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干才让副官拿出两块大洋送给老乡，说如果自己死在这场战争中，请老乡把棺材留给他当葬身之所，两块光洋便是定金。

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宜将剩勇追穷寇”，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渡江战役。芜湖的上游和下游要塞皆被突破，解放军的后续部队从第二十军的侧翼不断渡江，当师长李介立爬到山顶观察时，他发现第二十军已经被包围，无路可走了。

第二十军撤退不及，招致全军覆灭，企图突围的杨干才被子弹击中，从马上掉了下来。围拢的解放军士兵要他放下武器，杨干才举起手枪，朝自己开了一枪，当即自杀身亡。

解放军让被俘人员前去辨认，当看到杨干才的尸体时，那些征战多年的老兵全都痛哭流涕，恳求解放军看在杨干才抗战多年的份上，予收敛安葬。

解放军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将杨干才予以装殓，后来棺材被运回了四川。

解放军摧枯拉朽式的攻势，加剧了国民党阵营内部的崩溃。当时的情形，按照一位四川参议会议员的说法，耳闻身受，到处是悲观失望和混乱不安的状况，“恍若身坠深渊，恨不能以自拔”。

糟糕的局势下，刘航琛的那些理财手段统统失灵，没有一条办法行得通。王陵基为此经常和刘航琛发生争执，大吵一通后，刘航琛终于选择了拂袖而去。

合作失败的原因，刘航琛认为出在王陵基身上，说王陵基是个“黄棒”。黄棒是四川话，意思是王陵基在理财方面乃一窍不通的门外汉，而偏偏这个“黄棒”还是个“酱黄瓜”，性格太犟，不肯接受他的意见。

刘航琛说，一个外行一意孤行的结果，必然处处碰壁，最后被整得“瓜兮兮”（也是四川话，意为傻乎乎）。

王陵基听到后连连摇头苦笑：“这龟儿胡说！”

刘航琛离开四川后，曾短期出任粮食部次长、经济部部长。王陵基以此为依据，说：“刘航琛的那一套到后来哪里都耍不灵了，他到中央政府也没有搞出啥名堂来嘛。”

让王陵基烦恼的当然还不止这些。事实上，从他主持四川省政第一天起，天天就是在人事纠纷中过日子，这让他伤透了脑筋。

刚开始最喜欢找王陵基茬的不是邓锡侯，而是王缵绪。

抗战胜利后，王缵绪基本处于郁郁不得志的状态，他的官衔是西南绥靖公署副主任，和潘文华一样没有实权，而当年跟他争夺川督交椅的王陵基却如愿以偿。

王缵绪那个羡慕嫉妒恨啊，都能把他整个人的身体给点着喽。他不知从哪里打听到，王陵基有“传授蒋介石采补之术”的八卦，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登登登地上门找到王陵基，问是否确实。

王陵基表情尴尬，不置可否，王缵绪其实对事情的真伪毫不关心，他来就是要给对方难堪，当下就讥诮道：“你的那些功夫，抵不过我的一杯药酒！”

“成都四九血案”发生后，华西大学的两个外籍教授对王陵基提出了严厉批评。王陵基以为老外不谙国情，驳外国教授比驳国内教授容易，就把他们约到省府办公室，要进行当场辩论。

不料这两老外在四川执教多年，不仅对当地的鸡零狗碎知道得一清二楚，而且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成都话，王陵基盛气凌人上场，却反而被对方驳得无言以对。

两教授得胜回营，逢人便说，“犟黄瓜”是样样不行，简直是个“瘟疫”。

王缵绪知道了，高兴得一跃而起。他急忙找人引荐，前去拜访洋教授，并把二人引为知己，经常请他们吃饭，议论川政，讥评王陵基。

这种躲在背后发发小感慨，投投小标枪的做法，王陵基早已习以为常，倒也不惧，真正给他带来威胁的不是别人，却是张群。

解放军横渡长江后，国民党阵营已呈现出树倒猢狲散的趋势，即便如陈诚、薛岳这样从无数次胜仗败仗中爬出来的战将，也都对军事失去了信心，不过有一点众人有着共识，那就是西南将是国民党赖以挣扎的最后根据地。

当时国民党政府已从南京迁至广州，陈诚、薛岳，包括何应钦都认为，守广州只能守到跳海，而西南万一支持不住，还可向缅甸、越南边境逃窜，并继续争取国际支援。

武将们能想到的，作为蒋介石首席幕僚的张群当然没有理由想不到。早在王陵基督川不久，他就将王陵基、杨森、刘文辉召到成都的黄埔军校进行商谈，说：“今后我们几个人应彻底合作，切实做到四川人大团结。”

抗战时期，张群曾在“大团结”上尝到过甜头，他最擅长的也是这一套。以张群看来，王陵基是四川省主席，杨森是重庆市长，刘文辉是西康省主席，要是这三个人能同舟共济，“经营大西南”就没有什么问题。

可这只是张群个人的一厢情愿，时易势移，刘文辉已经铁了心要反蒋，即便“团结”也只是在做表面文章，而王陵基、杨森都看刘文辉不顺眼，认为多宝道人心机太重，看不透他的心思，无法与之共事。

杨森首先打退堂鼓：“重庆一市在政治上关系很少，譬如唱戏，我只能扛旗打伞，够不上当正角。”

王陵基说：“在四川讲团结，以张先生同蒋先生的关系，绝对不会有问题。”

随即话锋一转：“可我们几个人就不行了，蒋先生向来最忌讳别人搞小团体，如果要这么做，必须请张先生同蒋先生商量好再说。”

