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见膺白先生是在国难发生以后，自此常常见面，以至二十二年五月膺白先生就任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这两三年是我与膺白先生密切共事的时候，其中曲折繁重，决非片言能尽。当二十二年四、五月间，长城各口军事失利，北平危在旦夕，那时候中国所取的方策，只有两种，其一是继续抗战，其一是设法暂时停战。这两个方案各有利害。我们本于“两害相权取其轻”之义，所以决定设法暂时停战，而不顾一己之死生毁誉挺然担此责任的，膺白先生实是第一个人。

有一次，汪自己送蒋先生给膺白的电报来，系用汪的密码拍发，他说有两个字再三译不成文，疑有误。电言：“北方有国民军出，知必系膺白在内。回念前情，不禁泪下，请毋忘打铁约言，并以事大哥者事中山先生。”所言有误的两字是“打铁”，膺白答言无误。膺白与陈蒋两先生换谱在上海打铁浜地方，约言是：“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语系英士先生所拟，蒋先生赠英士、膺白二人宝剑各一，此二语即镌在其上。所谓“打铁约言”指此，大哥者英士先生。自癸丑（一九一三）二次革命而后，同志间主张不同，膺白与陈蒋两公工作亦分道，此寥寥数语，其中实含有无尽情意。膺白当即复电曰：“八年苦志，一旦揭穿，今后生涯，复归荆棘。”亦托汪代译发。其时中山先生病已日重，而南北、新旧、左右之争，亦愈显露，国民军日趋下坡之路，膺白用不出什么力。

临时执政时，许多委员会中都列有膺白的名字，亦曾几次要特别安置他，第一件征求他同意的是税务督办，膺白一口谢绝，这是北京第一件无事而厚俸的优缺。中国海关权在洋税务司之手，督办不过一个名义，而待遇则因洋员而亦特高。膺白说：这差使无论在谁的政府，他不做的。连下去不征同意而发表他为全国国道督办，除治襄先生代草的辞呈，膺白在答内务总长龚心湛先生函中，建议并入内务部工作。其函如下：

接诵大函，备聆一切。国道为济时要政，诚如尊论，弟以材辁体弱，一再呈辞，虽经执政挽留，同人劝勉，而虚糜时日，徒歉私衷。素仰贵部于进行计划，筹议已有端绪，值此国币艰难要务停滞之际，可否归并贵部办理，以资熟手而策进行。尚乞明示，弟当再上辞呈也。

这件事有朋友劝他接受，上海的全国道路协会亦来电欢迎。彭凌霄先生来信有“今后建设首在交通，公能创立基础，事业亦至宏大”之语，他终无意使国家添此骈枝机构，而自缚于人事之烦。

林宗孟（长民）先生任宪法起草委员会事，膺白名亦在其间。林曾特到香山访晤二次，膺白答复他的信如下：

日前大驾枉顾香山，畅谈甚快。国宪起草一事，彼此为极诚恳之交换意见，备承眷注，心感无涯。别后独居深念，考虑再三，实为时间精力所不许，未敢贸然从命。所有前上执政请辞国宪起草委员一书，务恳即日代呈，幸勿再予延搁，以免旷职之愆。夙叨雅爱，谅荷鉴原。异日追随骥尾之机会正多，不必拘于此会，容俟我兄大业告成，再行负荆请罪。

这一年中，似乎每个委员会里都有膺白之名。他实际负责而且甚努力的是关税会议，以为这是国家的事，非一派一系的事，义不容辞。关税会议发动于华盛顿会议；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华会关税条约规定：“本约实行后三个月内，在中国开关税会议，研究裁厘加税问题。在裁厘加税以前，许中国抽二五附加税及百分之十奢侈税。”因法国不批准华府条约，直至民十四（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方在北京开会。法国不批准华会条约，系借口金法郎案，金法郎案者，法国退还庚子赔款的用途及条款，赔款以金价支付，经中国几任总统几任内阁议未实行，未实行之故为国会反对。

我必须补述一点各国退还庚子赔款的事。原来各国退还庚子赔款都规定用途，大抵用在文化事业，如美国庚款之用在派遣留美学生，早期清华大学即其一端。与其他中英、中法、中比等庚款基金董事会，均由中国人和退还国代表共同组织。名为退还，然中国国民并不减轻负担，款仍照出，不过由海关总税务司扣交董事会。在退还国似甚慷慨，在中国人仍担重负，惟中国方面董事大都在教育界文化界，比军阀用以打内战总不相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系参战国之一，曾得缓付庚款几年。战后各国币值大跌，英美诸国仍照原来金银比价计算。德奥等战败之国则真的退还庚款，然中国政府用以作几种内国公债基金，亦仍照金计算。庚子条约对八国联军是同样利益而不同分配，折算有几种规定。中国国会，在条约中解说出以纸法郎付还法国部分的理由。以纸法郎，中国不难顷刻还清这债务，而所谓退还后之用途，则一事不能成就。法国退还庚款用途，除与他国之同样文化事业，有一条帮助已歇业之东方汇理银行复业案。金纸问题虽未决定，但海关已以金计算，扣出法款存储。

