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要特别提起几个人，都帮我们不少的忙。计仰先夫人汪吟霞，在膺白去世后即来吾家相伴，她的儿女晋仁、德容原是我们寄儿女，计先生做过嘉兴中学校长、浙江省教育厅长，与郑晓沧先生相熟，故托请教师及赴杭买书，都由吟霞、德容母女担任。那时我在庾村还有一辆车，我家一向乡居时不有车，有事则临时向杭州雇用。年前膺白由北方归，政整会撤销，汪院长饬将膺白在职时坐车送庾村使用，膺白谢不受，将上海家里的车开到庾村，以原已有车，为不受的理由。后来膺白卧病，时时要到杭州买药，车子很需要，以后我一直把它留下来。

吟霞母女正要到杭州采买书籍文具，我临时接到一封信，是曾在上海允中女学任教的楼文耀先生寄来。熙治曾在允中读书，我与楼君见过几面，未通过信。她这次的信是由杭州一个尼庵寄来，大意说：国难中拟有所效力，而不知何所适从，问我庾村工作中有无她合宜的事，并言她是单身，不求待遇，此时正在尼庵教小尼姑书，倘数日内不得我信，即随众他徙云云。我将原信交吟霞嫂，请其往访楼君，告以办“临中”之事，倘合意，即偕来。楼君带了洗而未干的衣服，当天傍晚即到山上，住在吾家，担任初中文史功课。

湛侯五舅母陶君辉，长于事务及会计，仕在山馆东面之屋，此屋楼下后来作了讲室，我们将账目之事尽拜托她。我们的中学是收费的，但以月计，以便学生中途随家长离山。若月底入学，则由下月起算，月初来则扣去未到的几日，务便来学，不使因学费而荒一日之学。学生中途退学，书籍照价收回，如此后来者不缺书。舅母能唱歌，兼授唱歌课。

“临中”的学生每晨八时上早操，唱《义勇军进行曲》，住得最远的学生步行到校，从不后时。离校最远的一家是浙江兴业银行蒋益之先生家，他家儿女孙儿女都很用功。在山有屋避暑之家，大半家境很好，在“临中”所见，无不愿意克己，爱国心热烈。上海闻人杜月笙、张啸林家孩子，与他家司机的孩子同来上学，主人出钱。杜家一个儿子在楼先生班里，经楼先生循循善诱的教导，从卅几分考到五十九分。我问楼君何独惜此一分，不与及格？楼君说，使知前程极有望，而努力尚不足，张家的孙女品学俱佳，询知其母教甚好。有一男生在高中，年事已长，最不守规，其家与张家有素，由张女暗告其祖父，警戒该生自动退学，不结怨于学校。募救国捐，缝制慰劳品，全体男女学生俱出力。

我每日早晨向窗外望着一个个“小壮丁”步上石级进学校，课毕看他们跳跃而去，亦有时到操场看早操，他们的体操姿势并不像受过认真训练。近年的学校对于体操，尤其团体操和步伐姿势，似乎比我少时的学校更不着重，不知是否因学科太多没有功夫？抑或都市地贵没有操场？熙治知道我在看操，往往特别卖力。对着这些年青学子，我相信中国否极泰来，复兴有日，寄以无穷希望。我的情绪这时尚甚脆弱碰不起，然心里亦在准备能参加一课两课的书。平常国文教师张惠衣请假回家，他的功课由竞心代；一次，适值竞心自己有课，我知道他很希望有人代完一篇《左传》“子产坏晋馆垣”；这是我幼时父亲为我讲得声容并美的一篇，我很想告奋勇去代，吓得熙治和我一个表妹朱西牧百计恳求我勿去，说她们一定自己读之烂熟。我如此不受欢迎，以后遂未再尝试。

我们这个临时中学虽然没有校长，但是人人效力。我住在隔壁，每天有一定时间，等候师生来问讯。每星期六的中午，全体同人在吾家聚餐，厨子总预备大碗可口的肴菜。届时各人提出应兴应革之事，经众同意者，次周即实行。国文教师得意而背《孟子》“未之有也”，楼先生说生平未有如此痛快之事。我觉得是我们规模小、人少而集中之故。莫干“临中”气象之好，在乎教者读者和家长都能“合作”“认真”。因这个学校，许多人延迟离山，亦有认莫干为桃源而特来避难者。“临中”曾请他们到小礼拜堂讲演，各自择题，这讲演会每二周举行一次；记得有顾寿白医生讲“传染”常识，林烈敷先生讲“西北边疆人民生活和风俗”等。本校教师及学生亦有参加过讲演的。

