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山馆的主人叫黄郛。

如同干将旁边有一个莫邪，黄郛旁边也有一位神仙眷侣，她叫沈亦云，而白云山馆实际取自夫妻两人姓名中各一字（黄郛字膺白）。

如果熟悉民国史，你就会知道，这位黄夫人亦是当年难得的奇女子。

辛亥革命年间，有一个著名的杭州女子敢死队，队长即为沈亦云。在那个时代，沈亦云的很多见解远远超出了所谓妇人之见的框范，为一般的政客文人所不及。

她说，民国说到底，其实不过是被两部小说所支配。北方的袁世凯读的是《三国演义》，就知道耍奸谋弄权术，而南方的革命党人读的是《水浒传》，患难时兄弟结义，稍弄出些眉目却又马上互相猜疑。

两本书一个民国，一切都如同春梦一般。黄郛一生，恰如对这句话的最好注解。

想当年，浙江出了三个年轻的革命党人：蒋介石、陈其美、黄郛。三人桃园结义，陈、黄为兄，蒋为弟，他们发誓要赶走满人，建立他们想象中的“革命政权”。

满人赶走了，汉人却打起架来，宋教仁被刺后，在“继续革命”和“政治建国”上，曾经的革命党内部发生了严重分歧。

哥仨各奔前程，选择走向了不同的道路：蒋介石和陈其美参加孙中山的二次革命，而黄郛专攻政务，并在这一领域享有盛名，这也就是为什么黄郛可以纵横南北政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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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园结义影响了无数中国人，其中就包括陈其美、黄郛、蒋介石

黄郛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是应蒋介石之邀，南下来捧义弟的场。可是一个济南惨案，全国民怨沸腾，蒋介石到处拉人顶过，权衡半天，还是决定拿自己的兄长开刀，实施“丢马保车”的办法，亲自发电报逼其下台走人。

当初三兄弟结义时，蒋介石曾特地铸剑两把，分赠两位哥哥，上刻“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

老大陈其美在二次革命中被刺死，早早失去了与大家共尝的机会，如今三弟飞黄腾达，趋利而走，也不再需要黄郛这个落魄二哥留在身边了。

时光像一把无情的刻刀，会改变每一个人的模样。

抬头仰望，似乎只有满天的星斗才记得那三个年轻人曾对天发下的宏愿，也才记得他们曾有过的理想和友情。

黄郛被迫辞职后，心情异常苦闷彷徨，乃至于四顾茫然，无所适从。

这时他忽然想到了曾经去过的莫干山。浙江多佳山水，然而在他的印象里，莫干山却是一座既不秀丽，也不雄伟的土山。

但也许恰恰是这一点，符合了黄郛当时的心境。

于是他走进莫干山，开始了长达六年的隐居生活。自进入这座大山起，黄郛就决心不再从政，与政事一刀两断。

他疲倦了，真的疲倦了。

山水看似没有生命，有时却要比人可靠得多。

让所有的伤心都远去吧，让所有的诺言都成为青春的祭奠，我只有莫干山。

黄郛夫妇与莫干山结下的不是一般友谊，那是生死之交。他们走过山里的每一条小径，认识周围的几乎每一个人，莫干山渐渐成了他们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知我者，二三子。

——《亦云回忆》

然而这一对神仙人物却终究没能和小说中所描绘的那样：他们隐退江湖，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艰难的选择

打破平静的是九一八，从这之后，黄郛开始重新关心时事，并为山河的破碎而深深忧虑。

这时蒋介石的征召书来了，要请他出山，可是黄郛不为所动。

蒋介石亲自发去一封电报，言称：为了我们之间三十年的友谊，你不应该推却。

黄郛复电：欲保三十年友谊而不败，我们就不应该再共事！

济南那件事给黄郛的刺激实在太深了。现在请他，给人感觉，就好像蒋介石是不小心口袋漏了一个洞，把棋子给丢掉了，现在日本人出来制造麻烦，终于又想起了他这颗棋子。

可我不是棋子，我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的人，请不要随随便便把我丢掉，也不要随随便便把我再次放上棋盘。

不仅蒋介石想到了黄郛，汪精卫也想到了，但是两人谁都请不动这棵大树。

黄郛如此热门，并不是因为他与日本人额外有一腿，而是蒋介石、汪精卫都知道，黄郛有二十年从政经验，对日本国情又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和了解，这一点在当时无人能及，并且他还不是国民党员，个人身份相对自由。

