膺公总理赐鉴：摄阁成立，公膺总揆，成十三年改革未竟之功，建中枢和平统一之业，丰功伟烈，举国腾欢。国人苦兵乱久矣，公乃罢兵息民，首革武力万能之命。废帝隐患深矣，公乃废为庶民，永免复辟再生之患。此两大事业，功在国家，名垂后世。窃谓今日时局，百孔千疮，几至无从下手。管见所及：一在整饬官方，苞苴贿赂之风，宜严惩也；一在划分军区，使与省区不相混合，民政庶可举也。一斑之见，聊当刍荛。万乡居有年，聿观新化，中心愉快，不可言宣。稍迟拟来京进谒，多年老友，或不遐弃也。彭程万敬启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近畿的旧势力则借故大哗。天津来人说，段祺瑞听到此事，气得将身边痰盂一脚踢翻，大骂摄阁不解事，将公开反对。一位未受请托而自动由京到天津向段解释的庄思缄（蕴宽）先生，写两个名字密示段说：“焕章者此人，膺白者此人。”段始连说“前世因果”，怒气渐消。好事者研究这两个名字，有猜袁崇焕，有猜黄道周，问庄先生，他笑而不言，他虽精佛学，未必能洞察轮回，指出前身，当以段氏常与他研究佛学关系，以此平段氏之气，而消弭一时纠纷。唐少莲家与庄家同乡而有戚谊，这经过是他告诉我的。

一波甫平，摄阁又不自知趣，做了一件大起反感的事，卑无高论，老生常谈，却是当时迷不知返的实际状况，为在上者所风行，一般人思振起而不可能。摄阁拟了两道明令：一件是禁烟，一件是正俗。其禁烟令曰：

鸦片流毒，中外共知，迭申严禁，前据浙江山西等省呈报，肃清之功指日可期。近年国家多故，遂致奸商密运，愚民暗种，功止亏于一篑，事遂画于半途，蚁穴溃堤，殊滋痛惜。近据瑞士日内瓦万国禁烟会议中国代表电称“各国对中国禁烟现状极多疑虑”等语，若不迅速筹维，严定办法，外损国信，内戕民生，受害遗毒，永无底止。着责成内务部暨各省军民长官妥筹切实禁绝办法，克日施行，期于永杜毒萌，作新朝气……

其正俗令曰：

国家设官，所以举政正俗，凡膺一职之守，允宜专诚服务，修身作则。比年习尚浇漓，纪纲陵替，往往身列仕版，不免沾染嗜好，赌博自豪，废业失时，显犯刑章而不顾，甚或冶游狎饮，玷辱官箴，自非痛与湔除，何以刷新吏治？各署长官当整躬率属，首厉清操……务使弊绝风清……

这两件极平淡消极的令，实切中当时在上层活动，兴风作浪，许多人的私生活，行政、立法、舆论各界都有之。即国民军本身，除冯约束极严，当时的一军将领生活尚勤朴外，二、三两军亦有难免。入关大吏每日用汽车满载雏妓，由卫兵陪着“花车”风驰过市情形，当年住过平津的人类能言之。进见大吏，最好是陪打牌，出入以万计，陪者总输，输则不得不付现，偶尔赢，则由出纳员付以支票，出门不敢去兑现，只能撕掉支票。这些都是目击者的传说，其情况令人难以置信。

以上两令，不过是一种清明振作之呼声，亦颇有人许为民国以来北京未有之正气，而反对的人又骂说：“这些小子们敢开玩笑，快抓他们下来。”庄思缄先生又去说了几句公道话，他说：“这几个人诚然不识大体，但他们是书呆子，其心无他，平日亦确自守甚严，北京自有内阁以来，他们算是极想做好的人。”张敬舆先生从天津打长途电话来，叫膺白“少惹事，莫再提这种不急之务”，是他对膺白说话很不客气的一回。明令抽回，未登公报。这件事似非冯所预闻。

记到庄思缄先生，我要连带想到另外一位老者王铁珊（芝祥）先生，他两位在清末都在广西出仕，而掩护过不少当时在广西的革命青年，赵厚生君在广西办《南风报》是其一。王铁珊先生是民国第一次内阁唐绍仪所提出的直隶都督，袁氏通过而又失信以与冯国璋，唐阁因此全体辞职。王是革命党所许可的人，唐阁之辞为王之直督问题，亦即为袁与革命党破裂第一声。他又是民国第一次发表四个陆军上将之一。膺白是第一次发表的一批陆军中将之一。摄阁时，铁珊先生以息影已久之人，受任为京兆尹，他是北通州人，冯先生驻近畿时甚敬事之。以下是铁珊先生就职后一则广告，文曰：