三个人中，只有刘文辉附和张群，杨森和王陵基都无异于在唱反调，尤其王陵基的态度更是生硬，这让张群颇为不快。

会后他把情况跟邓汉祥一说，邓汉祥便趁此机会劝张群远离王陵基、杨森，重用邓锡侯、刘文辉。

不久，驻重庆的西南绥靖公署改称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张群被任命为西南军政长官。他对邓汉祥说：“我们有邓锡侯、刘文辉作基本，我又担任这个职务，王陵基、杨森皆在我的管辖之下，不怕他们不就范。”

张群以为他可以凭借顶头上司的身份拿住王陵基，却不料事与愿违。

张群是四川华阳人，又当过行政院长，所以一般人都称张群为“华阳相国”，对之尊崇有加，唯有王陵基对“华阳相国”不屑一顾，加上特有的“犟黄瓜”脾气，使得张群几有被其架空之感。

邓锡侯这时担任了长官公署的副主任，都是被闲置一边的“老干部”，自然是气闷得紧，因此对替换他的王陵基也很是不满，并由此和刘文辉、邓汉祥结成了新的“铁三角”。

见张群在王、杨那里屡屡碰壁，“新铁三角”知道时机已到，就天天聚议，想利用张群来推倒王陵基，夺取四川省政。

张群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当面提出倒王，立刻会被他看穿，因此“新铁三角”采取迂回战术，他们请出了久违的熊克武。

熊克武以国民党元老身份，任川康渝国大代表联谊会主席。他找了三个“国大代表”，向长官公署请愿，要求罢免王陵基。

第一次张群没有接见，第二次他例行公事地把请愿书转报上去，不过仍未表明态度。

“新铁三角”再出绝招，串联了几百个川康渝的“国大代表”和四川参议会议员，准备成立“民意代表联谊会”，并在成都召开成立大会，以便一举倒王。

张群也是“国大代表”，到达成都的当天晚上，他在邓锡侯家吃晚饭，除王缵绪外，刘文辉、邓汉祥、熊克武、王缵绪等人均为座上客。

邓锡侯首先致开场白：“诸事齐备，只欠东风，请岳军兄拿话来说。”

熊克武接着发言：“王陵基太不像话了，省主席非换人不可，如果岳军来兼任，我愿当委员。”

其他人当场也做了类似的表示。

次日一早，张群把邓汉祥约去，说如果只是反对王陵基，他根据大家的意见，可以支持，不过撤换王陵基之后，由他兼任这句话，自己实在说不出口。

邓汉祥不以为然：“我们当然会派代表请愿，不用你操心。”

张群急于“经营大西南”，他以过去的经验为经验，误以为邓锡侯、刘文辉真心要跟他“团结”，邓汉祥又是多年好友，自然也是向着他的。孰不知邓锡侯是水晶猴，邓汉祥是滑猴，加上一个多宝道人，四川军政界再也找不出比这三个人更圆滑更精明的。三个精明人耍一个聪明人，结果就把这个聪明人推入了被卖了还帮着数钱的可怜境地。

“新铁三角”的整个计划步骤，共分三步，倒王是水到渠成的最后一步，第一步成立“民意代表联谊会”，第二步是建立“自卫委员会”。

张群对于建立“自卫委员会”持赞成态度，但他跟“新铁三角”的出发点完全不同。张群是幻想用“自卫委员会”的武装来抵抗解放军入川，邓锡侯、刘文辉却是要藉此“作为迎接新局面的准备”，也就是要用来进行起义。

两步并成一步，召开成立大会的这一天，也把王陵基给请了过来，以进一步试探他的态度。王陵基事先已经探听到了风声，想好了对策，等轮到他发言时，他就站起来毫不客气地说：“成立自卫委员会侵犯了我作为省主席的职权，于法无据，我根本就不承认。”

王陵基当场声明，他已电令各县不准成立“自卫委员会”，如果一定要办，他就要实行全省戒严，以武力取缔。

说完这些之后，王陵基抛下众人，甩手扬长而去。

代表们都以为己方人多势众，王陵基看了就会腿颤，没有想到他会如此强硬，且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会场立刻炸开了。

与会的一百多人十分复杂，都是各有各的算盘。有人纯属看热闹或捞便宜，见到王陵基那凶巴巴的样子，马上就泄了气，但是以“新铁三角”为首的一帮人不肯罢休，他们决定飞赴广州，实行双管齐下，一面请“行政院”批准成立“自卫委员会”，一面弹劾王陵基。

要去广州，得有名义，“新铁三角”又找上了张群。张群正被王陵基弄得极为尴尬，于是也同意用他的名义派代表去广州。

离川赴粤时，代表们誓言一定要把王陵基“打下来”，“倒王拥张”活动由此达到了最高潮。

淮海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即遭桂系“逼宫”，被迫引退下野，幕前负责张罗的是“代总统”李宗仁和“行政院长”阎锡山。

见到四川代表，李宗仁还以为是来捧他场的，马上表示欢迎，可是听来听去，却是反对王陵基主川，随即就变得兴味索然起来，一再声称自己是无权的总统，没法解决这一问题。

王陵基耳朵竖得直直的，代表们一出发，他就知道将面临更大的难题，心情变得极为紧张。

问题出给你，答案自己写。就跟打仗一样，应招不是关键，关键是找出对手的破绽，王陵基开始显现出他老辣的一面。

“新铁三角”也跟张群犯了一样的错误。他们急于求成，事情没完全办妥之前，就匆忙成立了“自卫委员会”，而且还发了一份宣言，宣言上只说要保卫川康的安宁，未提及当时通行的“戡乱”字眼。