概言之，在那个特定时期，他是“政府可以相信，敌人可以接受，惶惶不定者与之相安”的不二人选。

见黄郛这么难搞，蒋介石也很无奈，只好用上了“放长线钓大鱼”的办法。

他不停地给黄郛发电报，除唠唠叨叨重叙友情外，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抄录自驻日公使的往返电文，为当时政府一等一的顶级机密。

蒋介石这么做，其实就是一种亲近信任的表示，他希望借此拉近双方的距离，同时也使黄郛慢慢适应和进入角色。

这一办法果然有效，一方面是黄郛本身就有一种担天下兴亡的政治责任感，另一方面是他确实看到了此时的蒋介石有多难。

第一次滦东战役之后，蒋介石在给黄郛的私人电报中几乎用上了哭腔：举世处境最艰苦的，就数你弟弟我了。

黄郛的心软了。

终于，他答应蒋介石，时隔多年之后，双方再见一次面。

沈亦云知道后极力反对，这位极其聪明的女子已经察觉到了丈夫的变化，而且认定他们平静的山居生活将就此结束。

这是你的那位义弟在“请君入瓮”，你知不知道？

济南案的遭遇还没有受够吗，日本人的事非常麻烦，不要再去过问了，你只会因此白白受苦。

可是黄郛还是去了。夫妇二人从来夫唱妇随，到哪里都结伴同行，唯有这一次，沈亦云并未随行。

她的预感是对的。蒋介石、黄郛见面之后，黄郛果然再难脱身。

“黄先生”又成了“兄”，“蒋先生”又成了“弟”，蒋介石承认自己以前有亏欠兄长的地方，并重新把铸剑上的那句话搬了出来：“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

我做弟弟的现在有极艰难之处，哥哥你一定要帮我！

这个世上，哥哥帮弟弟，确实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

黄郛重回莫干山，已经是为北上打点行装了。

沈亦云深知华北局势的糟糕程度，她悲伤地对丈夫说：你这一去，必定是焦头烂额。

此时的黄郛已经五十多岁，身体并不好，多年沉浮宦海的积蓄足够夫妻二人在山中衣食无忧，而山外的那条路，一眼望不到头，崎岖艰险，困境重重，前面未知数多得数不胜数。

黄郛沉默了一会儿，长长地叹了口气。

此行“非仅为弟，更兼为国”，你不要以为我们可以在山中做永久的“事外逸民”，国家一旦垮下来，覆巢之下并无完卵，我们将无山可入。

不作努力，以后一定会后悔，如果尽力了，则心安无怨！

知己知彼

黄郛出使北上，是奉政府之命总揽华北政务，其职位在何应钦和黄绍竑之上。但是除了北平政整会委员长这一个空头衔外，他几乎一无所有，能依赖的，只有政治运作上的技巧和能力。

首先要知彼。

当时中国外交界，甚至包括整个政界的实际情形是“重西洋，轻东洋”。所谓“军事学东洋，政治学西洋”，要在外交部混，没有一个英美出身的文凭，人家连看都不会看你一眼，所以就连办日本外交的，都是一些英美留学生。这些人对日本和日本人的了解，就像普通国人一样，基本都浮于表面。

顾维钧和颜惠庆虽号称中国外交界的双子星座，然而他们俩也只擅长与西方国家打交道，而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作风却与西方人多有不同。到了九一八之后，但凡能跟日本人沾点边的，都成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以致造成对日外交人才更加稀缺，在朝没有，在野也少有。

华北之敌主要就是日本，不知彼，如何过招？

为了知彼，就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搜罗人才，哪怕是到“旁门左道”中去扒拉。

在黄郛的政整会中，“日本通”占了一半。这些人以殷同、李择一、殷汝耕为代表，他们以前或怀才不遇，或为名士所不屑，但毋庸置疑的是，此辈在刺探日本情报以及对日交涉方面的能力又确实都很强，有的甚至还是超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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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尝君食客三千，关键时刻还是靠鸡鸣狗盗之辈，保住了小命