此事成为政治问题，在法国则庚款不解决，不通过华府条约；在中国则法国不通过华府条约，无法召开关税会议，加税以裕岁收而济财政之急，而海关已扣存之法庚款亦不能动用。当时中国系协定税则，不能自主，海关税务司系外国人，皆庚子事件之后果，其惨酷使中国经济无法翻身。

法庚款退还蹉商至数年之久，自民十（一九二一）之颜内阁始，至民十四（一九二五）之段执政始决定。法国于此年七月批准华府条约，中国于十月开关税会议。膺白是这个题目经过时外交部长（民十二〔一九二三〕）之一，曾送出当时经过院议府议的照会。误解的人亦拿他放在问题之内，我为此曾细看外交部关于此案的单行本。他既未经手法国退还庚款条件之商榷，亦非使用法庚款之人，他不与一个庚款法郎有关系。动用海关扣存之法庚款者，北京之段执政和北京政府势力所不及之南方独立各省；使用法庚款于文化事业者，中法间之董事会；均因本身或当时利害关系而反对或不反对，膺白无预于这些事。我们对庚款的看法，是国家的耻辱，国民的膏血，用之要如负千斤重担。我家在上海祁齐路相隔不远之地，有一日本人主持的研究所，是日本庚款所办，规模甚大，去参观过一次，不问其组织内容。至法庚款之解决，他不以其前任与后任之办法为错误。

民十四（一九二五）的关税会议开到民十五（一九二六）临时执政出走而中止。其所得成就为：（一）假定关税自主之期，为民十八年（一九二九）一月一日；（二）原则上许收两种附加税。膺白为关税会议全权代表之一，他所担任的第三股是对日。当时日本代表团的重心是其专门委员佐分利贞男，为币原外相之亲信，二人皆具世界眼光，而知日本的强盛，不可抹煞中国。膺白与佐氏的会晤，不但促成日本对中国关税自主原则之首先赞成，后虽变卦，终难反复。（见《感忆录》王芃生文）后来国民革命军北伐到长江时，佐氏奉其政府命南来视察，到南京事件为止，日本的态度是同情南方的。

当吴佩孚决心要与冯玉祥对抗时，冯曾电吴并通电全国，自己解除兵柄，请吴亦将所部交与国家，二人同赴欧美。此电系李晓垣起草，膺白改笔，原文如下：

子玉我兄大鉴：民国以还，内争不已，此兴彼仆，覆辙相寻。追本穷源，皆由一二贤豪自负太过，未解共和国主权在民之真谛。往往以一人之意志，强天下人以从同，稍有异议，辄以武力相加。败者固心有未平，胜者复气有过盛。于是相鼓相荡，起伏无穷，戕贼民生，斫丧国脉，目的何存，百思不解。本年两粤八闽，三湘四川，自杀经年，民无喘息。犹不知止，复倾举国之兵，以南征浙江，东逼三省。天灾之后，继以人祸，吾民何辜，遭此荼毒。窃念弟与吾兄，私情固甚深厚，然武力政策，无论为国家计，为人民计，实万万不敢苟同。此次陈师承德，目睹民艰，勒马悬崖，情难自已，故有旋师回都倡导和平之举。抵京以还，首捕李氏彦青，其余府中媚子，府外谄臣，亦早星散。凡此诸端，皆吾兄曩日痛心疾首，力足以为，而碍于情绌于势未能断行者，弟不过一一代行之而已。未蒙鉴谅，屡电严责，天下汹汹，祸将复作。现在合肥段公，以三奠共和之元老，受全国一致之推崇，翩然莅都，总执国政。善后诸端，复通电申明，由会议解决，与当年兄在汉口所主张之庐山国民会议，初无二致，想荷赞同！吾兄坚苦卓绝，廉洁自持，私心折服，不自今始。深愿彼此以国家为重，勿因区区一二人间之误解，使举国人民危惧而不能一日安。故弟已决定解除兵柄，除另呈执政准予辞职外，望兄亦平心静气，将所统部队完全交付国家，与弟共渡欧美，为异日效忠民国之备。牺牲一人之政见，服从多数之民意，不得谓之怯。解除兵权，为废督裁兵之倡，不得谓之耻。且从此和平可现，统一可期，循环式之内争可以永绝于神州大陆，则其智、其仁、其勇，尤足以昭示百世，吾兄明达，当亦谓然！剖腑陈词，伫候明教。弟冯玉祥叩敬。

此时坚决不肯放手，似乎吴甚于冯。至十五年（一九二六）春，冯在包头，遣人送信来曰：

膺白总理仁兄如握：张师长来，得读大教，敬悉种切。时局日乱，人心日坏。子玉以讨贼军而变为联贼军，真国之不幸，吴之不幸也。弟下野与出游均在必行，惟手续尚未妥耳。便中尚乞帮忙指示为祷为盼。弟冯玉祥拜启。（十五、一、卅一）