王芝祥启事芝祥忝任京兆，视事以来，衰老之年，应与各方接洽事项甚形繁赜，枉顾诸公，恐以忙冗，接待未周，兹订于每日下午二时至四时为接见来宾时间，如有要事面商者，随到随见，以资商洽。

老人之热心与敬事可知也。膺白亦有启事曰：

黄郛启事鄙人勉竭驽钝，暂维现状，军事粗定，百端待理，辱承亲友枉顾，未能一一延见，殊深抱歉。再此次承乏各事亦出于仓卒权宜，值此财源枯竭，不得不力求减政，现承各方推荐贤才，一时实难设法，万勿远道而来，徒劳往返，如有机会，再行奉约，所惠荐牍，恕不作复，区区苦衷，尚祈曲谅为幸。

摄阁时，凡武职之因政变而空缺者，即将其职裁撤。例如热察绥巡阅使王怀庆去职，令曰：“热察绥巡阅使一职，着即裁撤，其所率各军残部着热河都统米振标妥为收束。”又如“河南督理一职着即裁撤”“特派胡景翼前往河南办理军务收束事宜”“特任孙岳为河南省长”。虽都用国民军的人继任，然或转文职，或称收束，其用意亦可知也。

关于溥仪出宫，除上述修正优待条件，有二令：其一令警卫司令、京兆尹、警察总监曰：“清室溥仪为履行修正优待条件，本日已移出宫禁，希饬属保护并出示晓谕。”其二为开放宫禁，实即故宫博物院之先声。《感忆录》马叔平（衡）先生文，记故宫博物院经过如下：

吾国博物馆事业，方在萌芽时代，民国以前，无所谓博物馆。自民国二年，政府将奉天、热河两行宫古物移运北京，陈列于文华、武英二殿，设立古物陈列所，始具博物馆之雏形，此外大规模之博物馆，尚无闻焉。有之，自故宫博物院始。虽筹备设施，由李石曾先生等负责，而创造完成之者，则为膺白先生。先生于民国十三年任摄政内阁时，以清室优待条件，经张勋复辟之后，实有修改之必要。因于十一月四日召集摄政会议，商讨此事。翌日由警卫司令鹿瑞伯先生钟麟，警察总监张玉衡先生璧，国民代表李石曾先生煜瀛，商请清废帝溥仪移出宫禁。遂以明令组织善后委员会，办理接收公产并保管事宜。其令文曰：“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业经公布施行。着国务院组织善后委员会，会同清室近支人员，协同清理公产私产，昭示大公。所有接收各公产，暂责成该委员会妥慎保管，俟全部结束，即将宫禁一律开放，备充国立图书馆、博物馆之用，借彰文化，而垂久远。此令。”（十三、十一、八）于是故宫博物院之得以成立，遂基于此矣。清室善后委员会为副国民之期望，加紧筹备，于翌年（十四年）十月始得就绪，即以双十节为成立之日。先生于开幕时亲临演说。

膺白对故宫，除溥仪出宫时，国务院的封条及以上决议，及介绍前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守和（同礼）先生参加整理故宫书籍，其他善后委员会之人选，博物院之组织等等，均不与闻。博物院成立以前，我们都未到过其地，其后去过三次，我皆同往。第一次即马文所记开幕典礼。第二次系应请柬参观，浏览一周。膺白曾以玻璃柜所列溥仪笔墨颇无聊，陈列无裨文化，有伤忠厚，向招待的人提议。其人亦言最初颇费斟酌，后因中外还有人捧为帝王象征，故不得不公开以表示真相。第三次系关税会议时招待外宾茶会，我们只应酬而没有陪同参观。抗战前，凡博物院出版的影印品，我家都得到一份。张作霖进人参自称“臣”的一张相片，我们亦得一份。国民政府在南京，每逢北方多事，曾几次要膺白到北方去，最不露痕迹的名义为故宫博物院理事长，膺白对古物及艺术均无素养，谢不肯当。除决定以故宫供福斯文化用，原则以外，他没有什么贡献。

不识大体之辈，群相造作，使溥仪走向极端，供人利用，无形中，都负有对不起国家的责任的。至于道听途说，以清帝出宫为有政治以外作用，则更是常识以外的想法了。摄阁又曾撤销民国九年（一九二〇）七月以后因政治而被通缉者的明令。内有一条“前军务处传令通缉吴敬恒一案着即撤销”之令，我不知稚晖先生几时在北方有此事也。