王安石批评孟尝君，说他的三千门客大多为鸡鸣狗盗之徒，不能登大雅之堂，然而事实是，若无“鸡鸣狗盗之徒”，孟尝君恐怕连秦国都逃不出去，哪里还能再装什么高雅。

世间万物，但尽其用而已。“鸡鸣”也罢，“狗盗”也好，只要你牢牢控制在手上，不让他们出轨，则事无不成。

换句话说，假如黄郛只能或只会用跟他一样的人，那他根本就出不了莫干山，二十年政坛生涯也算是白白经营了。

政整会的另一半，却不是人才，岂止不是人才，有的还是蠢材、废材、垃圾。

这却是出于知己的考虑，不得不如此。

黄郛对国内形势的认识十分清醒：在华北，失意的军阀政客到处都是，对外他们犹如一盘散沙，只能退不能进，对内则尽扯后腿，胸脯拍得震天响，谣言造得满天飞。

这些人最易被日本人利用，在旁边给你捣乱，黄郛的办法是拉住那些跟他们有联系有交情的“皮条客”，实行以彼制彼。此类人物以王克敏为代表。

过去黄郛做官，在选人用人上向来不肯苟且，更不容许冗员的存在，如今也只好尽量往政整会里塞人，哪怕是把这个临时机构塞得满满当当。

脱困之法

1933年5月15日，黄郛坐火车北上，前去天津。

两天后，火车抵达天津站，车尚未停稳，就遭到了袭击。

一颗炸弹被扔在车里，目标非常明显，就是冲着黄郛来的。幸亏他早年也曾指挥过打仗，动作尚算敏捷，没有伤着分毫，但是他的卫兵和几个无辜的旅客却倒在了血泊之中。

出手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一些民间过激团体，后者甚至公开声称，谁要是敢与日本人接触，谁就是卖国贼，那是一定要修理的。

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下马威。

喊一声“阿弥陀佛”吧，如果就这样被当成“汉奸”挂了，那可实在太冤枉了。

来接站的是时任河北省主席的于学忠。他现在坐困愁城，天天都指盼着有高人指点，能帮他走出困境。

黄郛到天津，对于他来说真有如久旱逢甘雨，连客套都顾不上，就急着问黄郛有什么脱困之法，同时再三表示，只要对方能拿出解决华北问题的方案，他一定坚决服从。

因为不久前关东军又发动了第二次滦东之战，东北军再次溃退，兵败如山倒，日军即将兵临天津城下。

黄郛到了北平一看，那里还要紧急，已经三面被围了。

在华北军事会议上，出席的大部分将领都对战局失去了信心，表示部队实在守不住了，维持防线已经不能够以天算，只能以小时计。

徐庭瑶从南天门撤出，三个主力师伤的伤，残的残，连防守北平城都很勉强。

二十九军刚到喜峰口那会儿，还“进时如虎”，自丢失喜峰口后，便“退时如狗”，等到第二次滦东之败，士气已一蹶不振，到了“此时如绵羊，驱之不动”的程度。

倒是因丢失冷口而颇受非议的商震，在会上答应再守一天，成为全场最能负责的人！

原先的“双巨头”何应钦和黄绍竑束手无策，连军队都指挥不动，大家眼巴巴地都在等黄郛拿出“脱困之法”。

黄郛的策略，就是联系日本外务省中的“稳健派”，展开停战谈判，以期获得喘息之机。

事情其实已进展得大体有些眉目，不料外交部突然取得的一个“胜利”，却打乱了黄郛的全部步骤。

外交部在向国联告状无效的情况下，争取美国总统罗斯福与宋子文联合发表了一份公报，上面要求日本立即停止在华北的军事行动。

对于国内舆论来说，这无疑是打了一针强心剂，大家又兴奋起来，认为无须对日本采取缓和态度。

但实际上这种隔着大洋的吆喝只能起到反作用而已。

日本外务省和军部中的“强硬派”重占上风，他们说你看你看，怎么样，中国人明着说要跟我们面对面谈，背地里还不是去找了老美，可见他们毫无诚意。

谈判大门突然被关，黄郛对此始料不及，前期的所有努力也全部付诸东流。

打仗打不过，谈判谈不了，麻烦事却一大堆。

日本华北“驻屯军”也上来插一脚，公然要求中国平津方面给他们准备车辆，声称要按照《辛丑条约》的规定，派日本兵到北平来护侨。

这还不算最棘手的，最棘手的是没钱。

聚集在平津周边的各式部队，虽然能打的几乎没有，但人却不老少，他们可一个个都是张着嘴要吃饭的，如果没有足够的钱粮来维持，华北形势只会雪上加霜，更加纷乱不堪。

原先在上海时，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曾亲口答应黄郛，可筹措六百万资金至华北，但等黄郛到了北平，这笔钱却打了水漂，财政部根本拿不出钱来。

原因在于财政部的钱，很大一部分是要靠借的，否则无法用于周转。可是华北战端一开，天津危险了，作为政府还款担保之一的天津海关税收自然就危险了，金融界担心政府还不了钱，便不肯再购买政府债券。债券卖不出去，钱就借不到，如此一来，别说给黄郛拨钱了，就是其他部队的粮饷和大部分公务员的工资也成了问题。