王陵基就是从这份宣言上找到了破绽，他随即飞往台北草山，前去谒见蒋介石。

别的都不用说，一份态度暧昧的宣言，就足以让蒋介石作出判断，他立刻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致电“行政院长”阎锡山，阎锡山一听，也感到问题不简单，便以“不合章制，于法无据”批驳了关于成立“自卫委员会”的申请。

蒋介石原来对张群非常信任，通过这件事，他对张群也有所怀疑，认为他是受到了邓锡侯、刘文辉等人的利用。

“自卫委员会”无疾而终，王陵基也保住了川督的交椅，但那张椅子他实际上已坐不了几天了。

1949年11月上旬，解放军进军四川，直抵川东。国民党阵营风雨飘摇，“代总统”李宗仁的情绪也更为消极，干脆躲回桂林，不愿再承担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再次走向前台，由台湾飞抵重庆督战，他在当月反省录中记载：“明知其不可为，而我不能不为也。”

蒋介石仍希望像抗战时期一样，把四川作为大后方，凭借天府之国和蜀中天险，和共产党再周旋个一年半载，以等待国际局势的变化，甚至是臆想中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

可惜的是，国民党这时的军事力量正处于历史上的最低谷。自第二十军在芜湖覆灭后，杨森又重建了第二十军，其中除了一部分从前线逃回的残部外，多数为杨森从江西带来的保安团所组成，此外的“中央军”、川军也大多为打残后的新编部队，就算是这些部队，也早已军心涣散，如此防线哪里还能再撑得下去。

1949年11月30日晨，鉴于解放军已打到重庆近郊，蒋介石乘专机逃往成都，同时下令杨森率部撤退。

杨森督黔时，曾礼聘胡兰畦为贵州日报社社长。胡兰畦给杨汉域分析形势，论证国民党必然垮台的道理。杨汉域说：“你给老头子（指杨森）讲讲。”

杨森的位置站得比胡兰畦还要高得多，他哪能看不出形势走向，他给胡兰畦的回答是：“我在湖南平江杀过共产党，虽然那是薛岳的命令，但共产党是不会饶我的。”

当解放军逼近重庆时，担任二野司令员的刘伯承又派人策动杨森起义，并提出了生擒蒋介石等条件。

杨森予以拒绝。来人再三相劝，要杨森下决心扣住蒋介石，作为给共产党的献礼，免得偌大年纪还要流亡异乡。杨森老泪纵横，哭着说：“当年吴子玉（吴佩孚的字）落魄四川来投奔我，我都没有出卖他，现在我也不能这么做。”

离开重庆之前，杨森在市区巡视了一圈，见重庆秩序保持很好，他感慨地说：“重庆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不能破坏。”

已经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但蒋介石还想在大陆保持最后一块基地，以便等待国际局势的变化。

这块基地，蒋介石设定为西昌，在此之前，他想依靠胡宗南的部队，在成都附近打一场“漂亮的仗”，先阻止解放军的三面包围，再从容逃往西昌。

无论是打“漂亮的仗”，还是退缩西昌，都不能没有刘文辉等人的从中配合，这时张群也感到刘文辉、邓锡侯的真实态度难以揣测，于是特地通过邓汉祥找刘文辉晤谈。

谈话之间，当着刘文辉的面，张群试探着向邓汉祥提出几个问题，包括刘文辉、邓锡侯的部队如何打算。一旁的刘文辉怕露出马脚，连忙接过来说：“我同晋康（邓锡侯的字）力量本来有限，但绝不畏难，必与共产党拼命到底，这是我们报答国家，报答蒋先生的最后机会。”

张群明着问邓汉祥，其实就是讲给刘文辉听的，见刘文辉说得非常诚恳，张群信以为真，很是高兴。

第二天，张群又找邓锡侯谈话，尽量用话来打动邓锡侯，邓锡侯一个不小心，竟然说漏了嘴：“我们组织自卫委员会，就是准备拿它来作桥梁的。”

当张群听到这句话时，其震惊和所受到的刺激可想而知，他一下子就从中明白了很多他不了解的真相，而这些真相让他痛苦不已。

回去之后，张群立即打电话约邓汉祥见面。见面后，他寓有深意地问邓汉祥；“刘文辉、邓锡侯平时和你商谈事情，有无保留？”

邓汉祥回答说没有。

张群再追问：“刚才我听邓锡侯说，你们组织自卫委员会是拿来作桥梁的，那么这个桥梁究竟要过渡到哪儿去？”

尽管张群强忍克制，但说到这句话时，他的悲愤之情，已经溢于言表。

邓汉祥闻之愕然，好在他的反应相当之快，愣了一下急忙辩解：“邓晋康是著名的水晶猴子，他要造反，肯同你说吗，这分明是一句开玩笑的话。”

“滑猴”敏捷的思维让他暂时摆脱了尴尬，然而张群再也不会相信他的话了。

所谓日久见人心，现在别说人心，连人影都得打个问号。邓锡侯、刘文辉与张群以前并无历史关系，张群还放得下，唯有他与邓汉祥既是老友，又共事多年，他对对方的人品一直深信不疑，可以说，没有邓汉祥，他不会在蒋介石面前屡屡为邓锡侯、刘文辉打包票，也不会发展到与王陵基翻脸，以致于自己受到蒋介石的怀疑。到头来，他悲哀地发现，自己其实不过被人利用的一个道具而已。

