约是有言在先的。抗战中，我曾经有一时表面上不为董事长，租界被占领后，校董会议决教育不中断，我愿随诸同事照常上课，并声明异日如有过必同受，惟董事长或不免为外界注目，请准我辞。季肃愿代我，在议事录上写我因病辞职，待我康复，实际我负责至此时始交卸责任。

十年来，大半的时间在艰难中过。在一个无可告诉的时期，处五六百个同学和三十来位同事中，日日向前推动，季肃校长的职务是不易当的。她尽可能请到好的教师，安排可以读书的环境；我尽可能周旋其间，说几方面可得平心的话；我们都尽可能自己少做坏的榜样。在艰难的生活中，教职员希望待遇稍好，家长希望学费不增加，这两个问题就绝对冲突。每遇校庆开会，各级都要独有表现，节目安排到两天。我只能在自己的班上说几句话，我说：整体须互相随喜，庶几“八音克谐”，若一音硬要独出，反伤全调。南屏短短历史，庆祝要两天，若干年后校庆，要放假一星期，引得全班大笑。我在讲前贤往哲不同的思想见解时，劝同学对当前问题要用自己的判断。不但赞成一件事，要深下功夫，即反对亦须如此。若只盲从，则成系侥幸，败乃冤枉。青年无不可爱，然甚易变，能有理性，则差亦不远。一个同学曾问我：想做好人，往往碰壁。我告她：社会有病，故不容健康，然必支撑；支撑者愈多，则病去愈快，少碰壁矣。我离沪前不久，这同学正由金华过沪北上，夫妇都任教职，生活不像宽裕，而精神健康，我步送她至电车站送其上车，甚为高兴。从我这一辈以来，中国已经有不少青年，承受国债多于国恩。刹那间，壮志被习俗、生活引诱，所卷去者多矣，人情之可移本如此。若干年来，利用或压迫青年，政治势力渗入学校，为国家民族，这点是难以苟同的。据同人经验，抗战中的上海，是最无干涉而可以专心办学，言之伤心。胜利后，一般人由希望而到失望，学子亦被几方引诱或压迫，渐多外骛。民国卅五年（一九四六）六月的南屏毕业式，我的致辞超出平常范围。往常速记者事后都来索我原稿，这次未曾，手头尚有草底，理出大致如下：

南屏是在国家播迁中产生，一直在风雨飘摇战战兢兢中过生活。今日首次在胜利复员中举行毕业典礼，大家应该特别高兴。回想去年此刻的上海，敌人从西南太平洋节节败退，美国兵在琉球登陆，在中国大陆几百万日军还想作最后挣扎。上海地方东也濠沟，西也炮位，这些设备杂放在居民住处之中，将拖中国人与同死。我们则日日望飞机来轰炸，望美军从海上登陆，因只有轰炸和登陆可以解决上海，可以早结战事，连我们自己生命可能提早结束都忘记了。胜利如果延迟一年，上海或作战场或成焦土，我们在座福斯，不是死亡，亦得散伙，今日之会决不可能。想到这点，在我们个人而说，该是侥幸而当满足的了。个人虽如此，然对国家则一点希望没有看见。我们在抗战中预作的好梦：国难后大家识得艰难困苦，困难后知道奋发图强；中国人了解爱中国人；不再打自己、欺侮自己。这些好梦一个未曾实现，所见却都与之相反。敌人在占领期间还能做一点他们所谓建设工作，而我们接收以后连管理下去的能力都没有。苛刻一点说，我们十足表现了“缺德”和“低能”。我们有不少的“光明”方面，但全被“黑暗”笼罩，为“黑暗”抹杀，我们几乎“白抗战”“空胜利”。