既无钱又无兵的黄郛，到北平后的日子，难过得简直令外人无法想象，但就在这种困境下，他仍然天天召集“门客们”开会，苦思良策，乃至到了“日夜筹谋，席不暇暖”的地步。

鸡鸣狗盗

5月22日，看到大势将去，黄郛决定撤离北平。

众人打包的打包，装箱的装箱，只有黄郛自己还在做着最后的努力。

中午，他接到了李泽一打来的电话。

在电话中，李择一显得非常紧张和神秘，要求黄郛赶快跟他到一个地方去，而且身边不能带任何人。

黄郛听罢，放下话筒，返身急出。

直到第二天凌晨，黄郛才返回公寓，他的精神极度疲惫，然而含笑告诉人们：可以不走了。

多少天的不懈努力终于有了结果，日本方面同意停战谈判！

在《史记·孟尝君列传》中，孟尝君被软禁在秦国，并即将面临杀身之祸。这时他派出了一位善于钻狗洞偷东西的门客，后者盗来狐白裘，献给秦王的妃子，从而化险为夷，这就是所谓的“狗盗”。

李择一本人名声不佳，却长于刺探日本情报，几乎就是传说中“狗盗”的化身。他得到绝密消息：原先反对停战谈判的“强硬派”突然又软了下来。

软是没有办法不软。因为“强硬派”之所以有底气推翻“稳健派”，是因为他们认为可以像“满洲国”一样，自己复制一个“华北国”出来。

然而操办这件事的板垣却意外地把事情给办砸了。

说意外也不意外，板垣按照“以华制华”的思路，在平津两地到处寻找“华北国”的傀儡人物，可是竟然没有一个人肯上钩。

有的是突然身体欠佳，怎么敲门也不肯开。有的当着板垣的面倒是客客气气，也答应可以考虑考虑，但考虑来考虑去，就无限期地这么“考”下去了。

板垣所不知道的是，黄郛在这之前早就作了防备。那些他硬塞进政整会的“皮条客”们不是吃干饭的，他们别的本事没有，磨嘴皮子的本事还有的是。

经过一恐吓一宣传，那些“失意的军阀政客”即使有意，也轻易不敢应招，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板垣不仅拉拢不到华北的“第一流人物”，连“二腕”、“三腕”甚至“小腕”都很难搞到手。

在“史上最差劲猎头”板垣彻底失败之后，“强硬派”措手不及，灰心丧气，“稳健派”的主张又重新有了市场。

黄郛始终都没有放弃过自己的努力，李择一抓住机会争取“稳健派”的支持，终于在即将撤离北平的最后一刻，使局面出现了奇迹般转折。

可是孟尝君的故事才刚刚开了个头。

话说孟尝君连夜逃出秦国，到函谷关的时候已是半夜。按照秦国法规，函谷关是要天明鸡叫才能开门的，可这黑漆漆的，到哪里去抓鸡而且还要让它叫呢。

眼见得前有阻拦，后有追兵，正在犯愁之际，守关士兵忽然听到了“喔喔”的鸡鸣之声，他们不知究竟，以为天快要亮了，便糊里糊涂打开了门。

这个“鸡鸣”，却是来自于孟尝君一个门客的口技。

黄郛虽然争取到了停战谈判，但谁都知道这是一个完全不对等的谈判，日本人获胜在先，在谈判中拥有绝对优势。如果他提出你根本无法接受的要求，最后的成果仍然只能归零。

黄郛决定派殷同去长春。

殷同是政整会中最能干也最得力的“日本通”，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跟日本人谈话聊天从不用翻译，属于对日谈判中的佼佼者。

殷同到长春后，立即通过各种关系，与关东军司令部进行秘密接触。

因为黄郛对日本内部的情况研究得非常透彻。这个国家跟别的国家不一样，看似决定大政方针的是政府，其实军队才掌握绝对实权，说的话才真正算数。

未来的谈判对手不是外务省，而是关东军。

殷同告诉对方，以黄郛为首的北平政整会，虽然是中央所派，外面打的也是中央的旗帜，但里面没几个是地道的国民党党员，连黄郛本人都是无党派的。一旦由黄郛主持华北政局，以后绝不会有敌视日本的情况发生。

关东军方面一边点头，一边又提出疑问：那这样的话，你们政府会对这个政整会支持吗？

殷同说，支持啊，怎么会不支持。

你知道黄郛的义弟是谁吗？蒋介石！政府和党内最有权势的人物。况且，黄郛和行政院院长汪先生也是好朋友。有这两个巨头撑着，华北还有哪个组织可能强过我们。

听到这里，关东军高层的心情可以用如释重负和心花怒放来形容。

由于那个恨铁不成钢的板垣的胡搞，关东军本来想另建伪政权的打算已经完全落空了，华北的水没按照预想的那样被搅浑，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一度非常失落。没想到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现在一看，黄郛和他的政整会极可能就是那个自己以前苦苦寻觅而不得的人。