段祺瑞入京，时称“执政”，公布“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制”，事系天津军事巨头会议所决定。安福系活动已久，奉张撑段之腰以抑制国民军，致冯玉祥到津不得不屈服。吴佩孚之宁释旧怨而不放新仇，冯部实用最大之力以迎击而打通京津之线，凡此均出意料之外。冯出京赴津，摄阁无人知。段将入京，摄阁见报见通电而始知之。冯在其《我的生活》书中所记“首都革命”有一节如下：

民十三十月二十三日我到了北苑，知道城中的事情业已办妥，这时胡笠僧和孙二哥（岳）也都来了。第二天便召开会议，商议正式组军之事，当决定推我为中华民国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笠僧和孙二哥为副司令，分任第二第三两军军长。这时虽已收复首都，完成了革命的第一步工作，但知道洛吴尚有十几万可供驱使的部队，他必然不甘屈服而作最后挣扎。正当会议未散的时候，果然接到报告说：吴佩孚已从前线撤回一部劲旅，正在回攻杨村。因又念及山东督军郑士琦此时所处地位至关重要，他若被吴拉拢，则至为可虑，若我们能与之联络，则吴佩孚前后受敌，立可使之溃亡。郑士琦为段祺瑞皖系的人，为了应付当前军事上严重的困难，孙二哥便临时提议请段祺瑞出山，以示与皖派联络，俾使鲁督郑士琦出而截阻直系援军北上。大家亦以为一则目前困难非此不能打破，二则中山先生是否北上尚不可知，一时只看见了军事的成败，而忽视了政治的后果。孙二哥这个提议竟得全体一致的赞成，真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哪知由于这个临时动议，竟断送了此回革命的全功。

这件事关军事，而孙禹行所提议拥段出山之计，当时我未听膺白说过。十三年（一九二四）十月二十二日与二十三日，正是膺白从高丽营与冯同到北苑，他虽不问军事，然若拥段之计已定，则不必再商去曹以后办法，京津之间朝发而午至，径请段入京主持可也。

段在天津所发通电说：“各方袍泽，力主和平，拒贿议员，正义亦达。革命既百废待兴，中枢乏人，征及衰朽……不得已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入京执政。”这个通电是二十二日所发。段在十一月十八日有电给膺白曰：“北京国务院黄膺白弟台鉴：文钦来，具道都中困难情形，执事苦心孤诣，力任其难，殊深欣慰。当兹国事未定之时，务望坚持镇定，勉维现状为盼，段祺瑞。”未有一语道及执政之事。实则都中困难之事，正无不由天津所领导发起者也。

段到京时，膺白代表摄阁迎之于车站，到他府学胡同私邸，报告他：国务院所保存的清室大小玉玺一共十五方，他的秘书长梁鸿志在旁应曰：“送执政上房吧！”北京的上房就是内室。膺白回到国务院，与同人商决，这是国家之宝，有历史意义，全部送交教育部的历史博物馆保存，这是摄阁最后办的一件公文。

若没有这安福系临时出来的岔子，中国统一或不需要经过后来这场极辛苦的北伐。国力、内政、外交形势都要不同。膺白原是维持暂局，并无恋栈之意，但他曾对冯说：“国民军若只为清君侧，未免小题大做。”今去一直系，而拥一皖系，对国家过去之责任，此有更甚于彼者，其有何说！照中国政治道德，膺白自己不得不避嫌，勿持异议。他后来还要为国民军，表示与之相安，在京浮沉一年，至国民军失败，始不敷衍而出京。

以下章太炎先生又一封信，看得甚为清楚的。

膺白我兄同志：周参议来，得诵手书，时事抢攘，不能为澈底改革，此亦形势制之。前者驱遣清酋一事，差为快心，曾有快邮代电，劝以庄田还民，惠布德泽。今闻各军已举合肥为临时执政，则斯事亦不可望。目下焕章诸君与雨亭并屯畿辅，势成两大，故使闲人得出而笼罩。行政委员之选，业已中止，而吴齐又横舟长江，以护宪军自命，且云尊段讨冯，则以段之背后尚有奉军，非齐辈所敢撄，而视冯为脆弱易胜故也。窃观冯胡诸军气象新颖，而兄等四内阁又皆民党旧人，新旧对峙，皎皎者易遭忌嫉，此亦人情所必至，愿努力向前而已。职位虽有屈伸，志行岂为变易！自今以后，北方数省恐与长江将分为二，西南本自为一区，殆如鼎峙，故鄙人早以分国为言，如欲勉强统一，非委员制无以翕聚，然今竟不能行，知天固不欲使中国混一也。唯可变者局势，不可变者吾同志之素心，丰城双剑，终当会合，愿勿因是灰心也。肃复，敬颂公绥不具。章炳麟白。

（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卷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