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四十岁生日，适值淞沪之战，我请她到吾家为寿，或送酒菜邀友到校相叙，均不欲，遂送笔墨一包，以句代简曰：“四十年来霜雪姿，东风无奈岁寒枝。匈奴未灭家何为？鼙鼓声催祝寿诗。时难年荒礼意虚，未容樽酒扰清居。湖毫宣纸黄山墨，佐述胸中五斗书。”

她在京师女师时原名学梅，绍兰是字，见“东风无奈岁寒枝”句，深为高兴。

下附其“蝶恋花”“临江仙”“卜算子”三首，并七绝。词中汤君影观乃章太炎夫人。允中若见我稿，恕我以此塞责也。

与云妹畅谭归途作

雄辩清谭张一军，廿年瀛海更逢君，搴裳独向斜阳路，回首高楼隔暮云。

蝶恋花汤君影观邀赏牡丹作此谢之

驿亭执手丁宁语，宝马香车纷似风前絮，朝夕往还轻举步，门前记取相携处。绿暗红稀春欲暮，载酒看花忍踏当时路，天若有情深看觑，明年颜色应如故。

临江仙

花事一春开已遍，楼头杨柳飞绵，杜鹃啼澈奈何天，别愁浓似酒，长日静如年。陌上玉骢留不住，沟前流水潺湲，云囊心影记婵娟，断肠原已久，极目渺无边。

卜算子

怕别怯相逢，小聚如初见，花落花开独往来，也似辞巢燕。月缺盼重圆，花谢期还艳，杨柳无情不绾春，化作牵愁线。

云妹吟政君素倚声

绍兰从太炎先生学文字学——朴学后，改名为朴而号君素。她的欧体字很有功夫很美，我处有她不少的诗、词和字。她能背全部《易经》，亦懂卦理。这些我都不能。她论我写字性急，意在笔前，我的诗做不好，她说读史者一字不能无据，而美文常寓意于可解不可解之间。我初回上海，她有诗曰：“小隐同居市，书城且作侯。”我答言：“持节怀苏子，种瓜比故侯，死生凄以厉，天地肃然秋。”她说我从前无此意境，二诗今已不能全忆。她的诗常源源向我处来，她长我两岁而自居为姊，她谈卦理时絮絮不休，我笑说：你的吾道“易”以贯之，是对牛弹琴。我的读书方法在她看来是离经叛道的，我对她说：生今之世，服古之服，徜徉通衢，以为如何？终承她谬许我。她对男性社会不平，有时表露，一次谈到古制：妃嫔原是皇后的女官，上古原是男女平等。我说：如今民主之国，男的总统以外应有一女总统，各部部长亦然，但不知这些女总统女部长，是否即是男总统男部长的太太。抑另行男女分治之制。她知我在讽刺，大笑后默然无言。她出口成诗，仲完给她绰号“诗囊”，叫她刻诗集，让我等在她诗集里亦成诗人。仲完自称“李逵”，她们给我绰号“太史”。一次仲完从香港来信问绍兰生日，想来沪看她，我亦不记得，要问绍兰自己，写一便条送去曰：“香江昨夜雁书来，问是仙桃几日开？我说‘诗囊’正萧索，君其禅语解徘徊！会看秋九‘旋风’至，且待春三逸舆催，知否‘子长’意致好？清歌檀板正悠哉！”这首打油诗里，三个绰号都在内了。

上海是畸形地方，亦有畸形命运。有租界时，靠欧美人势力，如同化外。租界被占领后，日军主力已在太平洋对美作战，无暇顾及中国一般居民，除物资渐缺，生活日紧，其他不受影响。车子我早已不用，司机仍留吾家，吾家一向只有佣人辞我，我不辞他们，尤其在患难时候。性元、懿凝走时，都留一个老佣人给我。这时水电都已有限制。我们晚上很早休息，饭菜从四菜一汤减至一荤一素，最后每餐只用一盘炒酱，荤素俱在其中。我向厨子解说，得家人同意，并非刻薄自苦，是对一般人的同情，厨子是抗战胜利后第一个辞我而去的人。司机张子翔识字最多，能读报，常在厨房读报给众人听。他会在字里行间，找出国军胜利和敌人崩溃情形，他解说“崩溃”就是“哗拉拉”，照他的说法，战事似已早该结束。我常觉得愈简单的人愈爱国，他们的爱国是无条件的。