冯交卸国民军之后，段政府初未准其出洋，授以三省宣抚史，膺白为他拟致段吴两个电去，冯复电曰：

辱承关爱，铭感良深。时局鼎沸，已入混战时期，不惟自审才力毫无匡济之方，而在野闲云更不作出山之想。子玉刚愎性成，此次幸获胜利，其气焰熏灼必更加甚，决无为国为民之思想。拟不发电，以免自惹纠纷也，吾兄以为如何？冯玉祥元。（十五、三、十三）

这时国民军已成不了之局，冯若远离，更将不堪。十五年（一九二六）春，冯由包头经库伦到苏联去，吾家已由京迁居天津，与他消息隔膜。偶有旧人来津，传些生活状况，一次带来一白手绢，以水洗出有字迹，亦仅寒暄而已。冯行后，国民三军之失败如破竹，至南口失守而全体瓦解。其失败之因由于外者固多，由于内者实亦不少。我们私下论许多人如脑袋装了汽油，升腾无有止境。段政府本存异视之心，尽量敷衍，南来同志骤失中心，多方借重，使三军部属之受诱受捧，有非长官可以约束。冯之一军地盘在西北，所争尚不显著，孙之三军力量甚小，而必欲得河北，以得罪奉系。时奉系的李景林在天津，实颇有友好之意，韩达斋（玉辰）先生与有旧，奔走甚力。郭松龄之变，天津倘有表示，局势当不同。郭之失败，杀姜登选是首失人心；李之游移，终与国民军决裂为河北；皆小不忍乱大谋之实例。二军之事更多，胡笠僧先生未死前颇知大体，亦尚能约束。一次膺白为二军一件要求未成之事抱歉，请林季良（烈）向胡解说，得其回信曰：

膺白兄钧鉴，季良来，小事成否何必介介，惟望吾兄主持国是大政方针不乱，弟无论如何必为兄等后盾，余由季良兄面陈。敬请钧安。弟翼上。

胡死后，二军有关人员竟有为段政府作探者。冯在张家口时与各方议事，往往与议的人未归而北京均已先知，冯之机要室发电亦屡泄漏，后有陕籍某议员入阁即为供给国民军消息而得。有一时期，冯有一军用电话直通吾家，虽偶有来电，膺白终未使用去电，即张家口之行亦非请不去。以下是冯部刘参谋长菊村（骥）的一封信，他是刘杏村之弟，冯部中与辛亥有关的人。

膺白先生勋鉴：时局震撼日剧，非得一有定识定力之人，不足以烛利害于机先，而定危疑于俄顷。自在张垣规定召集会议，以我公肩此重任向前进行，国事泯棼庶几有豸，不料公甫去后，即有人纷来此间，乘间抵隙，几至发生变化。顷与督办竭力研究，仍照预定计划进行，庶善后办法克臻完善，幸督办嘉纳，原议不至动摇。所有与各方接洽情形，并望随时详示，以便进言赞助，稍尽一得之愚。骥以此举关系本军及国家前途者甚巨，故敢缕奉陈，惟垂察焉。清密电码一本呈上，祈察收是幸。苏孙、奉郭、湘赵，均已派定代表，原电已转尊处矣。刘骥拜启。（十四年十一月三十日）

某次，二军的重心河南将有事，事先电告其在京重要代表，电须亲译，而接电者有烟癖，沉睡误事，电落人手。种种致败之道，难以尽述。

十五年（一九二六）之冬，冯已从苏联回来，派人送信到天津曰：

膺白我兄同志如握：别来渴念已极，朋侪中有真知识而志愿救国者，以弟眼光看来，我兄实为第一人。此非妄语，尤非谀词也。现在先将已往无知识之过失一笔勾去，而奋然不顾的努力革命，以三民主义为主义，毫无掩饰的作去。至对于时局，则惟有“击吴、和阎、联奉、亲日”八字作根本。我兄对于国内外大局知之极详，尤盼指示盼帮助也。现住包头，最近当往平凉，出潼关，知念密闻，并请为国珍重。愚弟冯玉祥拜启。（十五、十一、初四）

冯往苏联似与徐季龙（谦）先生同行，回来后，他自己和全军都加入了国民党。函中所言八字根本方针甚兀突，后来没有机会听其解说。膺白在天津，不久应邀南归，那是民十五（一九二六）年底，国民革命军时代了。亦曾周旋蒋冯合作，后章另详。

自民十三年（一九二四）十月至此，国民军首都革命由发动以至失败，事与愿违，疚心多于慰心。渔翁得利，以致全盘皆非；积习难除，国民军亦仍以自己为先。这段经过世莫知真相，甚或传恶不传善。虽然，几件事是明显的：因首都革命而中山先生和许多同志们到了北京，革命二字在北方不再生疏。北洋军阀愈分裂，多少为后来国民革命军北伐和统一减少阻力。清帝出宫，完成辛亥之功。故宫成为博物院，使中国文物最古最大庋藏，从此公开为民有，永为国家民族之光。则非当年故意造作以讹传讹“逼宫”等恶名所可一概抹煞的了。

（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卷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