以张群的政治智慧，轻易不会上当，只能说国民党在大陆真的气数已尽，无论是刘航琛还是张群，即便在他们驾熟就轻的领域，也已经周旋不开了。

1949年12月3日，张群通过邓汉祥，要求“民意代表联谊会”的要员们将家眷送往台湾。

送家眷，说穿了就是扣为人质，都知道这是座坑，谁也不肯往下跳。熊克武说他自从虎门被囚后，就不负任何责任，现在却要限制他的居住自由，因此坚决不去，说着说着还哭了。

刘文辉：我妻子有抽鸦片的嗜好，到了台湾不方便。

邓锡侯：我只有一个妾，还是个黄毛丫头，连位于成都市中心的牛市口都没去过，把她送到台湾，你们不是开玩笑吧？

张群听后表情复杂，但又无计可施。

1949年12月5日，张群让邓汉祥把刘文辉找来，指着刘文辉说：“刘自乾，你究竟在打什么主意？”

刘文辉回答：“我原想同共产党拼了，打不赢就去西康做喇嘛，现在共产党即将打到西康，要做喇嘛也不行了。”

接着他又问张群东线战场情况如何，张群的话里已全是愤怒和焦虑：“你不要问东路西路怎么样，要问你怎么样！”

刘文辉语塞，看着两人要顶起牛来，邓汉祥急忙上前给刘文辉打圆场：“这事很简单，请你约好胡宗南，与邓（邓锡侯）、刘（刘文辉）商量决定作战计划，再请蒋先生下命令好了。”

通过这番对话，彼此都明白对方充满戒心。出门行到半途，邓汉祥便对刘文辉说：“聚会地点还是放在你家里为妥，如果在别处，万一被扣，毫无办法。”

刘文辉在成都的公馆有两个连的卫兵，刘文辉也觉得这样妥当。因此邓汉祥就跑回去对张群说：“自乾的房屋较宽，烧菜的厨子也不错，我想叫他准备点饭菜，今晚就在他家里会谈如何？”

张群对刘文辉和邓锡侯还有一丝希冀，何况两人都有军队，那种情况下扣人也不现实，于是就爽快地答应下来。

晚上谈话时，有人质问刘文辉、邓锡侯，说刘部破坏大桥，邓部扼守要道，都不让胡宗南的部队通过，这是在干什么？

刘、邓矢口否认，刘文辉还故意发牢骚：“如果我和晋康的实力不被削弱，今天我们两人都可以担负起守卫成都的责任。现在解放军来了，我们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胡宗南说：“刘先生不要灰心，我的部队可以交给你指挥。”

刘文辉当即把胡宗南的话顶回去：“我们都是行家，你的部队我哪里指挥得动？换过来也一样，我的部队你也不能指挥！”

一堆人扯来扯去，谈到深夜，也没能扯出什么结果。

刘文辉的主力部队远在西康，他之所以要留在成都，一方面是出于政治谋略，以便联系反蒋力量，另一方面他和邓锡侯虽然事先已约好共同起义，但因邓锡侯有水晶猴的名声，他又害怕邓锡侯会临时变卦，对之不太放心，所以邓锡侯到哪里，他都尽量跟到哪里。

经过会谈中的质问，两人反而都对对方放心了，不过也正是有了这次质问，让他们深感气氛紧张，成都再不可久居。

1949年12月6日，刘文辉和邓锡侯密商，认为如果蒋介石再次相召，就必须出走。

刘文辉的想法是退到成都武侯祠里去，因为那里驻他的一个营，而且还有工事。

邓锡侯这个时候的脑子总是特别好使，他说武侯祠占据要道，乃胡宗南的部队撤往西昌时的必经之路，“胡宗南在所必争，他只需两颗大炮弹，一颗飞机炸弹，就能把我们解决了，还会因此连累孔明先生。”

邓锡侯主张退往成都以北的彭县，因为那里离成都市区较远，进可以会合解放军，退可以固守山地。

刘文辉当即同意，两人相约暗中准备。

云南这时的局势也变得不明朗起来。接替龙云督滇的卢汉起初在政治态度上持“右”，推行所谓“九九整肃”。不料龙云却在香港突然宣布：“云南受我策动，已经解放。”卢汉措手不及，曾大骂龙云：“似此买空卖空，形同政客，汉与一千三百万人犹在梦中。”

随着解放军向西南大举推进，卢汉的态度急转直下，又由右转左，事实上已在暗中筹划起义。

1949年12月7日，张群奉命前往昆明察探卢汉的动静。临行之前，张群私下问邓锡侯：“自乾将来会怎么办？”

邓锡侯当然不会说实话，就敷衍道：“我听他说，第一步是退守西康，若不得已，便去寺里做喇嘛。”

张群又问邓锡侯会怎样。邓锡侯说：“第一条路是和胡宗南一起作战，第二条路是退到茂县暂避一时。”

邓锡侯以为他编得天衣无缝，但水晶猴滑头归滑头，心机却没有刘文辉和邓汉祥那么深。当时国民党不管军人政客都把逃往台湾作为唯一退路，可是张群从始至终没有听邓锡侯说起一个字，因此他便知道邓锡侯、刘文辉真的是另有打算了。

张群这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托邓锡侯照顾他的母亲。

邓锡侯、刘文辉究竟何去何从，张群其实已经顾不上了，以老母相托，就是料知昆明之行凶多吉少，做最后的人生嘱托。

张群与邓汉祥相交最深，却不托邓汉祥，直接托付邓锡侯，令邓锡侯感到非常意外，而对方那种极度悲哀与绝望的情绪，也使他心下恻然，只得以好言安慰。

当天下午，刘文辉、邓锡侯接到通知，蒋介石要予以召见。两人大为惊恐，担心蒋介石将采取非常手段，或把他们骗上飞机，强送台湾，或予以软禁，于是下决心立即潜往彭县。

邓锡侯带上猎枪，坐上吉普车，佯装出城打猎。到了城外，路上有两个认识邓锡侯的人还嘀咕：邓某好安闲好镇定啊，这种时候他竟然有空出城打鸟。

1949年12月9日，邓锡侯、刘文辉在彭县宣布起义。潘文华这时在灌县养病，也通电响应。

同一天，卢汉在云南宣布起义，随即扣留了张群。据说当时消息传到北京，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在吃晚饭，毛泽东当即说：“张群如果愿意和我们一道工作，我们应好好安排他，如果不愿留下，便拿去换张学良，蒋介石一定会同意的。”