想挽救这现状，有人注意政治，说民主；因民主则治人者为人民所选举，人民所监督，坏人不会被举，亦不敢作坏事。有人注意经济，说工业化；工业化则生活水准提高，衣食足而后知荣辱。有人注意人心风化，说教育。事要人做，民主要好的民，工业化要好的工，人的问题应居第一。我们在教育立场，不由不以教育为第一，首先要紧，如此要说到各位同学身上。我常以为青年必须注意时事，了解实际，如此将来做事时，有素养的常识作底子，一切可以多明白而少错误。然读书时期，不要附从政治活动。政治不是一件简单问题，看似容易，做来甚难。我讲点个人经验，我十几岁和今天在座同学差不多年龄时，正当前清末年，内忧外患纷至叠来，我们以为妨碍我们自强者是满清异族专制，只要推翻满清，光明即便到来。我们希望、拥护，乃至参加了辛亥革命。革命以后，出现了军阀，年年内战，我们又把一切不好的责任加在军阀身上，以为打倒军阀便诸事解决。结果军阀虽倒，内争还是不已。后来我们又把一切责任加在帝国主义侵略者身上，现在我们一个最大的侵略者已经被打倒，虽然时间不到一年，但一切趋势并不向好的方向走。变来变去如此，是不是人的问题？我们要造新的中国，必须要从新的中国人开始！

同学们！专攻击黑暗是消极的，自己不负责任的。社会尽管有不平，然光明之点还是很多。我们欣赏光明，拥护光明，则自己亦不得不光明，这是积极的，自己亦负责的。

对将要离开我们的同学们，我再说一遍：不要荒废宝贵的读书时间，随便参加政治活动！利用青年做政治活动，是反教育而不是教育！

这些话，我颇大胆而说，由衷心而言，然空洞无益。此时不但青年，即非青年亦怀疑，都觉一片漆黑，以为我的话还是偏袒黑暗。

我同季肃曾互勉，以五十岁后岁月贡献于后辈，此时家庭儿女责任已尽，我们不但不为利，亦不为名，在学校只为教育而教育。我除开严守分际，不问学校行政之事，此事季肃先责我而后了解，其他心无不尽。这合作情形是可感念的，个人亦快乐的。

若干年中，同学们遇进修、行止乃至成家问题不决时，常承家长之嘱：“去与曾先生、沈先生商量商量。”有时她们先就我与季肃商量，而后告家长；这段国难中得同辈和后辈的信任，我永远引以为荣。我到美国，第一班同学冯德璋、王定扬夫妇曾接去做客，孩子称我“外婆”，邻居以为德璋的母亲到了。每年元旦，必来长途电话，德璋说过后必曰：“定扬亦要和沈先生讲几句。”德璋是胜利后首届考取的自费留美学生，南屏在美惟一的同学。

吾弟君怡战后初次到沪，返渝之日，天大风雨，我正有课不能送他。将出门，熙治在旁说：“舅舅！几年来妈咪都如此，劝之不听。”君怡说：“妈咪是对的。”在紧张时期，我坐黄包车赴校，大纲骑脚踏车送我。这许多校内校外的朋友鼓励我，成此志愿，都是难得的。地角天涯，遥祝健康，并告不忘。我在南屏虽仅短短的十年，南屏是万万岁的。

〔补记〕我后来由美返台，遇见南屏学生孙淞月，从淞月听到另一同学沈婴齐。又回到我自序里所提到的陈仁慧的父亲陈绍虞先生，来打听我有否他女儿的消息。再来美国，又遇到吴冠芳，她同丈夫徐拔和及儿子们来看我，她一家同孩子们都务说中国话，顶大的孩子能读中国书报，在此是不容易的事，冠芳嗫嚅着说：为引孩子兴趣许看武侠小说，孩子们以为妈妈的老师是个老先生，发见我是一老太太。冠芳就是在学校时有事先来和老师商量，而我和季肃要她先报告母亲的人。国难时在讲堂里的伙伴，她们的一代，比我们的一代更艰难，而都能努力适应。

（原载《传记文学》第十一卷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