五舅湛侯是一位业余自我学成的农业家，我们称他为“多九公”。以前膺白同他谈农牧之事，是选购精种，不惜工本，成就在远处大处，我无此气魄和力量。庾村的地，土层极薄，产物瘦得可怜。几年来仅在山坡植了松林，开垦过一片桐园，由严州聘来工人指导。浙江不是产桐油的大省份，但严州的漆与桐油亦算有名。我们种的是“七年桐”，还是膺白手里的事，此时尚无出产。

我同五舅商，我们先“小做做”，从畜牧着手，畜牧从本地羊和猪开始。我说，十块钱一亩荒地，加工加肥四十元，当地熟地。他惊奇我能懂得到此，他说我肯如此，事便不难。仰先嫂是崇德人，崇德的羊很好，她听见崇德农人的话：“养在棚头，赚在场头。”棚头饲畜，其肥料利及土地，是盈余。我就想如此做，五舅不反对。管庾村农场的潘雪超，原是五舅在闸口农场的工人，娶仰先嫂的使女，仰先嫂待使女如家人，将来当可替我照顾几分。我已经备款要叫潘雪超到崇德买羊，金华买猪，绍兴买鸡，性白赶来表示异议。性白的看法是对的，战火眼看要延到内地。岂可再拖开场面？而且这些场面，将来责任都要搁到他身上。我的想法亦不为无理，地方一日在手，一日需要有活力生气；庾村的工作基础，人和地皆现成，并非突然多事；失败有限，成功则更增我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但结果是我尊重性白的意见，而中止这个计划。

秋收期到，农民照例来“公共仓库”押米。我们的米仓在庾村公路车站对面，可容一千担米。每年秋收以后，农民押米于库，资以周转，明春待价而沽，他们最以为便，是我们无意而成的一件实际工作。性白、竞心来与我商：米仓地处冲要，万一因乱被劫，不但亏本，还须赔米。又战况不利，米价大跌，而农民需款更急，宜如何办？我们商讨而后，觉平时向通有无，何况此际？决定照押。且因米价下跌之故，往年押六折七折，本年加成受押，值五块钱的米，以九折四元五角押付。这年的存米地点，由性白与农户商，不集中于大仓，而分储在各小处。有性白的安排，和农民的合作，这件事后来结果甚好，毫无损失。仓库押米，只取极低手续费，不收利息，我们开始是战前的法币五千元，收回亦是此数。

提到我们这个米仓是无意而成，我要得罪一个或几个并不知名姓的公务员，浙江省公路通到庾村以后，有了一个车站，这车站离莫干小学不过百步，顿成一个热闹区域。安庆工人出身的王有芳得到“公路局”许可，在车站对面沿河自己的一块地上造了一间大停车房，四间小车房，供往来旅客洗车停车之用，经营一年，获利颇厚。照原合同，试办一年，可以继续，条款中须有救火清洁等设备，亦未违章。不料一年期满，王有芳一连接到几个公文：初责以设备不周，不准继续，次责以估价呈报，公路局将收买其车间。王有芳决定停止营业，不愿作价被收买。最后的公文是其年九月底以前，不准停业；此因秋季海宁观潮，各地来浙江游客可能转到莫干山，需要车间。王有芳年事已高，在安庆工人中为前辈，受人尊重，他的后辈虽已读书，本人识字无多，对这些公文不甚了了，但知不是好意。来见膺白，看前后公文，显属有意为难，问他意欲如何。他坚求莫干小学收买其地。膺白问：“既肯出卖，何妨估价让公路局收买，或者并不吃亏亦未可知。”他意有未平，言即使高价亦不愿让，于是膺白照其价买归学校，将四间小车房无代价借给公路局使用，以一年为期，而以大车间改成仓库。吾家在乡间不管公家闲事，只此一次救王有芳之急，然仍借给小车房，不使公路局难堪。这仓库与车间，抗战时毁为一片瓦砾，我迄无力恢复之。