卢汉曾劝张群“弃暗投明”，张群回答：“我一生是国民党员，我和蒋先生的私人关系，你们也是知道的，我不能和你们一致行动。如果你们把我当俘虏交给共产党，我想他们也不会对我怎样。要是你们让我走，我会很感激。”

面对无法阻挡的时代大势，张群已显得心灰意冷，他向卢汉表示，自己即便能离开云南，也不会再做什么事，只想到海外去做寓公。

卢汉和张群有着很深的私交，思前想后，终究于心不忍，难以下手，所以两天后还是把张群放了。临别时他交给张群一封信，信上说，云南大势已去，已无孤注一掷的可能，他为了保全桑梓，只能“毅然而谋自救”，这是公情。不过他与张群还有私谊，之所以未经中共同意，就冒着风险私放张群，是“亦以报德”，报答张群曾经的交情。

彭县、云南的相继起义，把国民党军队退往云南的希望也给打破了，蒋介石、杨森、孙震等人都先后驾机逃往台北，余下留守的人更加茫茫无所依从。

这时候的起义就几乎等同于诺亚方舟，谁进谁安全。尚留在四川的川军余部，但凡手里有点部队，或能整编到人马的，都争先恐后举行起义。

杨森走后，其子杨汉烈被推为新第二十军军长，他即以杨森有“手令”在先为由，举行起义，只有老兵居多的第134师拒不从命，想逃往西康，最后被解放军歼灭。

王缵绪的老部队第四十四军早被打光了，连儿子王泽浚都在淮海战场上被俘，好在他还有一个新编的第四十四军。凭借这支部队以及临时弄来的成都保安司令头衔，他在成都举行了起义。

到这个时候，他还没忘记王陵基，一定要先擒之而后快。

王陵基也真的是够倒霉，他本来有足够机会乘机逃往台湾，可因为蒋介石临走时的一句“你以后与胡宗南切实联络”，他就没急着走，想随胡宗南一道先退到西昌再说，结果在道路被解放军截断后，想逃也逃不出去了。

王缵绪下令全城搜捕：“赶快把王陵基逮捕了，好立下大功。”

王陵基没有三头六臂，当然也不会飞，成都解放没几天，他就在川南的一座码头上被逮捕归案。

王陵基被捕时，周围不少人都在议论，说：“这家伙一回四川当主席，我们就看出国民党要完蛋了，灵官扫台嘛。不过能让王灵官扫这么大一个戏台，他也够神气的。”

从1950年到1951年，国内掀起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大批国民党被俘人员被枪决，其中就有夏炯“夏马刀”。当时社会上的谣言很多，连上海出版的一本人名辞典上，都说杜聿明已被“镇压”，但其实像杜聿明、王陵基这样达到战犯级别的高级军政人员，并不在其列。

王陵基开始被拘押在重庆监狱，接着转往重庆战犯管理所。战犯管理所自成立起，即由公安部直接领导，待遇很好，每月都有十六元的集体伙食费。当时四川物价很低，这样的伙食费，可以做到每餐一荤一素，吃得相当不错。一些级别较低的被俘人员为之眼红不已，背后发牢骚说：“罪大待遇好，罪小生活苦。”

战犯管理所对外称“训练班”，从外面看也完全像一个机关或单位，所有犯人均可在管理所范围内自由活动，只要不走出就行，一般人根本不知道他们是战犯。

看到“训练班”每天买进鸡鸭鱼肉，周围老百姓都来打听这究竟是一个什么“训练班”，更有许多人要求“入班训练”，管理人员说你们不够条件，他们还不服气：“要什么条件？你快说说，我们好争取。”

管理人员笑道：“你们这一辈子也争取不上了。”

王陵基等人正在院内闲谈，听到外面声音很大，也跑出来看热闹。王陵基曾任四川省主席，人群中有见过他的，这下子终于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的训练班呀，别说我们这辈子争取不上，就是二辈子也争取不上啊！”

还有人明白之后说：“阿弥陀佛，和这些人一起训练，会吓死我的，请我去我也不敢去了。”

管理所内的战犯们大多并非川籍，但平时闲谈时，却都喜欢拿川军将领“无知可笑”的故事凑趣。曾扩情跟四川军人打交道较多，编的段子更是活灵活现。

他说刘湘搞空军，有个师长好奇，非要上去体验一把不可。起飞后，头晕不舒服，就大喊驾驶员停下来，他要下去。驾驶员说飞机又不是汽车，空中停不住啊。他就命令低飞。

在飞机接近一片山地时，从空中往下看好像不高，这师长以为一跳就能落地，就纵身跳了下去，结果……听的人笑了起来。曾扩情一看效果这么好，来了劲，又说一段——有个川军师长，一天集合全师官兵讲话。他手捧水烟袋，咳嗽一声说：“弟兄们给老子好好听着，昨天老子接到一封信，打开一看，格老子原来是一个命令。按照这个命令，从明天起，老子们便是国民革命军了。谁要是再去偷鸡摸狗，他就是龟儿子！”