我初到上海时，人心正在惶惶。传说北火车站大厦是日军最作恶的地方。这次的日军军纪非常不好，比传说中的庚子时代不相同。同时各处伪组织纷起，许多人认识不清起来。在国军节节败退，而国际轴心国闪电战成功的一段，是最可怕时期。一个很粗心的人来看我，他说：“黄夫人！你住在高楼不知外面情形，政府已经完全失去人心。”我说：“人属于国家，不属于政府，尽管不满于政府，不可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国家，亦将对不起自己，千万小心，勿听邪说！”我请此人说话留心，可能暗杀之风将开。暗杀是我们最反对的事，尤其出于政府，我们不要忘记二次革命，因何而起。我说此话，非有预闻，不过一种猜度，不久果有陆（伯鸿）案、唐（少川）案、周（恭先）案，后来正伪对杀，不知究有多少人。一个忧国而愤无处效力的人，我怕他彷徨，说“扶持正气即是报国，未有失人格以求国格者”。君怡曾受我请托，对进入内地的人曲意联欢，多给面子，我亦受他的托，婉转劝人定心，勿因甘言摇惑。我甚至诵花蕊夫人口占答宋太祖诗“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把“男儿”两个字说得很重。变态的人我都不再相见。有两个人使我十分痛苦，其一隔了五年，入而复出，忽然送信给我说，出处问题不欲有所争辩，一日突然而至，自述经过，我不发一言。此人述毕问我近状，我取一页我的《半生杂记》序文示之，文曰：“虽渺渺之身，沧海一粟，然为正为负，无不影响斯世之盈亏，能不悚然恐而懔然惧耶？”他看后起身告辞，说不来这一次心不能安，我请留得与国人相见之地，他说不再求谅解矣。此人困于色，至此，万想不到。又一人老实来告诉我要到北方去，他先述开战后一段经过，两国既作战，认识的日本人概不往来，首都将撤退前，日使馆的清水去找他，请再为万一之和平努力，即将其所说之点，写信送京晤王芃生君。王已赴汉口，乃求晤另一人，此人言某君亦认识当局，何不自达？他说国家紧急关头而乃如此！又说战事必延长，政府用焦土政策，不恤人民，人民何辜？他将尽保护之力。又对我说：“黄夫人！你研究历史，当向远处看。”于是我开口说：“天下岂有失去人敬意而能救人者！正因历史，一失足遗恨千古，虽孝子慈孙不能敢也。”连下去我说了些当年膺白期望之意，维护惟恐不足，拳拳之诚当有所知？膺白论此人为对日人才第一流，惟尚须多认识本国与世界。惜其不久即病，无此机会。我说到此，他闭目默坐，极感动之状，这感动是个人知己之感，对政府似更怨望。我又说：“我能继黄先生，效他掬诚苦口之言，而不能像他荐贤报国；虽然，报国岂必从政？途径正多，而叛国千万不可。”最后我说得几乎泪下，我说：“黄先生的政治生涯随其生命而终，他的风骨我将继之，有误传其主张者，我必声明。”次日，我心仍不死，再邀之，谓时间甚促，但必遵邀而来；再尽忠告，已经不及。闻此人后来做不少建设工作，病终前，犹言不得我谅解为憾。呜呼，此何能谅解耶？惜哉！

我斟酌甚久而后记此事，心甚痛。当时不入于杨，则入于墨，有被暗杀，有被政府买回，有的间接取利。政府派出地下工作之人，亦有黑地昏天生活。我曾为黑白分明，大义所在，而和极好的朋友争执，争执得几乎绝交。我们的正气何在？我归罪于“政治”和“内争”。“内争”忽友忽敌，不惜结外援，夷夏之防甚疏。“政治”则得之者排斥异己，不得者不择手段，如吸鸦片欲罢不能。许多人的牺牲是可哀的，可警的。我大声疾呼“报国不必从政”，以中国而言，无宁“不从政”是报国，应之者很少的人。

我的心时时在莫干山，我放不下膺白遗给我的乡村工作。终抗战八年，莫干山是自由区，庾村是阴阳交界无人管，武康沦为伪县。原来的武康县政府迁在山后办公，我们的莫干小学搬在山上，与临时中学都受其管辖。性白第一次到沪，我与商定，小学是义务的，且膺白所倡，我们尽可能维持私立。“临中”本系应一时需要，如地方政府要办，即交出，我们作客不作主，减少麻烦。归县立后，我仍有一个时期的按月捐助，张竞心跟了“临中”迁徙，为“临中”校长。我这推让，为见到小器风气，有好事必攫为己有，不然即加以麻烦。弄得全社会活力毫无，生气窒息，这是为国家我不能恕的一件事。