浙江大学竺校长藕舫（可桢）夫妇到山来访，他们正在打算浙大迁徙的问题。我自己在山虽未萌退志，然莫干非可久安，于大学不宜，据实以告。他们想把孩子送“临中”寄宿，我答应照顾，后来局势急转，未成事实。我想起杭州的“图书”应早搬开，请其向有关的人陈述。他谈起我所捐屋，谓闻有人提议发彩票出售，问我意见。我说：“为抗战用，已经提出，但凭政府处置。个人则不取赌博方法的。”

同学赵佩文（懋云）由她家乡四川荣昌县来信，谓江浙恐不守，请到她家避难，这是第一个来邀我的朋友。后来还有武汉方面膺白的朋友，都令我感激。我函谢佩文，我以为江浙驻有重兵，且筑有极坚固之防御工事“兴登堡线”，不想半年的坚守都不能的。

白云山馆石砌前有一棵大枫树，为全国最大的一棵，入冬叶褪深红色，以前我们在此时都已返沪，故未见过。这一年满树红叶，扶摇上天，婆娑盖地，景色正对着“临中”高年级的讲堂。我常常想，这小小山头，能作“避秦的桃源”，亦能作“亡秦的三户”。同居的计太太、楼先生渐渐以避地之说打动我，她们听到几家人家的远行计划。一日我对她们说，在山我还可以做一点自己以外的事，出门将何之？人地生疏，累朋友于心不安，无人照应，寸步难移。于是我们心又定下来，不作任何准备，但我从不劝别人留在山上。即我们学校的安排，亦只使人在山一日有一日书读，始终给人以流动自如的。伯樵、仲完曾来山上，伯樵为京沪沪杭两路局长，已在夜间疏散重要物资，暗渡钱江大桥。仲完想留在山上，又想劝我走。他们离山赴杭，我又清静下来。浙江省政府决定撤退之前日夜间，财政厅长程远帆偕王大纲到山，告我明日将离杭，在杭与伯樵等谈过，恐我出门无人照顾，与大纲商，愿否再来吾家，大纲一口答应，故立刻请他携铺盖及一小皮包，随同上山。危难中许多故人不忘我，令我感激。从此，大纲等于吾家一个子弟，助我各种事务，在抗战时及抗战后，我所经手之公私各事，无不有其一臂之劳，到一九五〇年我全家离香港到美国为止。

廿六年（一九三七）十一月的一个深夜，庾村来电话，说话者是吾舅葛振民（敬康），他刚由南京到庾村，有卡车一辆来接我，是伯樵等所安排。他告诉我，白日有空袭，在京杭国道上车须夜行，他们深夜到此，拟次日夜间回京，要我在傍晚以前下山到庾村起程。他另有小车来接敬安姨母返京。我斟酌之下，时势至此，不再以无用之身，仆仆道途。与仰先嫂商，请她携德容，并代我将熙治带走，我仍留山。康舅再来电话，我不下山，他亦不归，请勿固执。我的妹夫钱乙藜，与仲完复由南京来长途电话，谓此系最后且难得借通之军用电话，请勿负朋友之情。仲完说话等于哀求我离山，她们在乙藜家候我。一日之间，仰先嫂代为整理各人行李，女教师无家在山者均同走。性白、竞心都主张我走，减少山上目标，说我可为之事他们必继续为之。遂与性白商必要时学校、农场种种措置，我告诉他，同人安全为第一，身外之物请勿顾惜，属于我私人者更勿措意。我坚守此约，抗战八年中，性白夫妇及其他往来山沪之人，我从未干以私事。对于文件，托以不能保则毁，此事性白夫妇为我辛苦妥善保存，使我今日还有一点可贡献的史料，连装置藏山的工友，我终生感激不忘。性白夫人名李雪钧，亦属莫小教师，后亦参加我们校董会。终抗战之世，她夫妇坚守岗位，直接保全了莫干小学，间接保全了莫干山。

在夜色苍茫中，我们一行人到庾村“文治藏书楼”，此时吾家在杭州的书亦已搬到此地，我曾与浙大竺校长谈杭州图书馆的书，而我们自己的书我一点未有安排。这时莫干小学的小朋友们已放学回家，都未得见。经过膺白的坟，我默念：万一被炮毁如何？继思普天之下，何处非先人庐墓！膺白若不死，正欲“拼此一命”，则何惜此白骨？忽然一个奇想涌上心头，我托性白：此地若为敌占，临走请用泥土掩盖石碑，不留名姓于沦陷之区。

（原载《传记文学》第六卷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