众人听了这段子，更乐。在大家眼中，仿佛川军将领就两种：不是草包就是草莽。

事实当然不是如此。曾扩情的第一个段子难以查考真伪，第二个的原型大概是范绍增，可范绍增也就只有一个，其他能混出头的川军将领绝大多数均为正规军校出身，像王陵基、王缵绪都有一定的旧文化功底，写得一手好字，绝没外界想象的那么窝囊和不见世面。

放到王陵基身上，他的确有诸多“无知可笑”之处，不过跟草包草莽无关。

首先是个人生活方面。过去总是王陵基的姨太太或副官帮他刮胡子、挤牙膏，现在他自己刮胡子，常把脸刮破好几道口子。一筒牙膏发到手后，挤了一两次没挤出来，就两手捏住使劲挤，结果牙膏跑出来一尺多长，他急忙问旁边的人：“哎，你知道有啥子方法可以收回去？”

那人正含着一口水在刷牙，听到后忍俊不禁，扑哧一笑，水喷了他一身。

其次便是政治上的“幼稚”。虽为阶下囚，老王仍然本性不改，大嘴依旧，说出来的话，十有八九与周围的环境极不融洽。

当时很多犯人为了提早获得赦免，都争相表现“进步”，王陵基不仅没有“进步”，反而还和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一样，经常摇头叹气：“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因为言行不合时宜，王陵基身上能抓的“辫子”特别多，周围那些为求“进步”而左得发昏的犯人自然要揪住不放，频频对他进行批判。王陵基有“酱黄瓜”之名，脾气特别急躁，爆竹一般一点就着，你让他改正，他偏不改正，这样一来，又被认为是态度有问题。

在管理所内，王陵基位列上将，资格最老，却是挨批最多的人之一。他对此牢骚满腹：“上将不好当，宁愿挨一枪。”

王陵基是一老，接受改造的川军将领还有一少，他就是王缵绪的公子、原第四十四军军长王泽浚。

第四十四军在抗战胜利后，仅剩下残破不全的六个团，武器枪支仍然是出川时的汉阳造或川造。全军有十二门山炮，战前一门丢失，一门打坏，还剩下十门，却又没有炮弹，只能放在阵前做做样子。

参加淮海战役时，王泽浚本来以为靠拢黄伯韬兵团会安全一些，不料黄伯韬把他摆在了碾庄外围，最后第四十四军败得一塌糊涂，连军指挥所都被炮火炸垮了，王泽浚本人是被解放军从泥土里扒出来的。

王泽浚被俘后长叹一声，对解放军说：“看看我们的武器吧，恐怕缴给贵军也不会要的。”言罢簌簌落泪，伤心不已。

解放前，王泽浚与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有过交往。那时沈醉正好到成都办事，赶上王泽浚的新居公馆落成，王泽浚以好客著称，广发请帖，沈醉也应邀做客。

那一次，沈醉对王公馆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公馆有很多房间，然而所有房间的大小格式又全是一个模样，分不出主次，就跟旅馆一样。

一般人家公馆绝不会如此设计，沈醉对此甚为不解，但因为是初交，当时也不便多问。解放后，两人都在重庆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身份也不同了，说什么都无所谓，沈醉就用戏谑的口气问他：“你在成都的公馆修那么多房间，是不是读了杜甫的诗，想要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呢？”

王泽浚听了，一边笑一边摇头：“我没有读过‘豆腐咸鱼留女婿’的诗，那些酸溜溜文绉绉的东西一向不爱看。”

“豆腐咸鱼留女婿”是谐音，豆腐指杜甫，咸鱼指韩愈，留女婿指刘禹锡，这些唐朝著名诗人的名字，让王泽浚串起来用四川口音一绕，倒也十分有趣。

王泽浚又说：“我也没有无产阶级思想，啷格会去同情什么寒士。我是准备一些熟识的军政界朋友到成都来耍的时候，招待他们临时住住，大家好热闹热闹。”

末了，他又冒出一句妙语：“我根本不打算当什么春生菌、秋生菌，养一批闲人。”

“春生菌”说的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名公子春申君，王泽浚的意思是他绝不会招收门客，去做一些哗众取宠的事。

沈醉与王泽浚差不多年纪，性格上又都活泼好动，爱说爱笑，自此便在战犯生涯中结成了好友。

1956年，王泽浚等人从重庆转送北京功德林，王泽浚和沈醉被分到缝纫组从事生产，昔日将军也得拿起细针来绣花了。

可怜王公子哪里做过针线活，刚开始抽针时因用力过猛，竟然把针刺到了旁边人的脖子上，险些酿成“流血事件”。后来经过总结，才知道，原来抽针时要把针尖对着自己，才不会误伤他人。

缝纫组的组长是杜聿明，生产作业的时候，他最怕王泽浚叫“哦嗬”，因为这就表示王泽浚一不小心又弄断了缝衣针或衣服，那时候叫做“损坏公物”，得写检讨。

沈醉在一旁大笑，而王泽浚总是满头大汗，一边搔头皮，一边补上一句：“格老子！”

比缝纫技术还让王泽浚挠头的是写墙报，这是学习体会和“暴露思想”中的重要一项，每个战犯都得写。王泽浚一遇到写墙报就恼火——他写不出。

坐在桌子旁不行，再倒到床上苦思冥想，折腾了好半天，才勉强写上一个标题。

有人觉得奇怪，说你不妨去看看别人写的，再综合一下，一篇墙报就出来了，有什么难的？

王泽浚不干，理由很简单：“拿枪杆子出身的军人，不能剽窃别人的文章！”