莫干山难民最多的时候，为数约三四千人，曾有一个“中外难民救济会”施粥。参加者三个方面：苏州、湖州来的几个教士，在上海的莫干山公益会董事长叶揆初，和莫干小学校长郑性白；而性白实董其成。我对他说，教育的事我们独任，救济的事我尽居民一份之责，不得已时他可代我作些主。由公益会、莫干小学这些民间组织看来，保全莫干山大半由此。我后来看见一份教会的报告书，亦有山上办教育的事。有益于人，功不必谁居，我们都不在乎的。几个热心的教士，尤其一位明小姐，年事已高，最后离山，至可感佩。苏州的许攸之教士，往来沪与山之间次数甚乡，到沪常来访我，谈所见乡间情况，对游击队感想极坏，逼迫乡人钱财，至以蜡烛烧人臀部，为几斗米而伤人性命。他写了一封信给他们的大使詹森，中有很着重的一句：“如果人民不被爱护，战争不会胜利。”这封信不但先给我看，而且托我投寄，这时各国驻使正跟着中国政府迁移，我寄到汉口请外交部长张岳军先生转交。

中国的老百姓——尤其平常与政治无关的老百姓，无不赤子般的爱国，他们既不能远走他徙，亦没有资本逃避，他们是最对得起国家的澈底中国人。我寄出了许君的信，还念念不能忘此事。那时还有人视沦陷区的人为亡国奴，未沦陷的人亦无人管。我不得已写了一信，信致蒋夫人，要点有二：一、勿视沦陷区人民为甘心亡国，他们是被弃，而不是弃国，要维持其向心力；二、对游击队纪律之宜注意则更露骨言之。数月后接到回信说“完全赞同，后者尤当努力”云云。这些信都不曾留稿保存。我为许君的话所先入，此后数年每遇与游击队有关或可通之人，必恳恳为民请命。一个较熟的人告我，无饷故不能不就地筹，则亦惟有望其“得人钱财，与人消灾”而已。

性白遇过几次险难：一次被土匪绑架，轿子到学校门口等他，他中途跳几丈石砌，受伤久而始愈，因他的机警报告公安派出所，匪亦破案。一次他下山查田，被敌军拘禁，幸他夫人镇定，代理校事。我得讯请甘可权君辗转到武康探望，时性白已由乡民保在伪县政府幽禁，待遇甚宽，他暗示可权叫我勿急，被拘四十五日而出。我闻讯时，大纲先告奋勇，我未知性白被拘的原因为何。恐系为吾家农村工作之代表，则大纲去多一人投罗网。可权在乡间系生脸，而关系与大纲同，二人皆勇于为友可感。性白的两个孩子在沪，念祖入院割盲肠，计嫂住院陪，大纲代表签字。忆祖患中耳炎，大纲每次抱同就医。

最可气的一次是我们的武康县政府派人捉拿郑性白，搜查其寓所，他的寓所即是吾家“白云山馆”。其时他正离山到沪，他到沪为接洽救济难民捐款，与我接洽教育经费。这两件在莫干山均是大事，在武康县下亦不算小事。性白动身，县长吴君知其事且促其行，嘱其速去速归。捉拿与搜查的消息到沪，性白在吾家，他将如何回去？不回去则工作交与何人？以后与当地政府如何相处？他的罪名为“态度灰色”，这有关人格的事我有义务为他澈底求个清楚。我自己写信给浙江省主席，那时已不是朱主席（家骅）而是黄主席（绍竑），我再申述我们的农村工作经过，郑性白是膺白请来办农村义务教育，爱国不后人，我以身家人格担保他，请指示以后办事方针；又请程远帆先生写信给教育厅长许绍棣；二函都由性白持以面呈。他坐海船到浙东，转丽水方岩——省政府所在地。战时浙江省有临时参议会，我被派为参议员之一，但未到差出席，曾由议长徐青甫代陈，亦由他告知开会情形。

事后查得山馆被搜查之故，为有人眼红性白有枪械。战前庾村工作中有两个小单位用枪，一是壮丁训练，一是“骑射分会”。前者属于我们的“乡自卫”，在保甲制度下；后者属于省。浙江省规定每县有一“骑射会”，因经费关系，应者寥寥，庾村有马有场有枪，故特准设立“莫干山骑射分会”，成立于廿四年（一九三五）九月十五日。那日杭州总会来的代表是航空署长周至柔，主任蒋坚忍，教育厅长许绍棣，公安局长赵龙文等，膺白带病出席，故我亦陪同参加。会里有向南京国术馆请得的弓箭，枪支系与壮丁班合用，山凹里有一打靶场，学校里有几辆脚踏车，还有膺白的四匹马：“苍松”“白鹿”“武康”“安吉”。莫干小学同仁都能骑能射，我与膺白都参加过打靶。枪十二支为“汉造七九步枪”，是蒋先生所送，向军政部领得，手续均合法的，膺白去世，我为郑重再呈报一次。抗战开始，性白得我同意，为国家有用，为地方免忧，将这批枪支呈缴政府。枪是战时内地最值钱宝物，有人以为性白手中定还有不少，故借题乘其离山之际，猝然来搜查，小人并无所得而去。这件事使我神经极不愉快，更加努力做得处处天日可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