你看，与国民党无关，却又得到政府巨头的支持，亲日，亲满，几乎我们原先设想的所有软硬条件都具备，有的还超出了预期。试问，以今日之华北，还能找到比他们更好的班子吗？

武藤甚至感到庆幸，亏得那个不争气的板垣办砸了差事，要不然他最后鼓捣出来的还不知道是什么破玩意儿呢。

至此，关东军对于停战协定的期望值就简单多了，那就是把这个“可爱”的黄郛和他的政整会扶上马即可。

如果说黄郛手下也有一个“鸡鸣之徒”，那就是殷同。他不仅拿话打动了关东军，而且摸到了对方的底牌，那就是只要签一个军事协定即可，到时关东军会自动撤回长城一线。

在军事严重失利的情况下，协定虽然不平等，但已经算是中方能争取到的最好方案了。

请黄郛出山，证明蒋介石眼光不俗，他的这位义兄确非一般之人，在乱局之中，其操作手法之老到，纵横捭阖之能力，进退得失之把握，令人叹为观止。

只有经历那么多年的政坛阅历、升沉荣辱和不间断的观察思考，才能成就一个真正的高手。

可是黄郛还有担心，他担心的不是日本军部和关东军，而是另一帮人。

生死时速

通过情报刺探，黄郛发现，外务省中的“强硬派”一直在打着一个小九九，那就是要制定一份政治协定，并将其与军事协定捆绑在一起。

在这份拟议的政治协定中，包括了国民党党部以及中央军完全退出华北等三个政治条件，几乎都是对中国利益具有致命杀伤性的狠招。

如果把外务省的政治协定加进来，就等于华北被日本完全占领了。

正式谈判前，必须防止这一切的发生。

黄郛的办法是让“稳健派”去说服“强硬派”，但是效果究竟如何，却不是黄郛能够预料得到的。

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无法事前知晓答案的未知数，而政治外交跟战争攻伐一样，未知就意味着前面可能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他现在最想做的，就是尽快开始谈判，因为关东军的底牌他已经摸到了，在这种情况下，时间拖得越久，越对中方不利，可谓刻不容缓。

但此时的黄郛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让他陷入这一困境的，不是日本人，而是自己人。

外界的舆论压力自不待言，听说要进行停战谈判，斥其为“亲日派头子”、“大汉奸”的言论不绝于耳，这些黄郛都可处之泰然，暗杀都经历过了，还有什么受不了。我不看报，不上街，把佛家入静的功夫都拿出来，总行了吧。

让黄郛最被动的恰是他义弟的态度。

蒋介石的要求是，即将签订的停战协定不能超过上一年“淞沪停战协定”的条件。

但事实上，淞沪会战和长城抗战并不一样，前者是平了，后者是败了，要达到一样的结果怎么可能？

捏着蒋介石发来的电报，倒算着转瞬即逝的谈判日子，黄郛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他能够怎么办呢，只能拍着胸脯保证自己“悲愿绝不至卖国，智慧绝不至误国”。

蒋介石的指示电报通篇都像在作秀，大敌当前，大祸即至，还要摆出一副完全不食人间烟火的爱国领袖形象出来。

黄郛最不能原谅的恰恰是这一点。因为谈判协议这件事非常敏感，只要蒋介石缩一缩脑袋，他就可能要像济南案那样当替罪羊了，最后不仅事情办不好，还要饱受指责。眼前的事实就明摆着，今后的人们只要看一下这些电文，就会认为，你蒋介石是好人，我黄郛是坏人（“使后世之单阅电文者，疑爱国者为弟，误国者为兄也”）。

说蒋介石有作秀的嫌疑，这是难免的，站在他那个位置，也可能是必要的，但这里面确实还有一些他本人的真实想法。

在他看来，日军眼下已经胜券在握，兵临城下，他们会选择主动和我们停战吗？

绝不可能！

所谓停战，不过是一个传说！那是吓吓我们的，让我们自动撤退，然后日本人就可以不花一点本钱，北平唾手可得。

小伎俩而已嘛，以为我看不出来？

其实这也怪不得蒋介石。在日本，天皇、政府与军队并不是一码事，这个秘密连当时中国外交部的一流外交家都不是很清楚，更遑论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