又有人向他传授经验，说这不过是“监狱八股”罢了：你谈形势，就写“当前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读文件，就写“这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王泽浚还是一个劲摇头。当然不管他折腾多少遍，最终熬出的墙报，还是逃不过“监狱八股”的那两种固定套路。

王泽浚个性爽朗，私下和沈醉无话不聊，不过他也有一个禁忌，就是不肯多谈被俘经过。沈醉好几次问他，他总是把脑袋一摇，两手一摆：“不谈这些。一个军人打了败仗，成了俘虏，连先人的脸都丢尽了，啷格还好意思去谈它。”

有一次管理所派王泽浚、沈醉给监狱干部修理缝纫机。因为知道他们是犯人，干部家里的小保姆非常警惕，在他们修理时，从外面把门给扣了起来。

这是很伤人自尊的一件事，两人相视一笑，也就磨磨蹭蹭，本来半个小时能干完的活，足足拖了半天。王泽浚更是没心没肺地往沙发上一靠，茶杯一端：“格老子，急他干啥子，老子们也来安逸安逸嘛。”

原路返回监狱时，看到田间有两个天真烂漫的儿童，两人走近，想去摸一下孩子的头。正在田里劳动的母亲看到他们身上穿着囚服，赶紧冲过来，一把将孩子拉到身边，然后睁大眼睛瞪着他们，好像生怕他们会带来晦气似的，眼睛里充满了敌意。

在管理所，每个人都得在大会上“挖思想”。王泽浚的“挖思想”公式是骂哭结合，即先骂国民党，再骂自己，然后嚎啕大哭，哭到后来连他自己都莫名其妙，不知道究竟在哭什么。

但是外出的那一幕真正刺伤了王泽浚。第二天，见没有旁人，沈醉悄悄地问他如何看待监狱外面人们的眼光，他把大腿一拍：“当强盗是抢东西的罪，当小偷是偷窃罪，当战犯是打败仗罪……”

沈醉急忙阻止他再说下去，王泽浚还是唉声叹气，把自己所有的不幸都归之于“打了败仗”。

当心里话一抖搂出来，两个平时有说有笑的开心果都被牵扯到了各自的伤心处。沈醉的前妻解放前夕去了台湾，迫于生计已经改嫁，他称得上是妻离子散。王泽浚的父亲王缵绪虽然起义，可后来又潜赴深圳，偷越国境，更倒霉的是还被边防部队抓住了，已经跟儿子一样锒铛入狱。

沈醉轻声哼着：“妻离儿散我成囚，人世悲酸到尽头”，王泽浚一向与“豆腐咸鱼留女婿”无缘，只会满口“格老子、龟儿子”，这时也突然念了一句“可怜天下战犯心”。

念完之后，他两手平伸，手心向上，不停地上下摇动：“我们究竟有什么罪啊！我们……”

王泽浚的情绪越来越激动，声音也越来越高，沈醉见状大惊失色，连忙用手捂住对方的嘴，不让王泽浚再说下去。这时他看到，在王泽浚两只睁得又圆又大的眼睛里，已经悄然滚下了几颗泪珠。

1960年11月，沈醉被予以特赦，王泽浚没能于那一批获赦，同月，王缵绪病死在成都监狱。

1964年，邓锡侯在成都病逝，加上1950年去世的潘文华，当初的新老“铁三角”只剩下了刘文辉和邓汉祥。

1965年，战犯中军衔与资历最高的王陵基获得特赦，并且是那一批特赦中的第一名。经过多年改造，老王学乖了很多。据说民国时，有人问王陵基的岁数，他总是说：“和蒋委员长同庚。”解放后别人再问他高寿，他即刻改口：“和朱总司令同岁。”其实王陵基的岁数比“蒋委员长”、“朱总司令”都要大得多。

1966年，文革开始。王陵基和原国民党中将方靖、孔庆桂等人被红卫兵集中在一间房间里进行盘问。

王陵基这个时候已经有些神志不清，不太搞得清楚外面的风向，他往椅子上一坐，还大模大样地说：“你们这些娃儿要干啥子嘛。”

红卫兵小将们岂容得如此怠慢，于是啪地上去就是一皮带，然后大喝一声：“老实点！”

见王陵基一副老年痴呆的样子，料想也问不出个子丑寅卯，红卫兵就把矛头指向了方靖等人，他们问方靖：“你们杀过人没有？”

方靖老实回答：“杀过——不过是在战场上杀的。”

问：“杀了几个？”

方靖说：“没数过，那时一声令下，万炮齐发，炸死多少日本鬼子，真的没数过。”

红卫兵听后大怒：“胡说！你们国民党根本不抗日！”

方靖耐心地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北京有条赵登禹路吗？他是国民党第二十九军的师长，抗战阵亡，还有一条张自忠路，他是国民党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抗战阵亡。你们知道八百壮士吗？他们都是国民党的部队，团长叫谢晋元。”

红卫兵都愣住了：“哎呀，还有这样的事？”

方靖扳着指头告诉他们：“我们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阵亡上将8名，中将41名，少将65名，校尉级军官1万7千余名，士兵2百余万，怎么能说没有抗战呢？”

红卫兵们面面相觑，对这些数字他们闻所未闻，于是就让方靖等人坐下，讲一讲他们所根本不了解的故事，而且个个听得津津有味。以后的几天，其他红卫兵小将听到后，也参加进来，要求这些“抗战的国民党”讲抗战故事。

因为抗战，王陵基、方靖等人免于被斗，自己也感到十分庆幸。

红卫兵之后是造反派，不过造反派并没有整这些“落水狗”的热情，也不想听抗战故事，他们的兴趣在“外调”和夺权上。由于造反派太多，方靖等人应接不暇，外调的人还得“排队等候”才行。

王陵基的病情越来越重，但那时政协也被造反派给夺了权，无人过问。去问造反派头头，造反派头头哪肯管这事，就推说：“你们自己照顾吧——不行就送医院。”

于是王陵基就由方靖、孔庆桂等人轮班护理。偏偏王陵基患了痴呆症后还不知道领情，每次吃完饭都把手一伸：“拿帕子来！”这是解放前四川人上饭馆吃饭的派头，意思是让跑堂的拿擦脸毛巾。

孔庆桂气得要命：“他把我们当跑堂的了。我们有什么义务侍候他！”

方靖是个好好先生，连忙劝说：“算了，人家有病，我们就原谅一下吧。”

1967年3月，王陵基在北京因病去世。

1974年1月，王泽浚病逝于战犯管理所，但实际上他只要再在管理所待上一年，因文革而中断的特赦就又得以延续。在1975年的最后一次特赦中，所有战犯被全部予以释放……1975年，列名于彭县起义通电中的田颂尧在成都去世。

所有起义将领中，刘文辉的日子比较不好过，特别是在揭批“恶霸地主”刘文彩后，他的处境更加困难。

刘文彩这个负面典型树的很是时候，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进入到饿死人的阶段，刘文彩和他的“收租院”一下子全国知名，但其实刘文彩早在四川解放前就死了，就算他曾经是只老虎，也是只死老虎。明眼人都能看出，批刘文彩，实际上是在批刘文辉，以削弱他在四川的影响力。

之后刘文辉被调去北京任林业部部长，总算远离了风波中心，不过文革期间又因此被红卫兵抄家，还被用皮带抽打。

晚年的刘文辉似乎看穿了他大半生都没能看穿的东西，对子侄们说：“搞政治没意思”。1976年6月，他在北京逝世。

当年有川军五行：“金龙”刘文辉、“孽龙”刘湘、“水龙”邓锡侯、“闷龙”田颂尧、“滚龙”杨森。五行之中，杨森排在最后，所以这幕戏将从他这里收场。

杨森到台湾后，也没什么实权，不过他可以发挥他的特长，并因此担任了台湾体育协会理事长。他此后的“事业”基本与体育挂钩，个人震动宝岛的第一件大事，是七十岁学会了独立驾驶飞机，还能在空中翻筋斗云，做各种惊人的表演。

杨森在台湾多了两项业余爱好，第一项是打猎。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当时有两个有名的猎队，除了白崇禧的，就是杨森的。有一次白、杨一同到花莲狩猎，途中火车与汽车相撞，随行人员多有死伤，白、杨侥幸安然无恙。有了这次遭遇，白崇禧遂生心病，从此再也不敢外出，但杨森却越挫越勇，每天天不亮，照旧坐着小汽车到山区去寻找猎物。

第二项是爬山。八十六岁时，他登上了四千米高的玉山。张大千专门给他画了一幅画，并题诗云：“是翁矍铄八十六，投杖巍然据玉峰。”

蒋经国掌握实权后，劝杨森让贤，说：“你年纪太大，都是九十岁的人了，当体协的名誉理事长比较合适。”

杨森只好让出这个位置，但他对蒋经国嫌他老很不服气。于是在九十岁这一年，再次登上玉山，并在山顶题字和照相留念，此举轰动台湾，被认为是世界奇迹。

台湾和国外记者纷至沓来，采写杨森攀登玉山的文章，还拍摄了一部关于杨森搞体育运动的纪录片。

九十岁的杨森仍然身强体健，壮到能登高山，一时成为台湾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台北一家酒商出了一种酒，就叫做“杨森酒”，并专门开车接杨森到酒厂参观。

杨森参观时，商家请他看摆在桌上的一排“杨森酒”和一只正在爬行的大乌龟。杨森一低头，旁边的摄影人员赶紧抢拍。拍出来的照片随即被登到报上做广告，说杨森就是喝了“杨森酒”，才得以健康长寿，龙精虎猛。其实杨森很懂养生之道，他七十岁后就戒烟戒酒了。

当然了，杨森也不会白给别人做广告。在这方面，杨森从不让自己吃亏，因为他知道在台湾像他这样的遗老太多了，上将又如何，一抓一大把，没钱根本就混不下去——比如和他一起来台的孙震日子就十分窘迫。

杨森晚年思乡，曾想离开台湾到香港去看看。他把这一想法告诉蒋经国，蒋经国回答：“你出去是可以的，但安全没有保证。”杨森一听就知道这是不准他离开台湾，只得作罢。

1977年5月，杨森老死于自己的台北别墅，终年九十六岁。他的去世，为“川军五行”及其背后那支军队的传奇画上了句号。

最后再复述一下川军在抗战中作出的牺牲和贡献也许是必要的：

<b>抗战八年，四川前后总计征兵在三百万人以上，这还不包括川军整建制部队、知识青年从军、“中央军”直属部队调来四川整补兵员。全国同期实征壮丁是一千四百万，四川征兵数额占全国的五分之一还多，遂有“无川不成军”的说法。</b>

参加过抗战的川军整建制部队有：六大集团军（邓锡侯孙震第二十二集团、唐式遵潘文华第二十三集团、杨森第二十七集团、王缵绪许绍宗第二十九集团、王陵基第三十集团、李家钰第三十六集团）、刘雨卿第二十六师、李宗鉴独立第三十五旅等。

这些部队经历了抗战中几乎所有的主要战役，官兵伤亡总计为六十四万余人，达到全国抗日军队伤亡数的十分之二，居全国之冠。

是为真正的铁血雄兵！

——全书完——